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俄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

在名家辈出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与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等灿若群星的伟大诗人和作家的名字交相辉映的，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们的卓越理论建树和批评活动，他们在19世纪整个文学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他们和同时代作家、诗人之间的紧密精神联系，他们在文学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而决不是自封的文坛中心人物乃至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共同构成世界文学史中一种罕见的现象。我国20世纪最有贡献的作家之一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这既表达了中国作家和诗人对19世纪俄罗斯文论与批评的仰慕，又从一个侧面喊出了中国文学界对于确有见地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期待和呼唤。这种意识的存在，决定了中国文学在开始引进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初，就同时注意到了它的理论批评成果。

根据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我国最早涉及介绍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的文字，是周作人在1907年11月30日《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作者署名“独应”）。文章介绍的是俄国人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一个革命者的札记》（1899）一书的相关内容。周作人将此书称作“俄人克罗颇特庚自叙传”。我国一般读者通常只认定克鲁泡特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较少知道他是一位兼“政论家、回忆录作者、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于一身的人物。不过，《一个革命者的札记》却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著作。在这本书中，结合着作者对于自己的精神漫游历程的描述和关于重要的社会—文学事件的编年史般的记载，既有政论因素和“忏悔录”的成分，又有学术性随笔的特色。在周作人有选择地加以介绍的部分中，可以见出：克鲁泡特金由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的“虚无主义”说开去，谈及19世纪60年代以降俄国的独特社会氛围、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虚无主义思潮的流行及其与当时社会运动的关系。“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益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悉破之。都介涅夫《父子》一书，即记其情形者，其言波札罗夫（书中主人，虚无论者也）为人不服权威，虽有义法无征不信（《父子》第五章）也。”屠格涅夫的作品因其对于那一时代的特有气息的敏锐而及时的艺术反映，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关注。克鲁泡特金本人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首先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评论文学，当属自然；周作人的介绍，却也似乎在不经意中触及了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社会的色彩之浓厚”的特点。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国文学界介绍俄国文学批评的开端。

较为详细的早期评介见于田汉1919年发表于《民铎杂志》（出版于日本东京）的长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这篇文章首先在欧亚两大洲文明的背景上勾勒出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与文学的基本特征，继而在此基础上，沿着俄罗斯文学史的实际进程，对11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和各流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逐一介绍和评说，述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等19世纪俄国重要批评家。文章称伯凌斯奇（即别林斯基）为“俄国近代思潮之黎明期一中枢人物”，指出“其于俄国文坛之功绩，一方面则说明当时西欧著名创作之根本原理，一方面则评价本国文豪，纵横无尽，示作物之性质与特征，遂至开俄国近代批评文学之新纪元”。文章认为，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特点是，批评家以“促进社会之自觉，鼓动社会之生机”为己任，故而“尽其心力，务引文学入实社会，使艺术品之感化深浸润於实生活，自己亦由哲学的抽象世界投身于社会的劳动，其思想范围之阔，又足以代表一伟大之时代”。文章作者肯定别林斯基的贡献在于“以其犀利之批评造成俄国文学之社会的倾向”，应当说是颇有洞察力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与别林斯基齐名的两位批评家，田汉的文章对他们俩也做了扼要评介。他论及前者的美学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和批评著作《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认为其“头脑明晰，思想卓尔”，有“多角天才”之称，实乃“急进派之中坚”。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田文强调指出：《大雷雨》和《奥勃洛摩夫》这两部杰作“能见重于时，皆赖其推荐解释也”；其批评成果，构成“俄国公众艺术与公众批评之基础著述”，“近代文学之批评界系统”的起始。上述评说，均可谓要言不烦，一语破的。

