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世界之旅

漂泊者

一

很难相信一座繁华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的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呆在一边。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过不久就能看到这个岛。

刚上岛，便看见山崖上露出一角飞檐，似有一座小庙，便找路攀援而上。庙极小，纵横三五步，多年失修，香火却依然旺盛。供品是几枚染着艳色的米糕，一碟茶叶，一堆热带水果。另有一大叠问卜的签条，挂在墙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寒伧，一样的永恒。小庙供的是“大伯公”，中国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

其实，这个岛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访的老人。他叫林再有，八十多岁，福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南洋，挑着一副担子做货郎。家家户户都痴痴地询问着有没有家乡用惯了的那种货品，林再有懂得这份心思，尽力一一采办。天长日久，他的货郎担成了华人拴住家乡生活方式的锁链。

漂泊者的绝大部分是独身男子。当时的南洋，湿褥烟瘴，精壮男子一个个倒下了，没有亲人，没有祠堂，没有家族的坟山。一切还是请这位货郎四方张罗吧，林再有不知掩埋过多少漂泊者的遗恨，插立过多少写不出准确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着货郎担挨家挨户游荡的时候，会给大家简略通报死者的情况，发几声感叹，算是作了一篇悼词，一篇祭文。

就这样，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没有积聚多少钱财，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货郎还在风雨骄阳中一摇一晃，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岛离码头最远的地方，一座两层木楼。栅栏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时，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朋友以前来过这里，便大声告诉他来了中国客人。

老人一听，立即敏捷地跳将起来，伸着手朝我走来。他不是握手，而是捧着我的手轻轻抚摩着，口里喃喃说着我不能完全听懂的福建话。然后返身进屋，颤颠颠地端出一盘切开的月饼，又移过几案上原来就放着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开始细细筛茶。我猜想，这些年来不大会有中国人像我这样摸到这个小岛上来逛，因此见多识广的老人稍稍有点慌张。

铁观音一杯杯筛下去，月饼一块块递过来，他一味笑着，也不问我的职业，以及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当我实在再也吃不下月饼时，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气，然后说：“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领我朝檐廊东边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头四顾，竟然是几十架巨大的铁丝笼，里边鸟在飞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个动物园。我正待细细观赏，他却请我上楼。楼梯很陡，楼上是他家卧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朝南有一个木架阳台，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半个岛屿。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时分，老人会站在这儿细细打量自己的“领地”。大大的中国不呆，漂洋过海找到这么一个小岛，在这里度过一生，又在这里埋葬。这是一个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

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头，对我说：“你看，差点给忘了，我那儿还有房！”说着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海滩。

当然还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岛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边向老人问好。老人庄重地向他们点点头，然后趋身过去轻轻说一句：“中国来的！”他是在向他们介绍我，我都听到了。

终于到了海滩，那里有一个鱼塘，鱼塘靠海的一边有一道闸门。到这里才知道，这是货郎业凋敝后老人的生活来源。这个鱼塘和闸门，可以在海潮涨落之间为老人提供为数可观的海鲜，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鱼塘边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开门进去，床铺、生活器具、炊事设备，一应俱全。老人打开南窗，赤道的长风鼓荡进来，凉爽极了。海天尽头隐隐约约处，已是印度尼西亚。老人经常住在这里等待潮涨潮落，有时风雨太大，懒得回去了，就在这里过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鱼，只是守株待兔，开出一个小小的闸门静等鱼虾自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们这个老人安详得多，中国的血统给了他一种委和的生态。

老人在小屋里对我说，现在他年纪太大，已不大到小屋来住了，小屋一直空着。如果我有心绪，尽可以住到这间小屋里来，与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等我们从海滩回到他的家，家门口却等着两个印度人。老人用英语与他们交谈，才知他们是政府官员，前来考察这座岛的开发问题了。是啊，刚才我还一直在惊讶，寸金宝地的新加坡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岛屿荒芜着呢。新加坡政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们下决心开发，过不了一两年，全岛会彻底换个模样。是成为一个国际俱乐部？一个度假别墅群？一个大企业的所在地？或者，一个废品处理所？这一切都不知道了。这两个官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老人对这个岛的重要性，专程来了解岛上生态的各种资料。

老人听罢，手忙脚乱地在檐廊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几本皱巴巴的小簿子，纸张都已发黄了，递给官员。他没有请这两位高个儿印度人坐，只是仰着头给他们说着什么，声音轻轻的。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忍去听，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种绵长的生态就要结束了。两个高高的印度人站在这个华族老货郎面前，大大的文件夹摊开在手上。老人递上去的黄纸小簿落在文件夹中，铁丝笼里的动物冲着两个肤色陌生的客人乱叫。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员抄录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们也默默站起身，准备告辞。老人进屋换了件衬衫，说“我陪你们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会，也不关门，已经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时走路是不是这样走的，一路行去，四处打量，仰头看看树顶，竖耳听听鸟鸣，稍稍给我指点一些什么，有时又在自言自语。这神态，既像是一个领主巡行，又像是在给自己的领地话别。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说：“入乡随俗，总得跟着变。”

看着他的身影，我想，这位连英文也已熟习了的“大伯公”是会接受小岛即将面临的变化的，哪怕这个变化很大，又发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别过太多的东西，最后静静地守着这座人丁稀少的岛屿。现在要他告别这种宁静了，他的鱼塘，他的海滩小屋，他的家庭动物园，也许都会失去。

