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爆发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进攻。张学良接到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又先后占领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四个多月内，辽、吉、黑三省全部沦陷，千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这一年对中国人来说，无疑充满了苦涩和无奈，国破家亡的思绪萦绕在无数人的心中。如果说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打破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梦想，那么“九一八”事变则清楚地表明了国民政府在异族入侵面前的懦弱与无能。

193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三，凌晨，浙南农村山峦如黛，晨雾缭绕，家家悬灯结彩，孩童的喊叫声、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汪汪的狗叫声和呼啸的海风夹杂在一起，冲击着沉寂的山村。黎明时分，在平阳县宜山镇陈家寺村一座深宅大院里，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阵阵啼哭声跳跃在星点油灯映衬的黯淡中，鲜亮而又刺耳。

接生婆轻轻挑开门帘，笑着对坐在堂屋里抽烟的中年男人说：“恭喜陈老板喜得千金，头发乌亮，双目有神，富贵相，富贵相。”

中年男人一听，把烟斗使劲儿往桌子上一磕，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脸色苍白的产妇躺在床上，长吁了一口气，暗自垂泪，怕人看见，抬手把扎头的毛巾往下拉了拉，挡住了眼睛。

丫头，又是一个丫头，这对已有两个女孩、一直盼望着生个儿子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晦气透顶的事情。

我在父亲的咒骂和母亲的叹息中来到世上。

我排行为三，大姐叫陈玉梅，二姐叫陈巧梅。父亲盼着能得一儿子，以延续香火。母亲由于前几胎均生了女孩，常遭受妯娌的讥讽和白眼，父亲也没有好脸色对她。第三个孩子对母亲而言，可谓一根改变自己地位的救命稻草。她盼望这胎能产下一子。在这个封建意识浓厚的陈氏家族里，只有这条路才能改变她低下的地位，才能让她挺起胸膛体体面面地做人。谁知又是一个女婴，她愁云满面，神色恍惚，精神几乎崩溃了。

母亲天生性格懦弱，为人老实，待人诚恳，一切总是以忍为上，她因自己不能为丈夫生个儿子而感到内疚，她不怪丈夫冷淡，认命了，暗自伤心，潸然泪下。

孩子生下了，总得有个名字吧，心灰意冷的父亲说：“是个多余的人，还取什么名呢。”母亲和亲友不同意，父亲拗不过，便说：“那就叫陈多余吧。”一位亲友认为女孩子长大了是要嫁人的，名字还得好听一点儿，父亲觉得在理，便顺口定了个“陈余香”的学名。

十七年后，我参军来到部队，放弃了这个带着羞辱和怨怒的名字，改名为陈于湘，因为我的母亲祖籍湖南，姓于，取母亲的姓氏籍贯，取父亲所取名字的谐音，聊表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尊重。

江南乡里的风俗，孩子生后一百天，五亲六眷七姑八姨都要登门送礼以示祝贺，甚至连佃户都要借债送点礼品以讨东家欢心。宾客盈门，热热闹闹地像办喜事一样。

我是一个女孩子，何况又是第三个，亲戚们也送了些礼物，但气氛显然不同了。我母亲因为生了我这个丫头，整个月子里都没有休息好，伤心极了，天天以泪洗面，身体十分虚弱，从此落下病根。她以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迎宾送客为借口，提前通知所有亲朋好友不要破费送礼，清清淡淡地为我过了百天。

当娘的毕竟是十月怀胎，无论是男是女都是身上掉下的肉。她常常背着别人把我抱在怀中，轻轻地拍着我，不停地唠叨：“你不该来到这个家呀，你是个多余的人！”

母亲月子里没有能够好好调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没有乳汁可喂，就将我托付给用人张妈照料。张妈整天煮大米粉糊糊来给我充饥。

我从来到世上第一天起，就遭到族人的白眼，母亲惧于周遭强大的压力，对我不能表现出特别的爱抚。缺少母亲疼爱的我，整天与张妈形影不离，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