1921年，中国文学界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成果的译介与评论，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一年中，耿济之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理论著作《艺术论》，作为“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和译者本人都为这部译著写了序言。《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在集中发表一系列重要作品译文的同时，还推出数篇俄国批评家的著述和国内研究者的相关评论，其中译著有沙洛维甫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耿济之译）、克鲁泡特金的《俄国的批评文学》（沈泽民译）和《阿蒲罗摩夫主义》（夏丏尊译），评论则有郭绍虞的《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和沈泽民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等。此外，在陈望道所译、日本学者昇曙梦撰写的《近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潮》一文中，同样含有论及俄国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篇页；明心编写的《俄罗斯文艺家录》也收入了一系列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传略。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一文，系俄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叶·安·索洛维约夫（笔名安德列耶维奇，1867—1905）所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略》（1902）一书开篇的概述部分。索洛维约夫将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强调俄国文学是在国家政权压制个性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争取个性的权利而斗争成为这一文学的经常性主题。文章译者耿济之在简短的译后记中，为读者指出了索洛维约夫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俄国的批评文学》一文，则译自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1905）。译者沈泽民撰写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就是对这本书的介绍和评述。该书是作者根据自己1901年在美国讲学时使用的讲稿为基础写成的，全书贯穿着俄罗斯文学不断进步发展的思想。沈泽民所选译的，是该书第八章（最后一章）中专论俄国文学批评的部分。在这里，克鲁泡特金勾画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轮廓，对别林斯基、迈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等批评家着重进行了评介。作者特别指出了文学批评在俄国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写道：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俄国，文学批评是一条吐纳一般人政治思想的运河，五十年来它在俄国的发展和地位的重要，是各国所没有的。有一种俄国每月评论，它的真灵魂就是艺术批评家。他的文章比同一册杂志所载的名家小说重要得多。一个领袖的评论，报社中的批评家，就是大部分青年的智识的领袖……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曾有一班不断的接踵而起的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的智识生活，曾有过极大而且极广极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力是任何其他各界中的小说家著作所不能企及的。

克鲁泡特金的这些言论，使中国文学界对于俄国文学批评的认识，已不限于了解几位具体的批评家，而是开始注意到了文学批评在俄罗斯全部文学生活乃至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至于他的另一篇短文《阿蒲罗摩夫主义》，则集中分析了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形象，可以说是在杜勃罗留波夫的著名评论《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之外，强调了这一艺术形象的性格特征不仅仅是俄罗斯的产物，还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世界性文学典型。此文既有深化中国读者对《奥勃洛摩夫》的认识的作用，也使他们看到了俄国文学批评在解读具体作品时的关注侧重。

与上述译作彼此照应的，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两篇论及俄国文论和批评的文章：郭绍虞的《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和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其中，前者提供了关于俄国美学理论的较为系统的扼要评说，后者则是关于托尔斯泰艺术观的一篇专论。郭绍虞在他的文章中首先指出：美论或艺术论“常影响一时代文艺的作风”，而其自身的产生则是以“文艺稍兴，创作的天才日渐诞生，批评的目光亦渐以正确”为条件的；俄国的美论、文艺和批评，除了符合上述一般规律外，还特别显示出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郭文描述了俄国美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进程，指明它在1829年大学中提倡德国哲学之后才开始形成，初期主要受到谢林哲学的影响，主张“由艺术以观察绝对，探求真理，使这永劫不灭之理想显于生活之中”。别林斯基才是“俄国批评界的嚆矢。当时俄国的文艺界差不多随其思想为转移”。郭绍虞甚为细致地考察了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演变，肯定他以及迈科夫的见解是“俄国近世文学黎明期的思想”。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郭绍虞认为他的学说“引起文学美术上极端的写实主义”，而他关于美的定义，则是“把自然美的位置抬高于艺术美之上”。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的批评”，郭文说明其实质在于把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等量齐观，所以与其说他是文艺批评家，不如说他是社会评论家。郭文还论及皮萨列夫的“艺术否定论”和“极端的功利论”，指出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差不多即是标榜他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提到19世纪晚期出现的颓废派、象征主义思潮。可见，郭绍虞的文章事实上是勾画出了19世纪俄国文论和批评发展的基本轨迹，对主要文论家、批评家的观点学说一一作了评介，为国人认识俄罗斯美学、文论和批评，提供了一份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资料。

