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研究专辑

陈超（1958—2014）是《新诗评论》的编委成员和重要作者，在他因抑郁症辞世之后，本刊同仁决定编一辑“纪念专辑”，但也一致认为不必为纪念而赶时间凑稿，而是约请相关作者撰写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把陈超作为当代诗歌批评家的贡献，他的诗学主张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意义，以及他的批评家人格特点，清晰而具体地呈现出来。本专辑的三篇深度长文及一篇详备的批评家年谱即体现了这一目标。

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

张桃洲

作为卓有建树的批评家，陈超堪称近30年中国诗歌的一位重要见证者。无疑，应该将陈超的诗歌批评放到19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和诗歌批评进展的脉络中予以考量。这里，强调陈超之于当代诗歌的见证人或亲历者的身份，是有必要的。当然，诚如洪子诚先生辩证指出的：“‘亲历者’为历史过程提供具有‘见证’性质的叙述，无疑具有其他人所不能提供的陈述……作为‘亲历者’在意识到自己的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认知的局限”[1]。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时期文学的研究，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会表现出不大一样的切入角度和方式，这自不待言。此处强调陈超之于当代诗歌的亲历者身份，并不在于凸显其诗歌批评的“优先性”，而是为了指明其诗歌批评的一个基本特质：敏于对历史情境中的细节和气息的捕捉。他的诗歌批评以对同代诗人的观察和分析起步，在后来的推进中显示出与那些诗人成长及当代诗歌发展的极强的“同步性”[2]。可以说，陈超的诗歌批评伴随着其理论见解的层层深化和拓展，融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中而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陈超开始从事诗歌批评之际，正遇上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诗歌的潮流更迭：“朦胧诗”在激烈的论争中进入其巅峰时期并逐渐获得“经典”地位，却也面临着“盛极而衰”的窘境；与此同时，一股更新的夹杂着“叛逆”气息的“第三代”诗潮（在多篇文章里，陈超称之为“实验诗”，后来则直接使用“先锋诗歌”），已经“不可遏止”地浮出地表。在一篇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3]里，陈超审慎地提出，应从“朦胧诗”中发掘出批评者所忽视的“现实主义因素”，他认为“朦胧诗人”“并非要脱离生活，而是要以更深刻的方式重新理解和评判生存以感知它的底蕴。他们从探求人的内心世界最深处入手，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分，并且能用一种整体上的逻辑和理智来控制诗思”[4]。这种关切“生存”、注重“内心”、着眼“诗思”的言说路径，为陈超的诗歌批评奠定了某种基调。

与同代一些批评家——耿占春、唐晓渡、程光炜、王光明以及稍长的陈仲义——相似，陈超最初的诗歌批评具有明确的诗歌本体意识，对诗歌的文本分析显出强烈的兴趣。他的首部论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生命诗学论稿》（为其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诗学论文及部分诗作的结集）中的大多数篇章，即充分体现了这点。这固然受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反拨历史-社会方式、追求审美自律的整体风尚的促动，但更多地源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哲学、诗学思潮的影响。在步入诗歌批评领域之初，陈超与同代批评家共享着来自异域的各种新潮思想资源：“就整个80年代而言……无论是诗评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书起了关键作用。一套是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受这些书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系谱说得好听一点比较有活力，什么好用就用了，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儿精神资源紊乱。”[5]这种“紊乱”的西方资源连同当时活跃的诗歌创作的激发，所催生的本体意识和语言形式意趣，以及或多或少为诗歌寻求哲学依据或根基的冲动，使得这代批评家获得了某种显豁的“代际”特征，在批评观念与实践上同前代批评家区别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今天的角度回望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诗歌批评版图，似乎只有这代批评家从群体的意义呈现出相对清晰的面目。在整个1980年代，这代批评家在致力于廓清新诗历史面貌[6]的同时（与前代批评家一道），超越了那种简单化的诗歌历史-社会批评，建立起一种鲜明的本体论诗学——这应当是他们共同的贡献。

不过，这代批评家虽然分享着相同的思想资源、感受着近似的创作氛围，但个人性情的差异特别是汲取资源时着眼点的不同，令他们发展出各具个性的批评路径（当然他们后来各自都有不小的变化）。比如，陈超自己就总结过他与耿占春的差别：“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以及‘西马’诸人的著作。科学哲学里面对我本人影响很大的，到现在依然起作用的是波普尔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它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从方法论上是《猜想与反驳》。……耿占春一开始就受神话诗学、文化诗学，主要是受卡西尔的影响。《人论》我也读过多遍，但是它从语言的产生开始谈人，人是符号的动物，最后谈到了艺术和诗歌；这对于我来说感觉太遥远，我要解决最迫切的东西，想谈当下中国的先锋诗是怎么回事。”[7]的确，耿占春的早期代表性论著《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尽管也十分关注诗歌语言，但它偏重于从神话学、文化学甚至人类学的维度，从普遍诗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其看重的不是现象分析而是理论归纳[8]。而陈超诗歌批评的重心，一开始就落在当代诗歌现象和问题的剖析与评判上，其方法则是基于大量的文本细读。

对于陈超而言，之所以要大力倡导和实践文本细读，除了上述影响（尤其是同时引入的英美“新批评”理论[9]）的因素外，还由于其内在理论需求的紧迫性：“对诗歌评论者而言，其个人方式只能是对文本的深入”，“从价值论上看，细读法是唯一能抵进最高限值的努力”；[10]“细读是我们从事批评活动的起点，我们应有能力吸收转化其优长”，“批评家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理论进行批评运作。但有没有对文本的‘细读’这个起点是不一样的”。[11]由此，文本细读和以细读为核心方法论之一的新批评，就成为陈超诗歌批评的真正起点和理论基石，并对他后来的诗歌批评（虽经深化和拓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当时的陈超看来：“‘新批评’是一种变格的形式主义文论，与其它形式主义相比，它又是最关心对文本意义及生成的诠释。对当时的我来说，理解它正合适。诸如文学的本体依据和自足品质，语境理论，文本内部矛盾意向的包容与平衡，反讽，张力，玄学性，含混，‘意图迷误’与‘感受迷误’……特别是文本分析‘细读’法，都深得我心。”[12]于是，从1985年秋到1987年末，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解读一首有难度的现代诗”——那些“功课”的成果，便是一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尽管后来他的视野转向了“文化观念、价值向度”，但仍旧在“讨论写作本身”，这显然受到了新批评的“潜在支配”；因此陈超一再强调：“至今我仍未放弃新批评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文本细读，它永远是有效的乃至必须的。”[13]

值得注意的是，陈超对新批评的理解富于辩证性，对于当时急速涌起且被引介到国内、一般被视为具有消解或“破坏”性的解构理论，及其与新批评的关系，他的看法明确而清晰：“西方解构批评并不是‘新批评’简单的天敌，从基本意识上，它是新批评最近的‘亲戚’。解构主义之‘解构’，也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细微构成，尤其是语言修辞特性的关注上。他们不满意新批评的‘细读’，是意在更进一步的‘超级细读’。这是很关键的地方。他们将细读、含混、复义、悖谬、歧义、反讽等因素强调到极点，必然导致‘文本有机自足’的失效。在文本意义的自由争辩中，解构批评家的确揭示了只能经由他们揭示的重要方面，文本具有了新的活力和开放性。但这种活力和开放性，都是批评家在细读文本中的每个字词、句群间的隐秘关系时，延伸、接引出来的。”[14]无疑，这是一种相当“超前”的意识，可谓抓住了解构理论的要害，即便从当下的眼光看也依然合理。

一方面或许是得益于解构理论的启发，另一方面更多地源自他本人的理论探索的内驱力，陈超在自身的诗歌批评实践中，在坚持新批评及其细读法的同时，又对之进行了改造。按照陈超的说法，他“汲取的是新批评文本分析的态度，但是在分析文本时不会把一首诗的历史语境封闭住”[15]，他认为“在具体运作中，我们应放开眼量，读出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局囿于一隅”[16]。可以看到，无论是集中于《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及后来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里的文本细读，还是《中国先锋诗歌论》中“建立在细读的基础上”的诗人论，大都没有孤立地对文本、诗人进行分析或讨论，而是引入历史、文化等因素，试图探掘诗歌中超出语言、形式的意涵和价值。综观陈超各类著述里的文本细读，其中似乎鲜有单纯从形式（行句、音韵、节奏）角度分析诗歌的文字，它们总是把对形式的勘察滑向其他层面，如关于多多诗作《我读着》的解读：“从开始的‘十一月的麦地’到结尾的‘伦敦雾中’，像一条历经沧桑的溜索两端的扣结，坚实而完整地抻起了这首诗的时空喻指；而在弯曲柔韧的溜索中间，有多少心灵的细节，可能的语象撞击速度，感觉的迂回升沉。还有，在溜索之下又有多少逝水的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17]在此，“喻指”朝向了“时空”主题，“语象”“速度”连接着“心灵的细节”“感觉的迂回升沉”，本已具有形式象征意味的“溜索”隐含的则是“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他大概将那种孜孜于字句、行节的形式分析，归为他所说的“美文意义上的修辞分析”了。

二

由此看来，虽然陈超秉持鲜明的本体论立场，但他的诗歌批评自始至终就不属于纯然的“形式诗学”范畴，它们不仅与同新批评一并传入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相去甚远，而且也偏离了他为之倾心的新批评理论。他在对诗歌语言、形式的理解和阐释中，带进了较多的历史、文化成分；更重要的是，他为他的语言本体加入了一重格外醒目的维度——“生命”，从而使其诗学观念建基于“语言-生命”本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诗学”——其中，语言与生命（生存）是紧密联结在一起、不可分开须臾的。陈超曾总结其诗歌批评的“两项任务”：“其一，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并经由对诗历史语境的剖析，揭示现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其二，稍稍逸出诗学的个别问题，将之放置到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语境中，在坚持诗歌本体依据的前提下，探究其审美功能”；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是“研究个体生命-生存-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18]他的一番夫子自道，既表明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又呈现了他的批评进路：“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面对文本并进而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与语言间的复杂关系……探询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19]与其说他的本体论立场推崇诗歌的语言（形式），不如说它更看重语言（形式）背后的与生命相连的自由、心性、存在、担当等精神性内质：“构成诗歌的材料是语言、字词，本身具有一种精神指向。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纯艺术的神话……越不纯就越纯”[20]；“作为中国诗人，我们大家缺乏的现代形式感已经通过艰苦的阅读和摹仿而拥有，但一个基本意识却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它是什么呢？是我们精神运行的向度！”为此他甚至宣称：“如何保持汉语诗歌的锐利和纯洁，正义和尊严，在局部的形式上的努力只能是第二义的问题。”[21]当然，他的这一表述，有别于那种把形式视为附庸甚至要取消形式的教条式主张。

以陈超的生命诗学观之，在现代诗中语言和生命（生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混合体，不存在与生命无关的语言，也不存在不依傍语言表达的生命呈现，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现代诗从意味上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生存的领悟（apprehend）”，“从内在精神上永远不会也不能放弃这种标度：它是一种词语的存在形式对生存∕生命存在形式的揭示和对称。它以坚卓连贯的自足运动，和词语间不懈的推进，显示了人对其宿命的永恒反抗”；“对诗人的有限生命来说，只有从事关个人的具体处境出发，加入广博的对人类生存或命运的关怀不断深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个我精神的不被取消”[22]。在他为某辞典撰写的“现代诗”词条里，更有如是论断：

（现代诗）是源自生命底渊的欣悦和疼痛，是语言与生命尖锐的相互发现与洞彻，是回击死亡的圣物，是背负十字架又在天上行走的心路历程。正是在这种巨烈而充满快感的残烈摩擦中，在纯粹灵异的形式感体验中，他发现活着是值得的……因此，现代诗与现代人的生命是同构的。

生命意志对历史决定论的逾越，原始冲动对理性教条的逾越，精神自由对物利欲求的逾越，个我生命对生存压力的逾越，人在死亡之前与死亡的对峙和人对自我局限的逾越，这一切——构成了现代诗最噬心最了不起的基本命题。

决定诗之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素质上的浓度与力度，诗歌对生命深层另一世界揭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直观、错觉和幻觉，白日梦和种族记忆，通感和移情，象征和语音漂流，生存结构和个体生命结构，复杂经验和深度文本……这一切，均在现代诗的形式中得到深度综合处理。[23]

这种“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和“对本体和功能”的“同时关切”，使陈超“进入对生存、历史、文化、语言的综合思考……它牵动了美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连接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趋向与之相应的具体生存语境中的生命本体”[24]。这也使得陈超的不少批评文章（如《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深入当代》《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等），具有了“性质含混的泛文化语言批评”特征。

不过，正如陈超自我辨析的，其生命诗学“不是纯然探究生命问题，而是探究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转换关系，它是一个写作问题”，“不是要在生命冲动和历史写作的冲突中简单‘站队’，而应把握这种冲突，并就在这种冲突中寻求异质扭结的现代诗性”；而且“不是单考虑‘生命本原’问题，还要考虑其在历史、文化、生存、语言中的变异。因此，我试图在‘生命诗学’中综合处理生命冲动、生命意志、无意识、主体移心、症状阅读、交往理性、语义学、修辞分析，特别是历史话语和历史写作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诗人应为噬心的生存情境命名。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其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如此等等。”[25]在陈超关于其生命诗学的阐述中，始终将语言与生命并置，并强调二者的相互依存与诗歌创造的能动关系：“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项，我认为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这种命名和理解，是在现实生存-个人-语言构成的关系中体现的”，“先锋诗歌对当代话语的占有，我不是指那种表面意义上的‘时代感’、‘主旋律’，而是指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与当代核心问题在语言上发生的冲突、互审、亲和等关系”；[26]“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在今天，诗不再是一种风度，而是诗人烛照生命和语言深处的一炬烽火”。[27]概而言之，现代诗在本质上即是一种生命诗学，是通过处于胶着状态的“语言-生命”而完成的诗性书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命诗学所包含的种种理念成为陈超诗歌批评极为关键的立足点。

不难看出，作为陈超诗歌批评核心观念的生命诗学，既有他观察和思考的中国当代诗歌[28]的促动，又与前述他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影响不无关联，那些西方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包括生命哲学、生命意志论、存在主义等在内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他在吸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发挥：“80年代我接受生命哲学中对‘生命’一词的给定。比如狄尔泰认为生命是混茫的意志，是非理性的神奇体验；柏格森认为生命像一系列难以遏止的洪流，只能靠直觉来领悟；由此发展到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理论。今天，我仍认为它们是有效的。但我更‘完整’的想法是，在诗学写作中，‘生命’在吸收此前已存内涵外，应自觉摄入更广阔的东西。‘生命’有自在的成分，也有‘自为’的成分。它受到生物的、心理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牵制，呈现复杂结缔状态。因此，在现代条件下讨论‘生命’，厘清其基本结构，就离不开对这一切的同时关注。”[29]这些不同流派、本有着历史演化过程的思想资源，被陈超“共时”地接受后，又与其他他所认同的诗学和文学资源（瑞恰兹、艾略特、罗兰·巴特等）“融汇”在一起，共同“铸就”了他所理解的“生命诗学”。与他的文本细读对新批评之封闭、内化的“扬弃”相似，陈超的生命诗学在借鉴生命哲学的“生命”内涵之余，又吸纳了“历史的、文化的”等“更广阔”因素。

陈超对所有这些资源进行的共时性转化带来了两方面后果，其实也是他的生命诗学面临的两个难题。其一，生命诗学本应具有的理论景深和层次受到了削弱。比如，新批评的关键概念之一“张力”，在变成陈超所期待的一种精神性“张力”——“先锋诗歌是对被遮蔽了的存在的敞开和揭示，它内部的张力构成了生存∕生命中矛盾性、差异性、衍生性、边缘性，与终极关怀、本源、核心的平等竞争∕搏斗。这一切彼此冲突纠葛，运行在诗歌结构深处，唯一不变的是诗人揭示生存∕生命这一基本立场”[30]——之后，参与诗性书写的语言的具体规定性（即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属性以及自身构造特点等信息）反而被过滤掉了，仅剩下“唯一不变的”“揭示生存∕生命”的诉求。最终，它通向的是“精神高迈的圣洁天空”，即“人类有始以来一直脉动不息的伟大诗歌共同体。在这种共时体中，交流着不同时代和民族诗人的血液——在苦难和斗争中轮回的不灭的向上信念”；而“伟大诗歌共时体的存在，就是我们的精神得以进入时间的最大根源。它始终不可被消解的原因，乃在于我们对生命和生存临界点上语言复杂可能性的渴求、展露”。[31]

有必要指出，“诗歌共时体”是诗人骆一禾早先阐发过的一个重要命题。骆一禾基于“对线性的‘古典-现代-后现代’史观链条的扬弃”，提出“建立一种创造力型态的共时性诗学”，他认为“诗人归根结底，是置身于具有不同创造力型态的，世世代代合唱的诗歌共时体之中的，他的写作不是，从来也不是单一地处在某一时代某一诗歌时尚之中的……所谓‘走向世界’并不是一种平行的移动，从一个国度的现实境况走向另一个国度，而是确切地意识着置身于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之中，生长着他的精神大势和辽阔胸怀”；依照骆一禾的表述，“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不仅是一个诗学的范畴，它意味着创作活动所具有的一个更为丰富和渊广的潜在的精神层面……从这个精神层面，生命的放射席卷着来自幽深的声音，有另外的黑暗之中的手臂将它的语言交响于本于我的语言之中”[32]。诗人西渡在评述骆一禾的“诗歌共时体”时，认为其“不仅具有批评和诗学的意义，而且在创作学的层面，联系着其生命集合的概念，而对诗学有丰富启迪”[33]。

