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

杨庆祥：如何理解“80年代文学”

黄　平：“文本”与“人”的歧途

　　　——“新批评”与80年代“文学本体论”

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

　　　——再谈“重写文学史”

黄　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

　　　——以《今天》杂志为讨论对象

黄　平：再造“新人”

　　　——“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及其影响

如何理解“80年代文学”

杨庆祥

【事件回放】“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革步伐的推进，文学开始进入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79到1989年大约十年的时间内，文学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形式和阅读对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一度成为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想象世界和人生的方式。与此相伴随的还有美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和文艺大复兴的“黄金时代”。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商品化和资本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新一轮调整和重组，思想文化界开始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对80年代进行重新的理解和反思。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究竟如何来理解、评价和书写80年代文化（文学）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2006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在读书界掀起一股“80年代文化热”。随后包括搜狐在内的多家大众媒体跟进这一潮流，在此潮流中，80年代的文学、电影、艺术和哲学等等重新成为一种怀旧式的话题，“80年代文化”变成了一个经过想象和包装的“大众消费品”。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学术界更早就开始对80年代进行更系统的、严肃的、具有学理意义的冷静研究。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和北京大学教授李杨分别在其所任教的大学开设“80年代文学研究”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与《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多家学术期刊合作，采用理论导入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80年代文学事件、文学期刊、文学论争、文学经典的深入清理，试图把80年代文学纳入一种更加历史化、知识化的学术生产之中。两年来，已经陆续刊发一批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瞩目。目前相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

一　“新时期文学”和80年代文学

学术界对于80年代发生在中国内地的文学一般用两个概念来指称，一个是“新时期文学”，一个是“80年代文学”。在很多的文学史著作中，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可以置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们之间非常细微但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使用频率比较高，如《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版）、《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版）等等。虽然在1986年有学者对“新时期文学”提出了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的对象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和“方向”，而不是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又提出了“后新时期”的概念，同时关于“新时期文学终结”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在一些人看来，“新时期文学已经到了该保存自己”^〔1〕的时候了。虽然“终结”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但是“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自此以后却降低了很多，比如9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几部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中，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已经不再使用“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了，而代之以“80年代文学”。又比如近年来学界比较热闹的“重返”研究中，使用的基本上是“重返80年代文学”的说法，而很少使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说法。由此可见，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对这一段文学的认识和界定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和生成比较复杂，目前对这种变化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甚至有比较大的分歧和争论，比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和北京的一些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就非常不一致。但是不管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何种意识形态纠纷和学术利益的分割，作为一种越来越“历史化”的80年代文学研究，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更加有效的甄别。

