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

“他者”（The Other）的概念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积累了许多关于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世界的记述和认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一股探寻“他者”的热潮：“在‘被发现’的地域传教士、探险家不断地出没于这些‘他者’的世界，同时也把军队和控制权延伸到这些所谓‘蛮荒’的世界，大批猎奇式的‘异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在和‘他者’的接触中，欧洲人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他们把新大陆和非洲等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与这一‘他者’相对应的欧洲被认定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其实，即使在18世纪前，在诸多的旅行记中，对于‘他者’的认识已经被贴上了野蛮的标签。”^[1]“他者”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

其实，“他者”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了类似的表述，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已经把“我族”与非我的“异族”区分开来，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于歧视异族的心理。清朝时期强调夷夏之防，仍然是把外国人看成未开化之“夷”人，后来迫于无奈欲“师夷长技以制夷”，虽承认西方人船坚炮利的科技进步，却还摆脱不了华夏中心的心态。

一个民族在强大，或自认为强大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自我中心的思想，并以其权力话语来构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强势的民族（或国家、社会）才有资格使用这种话语。一个民族或国家只要拥有足够的自信，同样可以把强势的民族或国家视为“他者”。“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如果自足独立，完整统一，就意味着它获得了自我意识，也使它能与其他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区别开来。所以，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既是他们相互交流的必要前提，也是他们之间互为‘他者’的前提。实际上，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独立自主的特性中，已潜在地隐含着成为别的民族的‘他者’和把别的民族视为‘他者’的可能性。”^[2]

一、他者化与西方化

东方各国的学者往往把各自民族传统的和古典的东西当成“自己的”，而把现代的东西当成“西方的”，或者看成是“他者的”。“有时大概因为觉得吸收了西方的东西太多，忍不住就更是死死地抓住‘自己的’东西，唯恐连这一点东西也失去了，变得‘一无所有’。”^[3]

对于东方文化的他者化，东方各国的学者往往持两种不同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与他们对待东方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立场是基本吻合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界争论过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归传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在阿拉伯、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民族也都探讨过同样的问题。不仅仅是生活在本土的知识分子关注这样的问题，那些漂洋过海，远赴欧美去留学深造或追求新生活的人也思考过西方文明与东方崛起的问题。

在我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这类问题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焦点。而在差不多同样的时代，阿拉伯文化界也开始发起一场大讨论。如埃及久负盛名的《新月》杂志创刊的第31年（1922年）即她生命的第四个十年之初，就以“阿拉伯东方的崛起及其对西方文明化的态度”为题，掀起了阿拉伯本土和海外学者、文人对其进行大讨论、大争论的热潮，那些在南、北美洲侨居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特别是旅居美国的文学家、诗人们也纷纷作出响应。

在许多东方人的心目中，欧洲和美国是文明的中心。该文明不仅仅表现在科学的发达和物质的丰富上，还表现在其所秉持的价值体系上。教育、法律和宗教领域每天都伴随着自由、民主的新尝试，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创造，其中不乏闪光的东西，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于是，“西方”成了这些东方人的目标，即便东方被他者化并承受文化断裂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亦在所不惜。

但是，另有一些东方人，包括一些在西方生活过的人逐渐发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回首东方的精神文明，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文明将把东方和东方人带向何方？当被人问及阿拉伯东方的振兴及其对于西方文明化的态度时，旅居美国的黎巴嫩诗人、文学家、评论家米哈依尔·努埃曼（Mikha’il Nu’aimah）回答道：

我除了回答说：我将要使东方回到它那比西方文明化更强大的更永久的信念之中。除此而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你把西方文明化中东方借取的一切都剥离掉，在你面前的就将是一座外饰黄金，内包朽骨和蛆虫的坟墓。……

除了飞机、火车、机器、铁丝、螺旋装甲车、议会、博物馆、大学、餐馆、毒品和无数的弊病、难题外，东方能向西方学得什么呢？一切既不能使它接近生活的真谛，也无法给它随着自己的信仰便可得到的精神上的安宁。那么，它能得到什么呢？面对着向西方的借贷或乞求，付出的代价是：心灵的自尊、思想的安宁和公开的承认，“东方是世界的垃圾桶，西方是富有的天堂。”^[4]