事实上，作为骆一禾宏阔诗学构想之一部分的“诗歌共时体”，其意义主要在诗歌创作层面，即一种理想的诗写状态应当超越单一时空的囿限，成为人类文明视野下各种语言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贯通交融——这一构想回荡着1980年代关于诗性创造的激情与抱负[34]。当陈超援引骆一禾的“诗歌共时体”阐述他的生命诗学时，他的批评文字难免更近似一位诗人的创作或关于诗歌创作的创作论（如他本人所言的“性质含混的泛文化语言批评”），兼有诗学认知的个人化色彩（乃至风格）和“元理论”般的普遍性与有效性。不过，当它作为一种诗学尺度，被用于具体的批评实践（针对变化着的当代诗歌现象与诗人）时，某种两难就有可能出现。这正是陈超生命诗学面临的另一难题。

例如，陈超在讨论北岛时便陷入了纠结与含混。为了摒除北岛所遭受的“严重误读”，陈超首先认定“诗人的着力点主要是对‘人的存在’的探询，对语言困境的揭示，和在形式上的现代性创新”，并概括北岛诗歌的特点：“其话语修辞形式属于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系谱，其诗歌意蕴，则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对有限生命的超越，以及诗人与语言艺术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展开。”这种切入诗歌的着眼点显然得自他的“语言-生命”一体的生命诗学。沿此思路，陈超逐步拨去缠绕在北岛身上的种种“误读”性符号：“即使是在赞美的意义上，以往诗歌理论界仅将北岛定义为启蒙主义‘总体话语’发布者式的诗人，也是不准确的”；“（《回答》修改稿）为诗人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同时读者也将诗人仅仅定格为社会性的‘道义战士’……其实，北岛一直在警惕着单一的‘承担者’视点”；“诗歌永远只是诗歌，即使它涉及到政治，也不是意识形态‘站队’，它的视点只是艺术视点，人性的视点……北岛早期诗歌即使是涉及到政治性的个别篇什，其言说基点也是个体主体性的人道、人性内涵。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个别作品的政治性代表不了北岛早期作品的基本状貌”；“他出国后的诗作，不但极力淡化政治性，而且继续朝向对‘纯粹的诗’的努力。纯诗，在北岛这里不是指向风花雪月的素材洁癖，而是指向对语言奥秘的探询。经由不可为散文语言所转述的诗歌肌质，更内在地揭示生存，追忆历史，更深入地挖掘人性，吟述心灵……这些其实也是北岛80年代以来就确立的写作向度”……所有这些辨析，都意在“确认作为‘纯粹的诗人’的北岛”[35]。应该说，这种“矫正”的努力有其合理性。陈超曾专文论析过他向往的“纯粹”：“我所说的‘纯粹’不想关涉诗歌语言的具体构成，因为，离开结构谈语言，至少对现代诗是讲不通的。而结构……主要是诗人精神和生命的构成状态。”[36]在此意义上，专注于人的存在、人性之书写的北岛（姑且这么看待）确乎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然而，陈超论述里关于北岛的“纯粹”另有所指，即虽非“素材洁癖”、但“极力淡化政治性”而“指向对语言奥秘的探询”，这样的论断不仅与一般论者对北岛所作的“去政治化”认定无异[37]（其前提是“政治性”与“纯诗”的非此即彼），而且易于坠入陈超本人所反感的诗歌“‘美文’态度”——只有“写作技术的‘超越’”“语言在修辞方式上的‘变化’”而无“灵魂的跃迁”[38]。

三

上述关于北岛诗歌所作的论断的偏误，可看作陈超生命诗学应用于批评实践的一个瑕疵——毕竟，他过于看重诗人对生命（生存）的噬心感。在逸出其观念框架的情形下，陈超对在“反诗”与“返诗”交错中的于坚所进行的评析，对西川诗歌“从‘纯于一’到‘杂于一’”的梳理与概括，以及对“第三代诗”若干特征的感悟式把握，无不精准而透彻。陈超的生命诗学遭遇的困境，可能也是他的诗歌批评本身遭遇的窘境：他往往“先知先觉”地、敏锐地洞悉并提出了一些诗学议题和概念，在时代语境发生变化后，他不愿调整自己的观念[39]或者未能实行其所预期的“对诗历史语境的剖析”，而难以避免地导致了局部的错位。或许，这也是中国当代诗歌批评遇到的困境。

比如，陈超很早提出了诗歌中的“历史想象力”的问题，该语后来成为贯穿他诗歌批评的核心概念之一，得到他的持续关注和反复探讨。早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篇诗学对谈里，陈超就花了较多篇幅阐述他对“历史想象力”的见解；随后的一次访谈中，他提到了“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美文修辞想象力发展到历史想象力”；在较近的一篇综论文章里，他更是从想象力的角度考察先锋诗歌的流变历程，认为“20年来先锋诗歌的想象力是沿着‘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这条历时线索展开的”，其重点是1990年代以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出现。这些带有一定系统性的讨论勾连着其生命诗学的相关理念，二者互相呼应、生发，强化了陈超诗学观念和诗歌批评的某些特点。

按照陈超的说法，诗歌中的“‘历史想象力’既包括所谓灵魂的超越，也包括日常生活，也包括历史记忆，就把它综合处理”[40]。这一命题之下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指向。

一、现代诗对生命（生存）的深入思考与书写：“它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有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对生存和文本的双重关注，使‘诗与思’共同展示，是诗人历史想象力的旨归”；[41]它“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体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敏锐的想象力，它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的历史感，既捍卫了诗歌的本体依据又恰当地发展了它的实验写作可能性”，“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42]这一点无疑生发于陈超的生命诗学。

二、现代诗所表现出的“历史的个人化”：这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43]；“诗歌在构成性和叙述性话语中涉入分析因素，在‘讲说’中要有对生存情境的穿透和‘命名’；由个我经验的展示发展到将其对象化的‘自我研究’；从个体生命出发包容人类生存情境。这是历史想象力要做的事”[44]。“历史的个人化”被视为1990年代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成为重要议题，由此陈超进行了回应和辩护：“将历史的沉痛化为内在的个体生命经历，它烛照了个体生命存在中最幽微、最晦涩的角落，以本真的个性化体验，折射出具体的历史症候，把读者引向更广阔的暗示性空间”[45]。

三、现代诗的包容力与综合性：在陈超看来，“现代诗的活力，不仅是一个写作技艺的问题，它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而实现诗的包容力有三种方式：其一，“处理‘非诗’材料，尽可能摆脱‘素材洁癖’的诱惑，扩大语境的载力，使文本成为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活体组织”[46]，“在诗中，想象力的‘不洁’常是有活力的、迷人的，它捍卫了人对生命的提问”[47]；其二，“由简单的抒情性转入深层经验的叙述性，由单向度的审美‘升华’转入怀疑和反讽，由不容分说的‘启蒙’变为平等的沟通和对话”[48]；或者，“生命和话语历险中彼此冲撞、摩擦、盘诘的不同义项，在一个结构中对抗共生，同时存在，多音齐鸣地争辩，小心翼翼地变奏，以求摆脱独断论立场”[49]；其三，“扩大诗的词汇量和语型，包括吸收和接引俗语、理语、叙述和人际对话，设置多声部的盘诘，使结构具有变奏感等”[50]。

这几个方面，正对应着陈超一贯的诗学理念：“现代诗中的‘知识’是‘特殊知识’。用特殊来限制和修正‘知识’，意在陈明它是一种与矛盾修辞、多音争辩、互否、悖论、反讽、历史想象力对生存现状的复合感受有关的‘知识’。”[51]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仍然从“创作学”出发提出和进行阐述的“历史想象力”，深化了陈超的包括生命诗学在内的诗歌观念与批评。实际上，综合性也是陈超所期待的诗歌批评的一种质素，用他的表述就是“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它“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文体问题的双重关注，使诗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它既不是一味地借文本解读来传释诗歌母题与理念，只做社会主题学分析，也不是单纯从本体修辞学的角度探寻诗歌话语的审美特性，把诗歌文本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使之美文化、风格技艺化；而是自觉地将历史文化批评和修辞学批评加以融会”[52]。显然，对于陈超而言，诗歌批评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诗学，要在历史-文本的双重视野下向生命突进。

有着丰富理论内涵的“历史想象力”这个概念，无疑将对当代诗歌批评产生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应成为后来批评者的一个重要参照点。不过，未来的诗歌批评还不能仅止于包容力或异质性、抽象的历史意识或宽泛的文化情怀等层面。如年轻的批评家姜涛所言：“沿了这条富于启发性的线索，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近20年的思想及文学的谱系中，上述人文立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什么？在当下情境中，这种立场在自我说明之外，是否还具有充沛的活力？同样，为它所哺育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是否自明？为了回应新的思想及生存问题，‘历史想象力’有否存在内在的限制，又该怎样突破限制？这一突破又将伴随了怎样的困境？”[53]对这些追问的反思性解答以及循此线索的继续追问，将是今后诗歌批评保持有效性的路径之一。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诗歌批评已陷入过度媒体化的格局，无论批评者的姿态还是其思维、话语方式，都受制于媒体舆论的牵引。在此情境下，陈超的诗歌批评格外值得珍视。他努力寻求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的对称，即诗歌批评的“自立性”（不只是“独立性”）[54]，探索着一种个人化的批评文体——它是跨界的、综合的，摆渡于理论与创作、理性的辨析与激荡的诗性絮语之间，已臻于极致。在总体上，陈超的诗歌批评偏向于比利时学者乔治·布莱所说的“我思”[55]的批评，亦是批评家耿占春描述的“别样的写作”[56]。倘若耿占春的说法是确实的：“诗歌批评意味着与一个时代最深刻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之间进行一场持续着的对话”[57]，那么，未来中国诗歌批评将承接更艰难的挑战：不断重建批评与诗歌文本的关系，始终考量批评自身在社会、文化中的处境，等等。陈超对诗歌批评的命运早有觉识：

真正的诗歌批评并不能妄想获取一种永恒的价值。它只是一种近乎价值的可能，一种启示：它索求的东西不在它之外，而它却仅是一种姿势或一种不断培育起来又不断主动放弃的动作本身。[58]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

姜　涛

2014年10月末，陈超纵身一跃，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诗学文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恰好同月出版，仿佛一份特别的诗学遗产，被郑重地留了下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一提法，更可以看作他二十多年来诗歌批评、诗学思考的结晶，既指向了先锋诗歌既往历史的总结，又与一种寻求“价值支点”的努力相关——“我试图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为这个支点，为当代诗歌的写作和读者的知觉，提供某种理论力量”[59]。在历史的追溯与前景的瞻望之间，或许可以说，“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不是那类可以自圆其说、可以轻快写进诗歌史里的概念，它的内部包含了难度，甚至包含了某种隐忧和负重之感。面对这份沉甸甸的遗产，要真正接过它的分量，简单的褒奖或重述，是远远不够的，能否在纵深的视野中，检讨它生成的脉络，体察内在的诉求和紧张，并进一步思考怎样激活它的可能性，或许更为关键。特别是在新世纪热闹的诗歌现场，所谓“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自身已略略显出疲态、又试图有所挣脱的时候。[60]

一

所谓“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依照陈超在《后记》中的概括：“约略指诗人从个体的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探索与宽广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富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61]看得出，这一概括具有“综合指认”的特征，指向了写作的主体姿态、题材范围、修辞风格、人文视野等多个方面，核心命意是强调“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熟悉当代先锋诗的读者也知道，这一概括不是在某种诗学“原理”的层面提出的，而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诗歌特定的历史经验。对此，陈超也有清晰的说明：“大约1993年以后”，相对于80年代“日常生命经验型”和“灵魂超越型”，以及90年代初“有效写作的缺席”，当代先锋诗歌的想象力出现了“重大嬗变与自我更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诸般特征开始出现，并很快“由局部实验发展到整体认知”。

以一种简化的类型学方式，勾勒80—90年代先锋诗歌想象力的“转型”，这一描述与我们熟知的“90年代诗歌”的生成叙述大致重合，“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为一种“简洁的综合性指认”，也大致涵盖了当年一系列流行说法指称的内涵，如“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民间立场”“中年写作”“中国话语场”等等。[62]说起“90年代诗歌”，这个曾经引发诗坛激烈论争的批评性概念，如今已在诗歌史上牢牢坐实，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类型”概念。可以注意的是，现有“90年代诗歌”的讨论，仍大多着眼当代诗的内部线索，集中于相关风格、表述的梳理和辨析，但对于支撑“90年代”的特定社会条件、思想氛围，尚缺乏比较深入的考察。在一次演讲中，诗人西渡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不知道‘90年代诗歌’为什么是这样，它是怎么发生的”。事实上，这不仅会妨碍对“90年代”的完整认识，也会妨碍当代诗自我意识的成熟、拓展，因为“社会背景”的缺失，会导致当年一系列写作方案的抽象化，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成为自明性的“原理”。这样一来，自我反思的契机很容易被错过。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西渡还将“90年代”的起点提前至了1989年，特别强调1989—1992年这一早期阶段的重要性——“这个阶段的写作一直是被遮蔽的，在现在的‘90年代诗歌’研究中几乎完全被忽略”。[63]1989年与1992年，这两个年份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改革时代”遭遇了猝然顿挫、犹疑，以及随后的强力推进。短短两三年之内，先锋诗歌的圈子里发生了什么？诗人普遍经历了怎样的震荡？个人的写作在怎样的脉络上延续或转换？不少诗人的自述、回忆，都会涉及这样的话题，一般会谈到的包括海子、骆一禾、戈麦等友人的故去，那场春夏之交的“雷暴”，随后的流亡与离散，以及新环境中普遍的不适与困惑。仅凭这些只言片语，我们尚不能重建一个时期的诗歌现场，但大体还是能感觉到，在周遭的历史变动中，一些方式被猝然打断，另一些方式随之开启，新的能量也在悄然聚合，像常被提及的“90年代”的发轫之作，其实大多写于1989—1992年之间。[64]1993年以后，与其说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核心的“90年代诗歌”开始浮出地表，毋宁说代表性的诗人诗作，已进入了公开的发表、出版和自我叙述的阶段。[65]

包括西渡在内，强调1989—1992这个“初级阶段”的重要性，目的不是要为“90年代诗歌”确定一个准确的时间起点，而是说“90年代诗歌”乃至“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正是生成于80—90年代之交“历史的剧烈错动”中，与“错动”带来的犹疑、反省、再发现之能量有关。从更大的视野看，“错动”不只表现为中国“改革”进程的颠簸，伴随了“苏东”剧变的发生，整个世界也在这个窗口时期经历了结构性转向。借用历史学者的表述，这是所谓“短的20世纪”的终结时刻，80年代中国社会及文化领域的发生激变，不过是这个飞扬的、革命的世纪的尾声。[66]换言之，“90年代”不仅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阶段，也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史的一个新阶段，包括“90年代诗歌”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或许也可以放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进行透视性的审度。

臧棣写于1989—1990年间的组诗《在埃德加·斯诺墓前》，西渡认为是“代表了90年代初期诗歌写作的一个高度”，“也是那个年代最有雄心的写作”，这组诗所试图完成的，恰恰是要一次性地处理“20世纪所有那些激荡过人们的重大主题”，如青春、革命、爱情、真理、美和爱、诗与历史、理智与幻觉、人性与权力：[67]

亲爱的先生，有时我想我能

把一个年轻的世界扶上花园里的秋千

只要狠命一推，我们俩就可以

听到树枝内在的嘎嘎声：像地狱里转动的门轴。

在后来的访谈中，臧棣谈到这首诗的基本场景，是“一个人与他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历史教育之间的对话”，“写完这首诗后，我能感觉自己获得了一种心境，似乎从此以后，历史对我个人而言不再构成一种压抑的力量”。将一个“年轻的世界”（世纪）送上秋千的时刻，也正是与这个“世界”（世纪）可以分离、对话的时刻。与斯诺对话的“我”，似乎洞悉了这个年轻、激进世纪内部的暗黑法则，同时也开始懂得享受秋千之上的失重、轻逸。他所提到的“历史”，对自我构成压抑，同时也构成了教育的“历史”，说白了指的就是20世纪——由“斯诺们”书写过的、由“红星照耀”过的20世纪。这组90年代初期的代表之作，将丰沛的历史沉思注入抒情独白之中，显现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最初的清新和宽广。在某种意义上，这组诗也可以读作一部“告别”之作，“告别”的方式并非与历史的断裂，更多是一种“对话”中的重述，沉甸甸的20世纪在被“扶上秋千”之后，也消除了它的沉重、专断——正如臧棣所言：“历史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件乐器，而语言就像紧绷绷的丝弦那样”。[68]

将“历史”重述为一种语言的机遇，“告别”之感或许源于个人的成长经验，但诗行中如黄昏暮色一样弥散开来的历史感受，却并非偶然地同步于20世纪的“终结”，非常值得进行结构性分析。在此一阶段其他诗人的笔下，我们也能读到类似的告别感受，包括那些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段落，诸如“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何而始，从何而终∕……∕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才能停止脚步”（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曙光，这是我们俩的节日，∕那个自大的概念已经死去，∕而我们有这么多活生生的话要说”（萧开愚[肖开愚]《国庆节》）。当然，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与历史“告别”或“对话”的方式迥然不同：或追求“金蝉脱壳”式的语言解放，舒展写作技艺柔软的翅翼；或尝试一种不洁的、容留的诗歌，以碎片化、寓言化的诗体对应泥沙俱下的世俗现实；或参照20世纪欧洲的诗人系谱，在见证、担当的意义上，确立凝重而不无感伤的自我形象。无论怎样，一个前提是被分享的：当激越的、宏大的历史已成过往，一个严肃的作者有必要在它漫长的投影中，在尚不确定的知识和情感状态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

