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文类的建立，主要目的不外三点：一是出于图书分类与总集编纂的需要，二是建立标准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批评，三是使得学文者能够尽快掌握基本技巧。照此说来，文类研究自是越精微越确定越好，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文类的愈辨愈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本来只是借以描述文学现象的一种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中，论者为了渲染其合理性，往往将分类标准凝固化。开创者还有兴趣与能力穿越文类的边界，从事各种创新尝试；后来者则大都只能守成，因而更倾向于强调“边界”的神圣，并谴责各种“越境”的行为。

固守已经勘定的“边界”，有利于文类的承传与接纳，但很容易因此而窒息其不断更新的生机。比如，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便常因某些古文家纯洁血统、保持稳定的冲动而变得格外敏感与脆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桐城文派拒绝小说渗透的努力。

桐城开山之祖方苞，为文讲义法，求雅驯，特别反感古文之“杂小说”^[1]。吴德旋著，吕璜述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为桐城辩护者，喜欢将古文之“忌小说”，局限在纯洁语言的范围内；其实，吴、吕说得很清楚，“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更重要的是“用意太纤太刻”。^[2]讲求字句，防止纤刻，仍不足以尽桐城文派对小说渗透的警觉。还是谨守师法而又善于表述的末代桐城大家姚永朴，将其隐忧和盘托出。在界定“文学家”时，姚氏称其有别于性理家、考据家、政治家与小说家，明确将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以下关于小说弊端的攻击，大概才是桐城诸家决意严守边界的真正原因：

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3]

将语言之“纤佻”与否留在最后，这或许更合方苞力倡“义法”的原意。

图0-4 姚永朴

桐城之排斥小说，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也与其文类等级观念有关。这种“洁癖”首先碰到的挑战，反而是其奉为旗帜的韩文公。韩愈为文不大守规矩，颇有穿越边界游戏笔墨之作；曾国藩就曾对其《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已失古意”略表不满。于本应庄严古雅的墓志中，插入妙趣横生的骗娶侯女逸事，正是引小说笔法入古文。韩柳之提倡古文，不排斥甚至有意借鉴传奇手法，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后世古文家既不敢否定韩柳，又不赞赏穿越文类的边界，于是将罪过推给学步者，就像清初汪琬所说的：

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4]

以小说为古文，文气可能不够“高洁”，可也别有好处，比如说叙事曲折、刻画生动等。与汪琬同称清初三家的魏禧、侯方域，其所撰《大铁椎传》《马伶传》《李姬传》等，正以颇有“小说家伎俩”而获得成功。认真追究起来，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也未见得能完全撇清与小说的关系。

“小说”与“散文”，作为文学的两大门类，当然有其独立性。在两千多年的文学进程中，二者地位高低不同，风格雅俗有别。另外，还由此引发功能（载道与娱乐）、读者（士人与民众）、文风（简洁与夸饰）、传播媒介（书面与口头）等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两大文类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似乎是天经地义。反而是谈论“小说”与“散文”之“合”——准确地说，应是二者某种程度的互补与互动——需要特别加以论证。

文章之体，“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至于议论与纪事何者更重要，依立说者的个人兴趣及所长，尽可上下其手。^[5]比如，清人章学诚深于史学，故认定“文章以叙事为最难”。叙事之所以高于议论，在章学诚看来，就因为“史迁之法”“左氏之文”的神奇变化，使今古文人得以畅意达情，也使文章之能事始尽。撇开纪事、议论孰高孰低之争，章氏对“叙事之文其变无穷”的描述，倒是值得再三品味，因其涉及小说与散文的共同特征：

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者，断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而叙者，夹议论而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叙作断；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两分；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倒叙，回环叙：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此文题为《论课蒙学文法》，并非高深的文论，主要是介绍其时学界的“常识”。实际上，宋元以下，强调叙事起源于史官，以及讨论叙事时间与叙事结构的，大有人在^[6]，章氏只是略加排比渲染而已。

这里讨论的“其变无穷”的叙事方法，主要指向古文，可也同样适应于小说。《左传》与《史记》作为叙事之文的“不祧之祖”，对后世散文以及小说影响之深，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金圣叹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似乎着意区分小说与史著；可具体评点小说时，金氏使用的仍是根源于《史记》的古文笔法。^[7]借助于“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古文家与小说家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至于金圣叹所强调的“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确实是注重实录的史著与偏于虚构的小说之间最大的鸿沟（散文居于中间位置）。不过，史著不可能真的全凭“实录”。早就有人怀疑《左传》《史记》中若干不可能有见证人的密室之语、死前独白乃是出于作者的虚拟与想象，钱锺书更是将其作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8]