“新时期”本来是一个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说法，因为这一“命名”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与“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阶段（严格来说是“文革”时期）的断裂，所以很快成为一个普及性的名词，被转喻为各种意义上的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概念。“新时期文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1979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至此，周扬以官方权威发言人的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2〕。同时，周扬在报告中还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六大方面的阐释，而在邓小平的“祝辞”中，也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和写作任务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规定”。^〔3〕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预设”的概念，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史认定方式，因为一般来说，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史的叙述，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的。而在该时期的文学发生之始就对其作出种种的“预设”，可能是出于主流意识形态意欲对文学进行“规划”和“领导”的原因。如果套用哲学上的术语，我们可以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演绎性”的概念，即根据意识形态的预设对文学的发展生成进行一种话语上的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外在于“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还在“新时期文学”演绎的范围之内，那么，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现象和思潮就彻底突破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预设，甚至是走到了它的反面，而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在1985年后的兴起更是严重偏离了“新时期文学”的预定轨道。因此，“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和内涵与这一段文学的实际历史之间存在着名不符实的情况，我们充其量只能将“新时期文学”理解为对这一段文学的一种话语叙述类型，这种话语叙述作为文学史叙述之一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排他性的叙述方式，结果就删减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相对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80年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后设的”、“归纳性”的概念。它在表述上比较“中性”，没有“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官方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来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80年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趣味性”和“精英意识”的文学史表述，“80年代文学”被描述为“纯文学”生成和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高尚趣味”也被确立起来。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是发生在2001年左右的关于“纯文学”的论争，吴亮对于“纯文学”略带偏执性的理解实际上有把“80年代文学”本质化的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把“80年代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张力和多种面向。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倾向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一些著作和媒体的推动下，“80年代”包括“80年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带有“怀旧”气息的“大众消费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网络媒体搜狐的“搜狐读书：重访8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吴亮、查建英等人所谈论的“80年代文学”是“成功者”对于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历史的“归纳总结”，因此它总是竭力维护着对于自我叙述有利的“历史和经验”。虽然在这种讲述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面貌”，比如查建英的访谈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丰富的历史细节。但是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种“怀旧”和“消费”式的处理历史的方式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4〕历史固然是诸多个体搏斗挣扎的过程，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个体的经验放置到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思考，这种历史研究可能就是失败的。因此对于80年代文学而言，仅仅是去“认同式地”重新温习那些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人物、事件是没有多少生产性的，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去重新讨论这些已经成为“定论”的事物，发掘它们内蕴的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历史可能性”。比如对余华小说的研究，虽然一些文学史都提到了他的小说受到了侦探小说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侦探小说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进入了“先锋小说”的文本，并如何改写了“先锋小说”的文本特征和阅读效果，进而，在80年代，“先锋小说”究竟整合了多少文学资源来为其“先锋性”和“实验性”服务？又比如，王安忆的“三恋”中的“性描写”与当时的出版业、读者群体、社会的“性观念”之间有何种隐秘关联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或许可以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类型（如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寻根”、“先锋”）以及各种文学事件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

或许，究竟使用“新时期文学”还是“80年代文学”的概念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观念和问题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我们把“当下”和“80年代”对接起来，重新激活研究的活力。

二　“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主性”

如果把80年代文学理解为一个文学不断与政治松绑，最后回到所谓“文学自身”的过程，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与此前的“政治化”过程（“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形成的鲜明对比强化了“文学自主”的观念，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述。无论是把80年代的文学理解为“一体化走向解体的过程”还是“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都容易造成一种单一的理解，即，80年代文学是在拒绝“政治”的前提下产生的。这种文学史的“预设”恰好是另外一些学者“解构”的起点，在李杨看来，“如果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与惩罚’指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规定作家如何写和写什么，那么，80年代针对文学的规训同样无所不在”^〔5〕。在李杨看来，因为“文学制度”和“政治无意识”的存在，即使是号称“纯文学”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也无处不有政治的影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于8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和叙述，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甄别，将有利于我们对本时期文学的深入理解。

为了理解上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政治化”作一个简单的界定。“政治化”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解释，一个是作为“特殊历史建构物”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普遍的意识观念”，也就是詹姆逊所谓的“政治无意识”。实际上，说80年代文学的“去政治化”是就第一个意义而言的，在80年代，“政治”直接指向的是1949年以来由党制定和推行的文化方针和文艺生产体制，它的极端形态是“文革文学”体制。它涉及到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特殊的历史范畴，比如“两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突出”、“工农兵创作”、“高大全”、“文艺样板”等等。在对“去政治化”的理解上面，虽然80年代初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学界都在“改革”意识形态之下取得了“一致”，但是实际上两者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官方意识形态更加强调的是“去文革化”，并把“文革”叙述为外在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畸形物，而文学界在1985年之后的发展却不仅仅是要“去文革化”，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去社会主义经验”了，不仅“文革”需要被反思和批判，1949年以来的文艺方向和文艺机制都面临着“驱除”的命运，这样，两者之间的分裂就在所难免。