请相信，他会受得了的。作为漂泊者，他已习惯于告别。

二

本地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

他七十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几代政治家都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

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四十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三十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七十八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我匆匆溜了一眼，意思好像是：要不是找不到自杀的可能性，我早就杀了自己。有点费解，倒像是哲学家说的。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纸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据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但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想象，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做东，在一家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拥有世界各地的饮食小吃，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曾经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享有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的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几个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是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一个博士地考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八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见面我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他把一大串学位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问沈老，这个酒鬼的八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当时是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赌气似的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塌。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和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应该会出现特殊的深度。一群中国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了一条勉强的人生路。现代西方的喧嚣和故家故国的情结，构成相反方向的磁力，从两头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他们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再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的经历，比那个博士和那个牧师都更重大，而且也更诡异。我只能不断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在说话？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我看着他，心想，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大叠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

三

英语里的billionaire翻译成华语成了“亿万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报中有“富婆”的字眼，我当然不会用在她头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华语虽然悠久，却还没有来得及为各种巨富调理好足够的词语。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请我，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与上海有关。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在纽约、旧金山、温哥华、东京困难。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道地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菜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著名艺术家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艺术家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一屋子的上海人都忘情，弄得这位艺术家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欲睡。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一些分支是很难学道地的，上海话就是其中之一。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两三句，就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今天的谈话内容，多数词语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望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二十几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我知道，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沉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微乎其微，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

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紧，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处，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流就会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半个世纪没有真正说过的湖南话和上海话，依然如此纯正。

“年纪大了就喜欢回首往事，哪怕在梦中。”她说，“做梦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讲着不同的方言。”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根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子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花园的影影绰绰的楼，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五十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作“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

“豆腐虽然我也爱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哈佛大学的赵如兰教授。印度门卫，马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她故意向我们努努嘴，说今天晚上，我们主客之间说华语。于是，今天晚上在这个院子里，华语就像在唐代一样神气。

客厅里挤挤地摆设着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而兜门正墙上却悬挂着一幅垂地长轴，上面以楷书抄录着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些毛笔字写得生硬、稚拙，但又极其认真。这是女主人的女儿写给妈妈的。女儿从小受英语教育，是一位造诣很高、名声很大的英语作家，曾荣获过联合国的英语小说大奖。

这么一位女才子，不知怎么一来，竟捏着一支毛笔练起中国字来。至于孟郊这首诗，要由一位立足英语背景的作家来找到、读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费好些时日。但她毕竟写出来了，亮堂堂地挂在这儿，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揣摩了好久家乡口音，只为了深情地喊一声“娘！”

这当然是对着她的母亲。但不期然地，也同时喊出了对母语的恭敬，她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对精通英语的母亲，她也必须用华语来表示感谢。

我们不妨顺着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华语也一并看作是“慈母”，那么，从她手中拉牵出来的线，真是好长好远，细密地绾接着无数海外游子的心。

这里真安静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抽象得像寓言，神秘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

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相当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

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天怒人怨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画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客、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大幅度向西进占。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试图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则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了，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决定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和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

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八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

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认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所谓“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的含义，就像现在日本国内的“靖国神社”一样。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个时机，某种指令……

我想，说不定真会出现那一天。

四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

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一个奇特的情景，三百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她们自己的故国故乡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她们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亡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会同时死亡呢？

……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甚至极其绚丽的故事。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

当地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五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坐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坐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

我记得他的相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阅读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

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二叶亭四迷一九○九年二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

他进入坟地是在一九○九年五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

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二十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的墓碑端详良久。

总之，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边上，又居高临下地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是一个怪异历史的浓缩体。

六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日本人在这座城市的地位有点特别。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这位母亲虽然年纪不大，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保留着基本印象。

人类是健忘的，因此常常产生历史的反讽。当年侵略者的精神后裔，甚至企图通过改写历史课本来重新霸占国际话语权。但是，历史并不只是印刷在课本上面，而是掩埋在大地深处。

我认为，这个墓地，就是一个无法改写的历史课本。

战后几十年，日本经济比较发达，又开始盛气凌人。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一大串人力三轮车正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得意扬扬的日本人。其他国家的游客，一般是坐大客车。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的日本人：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鱼尾山屋

一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就到了一个叫博克拉（Pokhara）的地方。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一条清澈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一家叫鱼尾山屋（Fish Tail Lodge）的旅馆。

我呆呆地看着周围的风景。雄伟，雄伟到了无法再雄伟；柔和，又柔和到了无法再柔和。它们怎么就这样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呢？草草地吃过晚餐，再来看，天色已经重了，先退去的是柔和，只剩下侧光下暗森森的雄伟。很快，雄伟也退去了。立即觉得一股寒气压顶而来，便抱肩回到屋里。

屋里有炉子，我点上火，看着火焰。发现炉边桌上有蜡烛，我也顺手点上。忽然觉得这屋里不必有电灯，便伸手关了。屋子立即回到古代，暗暗地听任炉火和烛光一抖一抖，反而觉得温暖和安全。但是我又拍着自己的头站起身来，心想这间古代的小屋竟然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我竟然独自躲在里边沉思和写作！此情此景，连屈原、李白、苏东坡知道了都会瞠目结舌，我是多么奢侈。