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米哈依尔·努埃曼对西方社会的弊端有着切身的感受：美国的人们整天都在为一些事情和问题争执、喧哗。像交易所里的一笔买卖；一口油井或由分文不值而变得价值连城的土地，使人在旦夕之间得到的横财；罢工和制止罢工的企图；骗子向天真的孩子们榨取大笔钱财；女子的不知羞耻，剪掉头发，穿上短裙，和男人比赛喝威士忌和吸烟；某政府机关的财政丑闻；某太太在佛罗里达过冬，爱犬忘在波士顿，便租用专机把狗接来；物价昂贵，租金高涨；某百万富翁离弃结发妻子，和女佣结婚，或是他妻子将他抛弃而和自己的汽车司机结婚，等等。以及这座喧嚣的城市在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其他各国关系中所激起的形形色色的骚乱和喧哗。^[5]其实，经历了20世纪百年的“西化”历程之后，今日的东方与米哈依尔·努埃曼所描述的80年前的美国社会何其相似！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那些阿拉伯的“努埃曼”们，那些经受过东方淳朴民风的先人们，如果今天尚在人世，将会发现今日东方被异化、被“他者化”到何等的地步！

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努埃曼”们发现在西方指导文明进程的科学，自身也需要向导；发现在东方虽然科学不发达，却能找到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的“庞大的、遥远的、模糊的东西”。米哈依尔·努埃曼发现人类面孔的幻影集中投射到三张东方的脸庞：“这就是菩萨、老子和耶稣的面孔。三张东方的面孔。我确信这三个人已经看到了我追寻的‘庞大的、遥远的、模糊的东西’”，笔者认为，这种“庞大的、遥远的、模糊的东西”正是季羡林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东方神秘文化的呼唤。可见东方的有识之士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在发掘了东方精神文明的信心后，“我呼吁东方重新确立和捍卫的信念是，不卑不亢、不屈膝投降、无所畏惧，不甘于低贱、穷困和悲惨的状况。这信念正是到达并超越思维的边缘，从而揭示生活中的精神财富。黄金、‘白金’、‘黑金’价值万贯，怎能和这精神财富相比？但使我痛苦的是，东方仿佛没有认识这种精神，把它变成一种向下拉拽，而非向上振兴的力量。因此，西方可以把它变成殖民地，进行抢劫和奴役。”^[6]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基本上完成了对全球的控制，自诩为教育东方、改造东方和使东方文明欣欣向上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把东方殖民化，在文化上则把东方他者化。面对西方对东方的骄横跋扈，努埃曼内心感到痛苦，难以忍受，他义愤填膺地写道：“你是谁？是什么人，竟敢统治人类，/掌心里仿佛攥着日月星辰。/你是上天的光明，/还是宇宙、命运的造物主，/或是主人在你那里得见天上的主？/为了你，我厌弃权势，轻生自尽。/你用刀剑和金钱，/残杀被你创造的生物。/看，你的剑已经砍钝折断，/是你用它把大地砸成四方碎块，/地上地下的都难逃劫杀。/你从这些人手中夺来口粮，/又送给另一些人作礼物，/要不，用泥团填满他们的嘴。/砍断种植人园中的苗，/以便截枝为薪或采摘鲜果。/你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彼此屠杀，赖以生存，为所欲为，/这样，你吃掉人的肌肉，或抛弃/你随意玩弄着他们家园中的一切。/似乎你手中转动的机器，/像生命的源泉从你掌心迸滴。/你是谁？你这西方人又算什么，竟敢命令我。/你发号施令，我毫无反应。/主人！莫非上帝以他胸中的呼吸创造了你，/而用石头造了我。/莫非他选中你做世界的明灯，/却未赐给我听力和视觉。/你说我懦弱、愚昧，/我却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弱点。/因为，在腰杆下硬的人面前，我并不因承认懦弱而羞愧。/我也不在他面前掩饰自己的愚昧，/佯称深知未来和过去。/多少笨人知道学者所不知的事，/多少弱者战胜了强权。/放弃你那开导我、教育我的任务，/把这差事让那别具慧眼而你又看不到的人。/以你主的名义说：星移斗转，/死的镰刀不会厌烦。/你是谁？是什么人？竟敢统治人类。”^[1]