张闻天的文章则可视为对耿济之迻译托尔斯泰《艺术论》所作出的一种呼应，尽管作者申明他所依据的是《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的英译本。全文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在说明搞清楚艺术的本质和作用等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之后，大致沿着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路，缕述了他的基本艺术观，使读者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是在一一列举并否定了西方众多的美学家、文学家（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狄德罗等）各自提出的关于艺术的定义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的。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使“人类走向完善”的一种交际方式，尤其是传达感情的一种工具。他把有无艺术感染力作为鉴别真假艺术、确定艺术品价值高低的主要标志，并认为这种感染力的大小，取决于感情的独特性、清晰度和艺术家本人感情的真挚程度，其中后者起决定作用。关于感情，托尔斯泰特别强调它和“宗教知觉”的关系。这种“宗教知觉”在托尔斯泰看来，就是每一历史时期内、每一人类社会里“代表那社会里的人所达到了的最高的水平线的人生观”；在现代社会里，就是“能够并且应该把一切人类连成一个普遍的同胞关系的、一种万人共通的原理”。对此，张闻天解释并评价道：“所以现代艺术的价值是在拿博爱来做尺度。由于这种见地，托尔斯泰把艺术史的大要拉开在我们的面前。”张闻天文章的第二部分，梳理了托尔斯泰对“上层社会艺术”（贵族艺术）、现代神秘主义艺术、颓废艺术等各种“伪艺术”所做的批判。其间，作者曾多次征引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论》（即《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中的观点，两相对照，使读者不仅了解到托尔斯泰抨击莎士比亚的缘由，又进一步知晓了前者评判艺术的独特眼光。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述及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和科学之关系的观点，指出他对于艺术的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因为他相信将来的艺术是大多数人民的艺术，是从“宗教知觉”上所流出的艺术。至此，托尔斯泰在其最主要的文论著作《什么是艺术？》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经由张闻天的述评，便较为清晰地呈露在中国读书界面前。

2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一些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俄国文学史著作，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就是其中较早的一部。在该书中，作者专辟一章《文艺评论》，对19世纪以降的俄国文学批评作了简要的评介。作者首先介绍了“别林斯基以前”，也即俄国文学批评起步阶段的魏涅维季诺夫（1805—1827）、纳杰日金（1804—1856）和波列沃依（1796—1846）等人的批评活动，随后则分别评述了别林斯基、迈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成果。最后，郑振铎还提到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1）、文格罗夫（1855—1920）、康·阿尔谢尼耶夫（1837—1919）等文学史家和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德鲁日宁（1824—1864）、安年科夫（1812—1887）等批评家的名字。对于一些重要的批评家，郑振铎的评介常常言简意赅，中肯贴切。如作者指出：别林斯基“不仅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而且是俄国的青年的导师”，他的批评文字“蕴蓄着美与热情”；“以后俄国的为人生的艺术的思潮的磅礴，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鼓动者”。关于杜勃罗留波夫，郑振铎认为：“他的伟大，不在他的批评主张，而在于他的纯洁坚定的伟大的人格。……所有他的文字，都使人感到一种道德的观念；他的人格强烈地与读者的心接触着。”郑振铎还把皮萨列夫的理想概括为“有思想的写实主义者”，称米哈伊洛夫斯基为“70年代的领袖批评家”，特别提及后者的《托尔斯泰左手和右手》。可以看出，郑振铎在他的《俄国文学史略》中，不仅勾勒出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轨迹，而且对诸位批评家的成就与特色也做出了相当确切的概括。

瞿秋白1921至1922年旅俄期间完成的《俄国文学史》一书，同样论及俄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书中第八章“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第十章“六十年代”和第十一章“七十年代”，在论述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文坛状况和主要文学成就时，都提到从别林斯基到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一系列批评家。第十九章“文学评论”则是对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批评史进程所作的一种纵向描述。瞿秋白写道：18世纪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如瓦·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8）、罗蒙诺索夫等，“只讲究文字的优美简要，或者峭洁平易；在内容上必须能令读者愉快，要是能实行文学上的教训主义那就更好”。19世纪初的评论家阿·梅尔兹利亚科夫（1778—1830）首先反对俄国文学对法国文学和古代典籍的模仿，强调“真正的诗人应当有纯洁的心”，“采用自然与人生里的诗料去感动读者社会”，预示了古典主义的衰亡和浪漫主义的兴起。在瞿秋白看来，19世纪俄国文学评论的进化始于卡拉姆辛的感伤主义；普希金的作品出现后，波列沃依主张以“民族性”为标准来评论文学；纳杰日金则看重诗人“超越的天才”和“一切高远的思想”，成为俄国浪漫派批评的代表。然而直到此时，文学批评在俄罗斯还没有完全形成，只有别林斯基才是“俄国真正的文学评论的鼻祖”。

