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老文评”

董乃斌

“文评”是人们对刊物《文学评论》及编辑部的简称，也可以说是昵称。在文学所工作过的人，多少都会和“文评”发生一点关系，留下些许回忆。“老文评”，则是我的杜撰，所谓新、老的界限，在我心目中大致是20、21两个世纪之间，纯粹个人私见而已。

我1963年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工作，可是我对《文学评论》的记忆却开始在这之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中文系阅览室里看到这个刊物，就曾被它刊发的两篇文章深深地震动过。那就是何其芳在1959年第1、2期上接续发表的谈诗歌形式问题的文章。何其芳一生中少有被文艺界批判的经历，他这位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理论家没想到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竟被推到了它的对立面而受到围攻。阅读了连篇累牍或正面或侧击的批判，他愤怒了，先后写了两篇反驳文章，为自己辩护，反击批判者。文章写得少有的直截了当、痛快淋漓。我觉得是何其芳平生最有特色、最见个性的雄文。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当时读了这两篇连续刊发在《文学评论》头条的文章，真是激动不已，对何其芳的血性横肆和锋芒无忌佩服得不得了。从此，何其芳和他主编的《文学评论》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竟然被分配到了文学所工作，成了何其芳的部下，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可想而知。

何其芳是文学所所长，例兼《文学评论》主编。他是文学所的灵魂，也是《文学评论》的主心骨。文学所人都习惯地称他“其芳同志”。他年轻时是诗人、散文家，后来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教师和活跃的批评家，参加革命早，被视为知识分子改造得好的典型，理论水平高，组织能力强，作风民主，为人又谦和温厚，所以在文学所乃至文艺界威望很高，人缘也好。不用说，文学所和《文学评论》的一切大事、大计方针都由他领导和决定。

然而个人强不过形势，何其芳必须紧跟他的领导。文学所和《文学评论》究竟怎么办，一直是个问题。记得我进入文学所后，还参加过“办所方针”的大讨论。据老同志说，这样的讨论已不止一次，尽管每次讨论的结果，办所方针和文学所的学风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放在第一条，却总还是通不过。我的感觉是，何其芳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人情味，在某些人看来，就是有些“右”，革命性不够，也就是不够“左”。何其芳生活的时代，许多事情都会牵涉到政治立场的左右问题。左右的选择和平衡恐怕是何其芳一生都在琢磨而未解决好的难题。

这从《文学评论》的名称也可看出。《文学评论》原名是《文学研究》。照理，文学研究所办《文学研究》，名正言顺。人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不都是这样叫得好好的吗？可是，问题来了，“研究”“研究”，你是要钻进象牙塔故纸堆、走旧知识分子老路脱离群众、不把工农兵方向和为服务现实放在第一位吗？尽管有人坚持，“研究”可以涵盖评论，文学研究所既不必改为文学评论所，《文学研究》也不必改名。但最终还是决定把《文学研究》改为《文学评论》——以避免“只要学术、方向模糊”的可能指责。而且《文学评论》虽自创刊起就很想认真做到百花齐放，但对高举着的“批判”旗帜也不敢怠慢；虽不一定想在这方面充当排头兵，但紧跟斗争的步伐却绝不能松懈含糊。所以创刊以后，也没少干批这批那的事，时代烙印深深。

不过，说实话，《文学评论》倒是始终没有忘记和放弃学术性，始终保持了它的学术品格，或在斗争形势稍缓时，或在政策弹性限度内，便努力回归学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挨了批，但1960年代《文学评论》还发了俞平伯论金陵十二钗的文章；据说挨批也没有妨碍俞平伯成为文学所罕有的几位一级研究员。《文学评论》关注学术动态，善于发现和抓住学术动向。主编高瞻远瞩，早期的编委会阵容强大，编委都是全国顶级的学者。刊物接受全国来稿，信息灵通。编辑部每年派人去各地访问或组稿，也常常就前沿问题组织学术讨论。记忆中，由批判“人性论”而导致共鸣问题、山水诗和自然美的讨论，就因学术性强而吸引了全国学界，讨论热烈、时间长，规模和影响都大。后来还有过历史剧理论的讨论等。即使发表涉及文学现状的评论文章，也尽量体现学术性的要求，而不满足于一般的泛论或时评。回答一些群众关注而敏感尖锐的问题，像怎样合理评价《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这样的作品，就是由何其芳亲自出马的。重视学术，努力提高文学评论的学术性，可以说是《文学评论》的一大传统。也许正因为这样，《文学评论》在学术界一直保持较高的名声和地位。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做出两个重要批示，一开始虽还没有正式下达，何其芳一级的干部应该已有所闻。从那以后，他恐怕不得不更加时刻惕厉自己，千万莫犯右的错误；主编起《文学评论》来，恐怕也要格外小心翼翼才是。“文革”前夕，上海刊发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被强令转载，《文学评论》也和全国所有文艺刊物一样茫无头绪，乱了手脚。形势逼人，不紧跟不行，文学所必须参与这场斗争，《文学评论》必须刊登批判文章。我想，那时此类外稿应该不缺，可是若没有文学所自己的文章可不行。《文学评论》是要按期出版的，时间紧迫，所内偏偏一时人员稀少——大队人马，特别是许多文章高手那时还在江西“四清”未归。显然是出于万般无奈，《文学评论》竟约了我和沈斯亨兄——两个到所不久的小青年——赶写批判文章。先是老编辑劳洪同志布置任务、具体辅导，稿子不知改了多少遍，最后是副主编毛星同志出马指点乃至操刀修改。