努埃曼的这首诗不仅对于我们今天在文化层面上抵御西方妖魔化、他者化东方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当前国际社会强权横行、正义不行的世界政治形势下，无疑可以借来为缺钙的东方政坛一壮胆色。

二、东方文化的他者化倾向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东方国家的文坛、影坛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为翻译而写作”和“为获奖而拍摄”现象，甚至在画坛也有某种为“展览而绘画的”的倾向。这种“他者化”倾向并非中国文化界所特有，在阿拉伯、印度等东方国家几乎都存在的，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它的形成既有东方创作主体自身的原因，也有西方文化市场的诱导因素在起作用。

欧美文化市场对现当代东方文学、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无论是中国、阿拉伯，还是印度的文学/文化产品，在欧美文化市场上的遭遇都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是基本相同的，（按照季羡林先生的世界文化体系理论，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除西方文化体系外，其他的三个文化体系都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欧美文化市场对东方文学/文化的消费不是以反映东方文学（文化）的整体面貌和文学美感为目的，而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有选择地进行翻译、引进、介绍和研究。

这种选择性消费经常置原文化主体的文艺美感于不顾。如阿拉伯作家赛利姆·巴拉卡特（Salim Barakat）的一部与拉什迪《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在主题和风格上都极为相似的小说《黑暗中的圣人》（Sages of Darkness），讲述一个毛拉的新生儿超自然成长，在出生的当天就提出结婚的要求，而他的傻老爹也居然安排这位“婴儿”与痴呆的堂妹成亲，他们之间还有多次怪诞的性遭遇。这部让阿拉伯读者未产生多少文学美感、甚至读后生厌的作品，从一个完全外在的、与阿拉伯经验无涉的角度叙述一个荒诞的故事。许多阿拉伯读者对之不屑一顾，而它却竟然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传，其原因就在于西方读者认为这样的作品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的野蛮、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它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的“阿拉伯形象”，是典型的对“他者”的想象。

为了抵御东方价值和美感的渗透，西方的某些东方学家甚至在介绍、翻译作品时有意抹杀原作内容的复杂性。阿拉伯女作家汉娜·谢赫（Hanan ash-Shaykh）的处女作《宰哈拉的故事》（The Story of Zahra）进入欧美文化市场时，英译者故意回避作品中对西方妇女的冷嘲热讽，将其介绍为一部描述“封闭的中东社会”里否定阿拉伯妇女之人类天性的小说。另一位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Nawal as-Sa‘adawi）的代表作之一《女人与性》（1972，英文版易名为The Hidden Face of Eve）在1980年被译成英文后，西方评论界和读者只对其作品中所描述的阿拉伯妇女的身体与性感兴趣：“首要的是，她对‘阴蒂切割术’的描写才是所需要的”^[7]，没有人想去倾听她对伊斯兰的辩护、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评论和对不符合西方原型的阿拉伯妇女的透视。

西方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东方文学进行选择性引进本来无损于东方各国的本土文学，但由于现代科技、信息和媒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日益方便发达，西方的这种单一性消费机制被迅速反馈回来，驱动一些唯西方马首是瞻、急欲得到承认的东方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为了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影响，转而面向西方读者／观众进行创作，从而产生了“为翻译而写作”（Writing for Translation）和“为获奖而拍摄”的怪现象。如汉娜·谢赫创作的另一部小说《沙与没药的女人》（ Women of Sand and Myrrh）虽然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却完全是以西方人作为假想读者的。作者对其作品中出现的阿拉伯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和传统习俗，不惜花费笔墨大加阐发，如小说中解释进口的布娃娃等玩具被当局销毁的理由，在于不允许生产真主创造物的变形物体。而这点对于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的，根本无需解释。相反地，小说中出现了不少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如芭比娃娃、史努比、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等事物对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作者却丝毫不作解释。中国的某位作家在以山东作为背景的小说作品中居然出现了瑞典传教士的形象，有论者指出，该作者显然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去的，为了吸引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注意力而故意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和历史真实，是不应该出现瑞典传教士的，因为山东在近现代时期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如果出现传教士的话，也应该是德国的传教士而非瑞典的传教士。很显然，作者是在曲意迎合。