在对别林斯基及其后的诸位批评家的评论中，瞿秋白往往能够甚为精当地概括他们各自的特点，并力图揭示出俄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趋势。如他认为别林斯基的文艺观虽屡有变迁，却可以约略地综合为：确定“诗”的真意义在于“复现宇宙间自然的生活”；指出文学不但是个人的创造，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争取自由幸福的工具；肯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果戈理派的价值；第一个确定文学评论的功能是“解释文学，直到社会舆论”。所以瞿秋白断言：“别林斯基对于俄国文学的功绩，实在不在普希金之下。”别林斯基逝世后，文学界稍稍寂寞，直到19世纪60年代文学评论才又“大盛”，出现了一批评论家。在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时，瞿秋白指出：他关于“一切能代表生活或警觉生活的便是好艺术”、艺术“应当注意及于读者社会的了解程度”等观点，都比别林斯基更进一步，“可是文学评论的意义少而社论的成分多了”。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瞿秋白认为他懂得“预有成意的作品不能有丝毫的艺术价值”，但因时代的关系，他的批评却大致是以“社会的意义”为视角的。另外，瞿秋白还注意到：格里戈里耶夫是着重从民族性——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评价艺术的，皮萨列夫“只承认科学和理智”，米哈伊洛夫斯基“注重于人生的意义”，安德列耶维奇（即叶·安·索洛维约夫）则“注重于情而轻智”。这些评说，虽与郭绍虞、郑振铎等人的意见不尽相同，却也能给人以启迪。

同样能给人以某些启示的，是瞿秋白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文学批评之特点与趋向的概括。他写道：“皮萨列夫之后，文学评论更为进步，——从艺术的，社会的，心理的，三个方面着眼。”“二十世纪以来文学评论的著作和方法，已俨然自成一个系统。”他还论及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1848—1946）、斯卡比切夫斯基和文格罗夫等批评家，从而完成了自己对“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的描述。

可以看出，在五四时代，中国文学界已经在译介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郭绍虞、郑振铎和瞿秋白等人的相关评述尤为重要。正是经由他们所提供的简洁的文字，中国文学界对19世纪俄国文论和批评的历史、成就和特色，开始有了最初的认识。

从20年代末期起，中国文学界对俄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引进，逐渐转移到以译介十月革命后的新兴思潮和观点为主的轨道上来。但19世纪的俄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依然是文坛人士重视的对象。例如，《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和《托尔斯泰论》等，都先后由我国学者迻译过来。《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由王凡西译出，内收《论文学》、《论自然派》和《论果戈理底小说》等三篇论文，并附有译者“小引”和苏联《真理报》（1936年6月12日）为纪念别林斯基诞辰125周年发表的社论《伟大的俄国批评家》（张仲实译）。这是在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别林斯基论文集。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在当时曾出了两种中译本：一为韩侍桁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一为郭安仁（丽尼）译，重庆书店1931年。两者所译的其实都是前文已提及的克鲁泡特金的演讲录《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一波翻译的《托尔斯泰论》（上海南华书店，1928年），则译自这本演讲录的第4讲。1942年，周扬译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个译本曾在1949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

在上述译本出版问世的前后，我国各种刊物也陆续发表了19世纪俄国批评家的一系列文学论文。如周扬曾翻译了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即《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的节译），发表于《译文》杂志1935年第2卷第2期。这是别林斯基的文学论文的最早中译文。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的最早译介，则是1930年8月《小说月报》第21卷第8号刊登的程鹤西翻译的《什么是“亚蒲洛席夫”式的生活》（即《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936年4月，在杜勃罗留波夫百年诞辰之际，《译文》新1卷第2期特意开辟了“杜勃洛柳蒲夫诞生百年纪念”专栏，对这位批评家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成就作了较为集中的介绍，刊出了批评家的论文《给诗人》、《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即《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的结论部分），同时还发表了苏联学者撰写的《杜勃洛柳蒲夫略传》和另外两篇评论文章（五篇译文均为克夫所译）。1937年，《文学》第8卷第3、4号连续刊载了王凡西翻译的璧沙了夫（皮萨列夫）的长篇论文《普希金底抒情诗——论普希金与倍林斯基》（即《普希金和别林斯基》）。