这次经历使我初次与《文学评论》及文学所的老一辈有所接触，却很难忘。劳洪早年是个热血青年，据说被关进过渣滓洞。但与我们接触时，他已是老成的编辑，说话做事都很慎重。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年轻人的友善和对领导指示的尊重。毛星不但是《文学评论》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因为资格老、水平高，深得何其芳信任，是文学所党组的领导成员。据说何其芳几次想请他出任副所长，他都没答应，说只想抓好《文学评论》的工作，可见他为人的低调和对《文学评论》的重视与热爱。也是，《文学评论》编辑部虽是文学所内的一个中层单位，但地位特殊，关键就在于它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在学界的影响力，当好《文学评论》的领导，确实需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与毛星初次接触，不免怀着敬畏，后来在“四清”和干校更多的交往，才知道他虽严肃寡言，但非常平易近人，有着延安老干部善于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作风。而且他生活俭朴，律己颇严，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热爱文学，曾对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都下过一番功夫，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多年领导《文学评论》的工作，贡献之大自不待言。

除了劳洪和毛星，《文学评论》还有很多老同志，他们不但年长，而且资历老，像白山、吕林、尹锡康，都是老革命，有的是地下党，有的去过延安或苏联。他们的朴实谦逊和勤恳负责都令人钦敬。陈翔鹤是沉钟社老作家，参加革命也较早，从四川调来北京，先在作协，后来在文学所。《文学评论》的不定期《集刊》就是由他负责的。彭韵倩做过他的助手。《集刊》在“文革”前出过几期，影响不如《文学评论》大。但白发萧疏、名士风度的陈翔鹤(我们叫他“翔老”)却给我印象很深。我去过他在六号楼的办公室，也应邀去过他在建国门外的家。他为人随和，襟怀坦白，一片童心，口无遮拦。一支烟，一杯茶，能和年轻人聊上半天。常常口出妙语，他说自己“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就曾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不幸的是，他太热爱创作，196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被康生诬为“反党”。“文革”前就开始被批判，“文革”中更是被不停地揪斗，要他交代创作的“黑心”。他本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结果就在一次挨斗后回家午餐毕乘车赶回来准备继续接受批斗时，倒在了公交车站上。他是《文学评论》——也是文学所在“文革”中第一位遭难去世的人。那时候，工军宣队才进驻学部不久。

还有很多“老人”在不同时期参与了《文学评论》的工作，像“文革”刚结束时的侯敏泽，也是文艺界一位遭际坎坷的老同志，来文学所后就在《文学评论》负责过颇长一段时间。他编刊极为认真，往往事必躬亲。为了追回以往被浪费的时光，工作之余抱病读书写作，写出《中国美学理论史》等多卷著作，并为《文学评论》培养出了胡明等研究生，后来成了编辑部的骨干。又如陈祖美、美学家王朝闻的妻子解驭珍等，大概也是这前后加盟《文学评论》的。她们一来，很快融入集体，发扬《文学评论》敬重前辈、扶掖后进的传统，联系许多老作者，也发了不少青年人的文章。我在《文学评论》上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最早就是陈祖美编发的。“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时期，所里更多行政领导和学术大腕，许觉民、邓绍基、钱中文、曹道衡、何西来都曾在《文学评论》工作，为《文学评论》的复苏和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也可称“老人”的刘再复，本是学部刊物《新建设》和组建中的院刊《思想战线》的青年骨干，后来到文学所鲁迅研究室，1985年任所长。张炯则于1994年起任所长。他们是《文学评论》的当然主编。这两位福建籍的老乡，年龄相差八九岁，有种种不同，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热情洋溢的诗人。就《文学评论》而言，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想把它办好，办出更大的成绩和影响来。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所内外同行的支持下，他们的努力也确实没有白费。也就在此期间，文学研究界涌现出一大批潜力巨大的新生力量，许多人成为新时期的学术中坚。不能说这全是《文学评论》的功劳，但若说《文学评论》在培养提携这些学术新星上有功，恐怕绝不过分。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文学评论》的“老人”王信。文学所有两位待我最厚、助我最多的老王大哥，王信是其中一位。他到所很早，当年我们曾是八号楼单身宿舍的邻居，在干校则是劳动队的队友。他为人慷慨正直，率真无私，绝不萦怀个人名利得失到了被认为“怪”的程度。何西来称他为“衡文圣手”，对他衡鉴文章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要说的是他识拔年轻作者的眼力和把他们推上前台的巨大热诚。他和他的挚友樊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所积的功德，无须我多说，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可以做证。王信又是一个把一辈子奉献给《文学评论》的人——经过“文革”的动荡，加上所里的工作需要，不少“文评人”离开了。就我记得的，像我母校的学长林非。他本是《文学评论》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我到所时，他已在所里崭露头角。他不但《文学评论》编辑做得好，自己也常发表研究文章，而且新诗散文创作甚得何其芳欣赏，在社会上颇有名气。“文革”后，他离开《文学评论》，在所里创办鲁迅研究室，出了很多书，带出一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队伍。又像范之麟兄，与我先后到所，他是北京大学林庚先生的研究生，这时也从《文学评论》到了古代室。已是《文学评论》骨干的栾勋则到了理论室。栾勋与我同年到所，因为有过当兵的经历，免除一年劳动实习，进所后就直接到《文学评论》上班。等我们劳动一年归来，看他在《文学评论》已干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我曾偶然地看到过他用毛笔蘸蓝墨水写的审稿单，蝇头小楷，滔滔长篇，几近小论文。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刊物编辑肯下功夫写这样的审稿单。他们都是好编辑，也具备很强的研究能力，到研究室后，都是硕果累累，成绩骄人。其实，王信出身于北京大学，文思敏锐深邃，文笔简洁爽练，做研究写论文本是一把好手，但他似乎更钟情于发现人才和佳文的伯乐角色，更愿意发挥使后来者成名的“人梯”精神。他始终默默地坚守在他的岗位上，直到年龄和制度迫使他不得不离开。