中国文艺界也有不少类似的作品，电影中的“红”字系列《红高粱》《红尘》《红樱桃》《红色恋人》等，和一些从小说改编的影片，如刘恒的《白涡》改编为电影《菊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英文名译为A Tree in House，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怪诞），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韩少功的《女女女》改编为电影《寻根》，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改编为电影《活着》，等等，文学创作上贾平凹的《废都》《浮躁》，莫言的《丰乳肥臀》，刘恒的《伏羲伏羲》，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叶兆言的《红粉》《风月》，等等，都具有他者化倾向。

具有他者化倾向的东方文艺作品恰恰是西方读者和评论界所乐于接受和欣赏的。因为它们所表现的往往是神秘的东方大国，落后，愚昧，非人道……是与西方人所想象的东方形象相吻合的。其总体特征是题材的选择上存在“媚西”的心理，对特殊的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如印度的童婚，阿拉伯的女性割礼、戴面纱，中国的纳妾、裹足等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人物、景观（环境）、情节、细节上进行“奇观式”的展示；艺术形式上一味追求新奇怪异的效果。

但是，这种“他者化”倾向对于东方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为翻译而写作”和“为获奖而拍摄”的作品往往忽视本国本民族读者（观众）的审美趣味与追求，放弃对东方语言、文学、艺术美感的追求，从而对东方文学、艺术的生产造成一种潜在的危险。其次，这种倾向也对世界文学/文化生产机制产生不良的影响，它将世界文学/文化的生产纳入到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中去，使东方文学/文化的生产向西式的生产机制趋同，从而形成一种世界文学/文化生产的单一性机制——一种打上深刻西方烙印的生产机制，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另外，“他者化”的作品对“自我”的表征，在认识“他者”的过程中，发生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以他者来观照自我，重新认识自我，产生心理落差，从而使一些具有严重他者化倾向的东方人放弃对东方传统价值的信仰，也容易对东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

东方的这种他者化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西方外来因素看，欧美文化市场对东方文化产品的接受具有单一性消费倾向。它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东方的“他者化”。欧美文化市场对现当代东方文学/文化产品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有争议的作家或遭查禁的作品，和描绘东方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状摹准人类学意义上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风俗图景的作品。它反映了欧美文化市场对东方文学/文化进行选择性引进的单一性消费倾向：被消费的东方作品只以欧美审美主体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味作为唯一的标准，它们必须符合欧美语境中特有的“东方主题”，符合欧美政界和媒界所塑造的“东方形象”。这种消费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的误读，是西方读者/观众对东方文化的误读。总体上讲，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普遍带有一种把东方神秘化和野蛮化，甚至于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的特点。那些自视甚高的西方人，尤其愿意在“东方式野蛮”与未开化的紧张想象中，“松弛地升华他们的博爱情愫”^[8]。西方的许多东方学家更是将自己看作是“把东方从迷惑、异化和怪诞中挽救出来的英雄。”^[9]造成这种消费现象的传统因素，主要在于欧洲传统的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对东方形象的塑造。这种东方形象又具体分为“中国形象”“阿拉伯形象”和“印度形象”等，（如“阿拉伯形象”是由阿拉伯妇女的割礼景象，一夫多妻的生活图景，头戴面纱、幽闭深闺的中东妇女形象，好色的阿拉伯男人和荒淫无度的阿拉伯王子/酋长等诸如此类的形象以及他们视之为落后的东西与迥然相异的阿拉伯风俗图景共同构成的。）其总体特征不外乎荒诞、野蛮、落后，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造成这种消费现象的现代心理基础，更多的是出于对东方崛起并向西方发起挑战的担心。无论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和全球的蔓延之势，还是第三世界国家自尊自信的恢复以及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对亚洲价值的张扬，都使得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深感不安和忧虑，以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东方置于“他者”的位置，以防备来自东方的政治和文化挑战，使得西方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过程中能够继续顺利地推行其价值观和政治经济体制。