除了上述理论家、批评家的著述外，对于19世纪俄罗斯著名诗人和作家的文学观，我国学者也极为重视。如胡风曾从日语转译出列夫·托尔斯泰论文学与艺术的言论，以《关于文学与艺术》为题，发表于1936年6月出版的《译文》新1卷第4期。该译文后来又收入他辑译的《人与文学》一书（桂林文艺出版社，1943年）。郁达夫翻译的屠格涅夫的著名论文《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最初刊登于1928年6月出版的《奔流》创刊号，后来又被收入他选编的外国作家、批评家论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一书中。1928年9月《现代文化》第1卷第2期推出的“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专号”，1936年9月《译文》新2卷第1期刊发的“普式庚特辑”，1937年2月《译文》新2卷第6期的“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等，都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这些文坛巨人的文学见解。1943年出刊的《苏联文艺》第16期，曾登载了高明（陈冰夷）节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是什么？》（即《什么是艺术？》）。

在继续翻译介绍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著述的同时，我国学者还颇为注意迻译国外学者对这些文论家、批评家的评述。如鲁迅曾译出了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一文，1930年2月发表于《文艺研究》第1期。同年，冯雪峰也以《文学及艺术的意义——车勒芮绥夫斯基底文学观》为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同一篇论文，刊载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2号。1932年，瞿秋白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译文直到译者遇难后才由鲁迅抱病将其编入《海上述林》（上卷），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于1936年在东京印行。在《译文》新1卷第2期的“杜勃洛柳蒲夫诞生百年纪念”专栏中，刊有周扬翻译的沙可夫的《批评家杜勃洛柳蒲夫》一文。1936年5月，该刊新1卷第3期又发表了苏联文论家吉尔波丁的文章《杜勃洛柳蒲夫论》。国外研究者的这类论著在我国的译介，对于中国学人了解19世纪俄国著名文论家、批评家的成就和贡献，无意是大有裨益的。1942—1945年在上海由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文艺》月刊，在其开辟的“文录”专栏内，曾发表过由蒋路、叶水夫等人翻译的苏联研究者评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家的多篇论文。

在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关于19世纪俄国文论家的评论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周扬的几篇文章。1936年7月，他以“列斯”为笔名在《光明》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纪念别林斯基的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一文。1937年3月10日，他的《艺术与人生——车尔芮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一文由《希望》创刊号刊出，同年4月《月报》第1卷第4期予以转载。1942年4月16日的《解放日报》，还登载过他的另一篇长文《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舍夫斯基的美学》。在《纪念别林斯基的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一文中，周扬较为详细地向中国文学界描述了别林斯基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进程，介绍了他的基本文学观点，强调了他的文学批评所显示出的社会政治意识和斗争精神。周扬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篇论文，是彼此呼应、互为补充的。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试图在和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的对照中，揭示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独特贡献。周扬指出：别林斯基主张艺术是现实的再现，“艺术不过是生活的无数显现之一”，这一思想被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袭而且发展了；后者的功绩在于对这一正确的命题给予了辉煌的解释：“他要求艺术家抓住现实的本质，描写有用的主题。”在周扬看来，与别林斯基相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前进了一步的地方，还在于他认为“艺术不但是‘再现人生’，而且还要‘说明被再现的现象’，给以判断”。周扬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另一篇文章，在对这位理论家的生平和著述生涯、学术地位和贡献作了介绍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周扬肯定：“坚持艺术必须和现实密切地结合，艺术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高原则。”周扬的这几篇文章是30—40年代我国研究者评述19世纪俄国文论家、批评家的代表性成果，它们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学界对19世纪俄国文论的接纳和认同。

