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谐隐”辨体

谐隐乃谐辞、隐言之合称，最初这只是手法层面上的两个概念，到后来才发展成为文体范畴中的两个术语。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对二者作为表达手法所具备的特征进行了如下阐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隐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由此看来，谐辞是一种浅近通俗、充满谐謔意味的表达手段，而隐语则是一种玩弄狡狯、曲折达意的言说方式，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手法上的明显差异。至于它们的功用，刘勰认为应该“会义适时，颇益讽诫”、“大者兴治齐身，其次弼违晓惑”，亦即谐辞、隐语都应具备讽喻劝谏之功能。范文澜在《谐隐》篇注文中云：“谐辞与隐语，性质相似，惟一则悦笑取讽，一则隐谲示意。”这也是从二者功能相近的角度而言的。关于这一点，后代的学者中基本上不存在分歧。但对于谐辞和隐语在表达方式上的关联与差异，连刘勰本人也没有做出足够清晰的论述。故下文即从《谐隐》篇中援引的大量实例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刘勰论谐辞所引之第一、第二两例分别出自《左传》“宣公二年”及“襄公四年”。前者云郑伐宋，宋师败绩，主帅华元被俘，不久逃归。其后：

宋城（筑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读腮），弃甲复来。”（华元）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奈何）？”役人曰：“从（纵）有其皮，丹漆若何？”

这一节引文中的谐辞主要指筑城的奴隶所唱之歌谣，其特点有二：一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一首押韵的短歌；“弃甲而复”与“弃甲复来”类似于民歌中的重章复沓；二，就其内容而言，是对将军华元的外貌进行夸张性的嘲戏，并对他战败被俘又逃归的厚颜行径加以谴责。这首歌谣的诙谐意味主要来源于独特的语言形式与夸张性的嘲戏内容的结合，技巧与内涵都比较简单，完全符合“辞浅会俗”的特征。但“襄公四年”条中所出现的一节谐辞性歌谣却在手法上带有一些稍微复杂的因素：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杨伯峻先生在“臧之狐裘”一句下注云：“狐裘为贵重之皮服，臧孙为大夫，当可御之。此役在鲁之十月，夏正八月，非御狐裘之时，盖以狐裘兴起狐骀，此古代诗歌之比兴手法。”这是通过字面上的关联来构成“兴”，从而使臧纥的高贵身份在与狐骀之败的对照中自然产生辛辣的嘲讽意味以及“肉食者鄙”的更具普遍性的谴责。可见，在这一节歌谣中出现了较为隐晦曲折的表意手法，亦即可以这么认为：这一谐辞之中已包含隐语的因素。

刘勰在讨论谐辞时较多地援引了《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事例，这些例子皆因其“辞虽倾回”而“意归义正”的特性而被刘勰视为谐辞之正宗。通过对这些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谐辞的其他特征。

关于《滑稽列传》题名之含义，唐代司马贞之“索隐”云：“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这一解释颇能概括《滑稽列传》中众多谐辞的意义与形式特征：比如淳于髡之劝威王、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西门豹之治邺巫等故事中的谐辞（或行为）均带有似是而非的性质，说话人表面上赞同一种荒唐的言行，认其为“是”，并依循该言行的内在逻辑加以夸张和推衍，从而使其荒谬的性质自行显露，听话人（多为国君）也终于如梦方醒，豁然开悟，并认识到该言行为“非”。此类谐辞的诙谐意味来自于说话人的机智与夸张行为以及其在两种荒唐言行之间所设置的强烈对比，比如威王八年楚国攻齐，齐王使淳于髡“赍金百斤、车马十驷”向赵国求救。“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

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淳于髡这一段说辞的谐趣意味首先来自于他“仰天大笑”，以至“冠缨索绝”这一夸张性的行为；其次来源于两个层面上的对比：即君王与农夫之间荒唐言行的对比以及“所持者狭”与“所欲者奢”之间的对比。与此相近的另外一个著名例子便是优孟谏楚庄王葬马的故事。庄王的一匹爱马死去，拟葬之以大夫之礼，人臣敢谏者罪将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然后建议庄王葬之以人君之礼，庄王这才幡然悔悟。在优孟的这一番谏语中，出现了更具诙谐性的三组对比：一为马之卑微不伦与葬礼规格之高形成对比；二是优孟与楚庄王各自荒唐主张之对比；三是埋葬与烹食两种不同处理方式之对比。其第三层对比在技巧上尤其值得注意：

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鬲）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

这段话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诙谐手法：戏拟——即对正式葬礼的一种滑稽模仿。这一手法在后代的诽谐文中被反复运用，但其苗头在先秦时代即已萌生。《史记》中的滑稽言辞在表述上所具备的倾回曲折、谲辞饰说的性质直接导致了语辞意义层面上正反对比（似是而非）结构的形成：即在这些劝喻性谐辞中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两种意见的对立。其次，从语言形式来看，这些谐辞虽出自口语，却多为协韵之文，这与上面提到的《左传》中两则歌谣的形式特征也基本一致。

谐辞由一种口头表达艺术进入书面的赋体文学大约在战国时期。刘勰在《谐隐》篇中说：“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其中提到的《登徒子好色赋》在文体特征及语言风格两个方面都流露出其脱胎于俳优谐辞的痕迹。赋的开篇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说他生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于后宫。”宋玉否认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于是楚王曰：

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这句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意义，因后文宋玉的长篇驳论即由此而展开；这句话也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显露出此赋之形式正是来源于宫廷中俳优与君王之间的诙谐问答。从《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与齐威王两人之间问答的展开方式即可看到这一点：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曰云云。