另外，我们应该把80年代的“去政治化”理解为一种“意图”和“趋向”，而不能理解为一种“结果”。实际上，即使是在具体的文学运行机制的层面上，80年代的“去政治化”也是不彻底的，包括文学组织、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毛泽东时代的成规。以路遥的写作为例^〔6〕，他在1985年以后的写作就一直得到了这种文学体制的大力配合。

很明显，李杨虽然也谈到了“文学制度”，但是，他更多地从“政治化”的第二个意义，也就是“普遍的观念”来理解“政治化”的。在此前提下，任何一种文学都会与一种“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80年代的“去政治化”当然只能是从“一些人的政治”走向“另外一些人的政治”，从一种“意识形态”过渡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这其中甚至作出“新”与“旧”的区分都是很困难的，更谈不上“文学自主性”的确立。

非常遗憾的是，因为立论前提的不同，“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观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就我个人而言，觉得要非常清楚地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是非常困难的，在“去政治化”、“去社会主义化”，或者是“重新政治化”之间也谈不上有非常明确的区别，或许这种区别本身就是模糊的。如果以不损害80年代文学的问题意识和复杂性为前提，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搁置这种区别，保持一种“暖昧”的态度？或许这样更可以体现文学的特殊建构性。不过在近几年的一些文学论争中，文学的“泛政治化”又开始有抬头的趋向。比如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就有再次把“社会主义经验”神圣化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简单判断，不仅不利于当下文学的建设，也不利于我们对80年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和当代历史的思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更愿意强调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乃至“去社会主义化”的积极意义，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言：“与政治游离的不是文学。由于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去破除那个影子……文学才成为文学。”^〔7〕

三　反思“进化论”

对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进化论”意识，比如几本文学史著作是这么描述的：“‘文革’后的文学风貌与‘文革’前比较，变化是很大的，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突破。”^〔8〕“我们完全可以说，新时期六年的文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六十年来我国新文学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9〕虽然在1985、1993年左右对这段时期的文学史发生了较大的争议，但是却没有动摇其进化论的根基。从一种时间意识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种进化的东西，因为只有在进化的链条之中，我们才能为“当下”找到存在的“合法性”。而从现实的语境来看更是如此，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中，“进化论”基本上是一个“共享的”文学史理念，它支撑了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大规模的文学实验和文学运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化论”实际上是现代以来中国人想象世界同时也是想象文学的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模式。

话虽如此，却并不妨碍我们对这种“历史叙述”进行反思。大致来说，对80年代文学的“进化论”叙述有两个倾向值得我们警惕。第一，它是以“否定论”为前提的。“文革文学”被叙述为“非人的文学”、“黑帮文学”、“阴谋文学”，被剔除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之外，“经过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这新貌无不与纠正过去的错误相联系”。“在举国欢呼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欢庆‘第二次解放’的日子里，人民的文艺也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10〕在这种叙述中，80年代文学的“正当性”被构建起来；第二，它是以“目的论”为旨归的。80年代的文学在否定“文革文学”的前提下指向一个鲜明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文学远景，并依次以一种级差顺序衍生出“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等等文学现象。从这一点看来，“进化论”的叙述同样是一种“预设”的叙事，它与“新时期文学”这种命名一起，在话语上演绎着本时期的文学史叙事。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叙述不仅大大删减了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内容”，也直接导致了对80年代文学研究的“表面化”，即使在90年代末洪子诚等人已经通过对“文革文学”的创造性研究推动了对当代文学史的再叙述，但是，对所谓“文学性（审美性）”的强调让他的“叙述”依然带有进化论和本质论的倾向，80年代的文学依然被置于一个较高级别的文学史叙事之中，从而影响了对复杂性的处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论”的历史叙述背后有一种强烈的一元化价值标准，不管这种价值标准是“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11〕，还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12〕。这种强烈的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引导我们的注意力从历史事实中脱离出来，而转向一种人们面向这些事实的态度。它们暗示进步与衰退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思想的习惯，是看待事物的方式，是性情问题”^〔13〕。

