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县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建筑学家、作家。

林徽因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金华、孝丰等地；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徽因5岁时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新式小学就读，13岁随家迁居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女校培华女中。

1920年，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作为女建筑师的房东的影响，对建筑学发生兴趣，立志作为攻读方向。其间，她结识父亲的忘年交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亦产生浓厚兴趣。翌年回国，继续中学学业。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同赴美攻读建筑学。当时，因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接受女生，她只好就读于美术学院，同时选修建筑系课程，力图实现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翌年春，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一同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作为建筑学家，即便在国破家亡的时代，林徽因协同梁思成在1930～1945年间，曾到过15省、200余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河北赵州石拱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国人和世界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抗战爆发，同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林徽因夫妇辗转流徙于云南、四川等地，贫病交加。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几位同事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1950年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规划。次年，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迸发出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设计和教学任务，还与梁思成一道撰写了多篇建筑学论文。但是，1954年，一向多病的林徽因身体极度衰弱，《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大半躺在床上讲授。辗转病榻数月，最终于1955年4月1日逝世，享年51岁。

作为作家，林徽因于1931年4月以“徽因”的笔名，在《诗刊》第2期上发表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开始。此后，她在从事建筑学研究之余，大量发表诗歌，兼及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早在1930年代就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

俊秀的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语，显赫的世家身世，学有专长，加之良好的文学素养，当然，还有与多位民国绅士的浪漫爱情，或不逾伦理阈限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让林徽因成了今天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个传奇，成了优雅、知性女人的范本。特别是在一切变得如此粗鄙、市侩的当下，了解一下林徽因，似乎成了感受民国女子风范的一种方式，让今天的那些略有些小资的女人、男人们生出一点淡淡的嫉妒，感叹上天何以如此垂青这个民国女子，不吝给她美貌，更不吝给她智慧。

几位因惊人才华而成为传奇的民国女子，往往因家世、自身所受后天教养，还有所处时代的差异，自然分成几种不同类型。显赫的官宦世家身世，加上留学欧美的后天教养，以及五四时代的熏染，自然决定了林徽因、谢冰心作为优雅、知性女性的样板。无论民国还是后世以至今天，人们总是喜欢将她们进行比较。有趣的是，坊间亦流传着林、谢间因才华相妒而互生醋意的传说。客观地说，当年谢冰心文名远在林徽因之上，然而，知识界似乎更看重林徽因作为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所作的贡献，而对她尤其称许。这亦凸显一个时代对于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1942年，傅斯年在致朱家骅信中就盛赞林徽因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张爱玲亦出身显赫，只是，到底晚出十多年，家道早已没落，官宦世家的精神作派早已荡然无存，堕落的父亲，加之刚刚开头就煞尾，并已打了折扣的西洋教育，还有战争催逼，让张爱玲成了这一类型衍生的另类。她分明感到一个时代快要终结，成名要趁早的焦虑，自然让她失去了那份从容。无论家道还是时代，她总是看到末尾的情形。因而，优雅与知性，在她身上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不是。而且，那种“不是”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不是”。石评梅：与黄庐隐相类似，两人甚笃的交谊，我想，毫无疑问建立于父亲作为小官吏的家世、缺失留洋经历，但在国内共同感受五四高潮期的时代氛围，这让她们将其思考和忧患，表达得比较直白。然而，不幸的人生遭际，却又让她们难有大的人生格局，难以掩抑的文学才华为她们宣泄人生悲苦提供了方便，她们有新女性的忧思，但更多的是感伤。而生在谢、林、石、黄之后，张爱玲之前的萧红，却是另一类型。苦难的遭际，加之想接受新式教育而不得，让她对人生有了别样观照，出之于文字，自然是另一番风貌。她以超卓的才华肆意写出人生黑暗与荒寒。

