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政治舞台剧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四川汶川发生地震，那天早上，我带着《包法利夫人们》的剧组刚从重庆来到北京，但身在保利剧院为当晚演出进行彩排的我们，还是感受到剧场在摇动。翌日演出结束，我留在北京三天，近距离地（比起身在香港）见证了这场灾难的影响与后遗。印象深刻之余，更给我找到了与张艾嘉合作的一个主题，以及戏名：生活与生存。

张艾嘉在五月时跟我说：“灾难带来改变，改变促使我们回想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汶川地震的成灾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高速发展的建设文明可能造成后果不可预估的自然灾害。“发展”作为势不可挡的时代名词，它的利弊应该放在什么条件下来衡量？

身为中国/香港人，面对这个问题时只会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们面临香港经历自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的蓬勃发展后，它已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城市，只是在物质文明追上了各个大都会外，精神文明—如香港人对文化素质的追求与培养，不止落后于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台北等城市，更使人忧虑的是，它已由慢下速度变成快速的开倒车。以文化输出为例，过去最被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娱乐产业，近年已因电影凋零、唱片业式微、电视一台独大，传媒出版千篇一律，造成“香港制造”不再是金漆招牌，却是代表“欠缺选择”。长期生活在欠缺选择的状况下，香港人也习惯了“不去选择”，这种精神状态，直接导致香港人从过往的主动变成被动，就是这样，本来可借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提升精神生活，最后落得人人自觉抱着委屈、妥协心情所过的日子，只能称为“生存”。

城市最爱以高耸入云的建筑自豪地告诉每一个人—不论是本地人抑或游客—这里有着人人都能往上爬的机会。机会，即是改善际遇的可能性。城市比起农村吸引寻找机会的人，是因为它给予人们“在这里可以有更多选择”的印象（如果不是假象）。但，要拥有选择的权利，第一样要改善，或者改变的，便是身份地位。

不少人把身份地位看作人生目标。但是当某些灾难忽然掩至，可能是天灾，也可以是金融海啸般的人祸，都会令追求成名、致富或渴望得到更多权力的人悚然而惊—身外之物均可毁诸一旦，只有一样东西的价值不会被突变完全摧毁，那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高速的社会发展当然制造大量机会使许多对它有贡献的人得到回馈。然而机会之中，也有良币劣币。有一些是希望的种子，也有一些是绝望的源头。譬如为了满足相对微细的欲望而把宏大的利益牺牲掉。换句话说，为了一株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如果上述例子流于老生常谈，那么，有人会为了一碗方便面而放弃一碗用上新鲜材料做的面吗？现实中想必大有人在，因为我们都觉得“时间宝贵”，有些东西就是奢侈得教人没法承认想要，更遑论争取。

有好的东西不去争取，是为了手上有（那不见得一定是）更好的—但是基于“安定”是种保障，我们便以不变应不变—这不就等于人人都习惯以“生存”的状态感觉自己存在，于是便对自己说，“生活”不是属于我们的？

以上的矛盾，触发张艾嘉写成一部舞台剧，名字就叫《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