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绛园中的照护

吴飞

深秋时节，一翻开凯博文教授《照护》的第一页，我就再也放不下此书，直到一口气读完。书中所写人和事，我曾如此熟悉，而今又如此遥远。中夜掩卷深思，我久久难以平复。老师的文字把我一下带回到地球另一边的康桥，那同样秋色浓重的绛园。

1998年，当我硕士即将毕业，正在考虑申请美国的博士学位时，很多师友向我推荐了凯博文教授，我也刚刚读了他《疾痛的故事》和《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深深为他“躯体化记忆”（embodied memory）的概念所吸引，就向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递交了申请。我在拿到录取通知后不久，也听到了各种关于凯教授的传闻，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他是一个如何严厉，乃至凶狠霸道的老师。据说如果在他的办公室门外待一会儿，你就能经常看到学生泪奔而出。1999年9月，带着满心的好奇与不安，我和同学胡宗泽一起来到了康桥。我们安顿好之后，就先到人类学系所在的威廉·詹姆斯楼看看。一出电梯，首先见到的，就是系内各位老师的照片。凯教授的照片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第一感觉并不是很好，似乎是他比较年轻时的，虽然在微笑，却似乎有些不怀好意，如同在嘲笑着即将来“受虐”的学生。就在这时，我们身后响起了一声不太地道的汉语：“你们是我们中国来的学生吗？”我们连忙回头，却见到一位身材魁梧但不乏和善的老教授站在面前，他就是凯博文教授，与照片上不怀好意的形象颇为不同。我们连忙做了自我介绍，凯教授知道我就是他的学生，就带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并告诉我，这间办公室以前曾经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办公室，这更令我肃然起敬。他的办公室分为里外间，外间的墙上，很醒目地挂着一幅倪云林的《寄仁仲容膝斋图》，在刚刚离开中国的我看来，显得格外亲切。图轴下方，坐着一位上了点儿年纪的女秘书，琼·吉莱斯皮（Joan Gillespie）。他的办公室隔壁的小房间便是他的妻子琼·克莱曼的办公室，这时她也出来了，到教授办公室的里间来和我说话。她以相当流利的中文说，她的中文名字是凯博艺。凯博文教授是1941年生人，当时五十八岁，和我父亲同岁，而博艺教授生于1939年，还长他两岁，显得非常温文尔雅，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的美国女性，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正如教授书中所说，她集合了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优雅，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初见教授时的紧张，因她的出现而瞬间消散。导师夫妇与我非常轻松地聊天，教授对我提出了一些要求，诸如上哪些课、读哪些书之类，但都没有超出一般的要求，传说中的严厉完全没看出来。他给我看书架上一排排厚厚的论文，说这是他指导过的所有博士论文，希望我的也会放在这里。初次见面后，我觉得那些传言都是不实之词。

凯博文教授与其他教授合作指导过不少中国学生，但我是第一个在他名下的大陆学生，而且也是很少没有医学背景的学生之一。这些都让我有一丝不安。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学生对很多教授都是亲切地直呼其名，我对很多教授也是这样，但在自己导师面前，尽管未能感受到他的严厉，却仍然感到非常紧张，所以总不敢叫他“阿瑟”，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克莱曼教授”。在美国学习的五年多时间里，这一直是我对他的称呼，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在他的要求下改叫他“阿瑟”。但既然叫他“克莱曼教授”，那如何称呼他夫人呢？很多时候我也管她叫“克莱曼教授”，虽然有些别扭，但不敢失了礼数。

在哈佛第一年的时光里，我每一两周就会去一次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学习的情况，在办公室里会见到他的夫人凯博艺和秘书琼，如同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凯博艺是很优雅的白人女性，凯博文教授则是智慧与霸气外露的典型犹太人，并不像我见过的一些非常绅士的白人，却有着异常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他没有人类学博士学位，却能在人类学系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他也没有受过非常严格的中文训练，所以中文只限于几句话的寒暄，但在汉学研究界却也有崇高的地位。我渐渐了解到系里和整个美国人类学界的状况，得知在我来到哈佛的前一年，即1998年，哈佛人类学系刚刚发生了一场革命，即本来是博士生必修课的《亲属制度研究》（Kinship Study），因被学生提出抗议而取消了其必修课的地位。亲属研究是结构主义的看家领域，是人类学结构主义时代的最后遗存，而今也被彻底荡涤干净，标志着人类学界完全进入无理论的后现代阶段。博士生在各个文化中，选取各不相同的题目，也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路径。而凯博文教授所开创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异军突起，竟然能保持相当程度的理论关切，是人类学界最有生机的领域。而由于凯教授个人原因，这个领域又天然与中国研究高度重合。当初我选择凯教授，就是被他的理论深度所征服，而今在与他深度接触之后，确实感到这正是美国人类学唯一仍然有理论关怀的领域，正是我所喜欢的。因而，我第一个学期与凯教授夫妇关系非常融洽，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秘书琼又是一个经验极其丰富、对教授与学生都关怀备至的老人，教授的很多事务都由她打理。