到窗口看看，什么也看不到。回到桌前坐下，刚想写几句便断然搁笔。我历来相信，身处至美之地很难为文，今夜又是一个证据。既然窗外黑黑，笔下白白，更兼一路劳顿，我很快睡着了。

清晨醒来，立即起身，推门出去，我抬头看到，朝霞下的喜马拉雅山就在眼前。但是，旭日染红峰顶的景象，却被另外一些山峰挡住了。我仔细打量，发觉只要越过前面的那条雪水河到对岸，就能看到。于是，立即赶到河边，那里，已经有早起的拉筏工人在忙碌。

我上了筏子，与工人一起拉绳索，但一拉就缩手了。因为绳索已经在河水里浸泡了一夜，很冷。拉筏工人笑了，说：“我一个人拉就可以了。你真幸运，这山峰被云雾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看过了晶莹剔透又泛着红光的雪峰，我又乘筏回来，返回旅馆的房间。这时我明白了，这鱼尾山屋，就是我要整理一路感受的地方。

二

我头顶的喜马拉雅山，以极端的地理高度给了我一种思维高度。它让我一再移位，设想着它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在它的目光里，人类的出现，文明的构成，都是在最近很短时间里发生的小事。它的记忆，无边无涯，绝大多数与人类无关。

有了它，我们谈论人世间的事，心情就可以放松了。

我这次，把中国之外的人类主要古文明，全都巡拜了一遍。这件事，以前没有人做完过。一路上确实遇到过很多危险，居然全部奇迹般穿越，到今天终于可以说是安全通过了。其原因，说土一点，是我“命大”；说文一点，是此行合乎“天命”。

回想我所看到的那么多古文明发祥地，没有例外，都已衰落。在它们面前，目前世界上那些特别发达的地区，完全算不上年岁。而它们的年岁，却成了当代文明地图上的褐瘢。年岁越高，褐瘢越深，麻烦越多。

对于这种情况，完全不必伤感。一切生命体都会衰老，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强劲勃发的生命体，衰老得更加彻底。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哲学所揭示的盛极必衰的道理，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当我从书本来到实地，看到那些熟悉地名与现实景象的可怕分裂，看到那些雄伟遗迹与当代荒凉的强烈对照，心中还是惊恐莫名。人类，为什么那么伟大却又会那么无奈？文明，为什么那么辉煌却又会那么脆弱？历史，为什么那么精致却又会那么简单？……

我这次首先抵达的希腊文明遗址，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人类古代文明的至全至美，几乎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巴特农神庙下，我所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维纳斯，再加上远处的奥林匹亚，几乎把人类最健全的生命方式铸造完满。能看到这些踪迹已是万幸，谁知，我又拜见了比这一切更早一千多年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朝和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同龄，那么，克里特和迈锡尼就与炎帝、黄帝、尧、舜、禹的传说时代连在一起了。不同的是，他们的传说有了那么完整的实证。

平心而论，像迈锡尼那样的山间城堡，我还能想象，而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克里特岛上的生活。平等、通透、舒适、神奇，处处显得相当“现代”。其中，排水系统、卫浴系统的先进和时尚，使人觉得时间停滞了，我们可以一步跨入。但是，它们居然已经毁灭了几千年。毁灭的过程姑且不论，它们至少已经表明，它们并不是因为“过时”才毁灭的。既然我们可以一步跨入它们，那么，毁灭也可以一步跨入我们。

克里特岛是古代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它雄辩地证明了人类早期的交流水平。至今国际间还有不少学者否定它跻身人类几个主要古文明的资格，理由就是它沉淀了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元素，算不上一个独立的原创文明。但在我看来，它在本性上与那两大文明有极大的区别，是一种“交流中的原创”。它如果无缘跻身人类主要古文明，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毁灭得太早又太彻底。等到一千多年后雅典城邦里的那些文化盛事，与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些盛事，已进入公元前后，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古文明”了。

克里特岛上的古文明，毁灭原因至今无法定论，而我则偏向于火山爆发一说，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高度成熟文明的突然临危，真不知它的最后状态是庄严、悲壮的，还是慌乱、绝望的。天下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幻想自己长生不老，却能在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格调。也许有人说，都已经要灭亡了，还要什么格调？我说，正因为要灭亡了，只剩下了格调。

古文明最坚挺的物质遗迹，莫过于埃及的金字塔了。金字塔隐藏着千千万万个令人费解的奥秘，却以最通俗、最简明的造型直逼后代的眼睛。这让我们领悟，一切简单都是艰深的；人类古文明，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埃及文明所依赖的，是那条被沙漠包围的尼罗河。被沙漠包围，看起来像是坏事，却使它有了辽阔的“绝地屏障”，处境相对比较安全，保障了一个个王朝的政治连续性。这与战火频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就安定得多了。但长久的安定也使它越来越保守，并因保守而维持极权。由于极权，它可以集中惊人的力量营造雄伟的建筑，却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因此也不必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那种《汉谟拉比法典》；由于极权，它负责全体臣民的生活，却不必建立与臣民进行理性沟通的机制，因此也使整个文明不具备足够的可理解性。当时就很难理解，更不必说后来了。在雄伟的极权气氛中不求理解地生存，必然会带来一种自足的乐观，因此，当年尼罗河听到的笑声必然要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多得多。而在那些河畔，连歌声都是忧伤的。

