序言：新视域的拓展——兼谈“拟代”与“赠答”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意义

本书的主旨，在于以汉魏六朝文学中的“拟代”与“赠答”两类文学为基本素材，尝试提出若干新观念，以期为该时期的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观照视域。

汉魏六朝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历来备受重视。不过，尽管既有的研究成果已多有可观，但随着学术界新观念、新方法不断被引进运用，非但许多看似已早有定论的成说，实有被重新定义、诠释的必要；在既有的研究之外，也仍然有不少其他的视域，值得进一步开拓。本书所处理的“拟代”与“赠答”两类文学，便是颇值得注意的研究面向。其中，“拟代”部分，试图为素被误解的拟作、代言现象，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赠答”部分，则在尚且乏人关注的研究现况中开疆辟土，标识出另一个值得探究的新领域。而经由它们的彼此映照互证，正所以开显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新貌。

所谓“拟代”，是指以“拟作”、“代言”方式所完成的诗赋作品；“赠答”，其实也就是“赠答诗”，乃系文人之间藉以交通往还的诗作。所以选择它们为研究起点，实因自汉魏以来，这两类文学便一直是当时文人创作的大宗。即以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为例，该书将诗分隶二十三门，其“赠答”一门，收王粲以下至齐梁的诗作凡七十二首，为数之夥，几甲于全编，所受重视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杂拟”一门，辑录陆士衡、张孟阳、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拟古诗作凡六十三首，亦极可观。而西汉“贤人失志之赋”杂然纷陈，以及诸多以“七”、“九”名篇的辞赋奕代迭出的情形，更见证了“拟代文学”在彼时发展的盛况。

然而，尽管“拟代”与“赠答”之作在汉魏六朝盛极一时，并且也受到当时论者（如萧统、钟嵘等）高度的肯定，但后世学者却似乎并未注意及此。其原因大抵不外乎：或将“拟作”视为“伪作”的类同物，以为它“不真”，“与创作者自我生命无关”^[1]；或以为“赠答”不过是为交际应酬而作，既缺乏真性情，也不具艺术价值，相对于《古诗十九首》以来止于“自言其情”的作法而言，乃是一种异变^[2]。

但问题是：这两类作品在汉魏六朝大量涌现，绝对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甚至于，正是经由它们，才形塑出彼时特殊的文学风貌。因此，与其主观地贬抑、漠视它们的存在，不如调整观照角度，客观审慎地探问：为什么当时的文人要写这样的作品？它们出现的意义为何？是否反映了某些特定的生命情态与社会现况？在文学传统中，这些作品将如何定位？

基于此，在检视当时的相关作品后，我发现：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是一个很适合的研究开端。一则，它是谢客对建安诗作的“拟代”，若能针对它的美感结构和写作时的相关美学活动予以深究，并配合对汉晋以来拟作、代言现象的考察，当有助于对该类文学成因、流变与特色的厘清；再则，谢客所拟代的对象，又恰好是建安诗歌中的“赠答”、“公燕”之作，沿波讨源，亦可为“赠答诗”的相关研究启迪端绪。

以是，在以下的论述中，本书将先由《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谈起》一文起始^[3]，先深究灵运拟作的“美学特质”，进而带出对普遍风行的汉晋诗赋中之拟代现象的考察和省思。文中指出：

在谢作的美感结构方面，其以“诗”、“序”毗连并列、错综为文，为作品创造出极其特殊的“空间形式”，不唯体现出一圆融完整的美感结构，并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与一般“线性式”阅读迥异的，着重瞬间“回映式”领悟的美感经验，于艺术表现方面，实有过人之处。以此一作品为例，亦可见拟代作品的完成，实关涉一“从读者到作者”的美学活动，它包括对阅读活动的“具体化”、创作活动中的“神入”和“赋形”，以及从读者到作者——“即境即真”的“创造性转化”等。由此可见，从创作到完成，拟代作者的心中，一直不断进行着无数复杂的互动和转化，而在连串的辩证性交融中，每一刻体验的瞬间，都因有现时经验的即时融入与拣择，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创造性，并以此成就、丰富了自我的生命经验。