没能体会到凯教授的严厉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他这学期开的一门课“深度中国”（Deep China）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因为课上阅读的都是中国材料，虽然是英文书，但其中的内容我太熟悉了，每次讨论班都可以说很多，因而没有受过教授的批评，但在课上我也确实没有什么收获。但到第二个学期就不同了，他开的课程是“地方生物学”（Local Biologies），不仅大部分阅读材料与中国无关，而且有许多相当专业的医学内容，令我颇为吃力。对我在课上的表现，教授没有明说什么，但不满意却也渐渐显露出来，成绩仅仅给了个“B+”。

而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和我讨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了。在哈佛人类学系，我有两次见到了加拿大医生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他长期在北京回龙观医院，重新测算了中国的自杀率，并在1999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指出中国的自杀率居于世界高位。在文章发表之前，他与凯教授多次讨论，我听过他们的一次讨论，真正见识了教授的严厉和不留情面，他对费立鹏的解释方式不满意，便不客气地直接批评，而费立鹏的脾气也很犟，两个人争执起来，情形相当可怕，但每次都是凯博文占上风，费立鹏显得灰头土脸。凯教授批评费立鹏不懂人类学，只从医学角度理解自杀，因而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博士生去研究自杀。但前面的学生比较顽强，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的题目，都坚决拒绝了。我渐渐了解到，凯教授之所以要从大陆把我招来，大概就是想让一个大陆学生去研究自杀，所以不容分辩地把自杀的题目指派给了我。而我对于能否进行下去，根本没有概念。许多学长对我说：“这是一个太难的题目，你很可能会失败。”“首先材料就很难获得，当事人死了，你怎么做人类学研究？”当然也有人宽慰我说：“死亡研究是很容易出名的。”在2000年的夏天，我回到中国，初步尝试去做自杀访谈，虽然不无挫折，却也颇收集到了一些详细个案，回到康桥向凯教授报告之后，凯教授说：“我非常为你骄傲。”他别的学生对我说，他经常对他们说的是：“我对你非常失望。”“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差劲的。”听了这些，我喜滋滋的。

然而不久，凯教授的秘书琼因病住院了。那个秋天的夜晚，我和几位同门到凯教授家做客，我们大概一年会去一次，家里应该都是凯博艺负责布置，有着浓浓的中国韵味。席间，除了谈论学术之外，教授夫妇都表现出对多年的秘书琼的关心，教授讲述着她以前的各种故事，并讲了她在医院中的豁达态度。而就在这时，电话响了，他夫人走过去，接电话的声音哽咽了，回来说，琼刚刚去世。大家都沉默了，不时可以听到轻轻的哭声。这是我和教授一起经历的一次死亡，他的惋惜与豁达，都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凯教授在《照护》中的叙述，这位琼去世的时候，距离另一位琼的发病也不远了。但我们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到。琼·克莱曼一如既往地陪在教授身边，凡是教授出席的学术活动，无论课程、会议、讲座还是调查，她都陪在身边，用形影不离来形容他们的关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们自己不断在抱怨夫妻关系的不易，看到的都是有各种问题的家庭，而凯教授这对夫妻，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真是极为难得的典范。我每次和琼聊天，都能深切感受到她的优雅、和蔼与关切，而且总是处在愉悦当中。凯教授说她像赫本，她们在气质上确实非常相似。正是与这位优雅、愉悦的夫人相反相成，我才更能体会到凯教授自己的严厉、刚强，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关怀。凯教授让我多读现象学的书，多读海德格尔，而这也正是我所愿的。但当时我并没有读多少海德格尔，而是一头扎入了对自杀理论的广泛阅读，也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我发现基督教传统的自杀观始于奥古斯丁，对奥古斯丁的关注便由此开始。