埃及文明中断了，一种雄伟的中断。中断的原因还有待于探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是：过于极权的王朝必然会积累起世袭的官僚集团，而靠着漫长的尼罗河为生的农业经济又必然使各个地方政权有资本与法老的极权统治对抗；法老“半神半人”的神秘光环又必然使他们缺少处理地方政权对抗的能力，于是，分裂频频发生，外族侵略也有机可乘……我从开罗到卢克索的一路上，沿着尼罗河穿行七个农业省，一直在体会着这种判断。

埃及文明湮灭的程度相当彻底。不仅卢克索太阳神庙廓柱上那些象形文字早已与世隔绝，人们难于从文本中读解古埃及，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外族入侵后的长久统治，人们从血缘到信仰都已经很少保留古埃及的脉络。因此，尽管金字塔还会一直矗立下去，但是支撑它的文明基座早就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烈日和夜风中，无法寻找。

这种消失，一定是一件坏事吗？倒也未必。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

三

我们“出埃及”的路线与古代以色列先哲的路线大致相同，那就是穿越不可思议的西奈沙漠。但是，这种神圣情怀很快就被忧虑和惊恐所取代。中东啊中东，从约旦河两岸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再从伊朗高原延伸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麻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是，正是这个地方，拥挤着人类几个特别辉煌的古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层层的马蹄，敲击着古代空旷的地球。它们都曾经以为，普天下的命运就维系在自己手上的缰绳间。果然，它们都对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那些后起的文明，不管有多么得意，不管有多少发明，在宏伟的原创意义上，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是，这次我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么一片悠久而荣耀的土地，全然被极端主义的冲突闹得精疲力尽、遍地狼藉。

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有痛切而铿锵的理由，极端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痛切和铿锵，这就使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这种群体性的极端情绪再与各自的宗教、历史、文化一拌和，冲突立即变成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大家都拒绝理性，拒绝反思，有时看起来似乎出现了理性与反思，其实都只是斗争策略。这样，每一方都被自己绑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强大而勇敢，实质上狭隘而气闷。更麻烦的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人群，是无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都因生态沦落而失去真正的个体尊严。失去个体尊严的人群，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评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动、自杀炸弹、绑架威胁，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兴高采烈地进行。

极端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加上极端的行为。因此，在这片曾经非常神圣的土地上，人们在抬起头来仰望一个个世界级“王者”雄魂的同时，又不得不低下头来俯视一场场不知所云的恶斗，实在不胜唏嘘。

如果要追根溯源，极端主义的产生，也与那些“王者”的跨国远征有关。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然后再挖地三尺来消除记忆的事；出现过占领巴格达后开闸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洗文明遗迹的事；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难道，这就是“盛极必衰”的契机？

我由此产生的伤感，无与伦比。因为这等于告诉人们，大家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本身极不坚牢，奋斗的结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来，每一块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来文明虔诚而充满忧郁，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受尽苦难，长期被迫流浪在外，处处渗透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希伯来文明充满智慧，今天的现实生态在中东的各个族群中首屈一指，但这种紧张仍然挥之不去，散落在那么多人的衣冠间、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边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这种紧张弥漫四周。一种文明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气象终究不大，或者说，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学术标准，阿拉伯文明远远算不上人类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纪之后以一往无前的气魄征服过好几个“古文明”，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巨大的空间体量和严整的礼拜仪式，成为当代世界文明中特别重要的一员。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古代到现代都显得非常严峻。它自身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我这一路，从埃及开始，能够完全跳开阿拉伯文明的机会极少，因此对它特别注意。我发觉这是一种沙漠行旅者的强悍生态，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样，但最终却又融合了其他各种文明。它有能力展开宏伟的场面，投入激烈的战斗，建立辽阔的王国，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方位的固守和执着。它与其他文明的长久对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误会，但这些误会似乎已经无法全然解除。这是它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伊拉克的巴格达，曾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那是一个极尽奢华的所在，统治着非常庞大的国土。其实谁都知道，在这之前二十多个世纪，这里已经建立过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从巴比伦帝国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这儿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楔形文字，发展了天文学和数学。这一切几乎都领先于其他文明，因此后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点。这种想法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其他几个文明各有自己的起点，但这块土地仍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初开拓地。遗憾的是，高度早熟引来了远远近近的觊觎，而这个地方又处于四通八达的开阔地带，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这个极盛极衰的轮回。例如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后终于入不敷出，日渐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东部的攻击……总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来了最密集的征战刀兵，这儿由反复拉锯而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战场，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学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样，不满足于文本钻研而寄情于现场感悟，那么，最好能在安全形势有了改善之后，争取到巴比伦故地走一走。那儿的文物古迹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泽边站一站，看着凄艳的夕阳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无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边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体会文明荣枯的玄机，也就会有极大的收获。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复的征战，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自己被别人打，时间一长，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对残酷的适应，对是非善恶界限的麻木。祖祖辈辈都缺少有关正常生活的记忆，灾难时时有可能在身边发生，自己完全无法掌控命运，根本无从辨别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参与者其实都放弃了思考，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并扩大为别人的灾难，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灭绝性的盲目快感。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遗留气韵让我大吃一惊。这又以此证明，文本认知和现场认知有天壤之别，尽管这种现场早就在两千五百年前成为废墟。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波斯帝国先后在居鲁士、大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西起爱琴海、东到印度河的超级庞大政权，还曾经与希腊展开过好几次大战。它战胜过很多国家，最后又被战争所灭，灭的时间太早，使它无法成为人类重要的几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诉我们，文明的重要，不仅仅在于空间，还在于时间。

