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唐代是我国小说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产生一批近代意义“小说”的作品，而承自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也大量存在。两者虽都被称作唐代小说，规模、品格、价值、美感却大有分别。前者后被名为传奇，是文学史、小说史乃至某些专门研讨唐代小说专著的论述重心。这是自然的和正常的。因为它们研讨的是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而传奇也的确代表了唐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看，传奇毕竟不是唐代小说的总体和全貌，除了笔记小说，还有数量和质量颇为可观的介乎传奇与笔记之间的中间体——准传奇小说；便是传奇，也有《东阳夜怪录》那样艺术上颇有特色之作久被忽略，这就使很长时段的唐代小说研究显得范围偏窄，有欠开阔，自然也影响探讨的深度。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台北出版的王梦鸥先生的《唐人小说研究》讨论范围较广。近十数年，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唐代小说的研究也大为改观，大为开阔，并产生了程毅中先生的《唐代小说史话》和李剑国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两部甚富开创性的力著。两者的考论不仅是唐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收获，也为后来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发展建造了新的台基。鹏飞君的博士论文《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写作和最后完成的。

所谓“非写实小说”，也称表意小说，与拟实小说并为小说形态的两大类型。非写实即须超现实，形态也有两类：超出事物自然性的幻异类和超出人事社会性的变态类。后者早期多用于寓言（如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之类）和笑话，唐前小说中偶尔有见，《抱朴子》即以夸诞之笔讥讽敢说弥天大谎的古强和蔡诞，而唐代小说中还未见到。前者——幻异类，唐代虽有，但没有寓言与童话经常使用、近现代小说也不乏其例（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等）的与信仰全无关系的变异型，也没有《列子》中通过扁鹊的高超手术为两人调换心脏以使性格取长补短的那种早期科幻型，只有拄着民俗与宗教两根信仰拐杖的神怪型（亦称“神话型”）。此博士论文就是着重研讨唐代非写实小说神怪幻异的艺术形态。作者经过仔细考察，将此种形态分为三类：精怪类、鬼神类和梦魂类。这分法看似简单，实则深具科学内涵。将作品分类，有多种层次和不同视点。在同一层次且取同一视点，分类才是科学的，否则就会发生混乱。上述三类既可大体囊括看似纷繁多变的唐代非写实小说，又各自独立，各有特色，形态本身（非指作品）彼此平行，互不重叠，也互不包含。对千百作品的分类达到如此地步并非易事。对唐代小说虽然已有多种类型论著，但所论多为主题或题材的类型，还未见形态类型研究，将“梦幻”与“性爱”并立，或将“志怪”与“豪侠”对举，前者就并非指称形态，且有分类欠妥之虞。此书首开唐代小说形态研究之风，开拓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是显见的。它将一大批以往不大为人注意的篇目开发出来，刮目相看，所言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也是由于这种缘故：即是从一种新的即小说形态的视觉研讨和论述这些作品的。

由于作者对谐隐表意的特殊兴趣，也由于第一部分最早单独写成，作者的形态研究意识当时还没有明确形成，便在精怪类中将笔墨集中于谐隐的艺术，对它作了翔实的考索和深细的论述，使之成为全书最为醒目和出色的部分。但有所得，也有所失，“谐隐”只是精怪类表意方式之一种，将它加诸类名，无论置于“精怪”之前之后，都不仅使名目与另两类不甚相称和对等，也限制了作者对其别种亚型多作考论，使内容和结构好像缺失一角，与另两类区分为多种亚型相比略显失衡。

唐代三种形态的非写实小说，数量并不平衡，鬼神幻异之作远远超过其余两种，其中鬼幻益夥，表现的主题也更为多样，这就是作者独将此类按所表现的主题分为六种而逐一讨论的原因了。这本论著并不单纯研讨作品的形态，而是在三种形态类型的框架之下，同时阐述唐代非写实小说某些显眼的主题模式、艺术品格、表现手段和叙述方式，并大力追溯各类小说的历史源流。这就需要把握大量的相关资料。作者正是在熟悉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从事这些研究的。与其说提出的许多独到之见多有比较充足的例证，不如说那些见解的提出是对唐代及唐前大量小说与诗文熟读和深思的产物。材料的充实、考索的深细，是这本论著的又一特色。

作者对所研讨的各类主要作品的独特论析引人注目。一方面将大批准传奇与志怪之作拂去尘垢，使其显出光华和美点，汇入唐文学的艺术之流；另一方面，对一些为人熟知的传奇小说（如《离魂记》《枕中记》等），或变换视点，或深入肌理，发现其新的价值、韵味和美文光彩，而与前人不谋而合或相似之见则点到为止，力避重复，从而增加了论析的分量和新异之感。

小说的形态类型及主题模式是作家的创造，又是社会时代的产物和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环境、世人心态以及创造者的阅历、教养密切相关。本书作者注意随时对相关问题作理论的探索与阐释，并设最后一章集中研讨。此种笔墨增强了类型研究的理论高度和深度，亦多中肯，给人启迪，但还显得力度不足，似欠充分。

鹏飞君是葛晓音先生的博士生，晓音命我敲敲边鼓，乃得于此著先睹为快，并得与作者多次切磋。但因每次所见都是一篇首尾完整的独立论文，考虑的也就多是一些琐细的具体问题。答辩前见到全著，而我重点读的却是以前未曾读到的《绪论》和第四章，于全局思考还是很少。直到此次作《序》，才进一步审视其整体的长处和某些不足，写了上面的话，作为对此书出版的祝贺。

马振方

2003年9月18日于北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