除了在听到秘书琼去世的时候，我另一次看到琼·克莱曼的表情不再愉悦，是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那一天，我的师弟郭金华刚到美国，我带他去老师的办公室，却看到琼正一脸凝重地和新任秘书玛丽莲听广播。我当时还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照常笑着和她们打招呼，她们却不接话，我才感到一切都不太对劲，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中午之后，我才知道纽约发生的事。似乎就是在那之后，我感到琼的身心状况都开始发生变化。

凯教授从未和我们直接说琼的身体状况，我们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感到这位师母好像不一样了。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是师弟郭金华和我说的：“我写了个东西，她说看看，看了之后说，这句英文写得不好，于是帮我把那句删掉了，然后打上新的一句话，结果这句话和刚刚删掉的完全一样。”这次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她的状况。此后，她慢慢开始说话不断重复，开始认人恍惚，开始说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

《疾痛的故事》，是我最早读过的教授的著作之一，在其中，凯教授已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研究结合起来谈。如何面对病痛，如何面对生存的痛苦，不仅是作为客观观察者的人类学家的研究论题，更与研究者的切身体验息息相关。我们逐渐感觉到，凯教授自己正在一步步走进他自己的研究当中。于生活，这是令人惋惜的不幸；于学术，这却是深化理论的绝好机会，虽然这机会来得如此残酷。

我终于感受到凯教授雷霆万钧般的严厉了。当时我正深深沉浸在对哲学理论的思考中，写出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却由于过于抽象和理论化而被教授否定。教授终于对我说出了那句标志性的话：“我对你非常失望。”我陷入了深刻的反思当中，准备重写一份研究计划，在写出之前不敢去见他。那个冬天，我的思考陷入极大的危机。在一个雪后的下午，我正在校园里自东向西走着，落日的余晖中迎面走过来几个人，因为阳光太强我看不清楚，直到跟前，才看到教授夫妇笑眯眯的脸。虽然刚刚跟我发过脾气，教授却依然满面春风地主动和我打招呼，好像一切如常。他们走过去之后，我呆立了几分钟，决定赶快回去继续写。

新的研究计划终于获得了肯定，但我的研究经费却没有申请下来。凯教授很着急，帮我四处找钱，最后从他自己主持的三个基金中凑出了一笔研究经费，与一般田野研究的经费相差无几。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我给你找到了研究基金，我是你的金主了，以后你必须听我的，不能自作主张。”显然，他还没有忘记上次的事。但在不久之后，他又说，没有申请到经费，不完全是我的错，而是学术政治的原因。凯教授自己用中文说：“我是山东人的性格，直来直去。”因为他的脾气，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学术界，他虽然德高望重，但也都有敌人。

2002年夏天，我回到中国，准备正式开始做田野，而正在北京开会的凯教授，带着他的夫人，专门抽出一天，要到我的田野去看看。我们找了一辆车，开到河北农村，那天正赶上大雨，一路上颇为狼狈。有美国哈佛的教授前来，当地政府安排了一位副县长接待，还找了一位自杀者家属，请教授去家中看看。那位大姐的丈夫一年前刚刚喝农药去世，同意了接受我们的访谈，开始谈得很克制，但谈着谈着，眼泪还是不知不觉流了下来，直到泣不成声。这是我在访谈中经常遇到的状况，当然也是凯教授在世界各地都经常遇到的状况，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生存性的痛苦。结束后，凯博文一边安慰着被访者，一边搀扶着行动已颇为木讷的夫人，离开了这个农家小院。这天下午，我们又去了一个乡医院，了解自杀救治的情况。而那时，凯教授和夫人已经非常疲惫，不时地打着瞌睡。从医院出来，我们直接坐车回京。后来田野里的人对我说：“你美国老师来，我们还以为有什么别的用意，但他其实就是专门来帮你的。”是的，教授夫妇大老远冒雨来到我河北农村的田野，以使我的研究更加顺利，这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事情，更何况，琼的病情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