以此为据，复考诸汉晋以来的拟作、代言现象，则可知：绝大多数作品的完成，乃是出于一分不能自已的、欲对“人同有之情”相参互证的情怀。因而，汉晋以来拟代体的写作，实系时人重温过去，参与现时，迎向未来的一种生命体验；并且在此一深具“创造性转化”的生命体验中，完成其在文学传统中的积极意义。

不过，正由于“以生命印证生命”乃是“拟代”写作的重要前提，而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印证”其实涉及心理上复杂的“认同”过程。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此一“认同”如何形成？蕴塑其形成的社会/文学背景如何？若换一角度来看，此类认同又是否会影响（或伤害）其认同对象的主体性？

相思情怨是魏晋诗歌中的普遍主题，尤其自曹植《七哀诗》以来，“思妇”即成为文人拟代的重要对象，因此，无论是“思妇文本”本身的形成衍变过程，抑或其与拟代文学间的，都是彼时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课题。而《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4]，便一方面耙梳“思妇文本”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也就其相关问题，予以厘析。

经由这一部分论述，可以看到：建安以前，来自民间歌诗中的“思妇”情怀流衍放恣、活泼多元；建安暨建安以后，则因文人大量以“拟作”、“代言”方式有意为诗，遂使“思妇”成为一具有“典律”性格的美学典型。其间，传统社会之婚姻观与性别规范固有其影响力，但结合了政教理想与比兴谲谏手法的“诗言志”观念，及盛行于当时的拟代风气，更是促兴此一文本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它多出自男性文人之手，故在不断进行的“性别仿拟”之中，为原本或仅为虚拟想像中之理想形象的“思妇”，建构出特定且僵固的“性别身分”，并反过来支配、规范了真正妇女的言行表现，进而促成女性主体的消解。相对于“拟代文学”的正面意义——为时人提供重温过去、参与现时、迎向未来的生命体验——此一由“思妇文本”所牵引出的女性/文学主体性被虚拟、篡夺的问题，实不啻为“拟代文学”的研究，提供另一角度的省思与对话空间。二文合并以观，适可见出“拟代”在汉魏六朝发展时所涉及的不同面向。

至于“赠答诗”，则分由《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5]和《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两篇文章予以处理。前者系以赠答诗形成发展过程中，最具关键性的建安赠答诗为研探中心，一方面上溯先秦，为“以诗赠答”之风的由来及发展经过梳理脉络；另一方面，则配合时代因素，论析其时之士人群体特色、诗歌类型，及其在整个“赠答传统”中的“示范意义”。

此一论述指出：无论是文学方面，抑或社会方面，在整个“赠答传统”中，建安赠答诗都有其承先启后的示范性意义。文学方面，除提供一人际往还沟通的美学形式外，更突破政教、社会性的既有限制，开创出无物不可写、无情不可抒、无事不可叙的新体貌；社会方面，则因赠答诗系“精英团体”、“仪式行为”与“象征符号”的展现，故于圣贤、将守之外，使“文士阶层”成为另一“精英团体”，彼此间以诗作赠答往返，亦以此而成为具有“仪式行为”之特质的“象征符号”。它的出现，更为魏晋以后文人每以“集团”形态举行大规模的游宴，及频以诗作相互酬赠的作为导其先路。

不过，由于现今可见之建安赠答诗多属“赠诗”，“答诗”不多，其因赠、答往还而生之美感趣味及人我互动情形，亦未能充分得见，而“二陆”的赠答诗，便成为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时的切入点。