在《文学评论》，像王信这样始终不渝的“老人”，当然不止一个。我母校的另两位学长蔡葵和陈骏涛也是如此。蔡葵早年到所，人称“小蔡”，是真正的“老文评”。他最出名的逸事是“斧砍茅公文”。据说，当年《文学评论》要发茅盾先生一篇文章，蔡葵担任责编。他觉得茅公的文章长了，可压缩。于是就未征询茅公意见，提笔删去了一段。刊物出版后，茅盾没来兴师问罪，编辑部也没责怪蔡葵，事情就这样平平淡淡——或者说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这事后来才传出来，成为《文学评论》——也成为蔡葵个人的一则逸闻。而我今天除了佩服蔡葵年轻时的豪气，倒更感到《文学评论》民主和茅公大度之可贵。陈骏涛比蔡葵进《文学评论》晚，但同样也是全心全意为《文学评论》效力。他性格善良，极端勤快，与外界联系广泛，总想帮别人，也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我看过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觉得有话可说，试写了一篇评论。没有把握，请他看看，他却不顾我的幼稚和不当行，帮我修改后在《文学评论》发表了。

《文学评论》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实在很多，像后来分到外国文学所去的周铮大姐，像也是同年到所、人们爱称她为“小鸭子”的郑启吟，像人称“杨超”、平时话少却言必有中的杨世伟兄，还有像非科班出身却极富钻研精神的张朝范，都是真正的“文革”前“老人”；还有虽然晚来早走但性格鲜明的王行之，以及稍年轻一些的张国星、董之林、邢少涛、郭红、朱建新，等等等等。《文学评论》就是在他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建设得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做出一番事业来的。《文学评论》确实有点像大家庭，集体活动多，人际关系好，还非常会调动编辑部外同志的力量来协作，像请阅读特别细心的沈斯亨兄通读校对，请退休的会计厉焕娴帮忙料理财务。他们都成了大家庭的一员，干得高高兴兴。

故人……往事……电影般在脑中映过。我在文学所30多年，离开文学所也有了十五六年，半个多世纪的人事沧桑，怎能不令我思念不止，感喟不尽！可惜回忆总是零散残缺，也许有更值得缅怀的，却被我漏掉了，也就只能期诸异日。时光如逝水，等到杨义兄出任所长和主编，王保生和胡明二兄在《文学评论》身负重责之时，21世纪的足音已经跫跫响起，他们的那一段已不在我回忆的“老文评”之列了。

感谢《文学评论》编辑部为创办六十周年征文，使我有机会作此回忆，并凭记忆写成这芜杂散乱的小文。“老文评”的许多前辈，有的已离世，愿他们安息；有的还健在，祝他们长寿；更多的是如我这样，已入老境而似不知老，祝大家永葆青春。而对于现在执掌和服务于《文学评论》、手持接力棒向前冲刺的人们，则衷心祝愿：风帆顺利，前景辉煌！文成低回，吟得四句，不避打油，聊以收尾：

潮汐风烟惊甲子，苍茫人事记难真；

积薪从古后居上，继往开来更胜今！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