二

这是先锋诗歌人文气息最为浓郁的时刻，也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凝聚、塑形的时刻，校正写作和历史的关系，成为此一时期最突出的主题。一般而言，这种变化会被放在90年代与80年代的反差中去论述，但如果将80年代看作一个世纪的尾声，那些被修正的种种“自大的概念”，无论是启蒙的、经世的文化幻觉，还是夸张、浪漫的自我神话，也包括纯粹的文学自足想象，其实都可以在革命的、飞扬的、创造的20世纪中，去寻绎其生成的脉络。因而，诗人在历史面前的姿态调整，与90年代初期人文思潮和知识方式的转变，具有相当的同构性，这其中也包括反思激进主义的思潮。所谓反思激进主义同样兴起于1989—1992年间，这股思潮同样与历史顿挫时刻的痛切感知相关，又不断与“反极权”“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论述、与强调渐进价值的保守主义立场相互激荡，并得到推崇多元、差异的后现代理论的支撑，颇为强劲地支配了90年代初期思想氛围、感受氛围。后来，这股思潮固化为相对较为僵硬的“反激进”“反革命”姿态，但最初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暗中呼应了谋求稳定发展的国家论述）转向对20世纪历史和思想的重新检讨，重新寻找有效知识方式、思考方式，这种要求也开启了90年代学术思想的进程。

先锋诗人的群体并不居于人文学界的中心，但浸润于同样的历史感受，或主动或被动地，也分享了相似的知识资源。仅以陈超为例，在他的批评与诗学论述中，对于“极权”话语、乌托邦叙述的抵制，就是贯穿始终的内在线索。在接受李建周访谈时，他曾介绍自己所接受过的资源，特别提到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它“对我的世界观的改变是致命的，就像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对我的致命性影响一样”。[69]陈超的阅读始于1987年，但不能忽略的是，波普尔、哈耶克，以及陈超引述过的伯林等人的著述，对于90年代初的反思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起到过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援引了利奥塔“元叙事”危机的后现代理论，强调“对乌托邦叙事的消解，是20世纪以来思想史、哲学史、文学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持续性影响至今未曾消歇”。这篇文章讨论了辛波斯卡（波兰）、赫鲁伯（捷克）、布罗茨基（俄国）这三位诗人“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勘探和命名”，置身于欧洲“铁幕政治的笼罩下”，这三位诗人的写作无疑都具有“反极权”的色彩。[70]以苏联、东欧的诗人为参照，来凸显“铁幕”之下写作面临的压力和展现的可能，也是90年代以来部分诗人热衷的话题。在这样的引征、表述中，不难读出90年代知识风气、历史感觉与文学理解之间的相互印证、激荡。从具体的作品来看，90年代一部分诗人的写作，也的确从个人的、情感的、日常的、稗史的视角，触及了20世纪激进文化的剖析以及体制性权力的批判，如陈超在书中重点论及的于坚《0档案》、王家新《回答》等。即如臧棣的《在埃德加·斯诺墓前》，它几乎处理了“20世纪所有那些激荡过人们的重大主题”，似乎也可以放在这样的氛围中去阐释。

在反思激进主义的氛围中，90年代初期人文知识界的另一取向，即所谓“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区分与消长。出于对80年代“新启蒙”知识方式的修正，一部分人文与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严谨、规范化的知识生产中，重新调整自身的学术角色。这种调整与社会结构的科层化与知识生产的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而韦伯“以学术为志业”的论述，则提供了一种具有感召力的伦理姿态。[71]在90年代初的诗歌意识中，其实也可观察到类似的趋向，这表现在诗人对“写作”“技艺”“语言”的普遍热衷上。当然，将自由、自主的主体性想象，寄托于语言可能性的探索中，这一直是先锋诗的内在驱力，但当“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的观念在90年代初被提出，“先锋”便不再只是一个霸道的、极端的、自我挥霍的立场。[72]它还应与一种对限度的认识、一种工匠式的专业意识与责任精神相关，对于写作的行为而言，审美的洞察力和文本的完美性也变得十分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将“以学术为志业”改换成“以诗歌为志业”并不困难：在前者的逻辑中，符合规范的专业化研究，正因保持了“价值中立”，才会更为有效地与现实发生责任性的关联；在后者的允诺中，正是在充满活力的、不及其余的语言探索中，生存的意识和历史的状况才得以被有效呈现。[73]

1997年1月，赵汀阳、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以“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为题，集中刊发了西川、程光炜、肖开愚、欧阳江河、王家新、唐晓渡的文章，这组文章后来也成为“90年代诗歌”批评话语的一个来源。[74]在这本专门讨论学术史、学术方法的辑刊上，诗人批评家的文章自然十分醒目，但并非游离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术”“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等其他的专题讨论之外。在一篇专门撰写的书评中，孙歌细致读解了这几篇诗学文章，且特别指出诗人与学者在90年代面对了共同的问题，他们选取的策略、资源也不乏交集与共鸣：

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状态下思考并且负责任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变动和不确定，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掉和破坏掉一切。正如同肖开愚在强调“中年写作”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诗歌写作如此，整个知识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学术思想评论》的阐述、争辩和公开讨论中，我依稀看到一幅知识分子跨越专业藩篱而进行深层合作的动人图景：缺少这种合作，我们如何面对当今“思考而又找不到参照系”的复杂世界？我们又如何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迷惑？[75]

在共同的时代处境中，诗人和学者似乎分享了某种“态度的同一性”，文章呼吁打破专业藩篱的实践可能，而在“依稀看到”知识界与诗歌界的互动图景中，90年代的先锋诗虽然被新兴的消费文化、新兴的文化与知识体制挤到了一边，但恰恰是“边缘”位置上的调整，带来了内在的紧张和针对性，也带来突破自身限制、直面共同精神困境的联动可能。这个时期的“90年代诗歌”不仅人文气息浓郁，而且充满活力，作者的写作意识相对饱满，拓展了一系列处理现实经验的灵活技艺。

遗憾的是，孙歌所提出的“跨越专业藩篱而进行深层合作的动人图景”，并没有持续发生在先锋诗坛与人文知识界之间，“态度的同一性”只能是一种脆弱的“同一性”。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动更为剧烈、更为内在，关于“改革”方向与市场功能的争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当下社会状况及深层历史结构的思考，也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但这样的争论和思考，更多从人文思想领域转向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先锋诗坛当然外在于这一过程，不可能追赶日新月异的学术更新。事实上，如何在花样翻新的语言实验中消化“历史突然闯入”的经验，如何应对诗坛内部即将爆发的冲突，如何不断解说自身写作方案的正当性、经典性，已让诗人们无暇分心。

与此相关，“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形塑于90年代初的历史感觉之中，对于乌托邦话语、宏大叙事等的反动以及个人对历史的担当意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前提（“其持续性影响至今未曾消歇”），但换个角度看，该想象力也似乎长久受制、牵绊于上述感觉和前提。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叙事性”“反讽意识”“及物性”成为流行的标签，“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似乎也常态化了，包括见证、担当的人文立场，以及语言与现实之间微妙的“张力平衡”，也在诗人和批评家的把玩中，趋于一种不断自我重申的姿态。当然，有关“90年代诗歌”的批评后来也不断出现，除了从所谓“民间”立场出发，对部分诗人的人文姿态进行丑化外，不少批评也指向了“叙事”“及物”一类策略的常态化。需要注意的是，“常态化”并非由于先锋诗坛缺乏突破的愿望，缺乏与变动的现实建立关联的动力，相反，经历了90年代的洗礼，这已经成了不同诗歌旨趣的基本公约数。[76]要检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内在磨损，在修辞惯习的指摘之外，更应注意制约该想象力的历史前提，在80—90年代特定的历史感觉中，甚至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去分析它的起源性“装置”。

三

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或许显得过于宽泛，可以拆卸下来的三个“组件”——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均未有非常清晰的界定。其中，“历史”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和“现实”“处境”相互替换，90年代诗歌批评引入“历史”的目的，在于打破“纯诗”的封闭，而在不同的诗人和批评家那里，“历史”的含义也不尽相同。至于“想象力”，在浪漫主义诗学、哲学传统，本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与超越理性与感性二元分裂的整体性认知能力相关。但在90年代诗歌语境中，“想象力”也仅仅泛指了诗歌特殊的感受力、处理经验的能力，亦即“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77]相比之下，“个人化”与90年代的“个人写作”“个人诗学谱系”“历史的个人化”等论述，似乎有更直接的关联。在这些论述中，鼓吹“个人”往往是为了强调写作风格、路径的多样性、差异性，“个人”是相对于集体划一的姿态而提出的，这既指向了毛泽东时代遗存下来的话语模式，同时也针对了90年代新兴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集体狂欢”。[78]然而，究竟何为“个人”？应在何种社会结构和思想脉络中把握其内涵？“个人”的差异背后，是否暗含新的集体同一性？当时的诗人和批评家并未太多仔细考虑。

对此，陈超也没有专门讨论，但一些看似背景性的描述，却提供了可以进一步追问的线索。在《从“纯于一”到“杂于一”》《“反诗”与“返诗”》等诗人评论中，他非常自觉地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进程中，建立起先锋诗的历史连续性：

从精神来源上看，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一方面与外国现代、后现代诗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曾被中断的早期五四精神“立人”传统有关。借用伯林的概念，二者不同的是，朦胧诗走的是鲁迅郭沫若式“积极自由”的立人道路，弘扬人的主体精神，追寻预设的目标，宣谕社会理想；而第三代诗走的是胡适周作人式的“消极自由”的立人道路，在自明的个体生活（和写作）领域里，做自己愿做的事，尽量免受各种各样的权势所干涉。……但总的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又统一于在具体生存语境中“立人”这个总背景。[79]

这一段粗放的“背景”描述，杂糅了多种话语因素，上接五四“个人的发现”之传统，下接80年代的主体性论述，并结合周氏兄弟的比较，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资源（伯林的两种“自由”论），穿越20世纪的时空，将“五四”对接80年代，一种典型的“新启蒙”逻辑也体现其间。“第三代”虽然造了“朦胧诗”的反，“积极自由”被“消极自由”取代，但当代先锋诗的两个阶段是相互衔接的（“穿过”而非“绕过”），离不开“立人”这个大命题、总背景。

“新启蒙”穿越与对接的逻辑，极具符号性的感召力，无形中却也消弭了历史语境及诉求的差异。如果说“五四”时代，“立人”的命题针对了传统社会伦理秩序对个体的束缚，试图在血缘、地域、家族的网络之外，重建一种能动的“群己”关系；那么在朦胧诗发起的年代，“一代人”的觉醒不仅与“人道主义”“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同步，[80]而且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抗性起源，即“与蒙昧主义、现代迷信和文化专制相对立”。“蒙昧”“迷信”“专制”的标签，看似出于笼统的传统批判，但实际所要拒斥、所要丑化的，无非“文革”以及广义的毛泽东时代。在接受访谈时，陈超也曾现身说法，大致描述了70—80年代“个人”之再发现的时代氛围，包括《中国青年》上影响广泛的潘晓讨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在这样的氛围中：

那些被认为不响亮、不符合主流观点的东西，在比较有头脑的青年心目中恰恰是独立的、向上的。他们觉得生存现实被异化了，希望它好起来，而不是去粉饰它、去唱高调，这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现代人心态。[81]

所谓“比较有头脑的青年”，一面昂扬、进取，一面又不免虚无、困惑，与周遭现实保持异在的紧张，对于“主流观点”代表的大历史、大叙述、大结构，更是保持疏远、对抗的姿态。这一经典的“个人”造型，其实与社会主义时代积极进取的“新人”形象多少有些关联，但又是呈现于一种历史的“颠倒”中。这一“颠倒”不仅表现为从“集体”到“个人”、从“理想”到“世俗”、从“大我”到“小我”的转变，更关键的是，“颠倒”的过程其实深深地为原有的逻辑所规定，呈现于看似挣脱、实则牵绊的精神构造中。

对于这一特殊的精神史构造，当代学者贺照田在分析“潘晓讨论”的著名长文中，有非常细致深透的梳理。依照他的分析，毛泽东时代号召人们在一种大结构、大问题中安排自我，获得崇高感、使命感，但对日常生活中个体身心的安排，缺乏合理的思考，没有在个人、日常生活与大结构、大历史之间建立一种富于活力和生机贯通的关联机制。有意味的是，80年代以后，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不足”，又以“摆荡到一端的样式存在着”，人们又习惯于“去结构”的眼光，把个体日常、身心的问题都认定为本然的状态，而不再从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中去理解，这造就了当代虚无主义的一种起源，使得亢奋的个体不能将对大历史、大政治的关怀，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不能在与他人的共通关联中获得充盈的个体形态。[82]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在于“大历史”“大结构”的反动，而是“个人”与“历史”始终被看作相互外在的实体，始终缺乏一种有效的组织性、结构性安排，一种去结构、脱脉络的当代个人化“装置”便由此形成了。[83]

回到先锋诗的话题，在80—90年代多种写作取向的背后，都能辨认出上述个人化“装置”的作用。按照陈超的说法，朦胧诗以另一种“大叙述”来对抗“文革”时代的“大结构”“大压抑”，第三代诗人则回避这种精英话语，致力于“揭示出被整体话语的大结构所忽略的，日常生存细碎角落里的沉默或喑哑的生存‘原子’”。[84]两种方式看似对立，所“立”之“人”也大有不同，但不管“积极”还是“消极”，“个人”与“大结构”之间或对抗、或疏离的二元模式也未变。颇为吊诡的是，在“个人”面前，大结构、大叙述往往显现为一种压迫性的存在，但二元模式并不一定总是对抗性的，分离的二元也会以“摆荡到一边”的方式发生作用。比如，还是按照陈超的类型划分，在朦胧诗之后，先锋诗除了“日常书写”的类型，还有一条“灵魂超越”的路径，一个“崇低”，另一个“崇高”，效果都在甩脱“主流观点”，开放当代诗的广阔前景。如果说在“崇低”的路径中，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自动包含了对“大结构”的抵拒，[85]那么在“崇高”的路径中，“灵魂超越”恰恰不是回避大结构、大叙述，而是在更为宏观的形上境界、文化原型或语言本体论的层面，去构造新的大结构、大叙述，去展现个体自由意志的可能。

在这样的“摆荡”中，重置的大结构、大叙述，剥离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但对“个人”的作用仍完全是支配性、吸附性的，两端之间充满了紧张，可为激情贯穿，但到底包含怎样复杂的层次、要经过怎样的中介，并不需要诗人的想象力来负责。在这方面，海子的名作《祖国（或以梦为马）》十分典型，这首激情澎湃的诗作，大量征用政治抒情诗和阶级革命的话语，诗中出现的“祖国”“烈士”“将牢底坐穿”等表述，强烈地联系了20世纪激进的政治传统，也能成功调动读者潜在的心理能量。海子又用天才的手笔，将这些资源去政治化了，与“周天子的雪山”“梁山城寨”等传统符号对接、混搭，将“祖国”改写为一个不朽的“语言帝国”。在这样的“大结构”中，诗人以梦为马，纵横踢踏，无需中途盘桓，直接就可蹈入永恒之中。“为有牺牲多壮志”，为革命献身的激情，直接可替换为语言的激情。

进入90年代，一种较具争议的说法是80年代的“对抗主题”失效了，因为历史的强力让“任何来自写作的抵消”都无足重轻，也因为“对抗”的写作“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86]针对“断裂”之说，另一种说法则强调对抗模式的深化、泛化，认为“随着对抗的所指在现实中越来越具有匿名的、非人格的性质，它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内在、更多和写作自身相关的诗歌领域”。[87]事实上，“断裂”与“延续”在根本上并不矛盾，当革命的世纪及其文化猝然终结，失效的是意识形态性的“对抗”主题、是文学实践的政治参与可能，而“对抗”的个人化结构不仅被延续下来，而且泛化为了个体诗学与一种匿名的、总体性现实的对峙。正如上文所述，在90年代初的反思激进的氛围中，经由“反极权”“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诗学的包装，无论朝向总体的政治压迫，还是总体的市场侵占，“对峙”的感觉模式也被原理化了，获得了某种稳定的知识形态。

还是以臧棣的《在埃德加·斯诺墓前》为例，它几乎处理了“20世纪所有那些激荡过人们的重大主题”，但在后来的自述和友人评论中，这组诗如何处理、回应了这些“重大主题”，没有得到更细致的说明，“一个基本的对抗主题”却被迅速提炼出来，即“诗学与历史学的对抗”。[88]当“20世纪”的反思升华为诗学与历史、个人与历史的对抗，这也意味着与个人成长、与当代精神进程紧密相关的那些主题，可滤去缠绕冲突的面向、内部复杂的层次，整合成一个沉甸甸的实体，只是以一种压迫性的形象出现。由此，一种暧昧的格局出现了：自90年代初开始，盘旋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意图打破“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对抗，向芜杂的生存现场大尺度敞开，但在对“乌托邦话语”“宏大叙事”等等的警惕中，“个人化的想象力”仍延续了去结构、脱脉络的特征。在这样的“个人”面前，历史的样子不再刻板，它像“巨兽”一样神秘、不可抗拒，也敞开了包罗万有的内部，但其中究竟包含什么样的关系与层次，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有哪些不同表现，新的历史状况下对个体的压制取得了什么形式，哪些部分限制了自由的意志，哪些部分又构成了支持，这些问题似乎是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关注的事，诗人并不需要特别在意，他的责任和兴趣，是尽可能用想象力吞噬这一切。[89]这也就导致了年轻批评家余旸所提到的“当代最为主要的诗歌意识形态”：

在诗歌与批评中，“政治（历史）”以僵硬、无流动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压迫性的整体，或不言而喻的笼罩性背景出现。……这种隐蔽、褊狭的“政治”或“历史”理解与在专业分化前提下对诗歌特殊性的想象，两位一体，成了当代最为主要的诗歌意识形态。[90]