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期，即通常所谓“十七年”中，中国文学界对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的翻译，开始稳步地向前发展。1953年，孙楚良翻译的别林斯基的《论普希金的<奥涅金>》由泥土社出版。1952—1953年，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满涛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第1、2卷。这个两卷集，后来曾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58，1959）、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重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1959、1962年重印），出版了缪灵珠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1959年重印）。随后的1958年，似乎是我国出版界集中出版俄国文论著作的年份。这一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丰陈宝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汝龙翻译的《契诃夫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真选译的《别林斯基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周扬、缪灵珠、辛未艾、季谦等合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1958；下卷，1959）。1954和1959年，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辛未艾翻译的两卷本《杜勃罗留波夫选集》。同样是辛未艾所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和中卷，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分别于1961年和1965年出版发行。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辛未艾选译的《赫尔岑论文学》。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1957—1960）、《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1—1965）中，也译载了19世纪俄国文论家、批评家和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与诗人的文论著述和批评文章。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者》，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冈察洛夫的《迟做总比不做好》等文论史、批评史上的名篇，都是通过这两套译丛首次完整地被译介给我国读书界的。

十七年中，我国文学界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1957年，周扬在他所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一书重版时，对自己写于1942年的那篇文章《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舍夫斯基的美学》进行了修改，并更名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作为新版译本的译后记附于书后发表。我国著名的俄国文学理论翻译家辛未艾（包文棣），在他所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批评文集出版或再版时，先后撰写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1958）、《简论赫尔岑的文学观》（1962）、《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生活与创作道路》（1961）等文章，对上述理论家批评家的生平经历、著述活动和文学观点，作了清晰的描述和扼要的概括。1961年，《文艺报》第8期和第11期还先后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罗荪的《探索真理的伟大战士——别林斯基——纪念别林斯基诞生150周年》和辛未艾的《略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观——纪念伟大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逝世100周年》。除了这些译本的序言、后记以及纪念文章之外，刘宁的论文《赫尔岑的美学观和艺术观》（1962）、《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1958），汝信、夏森合写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1963），苗力田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学原理》，廖立的《杜勃罗留波夫美学思想的战斗唯物论精神》等，对19世纪俄国三大批评家的思想和学说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由于特定的时代条件，这些论文一般是在确认三大批评家的革命民主主义身份的前提下，着重阐发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政治意识和现实主义观点，一致肯定了他们在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

与上述单篇文章相比，朱光潜在他所著的《西方美学史》（1963，1964）的两个专章中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就显得更为透辟、也更有独到的见解了。朱光潜凭借着自己对欧洲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熟知，把这两位批评家放到同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密切联系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文学创作的实践，对他们的美学观点和文学见解进行考察。在阐述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时，朱光潜抓住艺术的本质和目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典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和美的本质等关键问题展开辨析，既肯定了别林斯基的贡献，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如朱光潜认为，别林斯基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在哲学上，他“晚期虽基本上转到唯物主义，却也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关于诗和哲学的区别不在内容而只在形式的观点是片面的，也和他本人的另外一些论述互相矛盾；他有时还从“类型”出发，把典型看成代表性或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朱光潜一方面肯定他在美学上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提出了关于美的三大命题和关于艺术作用的三大命题，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在批判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定义时把其中的合理内核也抛掉了。朱光潜还认为，由于俄语中“жизнь”一词兼有“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的定义有根据“人类学的原理”或生物学观点的一面，而这可能正是他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源之一。朱光潜还对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艺术和现实之关系的观点作了比较分析，注意到前者既肯定了“生活永远高于艺术”，又断言“在诗中，生活比在现实本身中显得更是生活”，并就典型化这一点来断定艺术高于现实生活；而后者却停留在别林斯基的前一个论点上，丢弃了他的后一观点。另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看成代替品和原物、摹本对蓝本的关系，“尽量地缩小想像的作用以及艺术典型化的作用”，说艺术的作用在于普及科学知识，片面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对于这些观点，朱光潜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朱光潜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说之所以深刻，是由于他透彻地把握了这两位批评家的思想和学说。他的独特言说方式在那个时代的出现，还显示出他的学者气质和学术胆识。