印度文明无疑是人类几个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对它的感受却非常凌乱。幸好我紧紧地抓住了佛教的缆索，没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地处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内，我因深夜路过，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这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关系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达罗消亡之后由雅里安人入侵开始的，离现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历史是不断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断分裂的历史。在雅里安人之后，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西徐亚人、贵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继侵入，其间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王朝，但总的说来还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数学等方面对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发展历史实在过于变幻莫测，让人难于理出头绪。其实，它自身的传承也正处于这样的状态，似乎隐隐约约都有一些脉络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断、跌碎、混合、异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结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亚文明的时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义所在。中东的极端主义已经让人头痛，再往东走却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与贩毒集团和地方武装互相融合，显而易见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胁。滋生文明和威胁文明，全都起自于同一片土地，这是不是一种历时数千年的报应？如果是，那么，这种报应实在太使人沮丧，沮丧到甚至对人类失去信心。

对此，我们除了发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么呢？

四

我考察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包括遗址边上的现实生态，心里一直在默默地与中华文明对比。

算起来，中华文明成型的时间，在几大古文明中不算早，应该是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明。

这个历史事实，以前当然也知道，但是这次把别人家的遗址全都看了一遍，才产生全身心震撼。不是为它们震撼，而是为中华文明。

这种震撼中并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惊讶。那么漫长的历史，中断和湮灭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断也不湮灭，却是异数中的异数，很让人费解。

最直接的感性冲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驳驳地爬在种种遗迹上的古文字，除了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能猜一猜外，整体上与后代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种文字，本来也该以苍老的年岁而枯萎了，却至今还能让亿万民众轻松诵读。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温故而知新”，什么“君子成人之美”……从词语到意涵，都毫无障碍地从两千多年前直接传导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没有地域界限地统一传导，这难道还不奇怪吗？

随着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维方式、伦理规范，也大多一脉相承，避免了解读中断。这与其他古文明一比，就显得更奇怪了。

为了解释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对比的眼光，寻找着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的粗浅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这喜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华文化在地理环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接着难以穿越的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中国。

各大文明之间的征战，既是文明的“他杀”，又是文明的“自杀”。这与同一个文明内部的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历来内战不少，但内战各方都只想争夺文明的主导权，而不会废除汉字、消灭经典，因此中华文明没有遭受到根本性的伤害。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它们都算不上世界级的大文明，与中华文明构不成文化意义上的等量级对峙，更不能吞噬中华文明。最后，反倒一一融入了中华文明。

这就牵涉到了文明体量的问题。文明的体量，包括地域体量和精神体量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量，未必高于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边少数民族所承载的文明高得多；中华文明的地域体量，如果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加起来，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体量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也正因为这样，它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没有陷于枯窘，还经常在域内进行大迁徙、大移民，躲过了很多毁灭性的灾难。

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国互侵，一次次的集体被逐，无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关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学，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极端主义。相反，中华文明由于没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险，也缺少跨国远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满足于固守脚下热土而不尚远行的农耕生态。国土里边的内战又总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论指向着王道大一统，时间一长也就铸造了一种集体性格，保守达观、中庸之道、忠孝两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极端主义暴民肆虐的时期，但都不长，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极端主义，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严重灼伤。

说到宗教极端主义，就遇到了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以后还要认真地作专题考察，但这次一路对比，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不错，中华文明缺少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尤其对于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但对于整体而言，却未必全是坏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平衡、适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义所裹卷。中国先哲的理论，哪怕是最艰深的老子，也并不神秘。在中国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间化、生命化。因此，中华文明在多数时间内与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难因神秘而无助，因超验而失控。

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权术为主导的有序管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中间，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余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因此，仅仅一个科举制度，就使社会管理的延续和文化体制的延续齐头并进。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了。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赖仗于地理环境的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征互毁；

二是赖仗于文明的体量，避免了小体量文明的互相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赖仗于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避免了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

四是赖仗于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

五是赖仗于科举制度，既避免了社会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记。

上面这篇归纳性的粗浅感受，是在炉火旁熬夜写成的。今天白天，从清晨到晚上，我完成了一个重要旅程，那就是去蓝毗尼（Lumbini），参拜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

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叠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

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让人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入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迦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奘又一次成了佛教圣地的主要证明人。

我在相传佛母沐浴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礼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拜谒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很有气派。边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对佛教圣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较系统了。

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时间很充裕。夜间所写的归纳性感受，就是路上思考的结果。

五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后一天。

车队从加德满都向边境小镇樟木进发。

在车上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国外行程的终点，留给我一个重要话题，一定要在结束前说一说。

那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

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考察吗？为什么偏偏钟爱这个文化浓度不高的地方？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已经写过：难道是文明造的孽？实际上，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自然。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