表现在修辞风格上，90年代诗歌一边发展了精微的“元诗”意识，一边又信任朴素的自发性理论，以为在自由的书写中，历史的轮廓或“生存的真相”总会悄然浮现。像一位诗人所说的，历史不需外求，你上公共汽车，去幼儿园接孩子，你本身就在历史之中。应当说，不能低估这种朴素认识的活力，90年代诗歌的确刻写出一个时期当代生活的“浮世绘”，但由于结构性、关系性理解的匮乏，后来也造成“叙事性”一类策略的恶化，部分写作过于依赖生活现场的复杂摹写，患上细节的“肥大症”。如果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类型中，上述问题还可为精湛的技艺所抵消的话，那么当写作的雄心“摆荡”向另一端，诗人尝试切入较为宏大的视野，去驾驭更为宏大的结构和主题，“个人化”的结构性不足便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

于坚写于1997年的长诗《飞行》，应当是他继《0档案》之后最有分量的作品，陈超在书中也进行了重点评述，认为它以“一次从中国到比利时的真实的跨国飞行”为背景，尝试打破时空的界限，将“博物志般的知识性互文和当下此在的故乡铺叙的人与事”融为一体。[91]这首长诗代表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90年代的一次自我突围，在“飞行”的视角中，在万物飞逝、不可抗拒的速度中，展开对“时间神话”的追问、对“全球化”总体进程的思辨，但怎样从乱云飞渡的铺排中，转换出内在的思想空间，其实考验着诗人驾驭繁杂经验的能力。陈超在文中引过的一段诗行，不妨这里再引一次：

大地啊　你是否还在我的脚下？

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犹如革命后的广场　犹如文件袋

戎马倥偬　在时代的急行军中　我是否曾经作为一只耳朵软下来

谛听一根缝衣针如何　在月光中迈着蛇步　穿过苏州堕落的旗袍？

我是否曾在某个懒洋洋的秋天　为一片叶子的咳嗽心动？

我是否记得一把老躺椅守旧的弧线？

这一段的意图十分显豁，诗人试图从轰鸣的“飞行”中抽身而出，回溯那些“古老的人文价值和心灵体验”。然而，仅依靠一个疑问句式（“我是否”），就荡开一个抒情的冥想空间，这样的转换或许有些生硬；而将诸般湍急流变的感受，回收于一种怀旧式的文化乡愁、一种相当程式化的故国情调之中，诗中上下升腾的语义势能，似乎一下子被大大缩减。

在这首长诗中，我们读到了“思接古今、视通中外”的努力，但稗史式的、去结构的“个人化”装置，又起到了一种潜在的“掣肘”作用。“飞行”提供了一种自由出入的视角，但这也只能是一种俯瞰的、枚举的、铺陈的视角，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及乡土的处境，也只能以一种看似包罗万有、实则外在直观的方式去把握。究其原因，可以探问的，仍是“个人化”的结构性不足。在先锋诗的“意识形态”中，一方面“个人”的直观、意志、语言，被看作不可让渡的起点，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实体性源泉；但另一方面，这一自信满满的“个人”，在内部又可能极为脆弱、困乏，一旦“摆荡”进入公共领域，尝试处理与大结构、大叙述的关系，也就很容易被未经反思的感受模式、价值模式所吸附，仅仅维持外在的感伤、怀旧、反讽或批判，而不能将想象力贯穿于现实的结构和脉络之中。新世纪之后，先锋诗越来越多地卷入公共性的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也表现得更为明显。[92]

四

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置于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置于80—90年代的历史感觉与人文思潮的塑形作用中去理解，这也涉及了怎样看待先锋诗与当代历史的关系。正如陈超在书中不止一次暗示的，先锋诗以对抗性的感受为起源，但与“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一直保持了同步。即便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对抗被更广义、更匿名的对抗取代，对市场时代消费文化的拒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考虑到当代先锋文化缺乏一种社会分析的理论视野和价值前提，与“总体性压抑”的对抗，并不一定指向“改革”所释放的市场和资本活力。反过来说，90年代“改革”的全面推进带来了个人性、多元性文化空间的发育，恰恰提供了先锋文化得以成长、扩散的可能。

在当代社会的格局中，既扮演“异端”的形象，又内在同步于市场时代的文化结构变迁，这无疑增加了先锋文化自我辨识的难度。上文提到，在90年代初先锋诗的自我意识中，写作的专业性和语言的本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诗人们无论怎样表态，说写作应该介入历史的现场，但依照当代诗“主要的意识形态”，“介入”仅是一种诗歌的“纠正”，它发生在语言的内部，并不投机于公共的道德或反道德，与其他的表意方式也有根本的不同。借用西川著名的说法，诗歌提供的是一种“伪哲学”，它不指向终极的、连贯的解释，恰恰以颠三倒四、似是而非的方式，揭示人类浑浊、尴尬的生存状态，揭示既有文化系统内在的矛盾。[93]臧棣的一些说法也广为流传，比如，强调诗歌是一种“关乎我们生存状况的特殊的知识”，在一个韦伯言及的“祛魅”的现代社会，它的价值和立场就是坚持“不祛魅”。[94]

应当说，这样的表述具有相当的弹性，在现代知识话语的支配性系统中，既强调了诗歌不可取代的独特性，也暗示诗歌包含了认知的可能，与其他知识方式竞争、对话的可能。相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的讨论，诗歌想象力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打破专业壁垒，能在时代生活与个人经验错综暧昧的交叠处，引发强劲的“感兴”。但问题在于，这种在区分中竞争、对话的能动关系，一旦失去了动态的特征，在口耳相传中，简化为诗歌话语与知识话语的对立，或者说与其他知识话语的区分，成为诗歌最大的文化责任，并“隐隐然不可动摇”，那么对诗歌表意之独特性的鼓吹，反倒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现代知识话语的特权，暗中顺应了市场时代合理化的社会安排。即如“祛魅”这个概念，在韦伯那里，现代世界的“祛魅”是理性化的结果，也与学术归学术、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这一“道术为天下裂”的进程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不祛魅”的努力，便不单单要诉诸想象力的自由嬉戏，也要考虑如何在分化的趋势中逆向而动，挣脱专业的范例，重建知识、思想的内在有机性，不致使诗歌之“魅”变成另一种“祛魅”的结果。

先锋诗与“改革”时代的关系，也可放在某种社会学的视野里讨论。90年代以前，所谓官方与民间、地上与地下的区别，曾是先锋诗坛的基本构造，先锋诗人的群体，大体由文科大学生、青年工人、机关和部队小干部，以及各类文化流浪汉构成。这些“有头脑的青年”大多在体制之外，或并不居于体制的中心，莽汉式的江湖作风、行为主义的生活及写作方式，多少都与这个群体极强的流动性与“反体制”的能量相关。90年代，诗人群体被彻底边缘化了，但可以注意的是，除了一部分漂流于海外，大批的先锋诗人已逐渐在波西米亚式的流动状态中安稳下来，为蓬勃兴起的文化产业，以及大幅扩张的学术机构所吸纳。经过了胡作非为的青年时代，一代人总要成长、成熟，总得找个位置安顿身心，进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但这种集体性的身份转移，与90年代之后新媒体、新的文化产业以及学院体制的发展不无关联。[95]

提及这样的事实，不是要学“大诗人”做派，批评当代诗人屈从于现实，被市场体制俘获，而是说当代先锋诗歌的文化视角、自我意识和行为“惯习”，是可以进行社会性分析的，是可以结合90年代以后文化生产环境、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变动来考察的。当代诗歌反体制的对抗、批判视角，发生于体制的瓦解与重构过程中，但90年代以来对“庞然大物”的反对，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文化、学术的新型体制之中。[96]无论混迹民间，还是藏身学院，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诗歌意识的暗中固化，在各种类型的诗歌圈子、群落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然，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诗人的群体还是保持了较强的流动性，从一地的“诗歌节”到另一地的“颁奖会”，从一处的山水到另一处的庭院，相对于以往，诗人们在大江南北、全球各地旅行、采风的经验增加了不少，但这种流动似乎更多发生在同一“水平线”上，发生在相熟相近的先锋、时尚文化“场域”之间，超出特定群体之外的认识与感受契机，仍可能被错过。

概言之，在当代人文思潮及社会结构的双重视野中，考察先锋诗的历史展开，会将一个问题推至前台：在区隔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当代诗的位置如何，应该有怎样的文化抱负，能否超越30年来“改革”“现代化”及“后现代”的逻辑，重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重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可能。这一系列追问，不仅关乎诗歌本身功能的思考，甚至也会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状况及发展路径的感受、判断。在这方面，先锋诗坛内部其实存在重大的分歧，即便在“多元共生”的格局中，这些分歧不一定以公开论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谈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前景，陈超笔下那种特别的隐忧感、沉重感，多少也可在上述分歧的背景中理解。一方面，对于新世纪传媒话语的膨胀，以及诸种以“后现代”为名的网络风尚、口水化实验，他一直保持警惕，希望90年代“刚刚培养起来的深入生存/生命能力”不致过早被消解、毁弃，“跌落为一种对个人世俗荣耀的虚荣本能提供服务的趣味，和对‘能指’本身的盲目奉祀”。另一方面，“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也遭遇到另一重挤压，即陈超约略提及的，以“自由幻想”为名，对诗歌想象力的极度推崇，认为诗歌写作恰恰应从“历史”的沉疴中解锁出来，以“话语的神奇组合”，“遨游于自由想象的文本世界”。[97]将这后一种倾向说成是“自由幻想”，可能有点简单了。强调想象力在历史中独享的“治外法权”，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自主性的固有表达，在新世纪的诗歌“场域”中，这一态度与“浪漫主义传统”的意外复兴相关，包含了对当代诗之独特文化使命的理解：诗人的想象力不是批判或认识的工具，而应指向对存在的揭示和生命意识的彰显。[98]表面看，这无非纯文学话语的老调重弹，但当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控制、权力话语、资本压迫浑然构成的现实，在今天依旧被看作一种总体的、压迫性的“庞然大物”，当各类“体制”内外“比较有头脑”的文艺青年苦读诗学经典的同时，仍无法在个人与现实之间形成结构性的思考和感受，从历史中逃逸而出的想象力神话，想必在相当程度上，仍会具有覆盖性的影响。

针对“自由幻想”的诗意政治，陈超在文中点破了其与消费文化可能的亲缘关系，特意重申：“当前汉语先锋诗歌面临的考验，主要不是在生存的双重暴力（权力话语和拜金浪潮）压迫下，如何逃逸，另铸唯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更自觉地深入它、将近在眼前的异己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它的命名、剥露、批判、拆解的问题”。[99]在热闹喧扰、快感四溢的当下现场，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或许应者寥寥，却也令人感佩。然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面对的最大挑战，可能还是自身的限度。上文已提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三个概念，更多是在常识的层面提出的，“个人化”相对集体性、整体性而言，“历史”或被简化为一种“现实感”，而“想象力”与感受力、认识力、语言组织能力的关系，也尚待澄清。这种常识性的理解，势必在笼统涵盖的同时，无法烛照更为复杂的内在差异和难题。比如，谈及“个人化想象力”如何处理“历史”，这就不简单是“深入灵魂、深入生存”的文学姿态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技巧问题，经由“具体-抽象-新的具体”之类的修辞策略，就可在写作的内部获得解决。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如此剧烈，要进入这一“巨兽”体内，把握多方面绽开的矛盾，对于认识、感受的能力与知识储备的要求，以及对语言诗体方面创造性的要求，与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热忱的思考和吁求如停留于一系列“张力平衡”关系的维护——在挽歌与讽刺之间、在历史的个人化与语言的欢乐之间，在“见证的有效性和审美的必要性”之间，类似的“张力平衡”恰恰有可能制约了想象力的进一步深入。

两年多前，谈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培植，我曾拉杂写出几条意见，诸如“自觉恢复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写作与思想、历史写作的内在有机性”，“更广泛的读书、穷理、交谈、写作、阅历社会人事”等。这些说法聊胜于无，并无多少实际的意义。在修炼个人的“内功”之外，要重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或许首先应意识到其背后的精神史构造，意识到去结构、脱脉络的个人化“装置”，形成于怎样的历史感觉和人文思潮中，由此才有可能“脱壳”而出，粉碎想象力上厚厚的硬痂，深入到当下社会“各方面绽开的矛盾”中。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不一定是想象力的前提，如何具有一种历史的、乃至社会学的想象力，反倒是重塑“个人”的一种方式。[100]事实上，一些可能的契机也在展现。比如，近年来一部分颇具雄心的诗人，开始以长诗、组诗等“大体量”方式，在传统或当代的问题视域中，比较正面地处理个人与历史的纠葛。这样的尝试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像如何在专业性的视野中看待诗人提供的历史理解？诗歌的修辞结构与时代经验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诗歌容纳历史经验的文体限度在哪里？诗人书写的“中国经验”“中国形象”到底该由谁来阅读、评价？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相信会敞开“历史想象力”更多的层面。另外，出于对“个人化”内在的局限的洞察，个别自觉的诗人早已绕过“诗学与历史”的对峙，意图改善被“宠坏了”（败坏了）的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再将后者看作抽象的“庞然大物”，而是考虑应在怎样的问题脉络上、怎样的现实处境中，引入一种善意的价值观维度，重构具有内在结构感和针对性的“个人”。因为用心的别致和思路的曲折，且偏离各类现代文艺“常识”，类似思考尚不能引起广泛的回响。

无论怎样，在辩难的过程中，批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小说等文类的批评相比，当代先锋诗的写作与批评之间，存在水乳交融的关系，诗人与批评家是“混”在一起成长的，诗人往往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批评者。这样的“亲密无间”，使得批评高度内化于写作，但也会造成距离感的缺失，批评家同样受限于特定的历史感觉、受限于去结构的个人化“装置”，某种诗歌圈子内部的“意识形态”也会被不断强化。[101]在这个意义上，陈超倡导“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与他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阐述，其实有一种战略性的配合关系，都旨在突破“狭小的文学社区”，为先锋诗的展开提供更开阔的人文社会视野。现在看来，对“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强调，不只是要在传统的形式细读之中，引入社会、历史的维度，为批评带来某种广袤性与丰厚性，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挣脱宽泛的人文情怀、批判立场，落回具体的历史情境和问题脉络，为当代诗强力构造一种内在的反思视野、一种与当代思想深层对话的图景。换句话说，除了为“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保驾护航，批评也应有稍远大一些的抱负，也能有所纠正、主张、规划，这或许正是批评自身的“工作伦理”所在。

在长文《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的最后，陈超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结，给人印象深刻。这个看似高调的结尾，一方面重申了知识分子担当道义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某种“世事艰难”的感知。而实际状况，也确乎如此，在一个依旧“思考而又找不到参照系”的复杂世界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如能成为当代诗的一个理论支点，那它必将是一个负重的支点，要在不可预知的前景中，勉力撑起写作、阅读和批评的幅面。如何在“弘毅”的同时，又具有一种广泛洞察的智慧，我猜想，陈超已将这个问题及其全部的分量，非常郑重地留给了我们。

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

张伟栋

今天试图回答何为诗歌批评的任务，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回答到何种程度，却是检验诗歌批评家工作的试金石。这种困难在于，今天的诗歌批评名正言顺地被视为一种诗歌阐释、整理、编纂的活动，而不是以“历史”之名而展开的一种写作。一般来说，遴选经典的诗歌作品，以及据此构建一种诗歌的秩序和历史，被看作诗歌批评的基本任务，但实际上，大多时候我们对这一任务的理解都过于表面，或者仅仅把这看作批评家应有的权力，而关于诗歌的秩序和历史的问题，所指向的是对“世界”的历史秩序的构建，借用蒲伯的一句诗，我们今天的诗和过去所有的诗，“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巨大的文本的一部分，遴选作品和构建秩序，最终依靠的是对这一“整体”和“文本”的破解或发现，而不是仅仅依靠批评家想当然的审美趣味和所谓的才华。诗歌批评是一项尤其艰苦的工作，它所需要的原创性并不少于一个诗人，同时还需要至少十个诗人的耐心、刻苦以及博学。

在这个意义上，陈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工作因此成为我们察看当代诗歌而必不可少的一个视野，他的诗学观念和批评的方法，也为后来的批评家做出示范和表率。对于何为诗歌批评的任务的回答，我们从陈超反复强调和坚持的观点中可以找到答案：“批评要对新的诗歌‘话语’做出较为深入的理解，无疑需要充分分析围绕着话语生成的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这个语境既包括客观的历史文化条件，又包括话语建构者和阐释者的目的、知识系统、人文信念、文化储备、价值预设，以及对于具体的历史状况、语言状况的个人化感知。”[102]进而，陈超以“个人化想象力”概念对此进行总结和概括：“我试图以‘个人化想象力’作为这个支点，为当代诗歌的写作和读者的知觉，提供某种理论力量。”[103]从陈超的整个写作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由此进行的批评实践无疑是成功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写作都是未完成的，都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它仍需要持续不断地增补、还原以及删改，以保持其活力与创造性，因而这一概念和答案仍是需要辩驳甚至是质疑，才能激发其固有的潜力和那些未来得及成文的踪迹。

一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无疑是陈超最为重要的诗学观念，这一观念的生成与演化的过程，也是理解当代诗的一条重要的线索[104]，事实上，陈超也正是以这一概念梳理并建构了先锋诗三十多年的历史和发展逻辑。在《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一文中，“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以“正反合”的逻辑被连贯成前后相继的一个整体，其中，“九十年代诗歌”作为合题的辩证第三项，将先锋诗写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认为，在那个阶段，先锋诗人对汉语的重要贡献，主要是改变了想象力的向度和质地，将充斥诗坛的非历史化的‘美文想象力’和单位平面化展开的‘日常生活诗’，发展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105]《回答》《厄运》《0档案》，以及尹丽川的《周末的天伦》、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等作品，得到细致的解读，被看做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得以展开的最佳例证。另外，在《先锋诗的困境与可能前景》《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这两篇文章中，“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两个重要的视角，如诗歌与现实、历史的关系，以及诗歌批评的任务，被给予了细致论证。这三篇文章，可以看作陈超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观念的纲领性文献。