然而，不过几年以后，和朱光潜的上述评说相类似的所有言论都不可能公开发表了，评说者和评说对象的命运都一起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暗淡时期。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丰富遗产，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年代，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否定和抛弃了。1966—1976年，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在这方面的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几乎全部陷于中断。非但如此，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还成了批判和讨伐的对象。姚文元的“战斗檄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别、车、杜和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的译介者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开恶劣的风气之先。一时间，“神州大地”曾刮起一股猛批别、车、杜的旋风。

在这一批判的“思想背景”上，印刻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一个基本判定：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要彻底清算建国以来统治我国文艺界的黑线，就必须顺藤摸瓜，深入批判这条黑线的思想根源，坚决打倒中国“30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别、车、杜。当然，这一批判也殃及20世纪初的俄国戏剧革新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演剧艺术理论，即所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当年的批判者断言，别林斯基等人是修正主义的“三全文艺”（即全民族、全民、全人类文艺）论的始作俑者，而中国“文艺黑线”的基本论点之一“全民文艺”论就是“三全文艺”论的翻版。有的批判文章说19世纪俄国三大批评家的文艺思想都是为“颂扬剥削阶级的现实生活”服务的，称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文明剥削”的鼓吹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场颇有声势的大批判在理论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建树，那么，它在社会上却起到了增大被批对象的知名度的作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有“三个司机”（斯基）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尽管谁也不清楚他们究竟干了哪些坏事。当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已被姚文元们批得体无完肤，另一方面，在绝无仅有的极少数几部公开放映的影片之一《列宁在1918》中，列宁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画像。煞有介事的批判者既缺乏对批判对象的起码了解，更无法解释他们所碰到的尴尬和矛盾。

那段噩梦般的岁月毕竟过去了。从70年代末期开始，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遗产再度受到我国文学界、出版界的重视。上海译文出版社自1978年开始出版辛未艾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3卷4册），从1979年起计划出版满涛、辛未艾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共6卷本，已出版1—4卷），随后又重新出版了《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两卷本）和《赫尔岑论文学》。1984年，该出版社还推出了辛未艾选译的一卷本《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这就使得19世纪俄国最主要的文论家、批评家的论著，较为完整地呈现在我国读者面前。

这一时期，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和作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述，也被逐步地译介给我国读者。如漓江出版社于1982年推出了戴启篁选译的《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次年又出版了张铁夫、黄弗同合译的《普希金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5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7卷本），第14卷为“文论”卷（陈燊、丰陈宝等译），其中收有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论莎士比亚和戏剧》、《<莫泊桑文集>序》等论文20篇。这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和批评成果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汇集。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由章其翻译的《托尔斯泰文学书简》。1988年，朱逸森翻译的《契诃夫文学书简》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一书。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和整个文学进程中发挥了明显作用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中，除了收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家的文学论文选集之外，还收进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论文选》（冯春选编），后者是19世纪四位俄罗斯作家的主要文学论文的汇编。一些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文集、选集或全集，也大都辑录了他们的文学论文。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屠格涅夫文集》，第6卷中就含有作家的文学论文；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果戈理全集》（9卷本），第7卷即为“文论卷”（彭克巽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全集》，也包括一卷“评论”（邓学禹、孙蕾译）。另外，河北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多位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全集，都将各位诗人和作家的“文论”、“批评”或“文论书简”等编入其中，使我国读者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见解。

在迻译19世纪俄罗斯理论家、批评家的著述和著名作家、诗人的文学论文的同时，我国文学界一度还继续引进当代苏联研究者在19世纪文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如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研究者布尔索夫的专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也收入了莫斯科大学教授П.А.尼古拉耶夫等人合著的《俄国文艺学史》，于1987年出版。这两部译著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彼此照应、互为补充的。前者对别、车、杜等19世纪俄国批评家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考察，特别是对他们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了深入阐释；后者是对俄国文艺学发展史的纵向描述，其中的主要篇幅则是对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各个流派的分别研究。如果我们注意到，时至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5年以后，中国文学界在看取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成果的时候，已开始更多地把目光注向当代西方文论，并注视当代苏联—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变化；那么是否可以说，布尔索夫和尼古拉耶夫的两本著作的迻译，成了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19世纪情结”的一幅带有告别意味的晚照？