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自然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显而易见，这一切已经构成灾难。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几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累赘。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

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种种重负，诚恳而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中包含着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和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栖居”。我预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六

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主要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深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入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已经很近，就在前面。我现在想的是，我在离别之后才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才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座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今天，我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踮脚望去，看到桥上还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稞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

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秋雨注：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帮助下，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古文明的遗址。这中间，包括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对这么多文明的遗址进行整体性穿越，在我之前，国内外均无先例。

我在考察过程中每天都写笔记，由于一路上险情重重，写得非常艰难。最后，结集成了《千年一叹》这本书。考察的终点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我在那里住了几天，对考察的印象作了初步的整理、思考和总结。

这次考察，是我多年来考察中华文明遗址的自然延续。由此，构成了一系列宏大的对比，我可以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又可以反过来从中华文明更深入地了解其他文明。正因为这样，我把写于尼泊尔的思考笔记收入了新版《文化苦旅》。

后来我又花费极大的精力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写成了《行者无疆》一书。这次考察的最后，同样有一番思考和总结，同样是通过其他文明来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因此，又出现了下一篇文章“北欧寒夜”（本书P236-P249）。

北欧寒夜

一

这次考察欧洲，本来是想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寻找对比坐标的。但是，欧洲果然太厉害了，每次踏入都会让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前走，处处都有感受，每天也写了不少，却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欧洲旅行，还可以在各地读不少资料。我在佛罗伦萨读美第奇，在布拉格读哈维尔，在冰岛读《萨迦》，都读得非常入迷。这一来，离中华文明就越来越远了。

直到此刻，在北欧的夜行火车上，我才回过神来。这趟火车除了我们几个人外，没有别的乘客，我一个人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卧室。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雪原，而这雪原的名字又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路那么长，夜那么长，一种运动之中的巨大陌生，几乎让自己消失。我静下心来，开始整理一路上与中华文明有对比关系的感受。

欧洲图像太多，话题分散，很难简明地归纳出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对比。我只能放弃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图像具有对比价值。从行李里抽出两张纸来，写了三十多个，觉得太多，删来删去，删成了七个对比性图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图表；

一座城堡；

一群闲人；

一块巨石；

一面蓝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I-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提醒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刺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一些“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中国古代科技史》来提醒同胞：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部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华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危机之中，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陈词和铁血拼杀，感染了很多中国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这次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写道：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然而细细一想，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进步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现代社会该有的观念人家也都有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六

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还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就陷入了盲目。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最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被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 Ko 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为“文明”，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污染、自然灾害……

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亨廷顿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

远方的海

一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透湿。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脑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

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二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三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微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四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晖。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

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概率极小，但极小的概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鱼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人和良渚人。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五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咯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融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蚁蝼，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六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寻，因探寻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又是一个抗击风浪的小岛。“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这次居然走得那么远。是的，越远，越要来。

七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根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一听说这里有上好的珊瑚礁，就急忙赶过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中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八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已经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狞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可惜，刻板的汉字，与大海不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也没有与大海紧紧相融的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走出小家的时代。终于有一批中国人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日日夜夜，妻子几次看着我说：“早该有一条船……”

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无穷无尽的含义。

我说：“必须是海船。”

她一笑，说：“当然。”

写经修行

菩提树下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那半年，我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目前世界上最辽阔的恐怖地区。这些地区，恰恰又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悠久、最辉煌的“教科书地带”。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历史课程，都用近似的语词歌颂着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丰功伟绩。

但是，显而易见，各自的丰功伟绩又堆积成了仇恨的遗墟，天天孳生着炮火、灾难和血泪。我发现，在那里，历史和地理在进行着频繁的转换：互相仇恨的历史变成互相仇恨的地理，而每个地理方位又要述说仇恨的根源，于是，可怕的空间又变成了可怕的时间，继续延绵。

我想，这就是双重地狱，时间的地狱和空间的地狱。我居然在世纪之交亲临实感，不能不对人类的前途产生极大的悲观。

但是，就在这时，我找到了那棵菩提树。

不错，就是佛陀释迦牟尼开悟的那个地方。经过很多佛教学者考证，地点应该准确无误。时隔二千多年，当然已经不是那棵树了，但由于历代信徒们的努力，那棵树的树种被一次次保留、供奉、再生，直接系脉也准确无误。那天，从世界各地赶来在树下打坐的僧侣有几十名，我有幸挤进去，打坐了很长时间。

佛陀当年也是面对着无尽的灾难而寻求解脱，先在一个山洞苦修了很多年而没有满意的成果，才来到菩提树下。他苦修的那个山洞我也找到了，不难推想出当年他苦修的程度之深。那么，他终于下山开悟在菩提树下，究竟悟到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他的悟，为什么能衍化成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在中国又成了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宗教？

这是许许多多佛学著作研究的课题，所留经论已渺如烟海。但是我相信，任何开悟，都不可能以学究方式和执着方式达到。恰恰相反，一定是对学究方式和执着方式的摆脱。

我从小就出生在一片信奉佛教的土地上，生长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里，对佛教并不陌生。但那天在菩提树下，我却想摆脱一切知识沉淀，只用最省俭的方式找到那个最简明的精神支点。