二陆的赠答之作，不仅在数量上居于魏晋诗人之冠，且在内容上，既有兄弟至亲间的相互赠答，也有与当时权贵间的酬赠，更有为人代作赠答之属；其诗作之内涵、体制，本多有变化，由诗作所形塑出之自我形象、社会面貌，及其与文学传统间的多重互动关系，非但多有可观，值得深究，更可成为管窥魏晋赠答诗一般特色的起点。因此，在《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一文中，首先着眼的，便是赠答诗的双重性格：“仪式性”与“美学性”。循此，乃可见出自我/社会/文学传统在赠答诗中的建构与汇融情形。据以探析二陆之作，可知：原来看似单纯的赠答活动，实则在“仪式行为”、“精英团体”等社会学意义之外，另有“召唤在场”、“应对想像”、“交换原则”等美学特质，每一首“赠答诗”，其实都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学要求的辐辏点；因而，与不同对象进行目的及质性互异的赠答往返，乃是“自我”于多重关系网络间依违游移的辩证历程，不同时代的赠答作品，自然也就形绘了“社会”时风的不同面向。

经由上述各论点的相互映照，亦可发现：“拟代”与“赠答”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由于汉魏继周秦之后，彼时《诗》、《骚》等经典性文本典范俱存，各种文学体类犹待滋衍，“文士”的社会阶层，则仍在酝酿之中。此时，着眼于“以生命印证生命”的“拟代文学”所以应运而起，实因它适时地提供一具有“近似的再演”质性的文学/生命形式，使文人既得以借鉴前人的生命经验，为一己的存在定位，也能在既有文本的影响下，更缔新猷，体现融“曾经”与“现时”为一，寓“传统”于“创新”之中的，深具辩证性的传承意义。其肇兴于汉世，绵延不绝于魏晋，所见证的，正是在一个“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逐步酝酿滋萌的时代中^[6]，文人如何藉由出入古今、折冲新旧，以图建树一己之主体性的努力。

然而，随着“文学”观念的日趋成熟，以及“文士”阶层在建安时期正式成形，诗文创作，除为个人吟咏情性之具外，同时并负载了“社交”的功能；甚至于，还成为区隔文人团体与其他社群的重要标记。在此情况下，“赠答诗”于建安之后成为文人创作的大宗，所反映出的，便不仅是为诗者个别的情志款曲，也是个人自我与社会群体，乃至于文学传统的互动实况；不仅是“礼尚往来”的社会需要，也是身为文人者的一种存在姿态。它的正式成形并蔚然成风，便也不仅为文学/文人自觉作出正面宣示，更幽微地吞吐着个人与群体、文学与社会政治间若即若离的张力。

也因此，若将“拟代”与“赠答”合并以观，适可见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面向：纵向的承先启后（拟代），与横向的往来互动（赠答）。前者，铭记着人文世界相继相承的行进轨迹；后者，则图写了当代瞬间的个体存在情境，和与之盘结互动的多重关系网络。而该时期的文学风貌，也就在它们的形成、发展与交互影响之中，逐一呈显。它们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当有一定意义。本书的论述，容或尚有未尽之处，但却不妨视为一个研究的起点，也希望经由此一新视域的开拓，为汉魏六朝文学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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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如王瑶《拟古与作伪》一文中即曾指出后人往往将“拟古”与“作伪”二事相提并论，并多方考辨驳斥。说见《中古文人生活》，收入《中古文学史论》（台北：长安出版社，1982），页110—134。龚鹏程也指出拟作“不真”、“与自我的生命无关”，见《文学散步》（台北：汉光文化事业公司，1985），页176。

[2]持此类观点者或可以叶燮为代表，叶氏以为：“《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应酬等类，……此变之始也。”说见《原诗》（内篇上），引自《曹操曹丕曹植资料汇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1），页275。

[3]该文曾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1995年4月。

[4]该文曾发表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44期，1996年6月。

[5]该文曾宣读于由南京大学所主办之“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11月。后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196—247。

[6]“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之说，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台北：元山书局），页8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