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殊路径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格局和整个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发展演变过程，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的浸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艺术和文化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经典阐述，曾给予现代中国的几代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滋养，为中国文学指示了发展走向。但由于时代条件、地理位置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文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翻译和转译（主要是从日文、英文转译）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述、苏联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某个时期的文艺政策甚至一度被推崇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的主张而实现论的。这种特殊的接受路径，不仅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独特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关注侧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个长时期内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格局。梳理一下中国文学经由俄苏文论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对于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应当说是颇有意义的。

中国读书界初识马克思主义，始于19世纪末期。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原名《社会主义史》，英国克卡朴著，胡贻谷译），就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社会发展规律说做了介绍。次年2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册，又刊载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大同书》一文。该文简介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进入20世纪以后，包括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内的一批先知先觉者，都在他们的著述中谈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了一个新阶段。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俄罗斯研究”等专栏，后者专门介绍列宁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译介，由此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一时期，我国的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还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什么是新文学》（1920），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1921），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1923），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1924），恽代英的《文学与革命》（1924）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最能反映中国新文学在起步之初主要是通过俄罗斯文学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特点。

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李大钊指出：“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色彩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他认为，俄罗斯文学与俄国革命关系密切，它“加强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这一现象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俄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民众失去了言论自由，“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使文学的意义超出了它自身的范围，“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虽未正面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但他考察俄罗斯文学的角度、方法和观点，他对这一文学和社会革命运动之关系的强调，对那些“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的诗人和作家的热烈赞颂，都表明他在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后，认为俄罗斯文学体现了把文学作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的特点，呼吁中国新文学走俄罗斯文学之路。不难看出，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李大钊是把对俄罗斯文学的推崇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提倡结合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界开始了对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苏联早期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著的直接译介。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最早的译介是1925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登载的、由超麟（郑超麟）翻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一文（即《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随后，1926年12月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第144期，又登载了一声（即冯乃超）翻译的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节译）。这是列宁的这篇重要文章以片断译文的形式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1928年，鲁迅从日文转译的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即《我们期望从高尔基那里得到什么》）一文，刊载于当年7月出版的《奔流》第1卷第2期上。由此，我国文学界最初接触到布哈林这位前苏联早期领导人的文艺思想。

发生于1928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使得参与争论的双方都感到需要有新的、科学的文艺理论作为中国文学运动的指导。于是，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热潮。1929年，由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陆续由上海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出版。收入这套丛书正式出版的译著有：

1.普列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

2.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3.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苏汶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4.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5.卢那察尔斯基：《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6.梅林：《文学评论》，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7.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天行（刘呐鸥）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

8.沃罗夫斯基：《社会的作家论》，画室（冯雪峰）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

9.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文艺政策》，鲁迅重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

这套丛书中由画室翻译的《社会的作家论》一书，曾由上海昆仑书店于1929年单独出版。其中，鲁迅转译的《文艺政策》一书中，含有布哈林、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等六人在1924年5月9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发言。除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外，从1928年起，上海大江书铺还陆续出版了由陈望道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由“左联”东京分社成员集体编辑的“文艺理论丛书”，则由日本东京质文社出版。这几套丛书大都译自日文，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的节译，郭沫若译）、恩格斯等的《作家论》（陈北鸥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鲁迅译）、罗森塔尔的《现实与典型》（张香山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孟克译）、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辛人译）、彼斯帕洛夫（倍斯巴洛夫）的《批评论》（辛人译）、以及日本学者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鲁迅译）、平林初之辅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方光焘译）、《文学与艺术之技术的革命》（陈望道译）、川口浩的《艺术方法论》（森堡译）、冈泽秀虎的《苏俄文学理论》（陈雪帆译）等。