而且，我相信，找到没找到，就看那个精神支点是否能穿越时空，有效地作用于当下。

当下，这是考验所有重大宗教生命力的真实现场。宗教的生命力既不是独蕴在巨大的经藏里，也不是裹挟在传教者的衣袍中，而必须体现于跨越式的异地投射和异时投射，以及这种投射所产生的能量反应。因此，一切伟大的宗教都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还会出现一代代杰出的宗教改革家。那种固步自封的“原教旨主义者”“基本教义派”，其实是以一种夸张的忠诚来掩饰不自信。

当然，永葆青春也会带来很多旁枝杂叶，甚至缠上大量异体藤葛。佛教显然是极有生命力的，但是，密密层层的寺庙常常以浓郁的香火、世俗的功利把简明的精神支点遮盖了。据说近年来，佛珠已经和辟谷、乡墅、酒库一起，成为新一代土豪的基本标志。很多僧侣，已经习惯于用“升官发财”来祝祈各方信众。于是，连佛教也让人疑惑了。幸好，远处，还有那棵青翠的菩提树。虽然不是原来那棵，但种子在，静坐在，守护在，虔诚在。

据说，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后，抬头看到天上一颗明亮的星。

星星就在头上，为什么常常看不到？因为被太多的云层遮住了。从此，他要反复地为大众宣讲，星星是存在的，一旦被遮住便没有了光芒，天上是这样，人心更是这样。但可怜的人们，天天在为遮光而忙碌，致使人生一片黑暗，世间一片黑暗。

在佛陀看来，宇宙的创造，有一种美好的大能量和大秩序，只是因为人世迷误，反向而行。结果，美好反倒成了此岸之外的彼岸，需要辛苦度化了。

他从菩提树下站起，去了鹿野苑。我也踩着他二千多年的脚印，去了那里。他在鹿野苑，先不讲彼岸，只讲此岸。先不讲天堂，只讲地狱。先不讲星星，只讲乌云。

但是，讲清了此岸，彼岸就出现了；讲清了地狱，天堂就呈示了；讲清了乌云，星星就闪亮了。

他讲了很多很多，弟子们记了很多很多，终于构成了宏大的精神构建，传之广远。这也给后代一种自由，可以根据各自的感悟从不同角度分别阐释。

在这宏大的精神构建中，最为精炼简短的经文要数《心经》了吧？我曾经恭敬地抄录过《心经》很多遍，今天想从中取用一些关键词句，来描述佛陀的重大指点，以及这种指点的现代性。但是，只是词句取用，而不是注释。感谢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把这些汉字选择得那么准确，又灌注得那么宏富。

缘起性空

《心经》的第一个字“观”，是指直接观察，可谓之“直观”。“直观”也就是“正视”，经由“直观”和“正视”，产生“正见”和“正觉”。

玄深的佛教，居然从“直观”和“正视”开始，可能会让后代学者诧异。但是，一切真正深刻的学说都有最直接的起点。深刻，是因为能“看破”。因此，“看”是关键。

佛陀“直观”人生真相，发现的一个关键字是“苦”。生、老、病、死、别、离，一生坎坷，都通向苦。为了躲避苦、害怕苦、转嫁苦，人们不得不竞争、奋斗、挣扎、梦想、恐惧，结果总是苦上加苦。那么，再直观一下，苦的最初根源是什么？佛陀发现，所有的苦，追根溯源，都来自于种种欲望和追求。那就必须进一步直观了：欲望和追求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值得大家为之而苦不堪言么？

在这个思维关口上，不同等级的智者会作出三种完全不同的回答。低层智者会教导人们如何以机智击败别人，实现欲望和追求；中层智者会教导人们如何以勤奋努力来实现欲望和追求，永不放弃；高层智者则会教导人们如何选择欲望，提升追求。

佛陀远远高出于他们。既高出于低层、中层，也高出于高层。他对欲望本身进行直观，对追求的目标和过程进行直观，然后告诉众人，可能一切都搞错了。大家认为最值得盼望和追求的东西，看似真实，却并非真实。因此，他不能不从万事万物的本性上来作出彻底判断了。

终于，他用一个字建立了支点：空。

空，对佛教极为重要。甚至，历来人们都已习惯把佛门说成是“空门”。

空是一个常用汉字，很容易被浅陋理解。我从诸多经文中揣摩佛陀的本意，大致有如下三层意涵：

第一层，空，是指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性”；

第二层，空，是指万事万物都不是稳定实体；

第三层，空，是指万事万物本应该空寂明净。

这三层意涵，细说起来相当深奥。但是，佛陀既然要唤醒众生，便等不得过于迟缓的推演了，而只是用急切的声音不断宣布，世间的一切物态现象和身心现象，都空而不实，似有实无。

《心经》用一个“色”字来代表物态现象，又用一个“蕴”字来代表身心现象。“色”有多种，“蕴”也有多种，但都是空。

《心经》一上来就说：“五蕴皆空”。

《心经》最著名的回转句式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回强调，让人不能不记住。《心经》紧接着又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是在指身心现象了。