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程光炜的尖锐质疑才是有启发性的：“也许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新时期文学’排斥、替代‘当代文学’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和某种‘进化论’的因素，而是1976年以前的‘当代文学’何以被统统抽象为‘非人化’的文学历史？……那么究竟该如何重新识别被80年代所否定、简化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文学？它们本来有着怎样而不是被80年代意识形态所改写的历史面貌？另外，哪些因素被前者抛弃而实际上被悄悄回收？哪些因素因为‘新时期文学’转型而受到压抑，但它却是通过对历史的‘遗忘’的方式来进行的？”^〔14〕也就是说，对80年代文学的反思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反思研究的前提下进行，只有重新发现“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的复杂建构才能理解80年代文学的复杂建构，这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程光炜的这种思考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整体研究”的远景，也就是通过一种“回溯”的方式，从80年代文学的再研究出发，重新思考整个“当代文学史”。

四　结语：作为方法的“80年代文学”^〔15〕

那么，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众多的概念、叙述、故事中确定80年代文学。虽然程光炜在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力图辨清这些叙述背后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他也不得不感到困惑：“为什么洪（子诚）、董（健）同为‘文革’年代的‘亲历者’，但是所持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当代观’？……那么是不是已经不再存在着一个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谨慎接近的‘当代’？”^〔16〕程光炜的疑问实际上暗示了“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一个人终究不能离开他的个体经验完全客观地面对和进入“历史”，正如汤因比所承认的：“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我的历史观被染上了我个人经验的色彩，它一直受到我本人毕生的公共事务中所发生的各种好事和坏事的经验的刺激，而我则无法摆脱它。我总是参与撰写近来的，亦即所谓的当代的历史。”^〔17〕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体”的80年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是只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抵达各自的“80年代文学”，这正是作为方法的80年代文学的意义。在程光炜看来，董健等人的《当代文学史新稿》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态度并不是需要臧否的对象，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陈旧的，所以很难说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18〕对于目前学界很热闹的“重返80年代文学”来说，发掘多样的史料，开辟更多的研究空间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却是能够摸索出一种新的方法论，在这种方法论的更新和变迁中，一个多样的“80年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才可能浮出历史地表。只是目前这种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并不明确，它期待着更多优秀学者的思考和探索。^〔19〕

【主编评点】这篇文章抓住了这几年我们讨论课堂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它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预设”的概念，而“80年代文学”是一个“后设”的概念，正是在这样一个框架和思维习惯中，当时发生的现象、论争和问题才会以它们的方式而展开，例如，“去政治化”、“文学自主性”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无意重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它们为讨论对象，追问问题最早的出发点。它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即使同为“重返80年代”的历史视角，众多观点中同样会出现新的分歧点和差异性。作者提醒人们，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80年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趣味性”和“精英意识”的文学史表述。“80年代文学”被描述为“纯文学”生成和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高尚趣味”也被确立起来。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是发生在2001年左右的关于“纯文学”的论争；另外，最有代表性的还有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网络媒体搜狐的“搜狐读书：重访8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吴亮、查建英等人所谈论的“80年代文学”是“成功者”对于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历史的“归纳总结”，因此它总是竭力维护着对于自我叙述有利的“历史和经验”。文章虽短，它的“方法论”意义仍然值得重视。

注释

〔1〕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2〕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收入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4〕〔英〕汤因比、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晓红译，第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5〕李杨：《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6〕可参见拙文《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7〕〔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第13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8〕张钟、洪子诚、佘树森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第4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0〕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575、5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1〕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英〕柯林伍德：《进步哲学》，见陈恒等主编：《新史学》第3辑“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第64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14〕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5〕该说法直接受到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的影响。〔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胡冬竹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6期，2007年6月。

〔16〕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7〕〔英〕汤因比、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晓红译，第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18〕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9〕我认为目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李杨：《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另外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80年代文学史问题”的博士生研讨课上，对这一方法论的探索是主要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