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经》与《离骚》是中国上古文学图卷中最为瑰丽的篇章。《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收集了从西周以来流传在黄河流域、岐山内外的民间歌谣、贵族雅制、庙堂之曲。

自孔子开始，就将《诗经》视为雅言的典范，因此有“不学诗，无以言”一说。《诗经》中的诗歌，是那样的典雅、那样的纯净。其中有庙堂文学的雍容大度，如《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薓，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在几千年前的一个丰收时节，虔敬的先民酿酒为祭，奉献给那些已逝却从未从族人生活中走远的祖灵，这是人与神的和谐。“雅”中有很多动人心魄的文人吟唱，无论中国文学史如何重写，都将永远萦绕着多少年前那一曲征人的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最活泼、生动的是《诗经》中的“风”。因“十五国风”的存在，我们有机缘走进上古如诗如画的生活实境，从而惊人地发现古人的情怀与今人是如此相通，进而明白我国古典文学伟大的抒情传统是如此真挚、感人，具有一种跨越时空、令人动容的力量。“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林有朴賦，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当我们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重现在眼前的，不仅仅是那些拥有鲜活生命的青年男女，还有青春，还有爱情，还有自由，这就是生命！《诗经》的存在，以一种诗情画意的姿态告诉我们“人是如何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告诉我们生命本来的样式也是最为华美的样态，告诉我们亦歌亦舞、文质双美的审美形态是如何经典地凝固在传统中的。《诗经》当中有历史、哲学、文化，但是这一切都是以诗的形态在演绎，这是用生命去铺陈的广义的诗性。

《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楚国出现的新诗体，屈原的《离骚》开其体制，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收于“集部”，开文人创作之先河，被梁启超誉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诗经》的抒情传统，而《楚辞》的抒情，则来自一种更深的郁结。屈原才志高远，却命运多舛，当他备受离难时，放眼望去，这个正在重构的时代已是四分五裂的世界，信仰的根基瓦解，传统的价值沦丧，旧事已过而新事尚未到来。这种感受，是在新旧社会交替之时的传统文人的普通感受与共同心结：“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命运之问当中，重复着多少个世纪之前屈原在《天问》里上下求索而终不可解的人生困境。然而命运的苦难成就了伟大的诗情：“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欧阳修的这一论断，以屈原为最初的例证，当屈原走在人生边缘，为世人与时代所不容时，他也开始了最浪漫、最奇崛的行吟。这些诗歌的产生，伴随着荆楚泽地的氤氲，回荡着巫歌旋律，上天下地，呼唤灵性的复活和自由。我们从《楚辞》苦吟的诗句中读出许多熟悉的面貌，其中有先贤，如庄子；有来者，如李白。屈原为中国的抒情诗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基础，其中蕴含着从现实向幻境的飞升，从此岸向彼岸的展望，从有形向无形的上溯，从肉身向灵魂的蜕变。

《诗经》与《楚辞》作为上古文学的双擘，不仅仅是当时人民吟咏性情之作，同时还是先秦社会综合文化的载体，其中的诗篇，在宴饮歌舞中被吟诵着，在集会仪式中被使用着；同时，它们又是征人的诗、思妇的歌、流浪者的哀怨与苦闷者的行吟。这些诗歌，既是对上古社会史实般的写照，又是对早期中华民族心灵发展的记载，其中有生活，也有生命；有历时性的，也有共时性的；有民族的，也有世界的。这些美轮美奂、如泣如诉的文字，将上古中国凝固成最优美的姿态，成为我们永远珍贵、日久弥新、弦歌不已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