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每个人都拖带着一个世界,世界里盛满了故事——缅怀两个人

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 作者:张畅 著


每个人都拖带着一个世界,世界里盛满了故事——缅怀两个人

世界文学史课上,老师讲《奥德赛》。老师说,人应当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做点“坏”事,尤其是女生,到了成家立业之后连做“坏”事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听了,点头。什么是坏事呢?就是在本该上课的时候因为春光大好而弃了书本奔出课堂,在街头骑着单车飞奔;就是从图书馆幽闭的一隅走出来,踏上去任何地方的火车,认识或不认识路,都开心地走着;就是毫无顾虑地放声大笑,不掩饰痛苦,快乐或忧伤都写在脸上;就是奔跑奔跑奔跑,在田野里或是暖阳下,和你觉得待在一起最舒服的人,享受短暂的宁静时光。

室友季青去了西班牙之后,再没有人在我面前迷惑人生,或者大谈关于哲学和未来的话题了。寝室里安静得骇人,夜夜幽暗而昏黄的灯光里总觉得有一种孤单落寞无以言说。就像你“培养”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或者恋人)突然走了。除了记忆,什么都没带走;除了记忆,什么都没留下。就是这分分合合,才有了世界上纷呈的故事,才有了欣赏故事的人、笑声和泪水。

寒假回家,鞭炮和礼花在窗外炸响,我在床上高烧不止。那是我第二次肆意的释放,第一次大概是初入大学。躺在床上的日子,视野里只有局促的小屋,还有窗上凝结的冰花。北方的寒冷留给我数不清的美丽的回忆,它们在我生命的最初的版图中铺展、融化又凝结。钟表滴滴答答,就如同我8岁时刚刚搬进来的样子,惬意而悠闲。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我甚至想,我可以做一个诗人或是作家了,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一支笔、几张纸就可以活过余生,了无遗憾。

我想起逝去的两个人来。一个是我家的邻居,另一个也是我家的邻居。

刘师傅,年轻时是电工。我从来没开口叫过他,从我8岁时搬进这栋楼开始。每次见,都只是点头微笑。我承认是我嘴拙,不喜欢叫不大认识的人叔叔或阿姨,只能点头、微笑。记得从前过年的时候,他常常领着小孙女出去放鞭炮;端午节,他到我们家帮忙包粽子,我依旧记得他蹲在地上,极认真地让水中雪白的江米在指间滑过的样子;家里灯坏了,他来帮忙修。每一次,他都不大说话,可是每一次,他都帮忙。这几年,因为抽烟又不运动,刘师傅衰老得很快。可是没想到,竟然在我回家的几个月前走了。肺癌晚期。

他肯定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12年里,他家的门对着我家的门。偶尔停电的时候还伸出头来相互寒暄几句。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的离开,我只觉得心头压着些什么。不想哭,也没有眼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这样存在着,他们在的时候你并未在意他的好;他们走后,才知道他们的分量。不是轻与重的差别,而是牵挂,还有心头泛起的丝丝暖意。

另一个人住在楼下。腿脚因为车祸不很灵便,年岁大了,就操着这栋楼的心。我只记得,下雪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蹒跚着,在门外扫雪。见了我,嘟囔着什么。因为言语模糊,我也极少分辨出他在讲什么,但我照例点头、微笑。我只记得考完大学后的一日他在楼梯口见了我,忽然称赞起我来。话不多,但是我听懂了。不久前,洗澡的时候,他不小心摔倒在浴室里,再没有醒过来。而他的离开,对我而言,只是少了一个冬天里扫着雪的身影。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可是我想念他的身影。

夏多布里昂在《意大利之旅》中写道:“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是啊,每个人都拖带着一个世界,每个人的离开都带走了这个世界,连同这个世界里的故事、故事中的喜怒哀乐。(2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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