关于“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最基本的含义，我们采用《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中的表述：“它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106]我最早对这一问题和概念的了解，是在姜涛所写的文章中，也就是那篇名为《“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的长文，姜涛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校对了陈超的观念，并试图重置“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观念的内核，也就是所谓的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在姜涛看来，一个诗人或者批评家所拥有的自由并不比他自认为的多，大多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充当了历史的工具，配合着历史的进程而茫然不觉，先锋诗歌芜杂的“历史想象力”不过是配合了当下的历史逻辑，当下的历史逻辑概括有三：“其一，出于对既往政治统制及专断的本质主义的反动，诗歌必然注定是一项个人化的自主创造，必然享有‘治外法权’。其二，‘语言转向’之后的后现代理论，一波又一波袭来，又为文学自由主义提供了语言本体论包装，既然一切都是符号关系的产物，诗歌必然也是语言对自身的礼赞，先锋诗人即便强调历史介入，但也会首先声明，这只是一种‘风格’的介入。其三，‘后发达地区’作者基本的现实感，这并不一定来自‘经世济民’、‘感时忧国’一类传统的教训，而几乎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伦理性格和社会峻急变动中的本能直感，大多数严肃诗歌作者，其实不太能完全专注于自娱自乐的快感。”[107]因而，所谓的“历史想象力”也只不过是按照某种历史逻辑重新编排历史或者制作某种“反历史”的虚构历史的想象力，而不是能够真正拓展当下历史逻辑的“历史想象力”，诗歌写作也终究是在体制化的小圈子里自我循环的产物。当代诗歌如果想要试图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能够进入到历史逻辑的创生脉络，超越我们这时代的普通心智，能够进入“伟大的知识”的序列，而不是单单区别于其他的一种“特殊知识”，则需要把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做强做大，甚或重新发明一个新的主体来。

姜涛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重置，并将其落实到一个真正具有时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主体身上，实际上与陈超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定义是一致的，两人的不同在于何种诗歌类型可以视为这种历史想象力的产物，以及如何评价先锋诗的历史成就，而这正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关键。无论是在陈超的表述中还是姜涛的论证里面，“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背后的问题意识乃是对于当下混乱的现实和历史逻辑的焦灼与对于某种真理的渴望，这种真理是带有拯救色彩的知识，不仅是对于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它将重新校对我们的思想、信仰、经验与观念，并在我们身上塑造出一个“新人”来。毋庸置疑，诗歌在某个历史时期或者说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的确曾经帮助我们打开一条红海之路，现实在一个遥远的未来中获得了无限生机，被打上应许之地的印记，而现在这应许之地，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诗人曾经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历史的先知，而今天在诗歌里却只是表现出了一个普通心智的水准，面对现实只有不合时宜的狂躁、愤怒、自伤自怜或是冷嘲热讽、自娱自乐。关于这一问题“美丽心灵”的流行版本表述是，诗人不关注现实、没有道德是非感，或是诗人过于耽于审美，不政治、不伦理，语言没有生命感，好像是诗人只是走错了路，调转一下方向，浪子回头便万事大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诉求与此不同，虽然它同样强调当代诗的衰弱与萎靡，但它试图在衰败处寻找新世界的入口，这种表述基本上可以简化成这样一种认识：诗歌应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而不是区别于小说、戏剧等的特殊性知识，这样一种普遍的知识因为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时代，我们从而能够仰仗它而解开时代加在我们身上的链锁，因而这样的诗歌也必然是塑造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力量之一。问题是，这样的诗歌如何可能，而不是停留在一种愿景当中。

在陈超那里，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和规划，是通过其所设定和规划的三个任务和坐标来完成的，第一，对朦胧诗以来的先锋诗写作进行总体性的判断和评价；第二，谋划一种能够突破先锋诗困境的有巨大综合能力的诗，这样一种诗歌也必然是当代人的精神与价值的源泉；第三，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要求下，为诗歌批评规划方法与任务，即“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

过去，我们的诗歌过度强调社会性、历时性，最后压垮了个人空间，这肯定不好。但后来又出现了一味自恋于“私人化”叙述的大趋势，这同样减缩了诗歌的能量，使诗歌没有了视野，没有文化创造力，甚至还影响到它的语言想象力、摩擦力、推进力的强度。而所谓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就是要消解这个二元对立，综合处理个人和时代生存的关系。[108]

勇敢地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的诗，是具有巨大综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109]

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文体的双重关注，使诗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这样，在自觉而有力的历史文化批评和修辞学批评的融汇中，或许就有可能增强批评话语介入当下创作的活力和有效性，并能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审美修辞话语的可能性，给予“话语想象”“话语召唤”的积极参与。[110]

与姜涛的方向不同，我们将试图对这三个坐标进行考察与探究，以期待能够重新校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一概念，并完成对其的重置。

二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的诗歌批评沿着“朦胧诗论争”所埋伏下的路线狂飙突进，硕果累累，构建了当代诗歌的基本图景。当批评家们在这条路线上忙于为当代诗正名、辩护、阻击对手，为诗人树立雕像，寻找经典位置的坐标时，他一定陶醉于自己作为诗歌裁判员的角色，也会因此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作为诗歌写作的必要增补，维护着诗歌体制的功能运转。但今天看来，其实我们在批评方面所做的工作甚少，正如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所挑明的：我们都在被历史的高烧所毁灭，而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点。“朦胧诗论争”就是这“历史高烧”的产物，或者说，整个80年代都在“历史高烧”所引起的幻觉和狂热之中，欧阳江河说：“八十年代像是发了一场天花”，倒也恰如其分。在这场论争中，“朦胧诗”的胜出以及其所确立的原则，为后来的诗人和批评家所接收，并在“先锋诗”这一名目下固定下来，所谓的诗歌体制，也是在“先锋诗”的名目下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先锋诗”和所谓的“纯文学”概念一样，都带有着80年代特有的启蒙色彩，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尽管这两个概念是在90年代才获得相对普遍的认同，但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念、道德法则和历史形态都带有打着新时期烙印的特定含义，因而，有的批评家说：“先锋派的形式革命夺取了当代文学的最后胜利”[111]，其所指的是“先锋文学”使当代文学摆脱了“十七年”的规范，并与“世界文学”接轨，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先锋文学”或“先锋诗”所承载和允诺的价值观念、道德法则和历史形态，根本无法支撑起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其所依据的现代主义逻辑，注定了“先锋诗”与现实是处于“对立”或偏离的位置，米沃什认为，现代主义诗歌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并造成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分裂，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现代主义逻辑。另外，其所宣扬的“生命诗学”“审美想象力”“诗歌本体”“个人的真实”“诗歌的自主性”等等的主张，如果脱离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拒绝与反抗，其实并无真实的意义，正如80年代的启蒙观念，比如人道、人性、现代化、现代性以及与世界接轨等等，如果离开“文革”的语境作对照，其合理性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多出些荒谬的色彩。我们始终是在“历史对位法”中确认我们的现实感，这毫无问题，但重点是在于我们是在何种价值观念或是认知体系中，确认并定位我们对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认知，这种确认和定位会决定我们是什么人，会创造出怎样的历史，这种表述的另一层含义是，人不过是某种价值观、认知体系和信念的器具，我们声称把握住的历史，也只不过是一“特定”的历史。在这种视角下，一位批评家后来的反思则颇有意味：“八十年代中期，当现代文学研究界热气腾腾，人们普遍相信自己把准了文学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十五年后，我们会遭遇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实吧：苏联解体，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塌，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中国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经济持续增长；‘冷战’由此结束，资本主义经济乘时膨胀，‘美国模式’似乎成了‘现代化’的唯一典范，中国也开始加入WTO，日益深入地浸入全球经济之湖。”[112]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课题。

将“先锋诗”看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认定是“先锋诗”不同阶段的表征，那么，就有必要在当下的“历史对位法”中去重新认识这一整体的含义。与80年代的普遍共识，90年代的左右之争的对立不同，我们今天处于多极多元分裂、对立的局面，左派的、自由主义的、儒家的、法家的或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等等意识形态处于竞争和对立的局面，各种意识形态都试图去改变当代的意识结构，重构政治共同体的法则，对“历史”本身展开竞争，这也意味着我们被形形色色的历史投机分子所包围，并受其左右，我们容易将自身的现实“意识形态化”，而无法真正地看清我们的现实，因此，分裂、对立以及盲目地自信是我们今天的属性和普遍共识，这是一个历史的僵局，在资本和技术为王的时代，对任何“将来之神”的构想，都会被斥责为虚幻的，而对历史的规划，也只会沦为意识形态的窠臼，就像电影《星际穿越》所笨拙地演示的那样，除非有一个“奇迹”，否则我们无力改变任何现实。我们看到，80年代普遍共识的破裂，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将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只不过直到今天才看得清清楚楚，“历史高烧”所引起的幻觉和异象将我们的历史分割成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存在，诸如，“文革”和“八十年代”的对立，除非我们能将历史的裂缝修复，否则今天的意识形态之争不会停止，或者说，我们距离过去越近，也就越接近未来。

在我们试图迈向现代化的时候，“先锋诗”曾经充当了激进的意识形态的角色，而当其“现代性”的内核被耗尽之后，其所谓的“历史想象力”也只能是“伪造历史”的想象力。其所谓的“文学自主性”，不过是要求文学与道德、政治、功利的无关，而单独属于“审美”的领域。80年代，通过李泽厚所简化的康德，这一被误以为真的“信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垄断了我们的审美想象力，康德以无功利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所定义的“审美”，实际上为后来的现代主义打下基础，也挖掘了坟墓。简单地说，将“先锋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则意在表明其诗歌意识、语言的图式，以及主体意志所朝向的“现实”关联，总体上是被现代性话语的逻辑所把持，它自身所带有的“历史分裂症”，也不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所能医治的，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余英时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这两篇文章堪称八九十年代的纲领性文献，可以为这一“历史分裂症”做注脚。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构造修复历史裂痕的“历史对位法”[113]，在当下的历史僵局中，“先锋诗”如不能重构自己的“历史对位法”，则必然在启蒙的逻辑中继续滑行，或是被当下的意识形态所收编。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从现代主义逻辑以及我们的诗歌体制的秩序中摆脱出来。

三

对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当代诗的诗歌秩序和体制，是由四代批评家的共同努力而构建的，如此的诗学体制和批评格局也确立了四代诗歌批评家的基本立场和格局。第一代以谢冕、吴思敬、徐敬亚等人为代表，其工作的重心在于为朦胧诗的写作争取合法性和经典化的空间；第二代的陈超、程光炜、耿占春等人则在“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的经典化方向上做出了重要的工作；第三代的臧棣、欧阳江河、钟鸣、敬文东等则立足于以“九十年代诗歌”为中心的当代诗；第四代以出生于1970年代后的学院批评家为代表，这代批评家一般多立足于整个新诗史发展的历史脉络，来梳理当代诗的线索，在这方面姜涛和张桃洲等人的工作可以显示出这一代批评家的抱负。从四代批评家所使用的批评资源来看，其中以文学社会学的、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新批评、海德格尔诗学、结构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的使用也就最能说明当前诗歌批评的整体面目。一种诗歌体制必然有其边界和中心，自然也有等级的排列，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往往负责起了边界和中心的划定问题，在新诗的历史上，《摩罗诗力说》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诗学文章，具有如此的历史效应，而在当代诗的范畴当中，并没有产生如此格局的诗歌批评。但无论如何，过去三十多年的诗歌批评最终在相对稳定的批评类型中谋划和确认了自身，这相对稳定的批评类型，按照萨义德的划分：“摘其要者有四种类型。一是实用批评，可见于图书评论和文学报章杂志。二是学院式文学史，这是继19世纪经典研究、语文文学学和文化史这些专门研究之后产生的。三是文学鉴赏和阐释，虽然主要是学院式的，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并不局限于专业人士和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四是文学理论。”[114]今天的诗歌批评家们大多依照这四种类型来确认和安排自己的工作，这四种批评类型各自都拥有复杂的知识谱系和明晰的方法论，这也意味着诗歌批评有着自己专属的话语模式，如此的好处是，可以维护诗歌体制的功能性运转，坏处是，由于无法逃离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方法论和观念，往往会使得这个诗歌体制僵化，以往被单独提出而委以重任的“诗人批评”实际上也在依赖这四种批评类型的话语模式，而隐没其本来的面目。

没有诗人会承认或者相信自己是为某种诗歌体制写作的，正如没有批评家认为自己使用的理论其实是一种障碍，而事实上，大部分诗人是在为“体制”写作的，任何一本诗歌史都可以为我们做出证明，一种诗歌体制会决定感知、语言、话语、风格、审美和主题的分配和生产，会决定哪些是诗歌的关键词，那些是次等的，这构成了诗歌在这一时期的“最高心智”，而大部分诗人是很难超越这一“最高心智”的，布迪厄关于文学场域和文学制度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切。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与“先锋诗”的状况一样，诗歌批评也避免不了“历史分裂症”的折磨，两者同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相印证，互为例子，这种症状，在四代批评家的批评观念中都可以验证。而相对于诗歌写作而言，诗歌批评则更依赖于已经成型的观念和价值，克罗齐认为批评属于美学，是一种审美应用，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这也意味着诗歌批评更受制于时代的氛围和精神状况。因此，对“历史分裂症”的认识愈深，也就愈需要将“先锋诗”降格为一种特殊的诗歌，而不是像我们的诗歌批评和诗歌体制所理解的那样，将“先锋诗”看作现代汉语诗歌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降格意味着，将其看作与1917—1949的新诗和1949—1976的社会主义诗歌并不相同的历史阶段。借用一下柯林武德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对于但丁而言，《神曲》便是他的整个世界。对我而言，《神曲》至多是我的半个世界，另半个世界是我心中阻止我成为但丁的所有那些东西。”[115]“先锋诗”的出现，是新诗的理念与历史世界对峙的结果，是新诗试图实现自己的结果，但并未完成，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正如本雅明所说：“在每一个起源现象中，都会确立形态，在这个形态之下会有一个理念反复与历史世界发生对峙，直到理念在其历史的整体性中完满实现。”[116]这也意味着，以启蒙话语和现代主义逻辑所把持的诗歌史和诗歌体制可以休矣。

在这样的思路下，重新来看“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批评方法，无疑是“历史分裂症”的典型例子，这种分裂在耿占春那里被表述为“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是要马拉美还是马克思的选择，在唐晓渡那里则表现为继续强调“先锋诗”的对抗与实验的特征，陈超的提法本身带有某种汇总的性质，既强调对“诗歌本体”的维护，又着重于“批评话语介入当下”的效用，实际上是对八九十年代两种批评方法的自信，一是为“诗歌本体”提供方法论的新批评和提供观念的海德格尔诗学，另一则是90年代以后较为流行的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海登·怀特的历史学理论，在这两种批评方法的确认下，诗歌被描述为“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阶级等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也是诗歌之为诗歌的存在理由”[117]。这种小心翼翼的区分和划界，本身就带有“历史分裂症”的症候，其自身的“体制化”特征也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小心翼翼在于，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恐惧，以及对从阶级斗争话语和全能政治中赎回的“个人”和“自主写作”的捍卫，这是“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才要求“个人”冲破自我的狭隘，去关心政治、现实和历史的问题，而批评要对这一“关心”给以分析和推进。实际上，这个被赎回的“个人”是无法承担起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与总体性失去直接关联的“个人”很快就会被欲望和激情所收编，把生活看做高于一切，而不知道现实和历史为何物，个人与现实、历史的对立和分裂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原本一直向前的历史，突然变成了“超历史”的结构，任何一个历史方向都无法获得明确的进展。我们因而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和知识学，帮助我们将当下的历史放置在远景的视野中，而使我们重新获得一种总体性的关联，正如维柯所说，人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提升到真理。而无论是在“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还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表述中，都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缺少对总体性的构想。

四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诗歌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如何可能？这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所蕴含的最核心的问题，但也必然是引起诗歌争论和分裂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诗歌到语言为止”，或是诗歌是情感、形象的表达等等诸如此类的定义，而太久忽略诗歌与真理的关系，正如我们对“真理”一词已经漠不关心或者抱有敌意。在这一时刻，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的看法对我们是有益的，诗歌是虚构和制作，但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讲述真理，比如我们可以在《奥德赛》或《工作与时日》当中，学习到关于世界的最高知识，与我们在哲学当中学到的一样可靠有用，这是诗歌的古典逻辑所允诺的真理，事实上，这样的真理是关于总体或统一整体的知识，它反对孤立、分割与对立。黑格尔的真理观念，就是这一古典真理观的最完整表达，真理是总体，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孤立和对立不是事物联系的最后状态。世界并非只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异类概念的复合体。以对立为基础的统一体必然被理性所把握和实现，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118]这是总在制造区别、断裂、对立与冲突的现代主义诗歌所不能理解和做到的，虽然我们的现实已经宣告，现代主义逻辑的终结，但诗歌仍在它的轨道上惯性滑行，这一惯性则隐含着这样一条共识：因为它是美的，所以一定是真的，将诗歌从“美学”的范畴里解放出来，只有在新的历史对位法中才有可能。

因此，诗歌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如何可能，就不是“先锋诗”能够承担和所能回答的问题，除非“先锋诗”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历史分裂症”，自己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源。因而，这个问题的正确提问方式应是，新诗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如何可能？这意味着将百年的新诗看作一个整体，并克服新诗与古典诗的分裂，这是新诗的起源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其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就休戚相关，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态势所造就，更重要的是诗人一直试图回应民族共同体的命运问题，就如同歌德所说：“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诗人因而需要不懈地为其更进一步的发展工作，以便使他对民族的影响既高贵又有益。”[119]这种“站在人类大家庭”一边的立场和法则，与现代主义诗歌所扮演的“波西米亚人”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将其称之为新诗的“古典维度”。当年朱光潜的讨论，关于白话文、文言文与欧化的融合问题，并指出新诗要学习的三条道路，第一，西方诗的路；第二，古典旧诗的路；第三，流行的民间文学的路，以此来形成一种伟大的“民族诗”，其实都着眼于关于新诗的“古典维度”的设计。在今天，诗歌、文学、艺术的确已经成为了“无用”的摆设，毋庸置疑，诗歌或艺术所具有的社会相关性，早已被其他形式接手，做文化不如做文化产业，诗歌不如广告强大也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时代唯一被证明的真理是，金钱是万能的，但我们不是非得要遵从，新诗有自己的立法原则，正如诺瓦利斯在小说中写道：诗必须首先当做严格的艺术来追求。