从东方内部因素看，东方国家的对外开放使得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容易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知识阶层，具有与西方人相同或相似的审美观点，从而成为“他者化”产生的温床。他们迎合西方对中国（东方）历史、文化现实的错误理解，满足西方的“猎奇”心理。他们对“创新”观念的误解导致一系列的“新潮试验”（包括文艺批评），刻意追求“话语”、表达上的“国际化”，在语言、文字上求奇求异，哗众取宠，在形式上不顾行为艺术的荒唐可笑而做出种种前卫艺术、先锋艺术、后现代艺术和人体行为艺术等边缘化文化努力。而主观创作在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和“中国（东方）文学走向世界”的观念时存在的误区，则促使他们将其自身所认定的“民粹”推向世界，兜售给西方。

面对东方的这种他者化现象，我们深感消除其负面影响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想办法改变欧美文化市场对东方文学/文化的单一性消费倾向和东方/中国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在生产方面即东方的创作主体本身应有积极的对策，我们的文艺政策和文化政策应如何进行适度的倾斜，对“为翻译而写作”和“为获奖而拍摄”以及“为展览而绘画”的不良现象进行正确的引导，使这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为弘扬东方的传统文化而贡献他们的才华，把东方文化的真正精华介绍给西方，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良性交流。在消费方面，一是从当前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m）或许是我们可资利用的两种有效的理论工具。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倡导文化的多元存在，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排斥与消解；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的文化殖民现象和传统东方学的批判：这两种理论应该“拿来”为我所用，以配合西方理论界对西方固有的审美情趣进行改造，使其对东方文化产品的审美倾向发生变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接受东方的文化产品。二是东方内部的审美主体方面，学者和评论家有责任、有义务去引导本民族读者／观众的审美情趣，使“他者化”作品失去存在的需求和市场。

三、他者化的双重效应

有的东方国家作品本身是从“他者化”的眼光，审视东方社会传统与现实的结果。有些作品是持揭露、批判的态度，为寻求理想的乌托邦而展示东方社会的原生态。东方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些作家、评论家和艺术家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但这类作品在作为东方之“他者”的西方读者/译论者眼中，则被视为东方愚昧、落后、野蛮、原始、封闭等负面因素的呈现。另外还包含着一种极端“他者化”倾向的文学/文化生产。这种极端“他者化”的文艺创作也是以东方作家自身的“他者”眼光进行的，它不是本着揭露、批判社会现实的态度，不是为了“疗救”的目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功名”利益，去迎合西方人/“他者”的对于东方文化的审美取向。这类创作者更多的是为了丑化东方，而不是最终为了东方走向美的未来。如前所述，在文学方面出现“为翻译而写作”的现象，在影视创作上出现的“为获奖而拍摄”现象，在艺术创作上出现的“为展览而绘画”现象，就都是这种极端“他者化”倾向的显著表现。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一方面难以给本国本民族的读者、观众和鉴赏者带来审美的愉悦，甚至可能破坏他们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由于作品出自东方创作主体本身，在迎合了西方人对“他者”的审美习惯的同时，也为西方进一步妖魔化东方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口实。

可以说，他者化的东方文化产品直接导致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影响了东方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给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东方人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使他们的精神受到伤害。张艺谋的某些电影就是明显的例证。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对此反应强烈。有一篇文章写到张的电影是导致留学生某些尴尬经历的直接原因：

在英国伦敦，今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阿丽应邀去一个英国同学家中做客。席间，英国同学戴维像看西洋景似的把阿丽从上到下打量一番，然后怯怯地问：“你们中国人都穿长衫么？”阿丽莫名其妙，说：“不，穿的和你们一样。”戴维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又问：“你们中国人有电脑么？”阿丽说：“有啊，中国人好多个人家都有。”戴维又是一阵摇头。临行时，戴维用轿车送阿丽回宿舍，戴维又问阿丽：“你们中国有轿车么？都骑自行车吧？”阿丽一听不是味，立刻反唇相讥：“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怎么这么不友好，净说中国人坏话。”戴维见状忙赔礼道歉：“这都是你们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讲的，怎能怨我呢？”阿丽在打给国内的电话里，谈及此事，气都喘不匀了，她愤慨地说：“张艺谋可把咱中国人埋汰透了。让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受尽白眼。”^[10]