如此说来，明清小说评点者之动辄许以“史迁笔法”，虽有攀附正史、自我尊贵的嫌疑，倒也无可厚非。因正史与稗史之“意匠经营”，确有“同贯共规”之处。

正是这种同样的师法“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决定了散文与小说这两大文类具有某种潜在的血缘关系。同样是叙事，一篇墓志铭与一部章回小说，从作品规模到叙述语调，都不可同日而语。但追根溯源，二者又并非了无干系。尽管文言系统的小说与古文的关系更为密切，章回小说也并非与文章完全绝缘。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认真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这点或许更值得评说。

图0-5 章学诚

自陈寅恪著文讨论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兴起的关系^[9]，研究唐传奇以及探讨古文运动者，一般都会在著述中提及二者的互动。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传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古文运动的展开，除了韩柳的游戏之作以及沈亚之、牛僧孺的一身而两任，更值得注意的是，传奇的细节描写、人物刻画以及场面渲染，对于古文之摆脱骈俪、追求个性化大有启发。反过来，传奇之得以形成，最直接的渊源无疑是史传；由此不难想象其与古文的内在联系。更难得的是，唐人似乎不以传奇为小道，也没那么多雅俗高低的计较，再加上其时文类边界尚未壁垒森严，比较容易自由驰骋。

宋人对跨越文类边界的尝试，不像唐人那么热切而大胆。人们常常引证尹师鲁之嘲笑《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乃是“《传奇》体尔”。^[10]此说很容易导致宋人固守文类边界的错觉。其实，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的开篇，以及苏轼《方山子传》的结构，都明显借鉴了小说笔法，而且还颇受赞赏。宋人对小说与古文关系的微妙态度，集中体现在其最为擅长的“笔记”上。“笔记”的文体界限相当模糊，可能是“文章”，也可能是“小说”，而且往往一书之中二者杂陈。魏晋以下，笔记之作代不乏人，而且各呈异彩。宋人笔记多公余纂录、林下闲谈，以学养丰厚、天性自然取胜。宋文的朴实中见风采，平易中显才情，与宋人普遍欣赏并撰写笔记不无关系。

明清之际，小说与散文的关系，同样有值得关注者。小品文的风行，自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比如此前已经成熟的题跋、尺牍、笑话等；可回应其时如日中天的章回小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小品文作家中，像李贽、金圣叹那样热情洋溢地评点小说的并不多见，可反对拟古、不避时俗、提倡性灵，以及强调娱乐而搁置载道等，其创作心态与小说家大同小异。至于章回小说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说书传统，日渐书面化与文人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借鉴古文笔法。同样以古文笔法评小说，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回评，比金圣叹说《水浒》或毛宗岗说《三国》更为贴切，原因就在于前书确实更像一篇“大文章”，故其说主脑、讲经络、辨声调、识笔力等，也就显得更加“直探文心”。

晚清至“五四”的文学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与散文的整体面貌。在这场文学变革中，西方文学的启迪固然至关重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同样不容漠视。而这两者往往纠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比如，小说与散文的对话，乃是这两大文类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里有传统中国以不文为文、以不诗为诗的革故鼎新之道，也有中外小说（散文）叙事模式不同造成的刺激与启迪。^[11]比起唐宋明清文人跨越文类的尝试，“五四”作家显得更加无所顾忌，而且，这一回的“小说散文化”与“散文小说化”，往往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或者中国散文之走向“白话”与“美文”，跨越文类边界，始终是一种有益而且有效的尝试。

[1] 参阅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书后》。

[2] 参阅吴德旋著，吕璜述《初月楼古文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以及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3]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0页。

[4] 汪琬：《钝翁类稿》卷四八《跋王于一遗集》。

[5] 参阅邵作舟《论文八则》、梁章钜《退庵论文》。

[6] 参阅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元人陈绎《文筌》、清人李绂《秋山论文》等。

[7]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

[8]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9]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哈佛亚细亚学报》1936年1卷1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 陈师道：《后山诗话》。

[11] 参阅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