总而言之，“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其实和艾略特所强调的“历史意识”一样，是一种成熟的历史智识，但也都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正如姜涛所察觉的那样，其效用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在我们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氛围下，“历史想象力”也就沦为虚构历史的能力，与我们时代的“戏说历史”有着同样的症候。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名目下，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或前提，如果只是在“现代风格”的要求下，来丰富诗歌题材的多样性，那历史无非是道具而已，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须克服自己身上的“历史分裂症”，并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才可能进入真正的历史逻辑，而前提是在“历史对位法”的坐标下，重构我们的历史整体。

陈超学术年谱

吴　昊　张凯成　编

■2013年

10月　27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祖籍河北省获鹿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

■2013年

入太原铁路一中。系文艺宣传队队员。

■2013年

3月　赴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农场务农。系公社文艺宣传队队员。

■2013年

6月　毕业于太原铁路一中。

11月　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厂工作。

■2013年

开始诗歌创作。与三位工友组成读书写诗小圈子，完成自制诗集《柳叶刀集》。陈超：“诗集的名字是偷来的，我当时有个师傅……他当时写的诗集就叫《柳叶刀集》，我模仿了一下。里面既有律诗、五言诗、绝句、词，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诗歌。”（《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2013年

3月　离开石家庄拖拉机厂。

7月　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发起成立省会大学生诗社“新松社”，任社长，编辑刊物《崛起》。完成自制诗集《解冻》。

■2013年

4月　在《大学生文选》首次公开发表文章《做个人真实情感的歌手》。

■2013年

1月　8日，首次在《河北日报》发表诗歌《未来》等。

4月　诗学论文《试谈鲁迅早期的新诗》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本年　在《新地》《红豆》等刊发表诗作。

■2013年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完成自制诗集《给西西》。

在《红豆》《莲池》《长城文艺》等刊发表短诗。

■2013年

2月　诗学论文《论闻一多诗歌艺术的得失》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10月　诗学论文《新的阻塞——谈当前的流行诗》载《飞天》1983年第10期，后被《新华文摘》1983年第11期转载。

■2013年

6月　撰写诗学论文《朦胧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收入《生命诗学论稿》）。

■2013年

赴山东大学访学，主修现代诗学、美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完成结业论文《顾城的诗》（收入《中国当代诗歌评析》）、《艾青与聂鲁达：诗艺的平行比较》。陈超：“我当时抱负是很大的，觉得西方文论我有强烈的兴趣可以自学……但是古文论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强迫性的学习，我可能就没有兴趣，所以想把古文论学好的愿望非常强烈。”（《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参加华北五省市青年诗人创作会议，结识西川、非默、雁北、张锐锋、老河、陆健等诗人。

完成自制诗集《尔雅集》。

■2013年

2月　诗学论文《被遗忘的拾起》载《诗神》1986年第2期。

3月　诗学论文《艾青与聂鲁达：诗艺的平行比较》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4月　29日，创作诗歌《弯腰赎罪》。

撰写诗学评论《“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后收入《生命诗学论稿》）。

5月　诗学论文《中国诗歌新生代》载《诗神》1986年第5期。

6月　诗学论文《关于诗歌的“形象密度”》载《诗刊》1986年第6期。

7月　创作诗歌《向一只小鹅谢罪》。

8月　7日，撰写诗学论文《诗歌审美特征的新变：个人话语》。

30日，撰写诗学论文《新的状态与“寓言”》，提出“第三代”诗歌较之朦胧诗的三大变化：“诗美由和谐变为非和谐”，“诗美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警句式的变为不露圭角的”。

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新诗理论研讨会”。陈超：“对于先锋诗界来说，兰州会议是一个转机。一方面，第三代诗歌正式闯入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对于‘清污’是一个带有民间性的再平反。”“实际上86年诗歌大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10月　创作诗歌《夜和花影》。

11月　2日，撰写诗学论文《现代诗：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文中提到：“新时期诗歌大约从1984年起，开始由道义的深刻转向生命的深刻，由自恋的向外扩张转向痛苦的内视和反省。”“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

诗学论文《骚动不宁的调色板——论第三代诗人（之一）》载《黄河诗报》1986年第11期。

12月　诗学论文《“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载《诗刊》1986年第12期。

本年　与刘小放、杨松霖主编《太阳诗报》（胶印，共出四期）。

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结识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林莽、王家新、于坚、宋琳等诗人。

在《诗神》《太阳诗报》《百泉》等刊发表诗作。

■2013年

2月　诗学论文《悄然而至的挑战——论第三代诗人（之二）》载《诗神》1987年第2期。

诗学论文《论青年诗人群落》载《河北文学》1987年第2期。

4月　4日，创作诗歌《槐树》。

5月　4日，创作诗歌《嶂石岩漫兴：日与月共在的清晨风景》。

6月　诗学论文《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态度》载《山花》1987年第6期。

7月　创作组诗《话语》。

10月　创作诗歌《渤海湾汉俳》。

诗学论文《诗：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对当代诗歌价值确认方式的批判性思考》载《山花》1987年第10期。

11月　创作诗歌《终曲》。

本年　开始文本细读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写作。

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初评委员。

在《青年诗人》《未名诗人》等刊发表短诗。

■2013年

2月　4日，撰写诗学论文《认识现代诗》。

诗学论文《新的声音——论第三代诗人（之三）》载《诗歌报》。

3月　诗学论文《在空洞中接近神圣》载《诗神》1988年第3期。该文是对杨如雪《爱的尼西亚信经》一诗的评论。

4月　创作诗歌《一个新词》。

5月　参加由中国作协诗刊社、作协江苏分会，江苏省淮阴市文联扬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即“运河笔会”）。与“第三代”诗人发生共鸣。

8月　诗学论文《语言的自觉》载《诗神》1988年第8期。该文是对醉舟组诗《抽烟的人》的评论。

夏　撰写诗学论文《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

9月　创作诗歌《特木里的甘霖》。

诗学论文《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载《文艺报》1988年9月3日。

诗学论文《生命的意味和声音》载《诗刊》1988年第9期。

10月　12日，创作诗歌《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

12月　撰写诗学论文《生命：另一种“纯粹”》。

本年　在《诗神》《河北文学》发表组诗《诗歌写作》《夏夜，我你他》《大鸟》等。

■2013年

2月　撰写诗学论文《守旧者说》。

诗学论文《谈诗论方法的颠倒》载《光明日报》1989年2月10日，倡导文本细读式批评。

诗学论文《纯粹》载《诗歌报》。

3月　撰写诗学论文《生命体验与诗的象征》。

4月　29日，撰写诗学论文《“我说”与“它说”：极端的写作》。

撰写诗学论文《论意象与生命心象》。

创作诗歌《停电之夜》。

春　撰写《反叛·反驳·反证——关于现代诗的三次夜谈》。

6月　诗学论文《精神萧条时代的诗人》载《星星》1989年第2期。

5月至6月　创作长诗《青铜墓地》。

7月　长诗《青铜墓地》发表于《诗神》1989年第7期。

8月　文本细读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共辑入中国现、当代129位诗人的探索性诗作403篇，并运用文本细读法进行了解读。陈超：“当时在山东大学访学，听了陆凡教授的美国诗歌研究的课，也选了吴开晋教授的现代诗研究的课，特别是看了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我就觉得中国缺乏这种东西……在细读这方面我是最有规模的，也是最早的。”（《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向——陈超访谈录》）

9月　诗歌《关于诗的两首诗》发表于《山花》1989年第9期。

10月　诗学论文《伊蕾的经验之圈》载《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10期。

12月　创作诗歌《再不会……》。

■1987至1989年间

撰写诗学随笔《论诗与思》。

■2013年

1月　在《诗神》发表组诗《渴慕》。

3月　2日，创作诗歌《骤变》。

4月　创作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

5月　创作诗歌《沉哀》。

4月至5月　撰写诗学论文《精神大势：三对“两难困境”的整合》。

6月　诗学论文《实验诗对结构的贡献》载《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3期。

8月　撰写诗学论文《“正典”与独立的“诠释”——论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

长诗《诗歌写作：空无与真实》发表于《诗神》1990年第8期。

9月《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获“北方十七省市社科优秀图书奖”。

10月　修改长诗《诗歌写作：空无与真实》，收入诗集《热爱，是的》时的标题为《写作》。

11月　3日，撰写诗学论文《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

12月　3日，创作诗歌《醉酒》。

4日，创作诗歌《北郊景色，或挽歌》。

散文诗《回击死亡的阅读》发表于《山花》1990年第12期。

■2013年

2月　创作诗歌《风车》。

3月　诗学论文《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载《诗歌报月刊》1991年第3期。

6月　诗学论文《我们为什么艰苦奋斗》载《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3期。

7月　4日，创作诗歌《无端泪涌》。

9月　在《诗神》发表组诗《曲喻与白描》。

11月　撰写诗学论文《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

12月　诗学论文《实验诗对结构的发展——兼谈如何阅读实验诗》载《山花》1991年第12期。

本年　在《海内外新诗选粹》《乌江》等发表诗作。

■2013年

1月　诗学论文《自看自：一种新的体验角度的尝试——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鉴赏》载《名作欣赏》1992年第1期。

5月　16日，创作诗歌《爬卡车》。

6月至8月　长篇诗学论文《向度：从生命源始到天空旅程》在《诗歌报月刊》连载。

8月　22日，创作诗歌《此刻之诗》。

9月　1日，创作诗歌《安静的上午》。

诗歌《诗歌写作：博物馆或火焰》发表于《诗神》1992年第9期。

10月《读书》刊登谢冕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一书的文章《“异端”的贡献》，对该书体现出的“开放的诗歌观念”“作者扎实的理论素养和文学史知识”做出了高度评价。

■2013年

2月　1日至5日，撰写诗学论文《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

诗学论文《深入当代》载《诗歌报月刊》1993年第2期。此文后被收入吴思敬编选的《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

3月　创作长诗《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

撰写诗学论文《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先锋诗歌意识背景描述或展望》。

6月　诗学论文《高山流水知音许》载《名作欣赏》1993年第3期。该文是给《名作欣赏》的读者来信。

10月　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发表于《诗神》1993年第10期。

编选的《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谢冕、唐晓渡主编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之一，收录柏桦、车前子、陈东东、大仙、岛子、丁当等49位“新生代诗人”的诗作。该书收录了陈超的组诗《诗歌写作》。

12月　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

本年　诗学论文《深入当代》《变血为墨迹的阵痛》《火焰或升阶书》《现代诗人与传统》《可能的写作》在《诗歌报月刊》陆续发表。

■2013年

1月　2日，创作诗歌《红黄绿黑花条围巾》。

2月　诗歌《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发表于《诗歌报月刊》。

3月　创作诗歌《少年之忆：水仙镜像》。

5月　6日至9日，参加由《诗探索》编辑部举办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

创作诗歌《大淀的清晨》。

诗学论文《精神大势或有方向的写作——艺术断想之四》载《山花》1994年第5期。

7月　4日至8日，撰写诗学评论《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

8月　创作诗歌《回忆：赤红之夜》。

组诗《素歌或谶语》发表于《诗歌报月刊》。

参与诗歌民刊《现代汉诗》编辑工作。

10月　27日，创作诗歌《拒马河边的果园》。

获“河北十佳青年作家”称号。

11月　诗学论文《王家新诗二首赏析》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刊登刘翔的评论《我眼里的陈超》。

12月　诗学论著《生命诗学论稿》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三个部分：本体与功能论、现象论、诗歌写作。

■2013年

1月　散文《懵懂岁月》发表于《山花》1995年第1期。

3月　6日，撰写诗学随笔《塑料骑士如是说》。

14日，撰写诗学讲稿《关于当下诗歌的讲谈》。

创作诗歌《是熟稔带来伤感》。

4月　12日，创作诗歌《信：荒漠甘泉》。

5月　与欧阳江河、唐晓渡的诗学对话《对话：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及其它（上）》载《山花》1995年第5期。

6月　与欧阳江河、唐晓渡的诗学对话《对话：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及其它（下）》载《山花》1995年第6期。

8月　作品小辑《裂开的空白》发表于《当代人》杂志。

9月　创作诗歌《借书轶事》。

10月　创作诗歌《隐约可闻》。

11月　创作诗歌《那些倒扣的船只》。

诗学论文《林莽的方式》载《诗探索》1995年第4辑。《生命诗学论稿》获河北省第五届“文艺振兴奖”。

12月　获《山花》优秀理论奖。

本年　在《大河》《绿风》《诗神》《诗人》等刊发表短诗。

■2013年

2月　诗学论文《可能的诗歌写作》载《诗刊》1996年第3期。文中提倡一种“由抒情性转入经验性，由不容分说的主观宣泄，转入对生存-生命的分析乃至‘研究’”的“准客观写作”。

撰写诗学论文《论现代诗结构的基本问题》。

创作诗歌《牡丹亭》。

4月　8日至10日，与李志清进行诗学对话《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

创作诗歌《美色折人》。

5月　诗学论文《唐晓渡的诗歌批评》载《诗探索》1996年第2辑。同期刊登孙基林的《陈超生命诗学述评》，文中认为：“陈超基于诗歌本体论依据之上的生命诗学，是坚持着一而二亦即生命/生存本体论与语言本体论双重指向的；但同时又有着二而一的整一归趣，或者说生命和生存与语言形式有着同构互涉的本质关联。”“陈超筑于语言与生命和生存临界点之上的生命诗学，既表现了一种深刻广延的生命个体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又表现了一种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这是我们时代‘新诗学’的两块基石。”

与李志清的诗学对话《诗的想象力及其他——问与答》及诗歌《博物馆或火焰》、散文《脆弱青春》载《山花》1996年第5期。

诗学论文《〈放学的女孩〉解读》载《名作欣赏》1996年第3期。

6月　24日，创作诗歌《不是梦的解析，而是梦本身》。

7月　12日，创作诗歌《堆满废稿的房间》。

8月　4日至7日，创作诗歌《夜烤烟草》。

当选为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

11月　24日，创作诗歌《1966年冬天纪事》。

诗学论文《诗歌现状问答》载《鸭绿江》1996年第11期。

12月　创作诗歌《本学期述职书》。

■2013年

1月　6日，撰写《答诗人周涛的“十三问”》。

2月　诗学笔谈《九十年代诗歌的新变化》载《北京文学》1997年第2期。

5月　创作诗歌《面面相迎（五个片断）》。

诗学论文《当下诗歌走向》载《莽原》1997年第3期。

6月　创作诗歌《登山记》。

诗学论文《“带上自己的心”》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该文对芒克的诗歌进行了感悟式评论。

诗学论文《现代？浪漫？或别的东西……——对三个文本的解读》载《名作欣赏》1997年第3期。该文分别对三首诗歌（张枣《望远镜》、西川《旷野一日——给召召》、柏桦《夏日读诗人传记》）进行了细读。

7月　2日，创作诗歌《孩子和猫》。

8月　诗学随笔《论诗与思》载《山东文学》1997年第8期。

诗学论文《写作者的魅力——我认识的铁凝》载《时代文学》1997年第4期。

9月　诗学对话《现代诗：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

10月　组诗《并不暗示什么东西》发表于《诗神》。

本年　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开始细读专著《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的写作。

■2013年

4月　8日，创作诗歌《早餐》。

诗学论文《立场：略谈近年诗歌走向兼为80年代诗歌一辩》载《星星》1998年第4期。

5月　诗学论文《谈一首诗，说一些话——读陆忆敏〈我在街上轻声叫嚷出一个诗句〉》载《诗探索》1998年第2辑。

7月　长诗《本学期供职书》发表于《诗神》，并被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主潮诗歌》。

7月至8月　创作长诗《案头剧》。

9月　与许仁的诗学对谈《“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载《山花》1998年第9期。

10月　创作诗歌《秋日郊外散步》。

11月　诗歌《风车》发表于《诗刊》1998年第11期。

12月　创作随笔《红色苍凉时代的歌声——谈“知青歌曲”》。

■2013年

1月　评论《写作者的魅力——我眼中的作家铁凝》载《长城》1999年第1期。

诗学论文《观点——略谈近年诗歌走向兼为80年代诗歌一辩》载《雨花》1999年第1期。

主编的《中国当代诗选（上、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选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百五十多位诗人创作的六百余首诗作。

3月　诗学论文《少就是多：我看到的臧棣》载《作家》1999年第3期。

4月　3日，创作诗歌《流水38行：愚人初级读物》。

16日，参加由《北京文学》《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作协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即“盘峰诗会”）。

6月　诗歌《一代人与写作》发表于《当代》1999年第3期。

7月　散文《懵懂岁月》发表于《长城》1999年第4期。

与李志清的诗学对谈《问与答：对几个常识问题的看法》载《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

诗歌《夜烤烟草》等五首发表于《诗神》。

8月　诗歌《堆满废稿的房间》《一九六六年冬天记事》《1975年冬：夜烤烟草》发表于《山花》1999年第8期。

9月　评论《素描20家》载《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该文对王蒙、阿城、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牛汉等20位作家、诗人进行了印象式点评。