林徽因的创作涉及层面较广，但诗名最著。很多人自然将其视为新月派诗人中的一员。其早年诗歌可以明显看出徐志摩的影子，有很浓郁的“新月”味道。清丽、流畅，诗形整饬，想象新奇，典型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但也有对现实的关注和对都市别样生存图景的呈现，如《年关年关》。前者是对美好优雅的赞叹；后者是对苦难知性的皱眉。然而，作为诗人的林徽因，应该引以为骄傲的，毫无疑问是写出了《病中杂诗九首》。这九首诗分别写于1944年的李庄、1946年的昆明、1947年的北京，1948年5月集中刊载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很显然，这批诗歌是作为作家的林徽因的后期创作。辗转流徙的生活让她明显对苦难有了更其深刻的体认，而中年心态更让她脱尽了前期诗歌的清丽与流畅。这些诗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新月”的痕迹。虽然，有些诗句的想象仍是那么新奇，但是，却打上了深刻的思辨色彩，表达上不时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但又不像此期“九叶诗人”们那样明显。这自然是诗人林徽因完全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恶劣的心绪》、《一天》、《忧郁》是这批诗作里的尤为超卓者，足堪玩味。

林徽因的两篇悼念徐志摩的散文情感浓烈，在充分呈现一个活泼、生动的徐志摩的同时，亦深刻表达了自己对亡友深刻的知解。知性的介入，让两篇文字情感真挚，却并没有一般悼亡文字的矫饰与滥情。《窗子以外》却是格外俏皮、深隽。俏皮的是对世相的描述，深隽源于作者对世相所传达出的理解或婉讽。这是一篇将感性和知性结合得非常巧妙的散文佳作。感性和知性的结合，确乎是林徽因的擅长。这也体现在她那些漂亮的关于做建筑学考察的游记中，如《山西通信》等篇什。而那些谈建筑的科普文字更可以作为精美的散文来读。很多人认为林徽因甚至将文学才华用于建筑学论文写作，让严谨的学术论文不再枯燥，相反灵秀生动，富有人文情怀。

小说，在林徽因似是偶一为之。目前所见仅三篇：《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分别发表于1931年、1934年、1935年。读者稍加留意，便可感受到林徽因那独特的小说观念，以及她那不愿重复自己的新锐态度。小说形式的多变，还是基于卓著才情的底子。仅此，让人不得不感叹，林徽因的确是才女。《窘》的精彩处在于对人物之间淡淡暧昧情感的精微体察，叙述的不过是家长里短──自然是绅士、淑女间的家长里短，讲故事的方式稍稍有些旧，似乎是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样式，但骨子里却别有风味。《九十九度中》就完全不一样，是林徽因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将对日常生活的精微体察，以一种极具现代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传达出她对人生和小说本身的一份独到看法和理解。如果说《窘》还是中国传统小说那种线性叙述的话，那么，《九十九度中》则完全体现了西洋小说的观念，截取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断面，将暑天北平一天的形形色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隐匿在琐屑的日常呈现背后，不动声色地表达着她对笔底人物、世相的理解，或狡黠，或犀利，或温和。在刘西渭看来，《九十九度中》“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实在是中的之论。他还透露，当年一个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其坦承“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其实，即便今天，如果对林徽因的不羁才情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也还是很容易读不懂。《模影零篇》是一组记人的文字，是介于散文、小说之间的间性文本，可以看出林徽因在文字上越发成熟、洗练。所记述的人物生动、鲜活，且基于人物性格特点，文字亦相应有所变化，有的俏皮，有的冲淡，有的平实。总之，她总有一种将感性和知性进行适度调和的天赋。只有一出手，文字便有了林徽因那注册商标式的印记。

如果说，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靠的是一点点诚实的努力达至的话，那么，文学创作上的林氏风格，却多半出于才情和天赋。上天给她美貌，给她显赫的家世，给她诚实努力的品性，给她超卓的智慧，给她良好的教育，给她高洁的人格……一切似乎太过完美，上天也有些嫉妒，也给她病痛，给她困顿。不然，无论作为建筑学家还是作家，林徽因会有更为卓越的贡献。

本书还收录了林徽因与朋友间的书信数通。管中窥豹，亦可看出民国知识分子在乱世爱国、爱人的态度。那种诗意的文人风度，几成绝响。今人如果能够平静一下浮躁的心，读读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致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他为梁思成兄弟拨款救济的信，我想无法不心生感动。而林徽因致傅斯年的信，则可让人读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那份深沉热爱，以及即便在乱世那份从容的归属感。了解傅斯年、朱家骅与困厄中的梁氏兄弟的这段交往，不得不让人感叹民国知识分子那份诗意的人际关系。对比当下，不胜欷歔──那个时代确乎距离今天太遥远。

阅读，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才情、诗意、知性的触摸。对于有心的读者，这自然是享受，但毫无疑问也有唏嘘，也有感叹。

2012.6.5 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