西方人从类似的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作品中得到的中国印象当做是所有人的形象，从而认为当下的中国人就是生活在那样的状态里，导致西方人对整体中国人都印象不好，有时候还因此给有些在外面的中国人造成了不便：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老虎”来电话说：“张艺谋的电影使我们中国人在国外面子一点都没有了。有一次，我从澳大利亚登机去美国旅游，登机时，机场工作人员开始以为我是日本人，很礼貌，后一看护照，见我是中国人，立刻让我到另一个地方去排队登机。因为这里登机走的是绿色通道。他怀疑我们中国人有问题，所以不能走此通道。我当即予以抗议，他很有耐心地解释：‘你们中国张艺谋的电影我们看了，中国人落后，好人不多，必须仔细检查才能放行。’”^[11]

在海外的中国人有过这种经历的似乎还不是个案，远在加拿大的阿伟在电子邮件中陈述了他的遭遇：

由于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在加拿大演出，在加人眼中的中国人，男子七妻八妾，住的是荒野破屋，喝的是搀了尿的白酒……中国人成了一帮原始野人。有一次，我去超市购物，我走到那里，明显感到有一种无形的眼睛在跟踪我，当我推车到出口结算时，忽然发现，是电视监视器一直在跟踪我，把我的全部活动都记录在案。我当时向超市老板提出抗议，老板笑着说：“别介意，对你们中国人，我是了解的。”我打断他说：“你了解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小偷太多，有张艺谋电影作证。”当时气得我差点晕了过去。^[12]

2000年3月，中国电影《丝绸之路》在美国上映前夕，纽约华人文化界人士在华埠举行一次座谈会，他们看到有些中国作家、艺术家把落后、庸俗的东西搬上国外银幕和舞台，心中常常感到难过。有些人还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张艺谋的一些电影，认为这些电影虽然在海外捧到奖杯，却常常丢了中国人的脸。比如，当时在美国放映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无疑引起社会对边远、落后的农村教育的注意，这是好的一面；但把农村和农村教育写得一团糟的确在外国人心中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进入海外文化市场的中国艺术品很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人为了某种狭隘的利益，胡写乱拍，把五千年中华文化搞得不伦不类，既糟蹋了别人也糟蹋了自己。他们以为，从天时、地利、人和来看，现在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极好时期，因此，他们不希望有些人为了迎合西方某些人低级、庸俗或猎奇的口味，把糟粕的东西捧给“老外”，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产生错觉。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发出强烈呼吁：“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文艺家，应该把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介绍到海外，而不要投某些人之所好，把糟粕介绍到海外，以免对外国人产生负面影响。”^[13]

[1]

[1]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 邹跃进：《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8页。

[3] 田晓菲：《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况》，《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2年第1期，第21页。

[4] ［黎巴嫩］米哈依尔·努埃曼：《七十述怀》，王复、陆孝修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页。

[5] 同上书，第318页。

[6] ［黎巴嫩］米哈依尔·努埃曼：《七十述怀》，王复、陆孝修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320页。

[7] 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24th.1998，pp.8-9.

[8] 刘心武：《“泛东方”想象》，《读书》，1997年第8期，第116页。

[9] Edward Said：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1978，p.1.

[10] 《留学生：张艺谋使我们尴尬》，载《辽沈晚报》2000年8月4日。又见http：//ent.sina.com.cn.

[11] 同上。

[12] 《留学生：张艺谋使我们尴尬》，载《辽沈晚报》2000年8月4日。又见http：//ent.sina.com.cn.

[13] 《纽约文化界人士呼吁把优秀民族文化介绍到海外》，中新社纽约三月三十日电，见http：//www.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