10月　16日，创作诗歌《英格丽·褒曼：〈秋之奏鸣曲〉》。

11月　诗歌《博物馆、火焰或诗歌》发表于《诗刊》1999年第11期。

12月　诗学论文《平常心——为姚振函〈感觉的平原〉“定性”》载《作家》1999年第12期。

《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增补版，辑入中国现当代131位诗人的探索性诗作423篇，并给予注解鉴赏。

■2013年

1月　13日，创作诗歌《没有人能说他比别人更“深入时代”》。

诗歌《生命路上的歌》发表于美国《侨报》。

2月　11日，创作诗歌《除夕》。

3月　诗歌《风车》《一个新词》发表于《上海文学》2000年第3期。

组诗《诗艺或交谈》发表于《作家》2000年第3期。

4月　诗评《诗歌随谈》载《山东文学》2000年第4期。

5月　撰写诗学论文《我看当下诗歌争论中的四个问题》。该文对“为什么诗歌读者如此之少”“某些诗评家为什么也说‘读不懂’”“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写作’”以及“‘身体性’是诗的福音还是末路”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辨析。

创作诗歌《挥拍从兹去，或温和的离异》《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交谈》《凸透镜中两个时代的对称》和《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

散文《学徒记事——“脆弱青春”之二》载《长城》2000年第5期。

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我寻找一个新词》发表于《当代》2000年第3期，。

6月　创作诗歌《小叔的前“后现代”》。

组诗《诗艺或交谈（四首）》（包括《毕肖普》《秋日郊外散步》《词：水仙》《史蒂文斯》）发表于《山花》2000年第6期。

诗学论文《少就是多：我看到的臧棣》载《文艺报》2000年6月20日第2版，原载《作家》1999年第3期。

7月　创作诗歌《译诗轶事》。

诗学论文《神奇的“望远镜”》载《人民文学》2000年第7期。该文对张枣的《望远镜》一诗进行了细读。

9月　创作诗歌《“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点彩”画家》。

参加由《长城》杂志主办的“刘建东、刘燕燕、李浩作品座谈会”，其发言内容见于《诚恳的赞叹与冷静的批评——本期新人作品座谈会纪要》一文，载《长城》2000年第5期。

本年　获2000年《作家》“最佳诗歌奖”。

10月　创作诗歌《推土机和螳螂》。

11月　1日，创作诗歌《未来的旧录像带》。

诗歌《秋日郊外散步》发表于《诗刊》2000年第11期。

诗学论文《生命的现身和领悟》载《人民文学》2000年第11期。该文对卞之琳《水成岩》一诗进行了细读。

■2013年

1月　8日，撰写诗学论文《2000年的诗歌？》。该文从“背叛镜式诗学”“对综合创造力的挖掘”“都市诗歌的大面积耸起”三个方面谈论了2000年的诗坛。

作为《河北日报》特邀嘉宾与铁凝、王力平、关仁山、吕新斌等人共同发表《新世纪，河北文学的姿态》一文，载《河北日报》2001年1月12日第011版。

散文《生命的减速》载《长城》2001年第1期。

诗学论文《对神秘之物的敬意——麦城的诗歌方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诗学论文《关于当下诗歌论争的答问》《当前诗歌的三个走向》收入王家新、孙文波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

2月　创作诗歌《暖冬》。

3月　诗学论文《2000年的诗歌？》载《文艺报》2001年3月6日第2版。

诗学随笔《塑料骑士如是说》载《诗刊》2001年第3期。

4月　3日，撰写诗学论文《文学的“求真意志”》。

5月　6日，撰写论文《如此指斥是否性急》，为先锋文学声辩。

创作诗歌《论战试解》。

诗学论文《超级漫游者》载《诗刊》2001年第5期。

诗学论文《林莽的方式》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诗歌《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词：水仙》发表于《诗潮》2001年第3期。

6月　细读著作《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的诗歌导读专著，共收入33个国家104位诗人的283首诗作。

7月　诗学论文《苞谷与孩子》载《人民文学》2001年第7期。该文对昌耀诗作《热苞谷》进行了细读。

8月　创作诗歌《苍岩山雨中羁留二日》。

9月　1日，撰写诗学论文《诗人的散文》。

诗学论文《令人欢愉的诗学启示》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第007版。该文是对欧阳江河诗学文集《站在虚构这边》的评论。

10月　14日，创作诗歌《社稷坛后的小竹林》。

诗歌《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发表于《山花》2001年第10期。

12月　2日，撰写诗学论文《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

创作诗歌《天道远，吾道迩》《简单的前程》。

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3年

1月　与莫非、西渡、桑克、朵渔等四位诗人一起接受《诗潮》杂志的访谈，访谈内容《答〈诗潮〉12问》载《诗潮》2002年第1期。

诗歌《词：水仙》发表于《诗刊》2002年第1期。

2月　诗文小辑《未来的录像带》发表于《莽原》。

3月　诗学随笔《文学的精神大势或“求真意志”》载《长城》2002年第2期。

诗学论文《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载《诗刊》2002年第6期。

4月　17日，创作诗歌《旅途，文野之分》。

诗学论文《诗人的散文》载《文艺报》2002年4月30日第002版。

《山花》2002年第4期刊登刘翔的论文《让灾难化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陈超诗歌综论》。

5月　诗学论文《诗人的散文》载《散文百家》2002年第5期，原载《文艺报》2002年4月30日第002版。

评论《如此指斥是否性急》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

6月《诗选刊》发表西川、臧棣、于坚、唐晓渡的《笔谈陈超著作——〈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

7月　随笔《“开个会儿到北京”》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4期，后被《杂文选刊》2002年第10期选载。

9月《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刊登西川与臧棣对《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一书的评论。

11月　评论《“学院派批评家”一议》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文中对“学院派批评家”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

12月　诗学论文《回答四个傻问题》载《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6期。

《诗四首》发表于《诗神》。

■2013年

1月　31日，创作诗歌《除夕，特别小的徽帜》。

诗学论文《诗的困境与生机》载《诗刊》2003年第1期。

2月　诗歌《流水38行：愚人初级读物》《小叔的前“后现代”》发表于《散文百家》2003年第4期。

4月　对罗伯特·潘·沃伦《未来的旧照片》一诗的导读，发表于《散文百家》2003年第8期。

诗歌《案头剧：室内荒原》发表于《山花》2003年第4期。

5月　编选的《最新先锋诗论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入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先锋诗学论文，力求史料性、专业性、时效性和可读性并举，阐述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体验的亲历、本真的自明、生命诗学、新诗在历史脉络中等理念。

6月　组诗《无端泪涌（六首）》（包括《除夕，特别小的徽帜》《牡丹亭》《无端泪涌》《特木里的甘霖》《早餐》《大淀的清晨》），发表于《诗刊》2003年第12期。

评论《别把“另类写作”当回事》载《文艺报》2003年6月17日第002版。

7月　书评《读杨牧之的〈佛罗伦萨在哪里〉》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23日。

8月　诗学论集《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精选了代表陈超主要诗学思想且在诗歌界影响深广的论文三十余篇。

9月　诗歌《挥拍从兹去，或温和的离异》《停电之夜》《慢》《轮转》《推土机和蟑螂》《北郊景色，或挽歌》《天道远，吾道迩》等诗七首，发表于《诗潮》2003年第5期。

《陈超的诗（13首）》发表于《新诗界》。

1月　书评《游走中的守望——杨牧之〈佛罗伦萨在哪里〉读后》载《出版广角》2003年第11期。

12月　评论《文学的想像力与可信感》载《文艺报》2003年12月2日第002版。

评论《别把“另类写作”当回事》载《雨花》2003年第12期。原载《文艺报》2003年6月17日第002版。

诗集《热爱，是的》由远方出版社出版。

本年　诗歌《无端泪涌》获第十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2013年

1月　发表《散文百家》2004年第2期卷首语《大家谈散文》。

2月　对罗伯特·勃莱《冬天的诗》一诗的导读，载《诗刊》2004年第3期。

《黑龙江日报》2004年2月27日第010版刊登臧棣的《谁说当代诗歌确少批评？——读陈超的诗歌批评集〈打开诗的漂流瓶〉》。

3月　对罗伯特·潘·沃伦《未来的旧照片》一诗的导读，载《诗刊》2004年第5期。

对特朗斯特罗默《脸对着脸》一诗的导读，载《新作文（高中版）》2004年第3期。

关于张丽钧、王虹莲散文的笔谈《美雅之趣，及其它》载《长城》2004年第2期。

4月　诗学论文《“反道德”“反文化”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载《文艺报》2004年4月3日第002版。

诗学论文《情感、经验与智性的融会》载《清明》2004年第2期。该文对伊沙、张岩松、阿毛、魏克等四位诗人的诗作进行了点评。

对米沃什《偶遇》一诗的导读，载《新作文（高中版）》2004年第4期。

诗歌《是熟稔带来的伤感》《未来的旧录像带》《简单的前程》《拒马河边的果园》《美色折人》等五首，发表于《山花》2004年第4期。

组诗《复信》发表于《星星》。

《诗四首》及论文《我说与它说》发表于《扬子江诗刊》。

6月　诗学论文《“反道德”“反文化”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载《诗刊》2004年第11期。

诗学论文《平原之子的追忆——读刘松林的诗》载《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

《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刊登范云晶的《语词：诗歌和生命的双重敞开——陈超的〈堆满废稿的房间〉解读一种》。

7月　诗学论文《谈现代诗的结构意识（上）——以五首诗为例》载《诗刊》2004年第13期。

诗学论文《审慎的理想主义》载《诗潮》2004年第4期。该文对李见心、宋晓杰、朱虹三位女诗人的诗进行了评论。

对罗伯特·勃莱《圣诞驶车送双亲回家》一诗的导读，载《诗刊》2004年第14期。

8月　诗学论文《谈现代诗的结构意识（下）——以五首诗为例》载《诗刊》2004年第15期。

诗学论文《“反道德”“反文化”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载《绿风》2004年第4期，原载《文艺报》2004年4月3日第002版。

诗学论文《有限的叩击，无限的回声》载《清明》2004年第4期。该文对古马、张洪波、李青松、洪哲燮、车前子等五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点评。

诗学笔谈《自诩的“后现代”与新的独断论——“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9月　诗歌《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安静的上午》《登山记》等诗三首，发表于《诗刊》2004年第18期。

11月　评论《对主流“知青”叙事模式的超越》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该文是对王小妮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的评论。

河北作协、河北师大联合举办“陈超诗歌朗诵音乐会”。

12月　诗学论文《透明的隐秘》载《清明》2004年第6期。该文对树才、郁葱、大卫、黄礼孩的诗作进行了评论。

诗学论文《让诗和诗人互赠沉重的尊严——谈郑单衣的诗兼谈先锋诗的抒情性问题》载《诗探索》2004年秋冬卷。

《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与批评奖）。

本年《中国诗人》第二辑开设《领略陈超》专栏，发表孙文波、臧棣、沈奇、西渡、陈仲义、霍俊明、李建周、沐之等人文章，评价、梳理陈超诗学的特点和价值。

诗作16首分别被译为英、日、俄语发表。

诗集《热爱，是的》获河北省政府第十届“文艺振兴奖”。

■2013年

1月　诗歌《夜雨修书（组诗）》（包括《话语》《夜雨修书》《表弟》《怅惘》），发表于《诗潮》2005年第1期。

诗评《佳篇生北国》载《诗潮》2005年第1期。该文是对李松涛《黄之河》一诗的评论。

《关于当下诗歌的讲谈》被收入《在北大听讲座（第十三辑）》。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对《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一书的评论。

《河北日报》2005年1月7日刊登沈奇的《现代诗学研究的新收获——读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

2月　诗学论文《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载《诗选刊》2005年第2期。

诗学论文《“正典”与独立的“诠释”——论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载《诗选刊》2005年第2期。

3月《诗探索》2005年第1辑刊登苗雨时的《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4月　诗学论文《质朴的敏感和判断力》载《清明》2005年第2期。文中对徐芳、小海的诗歌进行了评论。

被聘为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

《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刊出霍俊明的论文《历史记忆与生存现场的震悚和容留——论陈超诗歌》。

5月　诗评《平原之子的追忆》载《诗选刊》2005年第5期，该文是对刘松林诗作的评论。

对穆旦《春》、洛夫《金龙禅寺》的推荐语，载《扬子江诗刊》2005年第3期。

6月　诗歌《秋日郊外散步》发表于《诗探索》2005年第2辑，原载《山花》2000年第6期。

接受深圳《晶报》采访，该报发表专版《打开漂流瓶是我的幸运——诗人、诗评家陈超访谈》。

8月　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的发言。

《诗四首》发表于诗歌民刊《明天》。

9月　诗歌《热爱，是的（组诗）》（包括《沉哀》《除夕，特别小的徽帜》《嶂石岩漫兴：日与月共在的清晨风景》《推土机和蟑螂》《牡丹亭》《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发表于《诗刊》2005年第17期。

诗歌《暖冬（诗四首）》（包括《暖冬》《爬卡车》《译诗轶事》《论战试解》），发表于《山花》2005年第9期。

诗学随笔《用具体超越具体》载《山花》2005年第9期。

诗学论文《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载《诗探索》2005年第3辑。

10月　赴新疆参加“帕米尔诗歌之旅”。

12月　诗歌《博物馆或火焰》发表于《清明》2005年第6期。

诗学论文《“既非永恒也非暂时”》载《清明》2005年第6期。该文对叶世斌、洪烛、刘川、陈超的诗歌进行了评论。

诗学论文《清晰中的“幽暗”——读简明诗集〈高贵〉》载《文艺报》2005年12月29日第007版。

本年　完成诗集《在这儿》的写作。

■2013年

2月　诗学论文《欣然·茫然·释然——2005年诗坛印象》载《河北日报》2006年2月10日第011版。文中提到：“‘用具体超越具体’……对我而言在真正出色的诗歌中，功能与本体是无法分开的，就像‘舞蹈和舞者不能分开’一样。”

书评《方法论的自觉与创造性细读——郭宝亮新著〈王蒙小说问题研究〉》载《文艺报》2006年2月21日第003版。

诗歌《作品回放（1986—1999）诗八首》（包括《一个新词》《少年之忆：水仙镜像》《大淀的清晨》《夜烤烟草》《秋日郊外散步》《未来的旧录像带》《红黄绿黑花条围巾》《早餐》）、《新作展示（2000—2005）诗十一首》（包括《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暖冬》《“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孩子与猫》《除夕，特别小的徽帜》《劫后》《复信》《晚秋林中》《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在这儿》），发表于《诗刊》2006年第4期。该期同时发表《陈超创作年表》，以及沐之的《心智澄明的诗人——简论陈超诗歌》、周晓风的《朴素的先锋性——陈超诗歌印象》、梁艳萍的《读者之思与思者之诗——陈超诗歌管见》、霍俊明的《逆风劳作的诗人——陈超诗歌印象或潜对话》。

诗学论文《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叶匡政的城市诗写作》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月　诗学论文《抒情的“复活”——谈伊蕾的诗》载《诗刊》2006年第5期。

诗学论文《别具一格的“祭诗”写作》载《文艺报》2006年3月4日第002版。该文对刘忠华的长诗《甲申印度洋祭》进行了评论。

诗学论文《孙基林的〈崛起与喧嚣〉读后》载《文艺报》2006年3月9日第003版。

诗学论文《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该文摘要：“主要围绕诗歌想象力在向度和质地上的变化展开论述，提出‘历史想象力’的确立是其主要成就。‘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的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幻想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不仅是诗歌‘写什么’的功能概念，同时也是‘怎么写’的本体概念……面对新世纪诗歌在误解或简缩的‘后现代’写作策略制导下所出现的平庸局面，本文提出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这一写作理念，以使现代汉语诗歌重获并保持真正的历史生存承载力和艺术上的先锋品质。”

诗学论文《三种不同向度的“准确”》载《清明》2006年第2期。该文对于坚、庞培、洪哲燮的诗歌进行了评论。

诗学论文《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力之光——先锋诗歌20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载《山花》2006年第3期。

5月　诗学论文《守旧者说——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载《诗潮》2006年第3期。

《乡音》2006年第5期刊登林泉所撰的陈超专访《陈超：用诗歌捧回鲁迅文学奖》。

6月　诗学论文《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叶匡政的诗歌方式及启示》载《文艺报》2006年6月8日第006版。

7月　对梅绍静《银钮丝》一诗的评语《阳光的聚焦》，发表于《诗潮》2006年第4期。

诗学论文《“表意”和“表情”》载《清明》2006年第4期，该文对马莉、宋晓杰、阿毛三位女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评价。

诗学论文《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此文为发表于《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同名论文的缩减版。

对军旅诗人周承强的诗歌的点评，发表于《青年文学家》2006年第7期。

8月　诗歌《苍岩山雨中羁留二日》《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柏林禅寺》等三首，发表于《北大荒文学》2006年第4期。

10月　诗歌《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话语》等两首，发表于《岁月（燕赵诗刊）》2006年Z1期。

12月　诗学论文《纳兰性德的〈蝶恋花〉》载《名作欣赏》2006年第23期。

诗歌《安静的上午》，发表于《诗探索》2006年第4辑。

■2013年

2月　诗学论文《心灵对“废墟”的诗性命名——评胡丘陵长诗〈2001年，9月11日〉》载《文学报》2007年2月8日第004版。

诗学论文《别有天地的灵魂史诗——评胡丘陵长诗〈长征〉》载《青年文学》2007年第2期。后转载于《文艺报》2007年2月17日第002版。

《海燕》2007年第2期刊登霍俊明的《一场北京的秋雨怀想着怎样的诗歌情怀——关于陈超的随感》。

4月　与诗人大解的诗学访谈录，发表于《诗刊》2007年第7期。

诗学论文《传媒膨胀时代“为何要用诗的形式发言？”》载《星星（上半月刊）》2007年第4期。

诗学论文《从“纯于一”到“杂于一”——论西川晚近诗歌》载《山花》2007年第4期。

随笔《某‘资深编辑’审稿意见八则》载《美文（上半月）》2007年第4期。该文后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7中国随笔年选》。