从以上几套丛书所包含的书目来看，当时的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作家，对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具有高度的热情和充分的积极性的。但是，在他们所译介的著作中，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论著，所占的比例却偏小。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少数著述和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位代表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旧译伏洛夫司基）的著作外，当时被当成新兴的科学的文艺理论加以翻译介绍的，主要有四种资料：第一，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第二，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一般性论著；第三，体现苏联文艺政策、反映苏联文坛论争状况的文献；第四，日本的左翼文艺理论家的相关研究著作或资料选编。由于当时中国文学界人士直接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的机会较少，故基本上只能通过苏联和日本的有关资料来了解和接受它。客观地说，这些著述和资料中的一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是有明显距离的。至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和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则更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截然有别的。把它们统统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论介绍过来，对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和现代文学的发展，曾产生过一些不利的影响。当然，文艺理论译介中的这种情况在那时的出现，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今天的人们当然不必苛求于前人，但是显然不能继续把上述所有著述良莠不分地都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看待了。

1928年以后，我国文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的直接译介开始增多。如1928年10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2卷第3期，以《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明镜》为题发表了列宁（署名“伊理支著”）论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的译文（译者嘉生）。1930年1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1卷1期，刊出洛扬（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的《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节译），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马克思文艺论著的最早汉译。同年出版的《萌芽月刊》1卷3期和5期，又先后发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葬式上的演说》（致平译）和《马克思论出版底自由与检阅》（洛扬译）。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由成文英（冯雪峰）以《论新兴文学》的篇名全文译出，刊载于《拓荒者》杂志1930年第1卷第2期。同一期杂志上还刊登了沈端先（夏衍）翻译的列裘耐夫介绍列宁文艺思想的文章《伊里几的艺术观》。1930年9月出版的《动力》第1卷第2期，则发表了何畏翻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1933年，鲁迅在撰写《关于翻译》一文时，曾翻译并引用了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1885）那封著名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译文即随《关于翻译》一起刊登在是年9月出版的《现代》杂志第3卷第5期上。同年5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2号，则登载了由陈淑君翻译的《托尔斯泰论》，内收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论文；6月出版的《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刊出了有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发表、陆侃如从法文转译的恩格斯的《致哈克奈斯女士书》（即《致玛·哈克奈斯》）；12月出版的《文艺》第1卷第3期，又发表了何思敬翻译的列宁的《L.N.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次年，胡风翻译的恩格斯《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由《译文》第1卷第4期（1934年12月出版）刊出。1934年9月出版的《文学新地》创刊号，则发表了E.Troschenko的《马克思论文学》（杨潮译）、列宁的《托尔斯泰像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商廷发译）。1935年12月出版的《苏俄评论》第9卷第6期，刊发了由陈梦衣翻译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1936年8月出版的《现实文学》（月刊）第2期，则发表了何凝翻译的恩格斯的《巴尔扎克论》。

从20世纪40年代起，我国报刊对列宁文艺思想的译介明显增加。1940年12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第2卷第5期，发表了吕荧辑译的《列宁论作家》，内含列宁关于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谢甫琴科、乌斯宾斯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巴比塞、辛克莱、约翰·里德等作家的评论。1941年，戈宝权辑译的《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在《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发表。1942至1944年间，他又在《群众》杂志上译介了列宁论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文章和言论，如《列宁论艺术及其他》、《列宁论托尔斯泰》、《列宁论高尔基》、《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列宁论俄国社会运动和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等。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解放日报》曾于5月14日刊登了P.K.（博古）翻译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全文；同一篇文章还曾由雪原（陆梅林）译出，于1948年10月发表在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编印的《友谊》半月刊第3卷第7期上。1942年出版的《中苏文化》第11卷第3、4期合刊，同时登载了《列宁论托尔斯泰与近代工人运动》（纯夫译）和《列宁论托尔斯泰及其时代》（苏凡译）。1946年出版的《时代杂志》第150、161期，先后刊载了戈宝权（署名葆荃）辑译的《列宁论高尔基》、《列宁和史大林论高尔基》；1947年2月，戈宝权（署名北泉）翻译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一组文章（五篇），也由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第26期发表。可以看出，当时我国文学界对马列文论的译介，有很多是通过报刊进行的，而冯雪峰、戈宝权在这一方面无疑是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但是，在30—40年代，我国在马列文论的译介和评述方面做出了最突出贡献的，当属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瞿秋白曾译出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和巴尔扎克的那封著名的信《致玛·哈克奈斯》（1888），谈及挪威文学和易卜生的信《致保尔·恩斯特》（1890）；翻译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908）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11）；译有普列汉诺夫的《易卜生的成功》（《亨利克·易卜生》一文的第9部分）、《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和《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等论文或讲演提纲；还有拉法格的论文《左拉的<金钱>》等。除了这些译作之外，瞿秋白还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以及《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等文章，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以及法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格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做了介绍和评述。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对于中国文学界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见解，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瞿秋白的上述全部译文和论文，曾由他本人编为文集《现实——科学的文艺论文集》，但是这本文集在他生前一直未能出版。瞿秋白被捕遇害后，鲁迅先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曾抱病将瞿秋白的部分遗著编成两卷本《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于1936年出版。直到此时，文集《现实》才被收进《海上述林》的上卷“辩林”，得以与读者见面。瞿秋白本人1932年在文集《现实》的“后记”中写道：“这一本论文集是根据公谟学院（Komakademie）的《文学遗产》第一、二期两期的材料编译的。”论文集中所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拉法格的几篇论文，均译自这两期《文学遗产》；“至于关于现实主义，关于机械论，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和价值，关于拉法格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关于左拉的那几篇，就都是根据塞勒尔，伊颇里德，哥芬塞菲尔，爱亨霍尔茨等的考证和解释的论文，而自己编过的。”显然，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也是通过苏联这条路线。