从中国研究者自身的角度看，进入新时期伊始，和当时国内文坛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努力相联系，重新举起19世纪俄国理论家批评家的旗帜，成为人们呼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回归的一个重要切入点。1978年在我国报刊上出现的这方面的十几篇文章，如钱中文的《推倒诬蔑，还其光辉——批判“四人帮”诽谤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种种谬论》、李尚信的《谈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辛未艾的《谈谈俄国三大批评家》、程代熙的《略谈别林斯基的文学民族化思想》、汝信的《列宁是怎样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等，都显示出解禁之初我国学者的那种可贵的探索品格和论辩精神。对于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中的复归，这些文章也确实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它们的作用。

1980年往后，在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研究方面，我国研究者一方面沿着捍卫现实主义的思路前行，另一方面又把文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和文学观念更新的热情注入其中，陆续推出一系列论文。检视一下发表于80年代的论文，如《别林斯基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吴元迈）、《别林斯基的艺术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吕焕斌）、《论别林斯基的“激情”说》（吴晓都）、《别林斯基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之我见》（武兴元）、《从<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看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方法和原则》（许宝权）、《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预见性》（蒋世杰）、《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人本主义美学思想》（张健）、《从<黑暗的王国>看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批评观》（张春吉）、《人民性和真实性——浅谈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批评”》（周振美）等，都可以看出上述两大意向。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我国研究者撰写的同类论文，数量已有所减少，主要有：《别林斯基文艺思想探微》（顾永芝）、《别林斯基论艺术典型化》（叶继彬）、《别林斯基早期的思想“迷误”》（冯玉芝）、《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黑格尔美学》（胡日佳）、《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与艺术理论管窥》（李克）、《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崔宝国）、《托尔斯泰与德国古典美学》（胡日佳）等。这些文章，大致仍是对19世纪俄国几位大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一般性描述，只有那些探讨他们和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之联系的论文，显示出某些新意。

1986年出版的马莹伯所著《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一书，可以说是我国学者研究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的一部难得的专著。作者在论及每一批评家时，首先都扼要地介绍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然后抓住其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若干要害问题展开论述，使读者对他们在文论与批评领域的成就、贡献和特色，能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例如，著者论别林斯基，从其“情致说”切入，进而讨论他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与典型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见解，然后转入考察其批评理论与实践；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者围绕其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创作实践中的美学和文艺批评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杜勃罗留波夫，引起著者关注的是批评家对艺术创作的特点、人民性所作的阐述，以及他的“现实的批评”的内涵和意义。可以看出，马莹伯的这部著作，认真梳理了我国文学界对于19世纪俄国三大批评家的理解和认识，以较为清晰的文字介绍了他们的基本理论和批评建树，带有对我国读书界一般所接受的别、车、杜的文艺思想予以小结的意义。

诚如著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只是他自己“涉猎别、车、杜的开始”，书中的内容也还是以介绍为主。作者本来想“把这个刚刚开了个头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已同别、车、杜告别”，这是他深感遗憾的。著者希望“以后还有把这个课题捡起来的时候”。应当说，这番话不仅道出了某种实情，在一定程度上标志出我国文学界接受19世纪俄国文论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还隐约透露出中国学人在“告别19世纪”时的一种特殊情怀。

1. 巴金：《谈自己后记》《巴金选集》第10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9页。
2. 参见《俄罗斯作家传记辞典（1800—1917）》第3卷，莫斯科：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3. 周作人：《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31页。
4. 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民铎杂志》，1919年，第1卷第6、7期合刊。
5. 克鲁泡特金：《俄国的批评文学》，《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本文第1页。
6. 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本文第10页。
7.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12—114页。
8. 同上书，第116—117页。
9. 这部文学史稿后经蒋光慈删改，并更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收入蒋著《俄罗斯文学》一书，作为该书下卷，于1927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10. 瞿秋白：《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30页。
11. 瞿秋白：《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232页。
12. 周扬：《艺术与人生——车尔芮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93—196页。
13. 周扬：《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同上书，第379页。
14. 即诗人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
1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17页。
1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583—584页。
17.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18. 马莹伯：《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78—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