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印本
《古逸叢書》刊刻於十九世紀末的日本,在討論它的刊刻及印本前,我們先來對叢書刊刻的時地背景簡單作一介紹。
從地域上來説。至少從唐代派遣遣唐使開始,日本一直不斷地輸入着中國的書籍,一千多年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藏書特點。至十九世紀中期,日本的漢籍收藏已經十分可觀,當時日本學者森立之、澀江全善等編有一部目録學著作《經籍訪古志》,主要收兩類書,一是漢籍的古抄本,主要是日本的古抄本,二是傳入日本的宋元古本。這兩類書正是日藏漢籍的特點和價值所在。
古抄本較多,尤其是唐抄本系抄本較多,這一點與日本摹寫漢籍的傳統相關。日本學者尾崎康指出:“當時的宫廷中,設立了‘校書殿’,這是一個對傳入的漢籍忠實地進行摹寫的機構。因此,日本至今仍然保存着唐鈔[1]本、以及在奈良·平安時代摹寫唐鈔本的古鈔本——此種摹寫的唐鈔本,我們稱之爲‘唐鈔本系鈔本’。日本古代摹寫漢籍的傳統,在中世的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得以繼續發展。”[2]
這些抄本之所以能在日本保存至今,則得益於日本人的生活習俗及所用紙張,“蓋其國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雖屢經火災而不燬,至於鈔本皆用彼國繭紙,堅紉勝於布帛,故歷千年而不碎。”[3]
從時間上來説。楊守敬訪書時正值晚清和日本明治後期,此時的日本,崇尚西學,而將傳統的中國學棄如敝履,“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4]因爲“欲廢漢學”,所以各種珍本古籍大量散出,而“論斤估值”的低廉書價,使得楊守敬能夠廣搜各種珍本,可以説,擺在楊守敬面前的正是收藏日本漢籍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在這樣的背景下,刊刻《古逸叢書》似乎又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1] 抄本之“抄”引文多寫作“鈔”,兩字可通,爲尊重引文起見,本書仍保留引文中的“鈔”字,但行文一律作“抄”字。
[2]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録》卷前尾崎康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3]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前《緣起》,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第28頁。
[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前《緣起》,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