诗学专著《中国先锋诗歌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孙基林：“这本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历史语境中的诗与思’，是对新时期以来，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下，先锋诗歌发展中的几个彼此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下篇‘先锋诗历时性线索中的范型’是对当代先锋诗歌发展史上的几位有重要‘坐标’意义的诗人的研究，著者在论述时并自觉地以个案带出了‘史’的线索。”（《中国先锋诗学的重要收获——读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

5月　评论《素描28家》载《美文（上半月）》2007年第5期。该文对王蒙、张洁、阿城、张承志、王小波、史铁生等28位作家、诗人进行了印象式点评。

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京主办的“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在会上做了《从“纯于一”到“杂于一”——西川论》的发言。这一发言收录在《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论文集》中。

诗学论文《“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4月至5月　应纽约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弗里曼讲席邀请赴美讲学。

6月　诗学论文《食指论——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7月　诗学论文《先锋诗歌二十年：想象力模式的转换》载《燕赵学术》2007年第1期。

评论《打开铁凝的“后花园”——马云〈铁凝小说与绘画、音乐、舞蹈〉序》载《燕赵学术》2007年第1期。

随笔《某“资深编辑”审稿意见选》，发表于《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7期。

8月　诗学论文《当下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缺失》载《文艺报》2007年8月23日第003版。

诗学论文《北岛论》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9月　诗学论文《谈蓝蓝的诗》载《诗刊》2007年第17期。

10月　诗学论文《海子论》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燕赵学术》2007年第2期刊登孙基林的《中国先锋诗学的重要收获——读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

11月　诗学论文《寻求“综合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载《文艺报》2007年11月15日第002版。文中提到：“我们或许应该尝试转入一种有活力的有效的难以归类的‘综合批评’。它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当下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使评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文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

诗学论文《“X小组”及“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其人其诗》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诗学论文《“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从雷平阳的诗说开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12月　散文《游荡者说》载《山花》2007年第12期。

随笔集《游荡者说——论诗与思》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年《“X小组”及“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其人其诗》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

■2013年

1月　诗学论文《久久难以释怀——〈坚硬的记忆〉序》载《工人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007版。

诗学论文《欧阳江河——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一》载《诗潮》2008年第1期。

诗学论文《谈雷平阳的诗》载《诗刊》2008年第2期。

与唐晓渡、耿占春合著的诗学论集《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月　诗学论文《胡林声的短小纯情诗》载《文艺报》2008年2月5日第002版。

诗学论文《韩东——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二》载《诗潮》2008年第2期。

3月　诗学论文《柏桦——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三》载《诗潮》2008年第3期。

诗学论文《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海子论》载《文化与诗学》2008年第1期。

诗学论文《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载《诗选刊（下半月）》2008年第3期，原载《诗探索》2005年第3辑。

随笔《某“资深编辑”审稿意见摘抄》载《杂文选刊（下旬版）》2008年第3期。

4月　诗学论文《伊蕾——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四》载《诗潮》2008年第4期。

评论《郭宝亮〈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序》载《燕赵学术》2008年第1期。

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

5月　诗歌《除夕，特别小的徽帜》发表于《诗选刊》2008年第5期。

诗学论文《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载《黄河文学》2008年第5期。

诗学论文《大解——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五》载《诗潮》2008年第5期。

随笔《随笔二题》（《野性的思维与诗意的生活》《我想献给人类一件礼物——〈重读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载《西部》2008年第10期。

6月　诗学论文《郑单衣——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六》载《诗潮》2008年第6期。

诗学论文《翟永明论》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7月　诗歌《越野车下的诗行（组诗）》（包括《拒马河边的果园》《简单的前程》《醉酒》），发表于《诗刊》2008年第13期。

诗学论文《骆一禾——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七》载《诗潮》2008年第7期。

诗学论文《看似寻常实奇崛》载《文艺报》2008年7月30日。该文是对刘福君诗集《母亲》的评论。

8月　诗学论文《臧棣——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八》载《诗潮》2008年第8期。

诗学论文《寻找通向传统的个人“暗道”》载《文艺报》2008年8月28日第002版。

《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12日刊登钟刚、陈乃琳《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得主陈超访谈录》。

9月　诗学论文《“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载《山花》2008年第10期。

诗学论文《有关“地震诗潮”的几点感想》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10月　诗学论文《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载《燕赵学术》2008年第2期。

■2013年

2月　诗歌《拒马河边的果园（三首）》（包括《拒马河边的果园》《简单的前程》《醉酒》），发表于《岁月（燕赵诗刊）》2009年第1期。

3月　诗学论文《在“祛魅”和“返魅”之间》载《诗选刊（下半月）》2009年第3期。该文是对温建军诗集《无望之望》的评论。

诗学论文《大地？太阳？……这是个问题：海子20周年祭，重读海子》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25日第009版。

4月　诗学论文《“敲响的火在倒下来……”——纪念杰出诗人骆一禾逝世20年》载《诗选刊》2009年第4期。

诗学论文《诗人眼中的李见心》载《诗潮》2009年第4期。

诗学论文《对当下诗歌非历史化倾向的批判》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后转载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18期。

参加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做了《有关“地震诗潮”的几点感想》的发言，该发言收入《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诗学论文《对网络“先锋流行诗”的质疑》载《燕赵学术》2009年第1期。

5月《文艺报》2009年5月19日第002版刊登大解的《陈超：诗和理论的双轮车》。

6月　　诗学论文《祝贺、观感和希冀》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

与李建周的诗学对谈《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向——陈超访谈录》载《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

《星星（理论卷）》2009年第6期“新诗地标”栏目刊出《陈超诗10首》，并有大解、唐晓渡、敬文东、霍俊明、沐之等人的评论。

7月　诗学论文《精确的幻想——从田原的诗说开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8月　诗学论文《重读海子》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18期。

9月　诗学论文《霍俊明和他的诗歌批评》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10月　诗歌《秋日郊外散步》《沉哀》等两首，发表于《诗选刊》2009年第10期。

12月　诗学随笔《〈水成岩〉：生命的现身和领悟》《〈热苞谷〉：苞谷和孩子》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28期。

诗学论文《必要的“分界”：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诗学论文《论现代诗写作与传统的能动关系》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诗学论文《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本年《打开诗的漂流瓶》获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获河北省教委、人事厅“河北省优秀教师”称号。

■2013年

1月　诗学论文《〈我读着〉：“我写出，我看到”》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1期。该文是对多多《我读着》一诗的细读。

3月　诗歌《晚秋林中》《特木里的甘霖》《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英格丽·褒曼：〈秋之奏鸣曲〉》《那些倒扣的船只》等五首，发表于《星星诗刊（上半月刊）》2010年第3期。

5月　随笔《素描10作家》载《晚报文萃》2010年第10期。

9月　诗学论文《〈银钮丝〉：冰河上的“银钮丝”》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25期。该文是对梅绍静《银钮丝》一诗的细读。

诗学论文《诗歌话语“进一步言说”的魔力》载《诗刊》2010年第18期。

对方石英诗集《独自摇滚》的短评，发表于《诗探索》（作品卷）2010年第3辑。

10月　与唐晓渡、张清华的诗学对话《对话三十年新潮诗歌：追忆与评说》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

《文学教育（上）》2010年第10期刊登杨会芳的《评陈超的〈博物馆或火焰〉》。

11月　诗学论文《别有天地的灵魂之诗——评指纹〈指纹诗选〉》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

对挪威诗人罗夫·耶可布森《向阳花》一诗的导读，发表于《诗刊》2010年第21期。

书评《走进雅斯贝斯生存美学大厦的“内室”——读孙秀昌〈生存·密码·超越〉》载《文艺报》2010年11月29日第002版。

12月　诗学论文《创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序苗雨时诗论集〈走向现代性的新诗〉》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本年　获河北省第十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3年

3月　诗学论文《〈告别云彩〉：“因‘赞美’而惊愕”》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7期。该文是对宋琳《告别云彩》一诗的细读。

诗学论文《〈蓝灯〉之光——2010年冬天的对话》载《红岩》2011年第2期。该文是陈超与伊沙针对伊沙诗作《蓝灯》进行的对话。

4月　随笔《懵懂岁月》载《西部》2011年第7期。

5月　诗学论文《张烨的方式——读〈生命路上的歌〉》载《中国诗歌》2011年第5期。

6月《中华合作时报》2011年6月7日第D02版刊登王跃飞的《陈超：不甘沉默的灵魂挖掘者》。

7月　诗学论文《“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载《文艺报》2011年7月13日第002版。

8月　主编的《〈青铜调〉密码：十博士评鉴》一书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针对诗人谢长安文化史诗《青铜调》的评论集，选入了张立群、西风、曹霞、龚奎林、房伟、刘波、王士强、冯雷、冯强、张慧敏十位博士的文论。

9月　诗学论文《霍俊明和他的诗歌批评》载《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第9期。

诗学随笔《观点》载《诗刊》2011年第18期。

应邀赴韩国出席第二届亚洲诗人节，做主题发言并朗诵诗歌。

10月　诗学论文《汲取与掣肘——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诗歌）史写作》载《燕赵学术》2011年第2期。

随笔《击空明兮溯流光——外国文学与我的青少年时代》载《世界文学》2011年第5期。

12月　诗学评论《〈桥〉：现实、隐喻和玄思的扭结》载《星星（下半月）》2011年第12期。该文是对刘洁岷长诗《桥》的评论。

对《诗探索》发起的《世纪初诗歌（2000—2010）八问》的回答，发表于《诗探索》（理论卷）2011年第4辑。

本年　获《世界诗人》混语版颁发“首届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家奖”。

获中国桂冠诗歌奖评委会“首届中国桂冠诗歌奖（2000—2010）”。

■2013年

1月　诗学论文《我眼中的今日中国诗歌——在“2011亚洲诗歌节”上的演讲》载《西部》2012年第1期。

应《扬子江诗刊》之邀推荐艾青《我爱这土地》、戴望舒《我的记忆》、李金发《弃妇》、鲁迅《野草·墓碣文》等19首新诗，载于《扬子江诗刊》2012年第1期。

诗学论文《西川的诗：从“纯于一”到“杂于一”》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诗学随笔《蓝皮笔记本：诗与思》载《钟山》2012年第1期。

3月　诗学论文《警惕媒介语言对诗性的蹊跷消解》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2年第3期。

诗学论文《新世纪诗坛印象：诗歌精神与当代言说》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诗学论文《“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从雷平阳的诗说开去》载《星星（下半月）》2012年第3期。

4月　评论《历史和当下的对话——〈别无选择〉序》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

诗学论文《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论大解的短诗和长诗》载《诗探索》（理论卷）2012年第1辑。

诗歌《陈超自选新世纪以来短诗十首》（包括《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毕肖普，刻刀》《未来的旧录像带》《暖冬》《简单的前程》《除夕，特别小的徽帜》《晚秋林中》《有所思》《奥依塔克谣曲》《柏林禅寺》），发表于《诗探索》（作品卷）2012年第1辑。

5月　诗学论文《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节选）——翟永明诗歌论》载《江南诗》2012年第3期。

诗学问答《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载《诗潮》2012年第5期。

6月　诗歌《雪峰》发表于《西部》2012年第11期。

参加“吴思敬诗学思想研讨会”，其发言《新鲜·系统·扎实——读吴思敬的〈诗歌鉴赏心理〉》收入《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

诗歌《秋日郊外散步》《回忆：赤红之夜》发表于《中国诗歌》2012年第6期。

7月　评论《想象力与可信感的“双赢”》载《深圳特区报》2012年7月12日第B04版。该文是对张楚小说集《樱桃记》一书的评论。

8月　诗学论文《危险而美丽的平衡：在“我说”和“语言言说”之间》载《名作欣赏》2012年第22期。该文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评论。

随笔《学徒纪事——我的师傅和文学启蒙老师》《击空明兮溯流光——外国文学与我的青少年时代》载《青春》2012年第8期。

9月　诗歌《暖冬》《未来的旧录像带》《除夕，特别小的徽帜》等三首，发表于《名作欣赏》2012年第25期。同期刊载陈超的诗学随笔《片面之辞》，以及大解的《我眼里的陈超》、耿韵的《拆散的笔记簿——读陈超诗集〈热爱，是的〉》。

10月　诗学论文《辛笛诗评析》《〈航〉评析》《〈风景〉评析》载《看一支芦苇——辛笛诗歌研究文集》。

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的“诗歌批评与细读学术研讨会”，其发言论文《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收入《诗歌批评与细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文提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这一概念，认为“从历史话语与文体修辞学融渗的角度切入，或许就可以做到从形式到意义的层层剥笋式的整体研究，从而有效打通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

诗学论文《论元诗中“语言言说”的魔力》载《燕赵学术》2012年第2期。

12月　诗学论文《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本年《陈超短诗选（英汉对照）》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

应邀赴台湾出席两岸诗会，在纪州庵文学会馆做诗歌讲座和朗诵诗歌。

■2013年

1月　诗学论文《于坚的诗》载《红岩》2013年第1期。

诗学专著《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月　诗歌《晚秋林中》发表于《西部》2013年第3期。

诗学论文《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叶匡政的诗歌方式及启示》载《文学界（专辑版）》2013年第2期。

诗学论文《我看姚振函的诗》载《中国诗歌》2013年第2期。

诗学论文《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载《星星（下半月）》2013年第2期。

5月　诗学论文《论元诗写作中的“语言言说”》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7月　参加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宋晓杰诗歌创作研讨会”，发表论文《“表意”和“表情”》，收入《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宋晓杰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

诗学论文《诗与思札记》载《西部》2013年第13期。

9月　诗学专著《诗与真新论》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　诗学论文《我看近年来的中国诗歌——在第二届亚洲诗歌节上的主题发言》载《燕赵学术》2013年第2期。

12月　诗学论文《“泛诗”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12月12日B09版。

本年《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一文获“2013年中国·星星年度诗评家奖”。

因主持《河北文学通史》获河北省第八届社科成果特别奖。

被评为“河北省师德标兵”。

■2013年

2月《河北日报》2014年2月28日第11版刊登王永的《诗与真的协奏——读陈超新著〈诗与真新论〉》。

3月　诗歌《秋日郊外散步》发表于《诗探索》（作品卷）2014年第1辑。

5月　诗学论文《精确的幻想——从田原诗歌说开去》载《延河》2014年第5期。

诗学论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写作的诗学——耿占春的诗歌理论与批评》载《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0期。

6月《文艺报》2014年6月18日第002版刊登霍俊明的《从“游荡”到“游牧”——关于陈超〈诗野游牧〉及其“现代诗话”》。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刊登陈国元关于陈超《本学期述职书》一诗的评论《反抗沉沦——论〈本学期述职书〉的哲学价值》。

9月　书评《开阔深邃的“个人史”——评大解诗集〈个人史〉》载《文艺报》2014年9月24日第003版。

10月　诗学论文《我和世界有过一场情人的争吵——论大解的诗》载《燕赵学术》2014年第2期。

诗学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1日，因抑郁症辞世，享年56岁。

11月　诗学论文《对记忆的镌刻——读刘海星诗集〈走过记忆〉》载《当代文坛》2014年第6期。

12月　诗话集《诗野游牧》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热爱，是的（珍藏版）》《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珍藏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年　获《诗刊》2014理论批评年会特别奖。

《诗探索》（作品卷）2014年第4辑刊出“诗人、诗歌评论家陈超纪念专辑”，包括《陈超诗23首》、霍俊明的《从先锋精神到日常生活——诗人陈超》。

■2013年

1月　《诗选刊》2015年第1期推出《纪念·诗人陈超——诗人、评论家陈超纪念专辑》，选登《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风车》《劫后》《我寻找一个新词》《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等五首诗。

《扬子江诗刊》2015年第1期选登《风车》《秋日郊外散步》《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沉哀》《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美色折人》《奥依塔克谣曲》《劫后》《未来的旧录像带》《晚秋林中》《霏雨中登石人山》《回忆：赤红之夜》《夜烤烟草》《是熟稔带来伤感》等十四首诗，并有大解、霍俊明的评论《诗人陈超》。

《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的《乌托邦“桃花”与日常精神生活——诗人陈超》。

《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韩少华的论文《“诗人批评家”：从“先锋游荡”到“诗野游牧”——陈超的诗学研究及作为一种批评的启示性》。

《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推出“纪念陈超专辑”，刊有唐晓渡《陈超：忆念和追思》、耿占春《陈超的生命诗学与“绝望的激情”》、谭五昌《陈超：死亡幻象的审美书写与精神超越——对陈超诗作〈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解读与阐释》、汪剑钊《陈超：穿越灰烬的诗歌之光》、大解《陈超：诗和理论的双轮车》等论文。

《诗书画》201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的《“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学研究及作为一种批评的启示性》

2月　《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2期推出对《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珍藏版）》一书的宣传。

3月　《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封底推出对《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珍藏版）》一书的宣传。

《滇池》2015年第3期选登陈超《风车》《秋日郊外散步》《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沉哀》《美色折人》《奥依塔克谣曲》《劫后》《未来的旧录像带》《晚秋林中》《霏雨中登石人山》《回忆：赤红之夜》《夜烤烟草》《是熟稔带来伤感》《大淀的清晨》《安静的上午》《红黄绿黑花条围巾》《除夕，特别小的徽帜》《英格丽·褒曼：〈秋之奏鸣曲〉》《那些倒扣的船只》《停电之夜》等21首诗。同期还刊有霍俊明的《热爱，是的！——陈超访谈录》。

8月　诗集《无端泪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收入陈超诗作最全最具代表性的选本。包括日记、手稿中的诗以及从未公开发表的诗作，还有发表后从未收入以往诗集的诗作。

注：本年谱参考了《陈超创作年表》（《诗刊》2006年第4期）中的部分内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