我国出版的专门翻译介绍马列文论的书籍，也是从进入3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如在1934年，由何畏、克己翻译的《托尔斯泰论》一书，由上海思潮出版社出版。书中收有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4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及《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还收有普列汉诺夫论托尔斯泰的论文3篇。这本书是两位译者从德文本《马克思主义之镜下的托尔斯泰》的日译本转译的，可谓曲折艰难。郭沫若选编、翻译的马克思论《艺术的真实》一书，于1936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刊行。193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由赵季芳编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一书，则收入了恩格斯的《论文学》（即《致敏娜·考茨基》的片断）和列宁的《托尔斯泰论》，并附有编译者所写的《恩格斯论巴尔扎克》一文。编译者所依据的，是苏联出版的《国际文学》英文版的相关材料。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出版了何芜翻译的《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内收1908至1913年间列宁致高尔基的书信16封。欧阳凡海根据熊泽复六的日译本编译的《科学的文学论》，内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四封书信，以及希尔莱尔（今译“席勒尔”，即瞿秋白所说的“塞勒尔”）的论文《马克思与世界文学》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此书于1939年由桂林读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由上海光华书局以《马克思科学的文学论》为书名再版（1947），还曾更名为《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由哈尔滨读书出版社出版（1948，1949）。1940年，曹葆华、兰天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附曹葆华译的里夫希茨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一文）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出版。同年，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楼适夷迻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一书，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仅在40年代，该书就在重庆、上海、大连等地多次再版。这本书中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书信中有关文艺的论述，分“社会生活中艺术的地位”、“关于文学的遗产”、“观念形态的艺术”三个部分编排。萧三编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上）一书，则以“论文化与文化遗产”、“艺术的阶级性和党性”两个部分，辑录了列宁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部分言论及文章。此书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于1943年由重庆读书出版社初版，后则由山东、东北、苏南新华书店先后再版。

以上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除个别译本外，大都是从苏联或日本研究者编辑、翻译的选本重译过来的。在翻译这些文艺论著的同时，我国译者还同时译介了苏联研究者席勒尔、里夫希茨等人的研究文章——除上面已经提及的外，还有稚吾翻译的里夫希茨的《卡尔艺术论的展开》（译文连载于《时事类辑》1937年第5卷第2—3期）、席勒尔（原译谢莱）的《恩格斯论文学》（译文载《时事类辑》1937年第5卷第8期）、孟式钧翻译的席勒尔的《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译文载《当代文学》1934第1卷第2期），等等。这就使得我国文学界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难免把选编者的取舍标准和有关观点也一并接受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