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父亲在村里受到管制，除经常要被集合起来训话受些侮辱外，倒没有受多少皮肉之苦。以前他虽挂了个甲长的名，并无恶行，也划不到“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中去。由于生育了五个女儿，家里缺少劳动力，而且自己主业经商，对农事也并不在行，为种好三十亩地，雇工帮耕帮种。虽说只雇有一两个人，而且是时令性的，但按当时政策，只要有雇工就算剥削，只要有商品经营就算从事工商业，父亲自然被划入了“地主兼工商业者”，从祖宗那里分得的三间堂房和三间厢房全部被没收，全家被赶到村头小河边的小杂货店里居住。

我父亲做生意时赚来的一些银圆和铜板，都藏在厢房隔墙内，当时没来得及取出。这间厢房分给一户成分为贫农的人家居住，使他家得了一笔不小的浮财。

划完了我父亲的成分，分完了我家的家产，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了定论，但事情并没有完，还有一个对生命个体如何处置的问题。这件事委实让土改队犯了难：枪毙吧，此人并无民愤，而且行善积德，口碑尚可；不办吧，又心有不甘。

最后，经土改队一位领导拍板，把我父亲押送到平阳县城坐了两个月的牢，后又以保护工商业为由放了回来，继续让他经商做买卖，这叫宽猛相济、恩威兼施。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建立初级社，1955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我们家在宜山镇开办的陈正大号南货店，经公私合营后，成立了“平阳县宜山镇供销合作社”，我父亲到供销社当了一名职工。月薪二十五元，却要养活全家十五口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家在村口开的那间小店，由于位置太偏、规模太小，上头不感兴趣，便没有参加合营。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父亲被作退休处理，由我四妹陈满娟顶替上班。父亲回村后，仍开那间小店做小本生意，挣些零钱补贴家用，一干便是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