田野进行得很顺利，但后期却遭遇了非典。凯教授不时给我发信，问我的情况，特别关心我在非典期间的各种状况，读了让我非常感动，也渐渐升起一丝愧疚。因为这时，我已经在联系北大哲学系，寻求毕业后回来教书的可能了。凯教授一直希望我能把医学人类学传播到中国，但我在接触了很多医学人类学家之后，深深感到，对于没有经过正规医学训练的我，这条路会很艰难，而自杀研究并没有使我更深地进入精神医学，反而使我对奥古斯丁、家庭矛盾、礼制与死亡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我从凯教授那里学到的，是对社会疾痛的深度关怀，但对于专业的医学研究，总有先天不足。

回到哈佛以后，凯教授看了我的田野笔记，知道我的田野材料收集得非常好，但在医学层面却有所欠缺。这和他的大多数学生，特别是他接触过的中国医生都刚好相反，因为他们大多是只有医学知识，缺乏人类学视角。为了弥补我的不足，他专门为我介绍了麻省总医院的医生，让我去请教。我按照他说的做了，确实在论文写作中弥补了不少相关的医学知识，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我未来的学术之路，应该以更加人文的方式去关注苦难。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半，我申请到了论文写作的奖学金，同时为凯教授开设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课做助教，经济上得到了保证，也因为进入了教学环节，更多地理解了他的工作。很多次，我和凯教授夫妇一起从办公室走到教室，凯教授搀扶着琼，踩着秋天的落叶，颤颤巍巍地走在校园的大路上。琼已经常认不出我来，我看着她越发衰老下去，心里酸酸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状况已经相当不好。

2004年冬天，终于到了我答辩的时候，教授意气风发，不断地说：“我为你骄傲！”而琼竟然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来向我祝贺。答辩之后不久我就回国了，进入北大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到了夏天，我再一次回到哈佛，参加毕业典礼。凯教授为我颁发了毕业证书，和我拥抱，再一次说：“我为你骄傲！”一切仪式结束之后，他从皮博迪博物馆走出来，感慨了一句：“又一个学期结束了。”对于教授，这只是一个学期的结束，而对于我，却是美国学业的彻底终结。看着他手抱学位服的背影，我不知何时还能见到他。

在我刚毕业的几年中，我每年都会回一次哈佛，都会到人类学系去，都会见到教授和他的夫人。琼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有时候大家在开会，她会突然大声说一句与会议完全无关的话。凯教授也非常无奈：“你们看到了，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况。”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已憔悴了许多。

2009年以后，我没有再回过学校，只是在凯教授来中国的时候见过他几次。2010年，听到琼去世的消息，我曾经和郭金华商量前去奔丧，但还是没能成行。恍然之间，十年已经过去了，凯教授已年近八旬，然而，他的学术工作依然在继续着，他仍然在世界各地奔走，仍然深深地热爱着中国文化。我两年前在北京见到他，反而觉得他变年轻了。直到读了《照护》我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完全是受到夫人的影响。

虽然知道教授夫妇的一些过去，知道他在越战期间去过台湾，知道他在长沙研究的艰难，但是在读了《照护》之后，我才将他们的生活经历连成了片，我才知道克莱曼并非凯教授生父的姓氏，才知道他小时候在纽约的那段生活，才知道犹太人身份也曾使他受到歧视，才知道他甚至到以色列去参加过基布兹，才知道他们夫妇的相遇、相爱、相知、相互照护的完整过程。将自己的思考糅在生动的自传体叙述中，这本书多少也透出奥古斯丁和卢梭两部《忏悔录》的影子。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正深刻改变着中国与美国的时候，我刚刚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变故，亲历了对病重岳母的照护与她的葬礼，再来读自己老师的这些文字，我被带回到二十年前哈佛绛园的深秋之中，回到了教授家那中国韵味浓厚的房子，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当中。我更加体会到，我的老师是一个何等不同寻常的人。记得在他的“社会苦难”课上，曾经有个墨西哥裔学生（恰恰是我带的讨论班上的学生）问老师：“您为什么这么关注痛苦？您会不会开一门课程叫“社会幸福”（Social Happiness）？”不记得老师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当时课堂上的笑声。教授夫妇的经历，已经回答了这位学生：只有社会苦难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才能给我们更多的教育，使幸福变得更加厚重和可贵。书中描写了很多痛苦，甚至是无奈的痛苦，却没有绝望；有很多不可挽回的失落，却没有放弃。这一点，应该也是凯教授当初让我研究自杀时，希望我领悟到的吧。

庚子深秋 北京仰昆室

（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因哈佛校园中绛红色最多，中国学生遂将哈佛广场（Harvard Yard）称为绛园。——吴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