又：

（威王）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云云。

此外，宋玉对登徒子的驳斥也采用了机智的推理与对比手法，极富谐谑意味。而秦章华大夫的一番高论则曲终奏雅，暗寓讽谏之意，这跟谐辞末尾的点睛之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世汉大赋劝百讽一的“劝讽”结构可能就与谐辞和先秦俳赋有某种关联。到西汉时期，赋的讽谏作用实际上已经变得十分微弱，谐辞也逐渐丧失其讽谏功能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说，从西汉到隋唐，谐辞基本上是以游戏文章的身份在发展着，也更多地具备了纯文学的性质，其体制也在不断扩张，从一种手法发展成一种文体；其技巧也日趋复杂，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表现手法。这些问题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论述。下面先对先秦隐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一些讨论。

前文已经论及刘勰对隐语内涵及其功能的主要观点，故此处继续从其所引实例入手来考察其体制上的特征。《谐隐》之开篇即云：“又蚕蟹鄙谚，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这是指《礼记·檀弓》中记载的两则隐语，因其篇幅短小，故引全文如下：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蜂）则冠而蝉有（帽带）；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闻一多先生曾经在《说鱼》一文中论及“什么是隐语”时说：“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如果套用这句话，则谐辞就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会说得没意思的说得有意思一点。）上面第一例中的前两句歌辞可以认为是隐语的谜面，后一句则是隐语的谜底。从句子结构及意义来看，它们之间都是平行类比的关系：蚕吐丝与蟹有壳本不相干，蜂戴冠与蝉有须亦无关涉，但唱歌者硬把它们扯到一块，让它们之间产生一种荒唐的近乎因果的关联，用以影射成人因畏惧子皋之政而不得已为兄服丧仪的行为。三者之间的类比关系得以成立之基础在于其各自内部关联的共有的荒谬性，并且都是一种人为造成的荒谬性。这一隐语跟《诗经》中“兴”的手法是极为接近的。在第二例中的隐语是通过行为来表达的：孔子既不赞同原壤居丧而歌的无礼举动，又不愿意伤害朋友的尊严，故而只好“为（伪）弗闻也者而过之。”孔子的这层深意若非他自己说明，别人是难以揣测得到的。大体上说来，隐语与其本意之间的关联是十分曲折微妙的，往往需要经过阐释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史记·滑稽列传》与《史记·楚世家》中分别记载了两则几乎完全相同的著名隐语：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

此则隐语与其本意之间也是一种类比关系，说话人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威王的行为向我们诠释了这一隐语的真实含义。

刘勰在《谐隐》篇中还涉及大量春秋时代的隐语用例，如：“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除去伍举一例，其余隐语之语辞与其内涵之间都存在着曲折而隐秘的关联，因而极难索解。事实上，从春秋到汉代典籍中所载之隐语多附诠解之文，否则它们中间的一部分有可能成为千古之谜。如“叔仪乞粮于鲁人”一条出自《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粱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杜预注云：军中不得出粮，故为私隐。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隐语中也存在着一个表层义与深层义的双层结构，但两层意义之间的关联却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由说“隐”者临时设定的，带有鲜明的个人性，故杜预称之为“私隐”。在有的情况下，隐语承担着秘密传递信息的功能，如上引之叔仪乞粮事；而在另外的场合则承担劝谏之功能：即先以隐语引起君王的好奇，促其追问，然后再说明寓意，以进行讽谏。这种问答的方式经常出现在口头隐语的场合，从先秦至唐代都是如此。隐语的第三个功能乃是作为智力游戏的一种手段，这跟后世的猜谜活动非常接近，如《荀子·赋篇》中所记载的关于礼、智、云、蚕、箴等五事的对答式隐语即是在臣子与君王之间所进行的智力较量。又《国语·晋语五》中记载：

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

这段材料中所提到的廋辞（即隐语）显然是在外交场合进行智力较量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当时的人还非常看重这种破解与应对隐语的能力。

通过上文对谐隐实例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谐辞与隐语是两种既有差异又有关联的语言表达方式，即它们首先都是一种口头的“语”“辞”形式。其次，它们都采用曲折达意之手段。但“谐”让人觉得愉悦有趣，让人更易明白；“隐”则让人不易明白，让人因好奇而努力去寻求领悟。第三，二者都使用形象化的语言。但“谐”是进行形象化的逻辑推理，“隐”则是进行形象化的赋义与类比。第四，它们的传播方式多为口语，又多以韵文或对答的形式出现。第五，它们都体现使用者的机智。但谐辞往往产生于紧急应对的场合，故须仰仗说话人的急智与诙谐，隐语则可在从容思索与周密设计之后说出。第六，这两种手法常出现交叉的情形，如“优孟谏葬马”与“淳于髡讽威王”的两段谐辞即均伴有隐语性质的动作：“仰天大哭”或“仰天大笑”，而《左传》“襄公四年”中鲁人嘲讽臧纥的歌谣也含有隐语的因素。

也许正是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刘勰才把谐、隐放在一处来加以讨论（当然，刘勰更看重它们共同的讽喻功能）；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二者才会在后代的发展中最终合而为一，成为一种独特的谐隐文体，并得到文人作家的青睐。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280页“注十九”。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修订本），653—654页。
3. 同上书，940页。
4. 同上书，940页。
5. 《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3197页。
6. 同上书，3198页。
7. 同上书，3200页。
8. 《全文》之《全上古三代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74页。
9. 《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3198、3199页。
10. 此两段引文依次见于《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1316、1315页。
11. 《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神话与诗》，开明书店1948年版，117页。
12. 《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3197页。
13.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791、1792、1794页。
14. 《国语》卷十一《晋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