从这样的句式，可以知道佛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果决透彻，不留缝隙。

为什么万事万物皆是空？因为万事万物都因远远近近各种关系的偶然组合而生成。佛教把关系说成是“缘”，把组合说成是“起”，于是有了“缘起”的说法。由于万事万物都这么来的，因此不可能有真实而稳定的自我本性，所有的本性都只能指向空。把这两层意思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四个重要的字：“缘起性空”。在汉传佛典中，这四个字具有透视世界的基础地位。

缘起性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固化思维，把僵滞的世界图像一下子激活了。

例如，我们低头，看脚边这一脉水，它从何而来？它的“缘起”，就有无数偶然的关系。初一看，是一条条山溪，遇到了一重重山坡；但山溪里的水又怎么生成？那就会追及一朵朵云，一阵阵雨；那么，云从何而来？又如何变成了雨？而这山坡又是怎么产生的？……

还可以再进一步问，这水会一直保持自己的本性吗？它会被树木吸收，也会因天气蒸发，那它还算是水吗？吸收它的树木，可能枯朽成泥，也可能砍伐成器。器迟早会坏，变成柴火，一烧而汽化。那么，以前每一个阶段的“性”又在哪里？这个过程，大致能说明“缘起性空”的部分意涵。

世间绝大多数民众由于身心局限，只能从“缘起性空”的大过程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将它们划界定性，然后与其他片段切割、对比、较劲、争斗、互毁、互伤，造成一系列障碍和恐怖。世界的灾难，都由此而生。因此，“缘起性空”的惊醒，有救世之功。

但是，这种惊醒很难，因为多数民众已在固化片段中安身立命、自得其乐。他们把暂且的“拥有”当作了天经地义，听说是“缘起”已经觉得失去了历史，听说是“性空”更觉得失去未来了。

“性空”？这不是在预告失去、散布悲哀吗？

对此我想多说几句。

“性空”，不止是预告失去，而是更锐利地指出：今天的拥有也是“假有”。

我看到不少书籍在解释“空”和“性空”的时候，喜欢用这样一些词语：转瞬即逝、多而必失、富而难守、高而必跌、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这并没有完全说错，却是浅解。照佛陀的意思，即便在未逝、未失、未跌、未迁之时，就已经是“空”了。因此，不是“易空”，而是“性空”，即本质之“空”。拥有之时，已“空”。

佛教对于一位巨富，并不是预告他“财产不永”，而是启迪他此时此刻也不是实有。同样，佛教也不是告诫一位高官，会“空”在退休或罢免之后，而是提醒他，在未退未罢的今天，权位的本性也是“空”。

我相信他们从心里不服，甚至会以自己拥有的金钱、产业、房舍、任命状来自我安慰。佛教希望他们，搁置这种自我安慰。

我们不妨用一个最温和的例子来说明“拥有”之空。且说一位教师，他对学生的“拥有”就很不真实。任何学生，一生都重叠着无数社会角色，“学生”只是他们早年的一个薄薄片段，而且他们总会面对很多学校，很多教师，很多课程。这个教师教了这门课，那要问：用的是什么教科书？这教科书是谁编的？内容有多少与编者本人有关？教师和编者又有什么关系？教的内容，学生接受了多少？丢弃了多少？接受的，后来忘记了多少？没有忘记的，对他的人生是障碍还是助益？……这一连串浅浅的问题，说明教师对学生的“拥有”，在极大程度上是“假有”。教师的职业，在社会依存度和信赖度上都远远高于富人和官员，连这个职业都是如此，更不待说其他了。

以一个“空”字道破一切，是不是很悲哀呢？

不。

人世间确实为脆弱和虚荣的人群设置了一系列栏杆和缆绳，道破它们的易断和不实，一开始也许会让人若有所失，深感惶恐。其实，让脆弱暴露脆弱，让空虚展现空虚，让生命回归生命，反而会带来根本的轻松和安全。

空，是一种无绳、无索、无栏、无墙、无羁、无绊的自由状态。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有了。在空的世界，有和没有，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以空为识，获得洞见，就不一样了。有和没有，也都进入了觉者的境界。

对于这一点，我忍不住要从美学上来说几句。东方诗画中的“空境”，是“上上胜境”。如果说“境”是佛语中的一种“色”，那么“空即是色”的道理就能在东方美学中获得最佳印证。但这不仅仅属于东方，属于中国。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所著《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正是在呼唤一种新世纪的“性空美学”，即让出无边的空间，创造无边感受。无边界，无束缚，无限制，流动不定，幻化无穷。此为美学大道，在当代功利世界已经很难见到。未料，前不久，居然在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上隆重领略，喜叹大美未亡。

那些否定

空，是一盏神奇的灯。被它一照，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有价值的东西，都显出了虚假的原形，都应该被排除。

空，是一个伟大的坐标。由它一比，世间很多重大的物态、心态、生态，都由重变轻，由大变小，甚至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此，要阐释空，仰望空，逼近空，触及空，必须运用一系列的减除之法、拉平之法、断灭之法、否定之法。

《心经》虽然简短却用了大量的否定词，例如“不”和“无”的整齐排列。不错，只有经过“不”和“无”的大扫除，才能真正开拓出“空”的空间。

先说“不”。

《心经》说，在空相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把这几个“不”，都翻译成了“无所谓”，即：“无所谓诞生和灭亡，无所谓污垢和洁净，无所谓增加和减少”。这里的“无所谓”，不是没有。事实上，生和灭、垢和净、增和减还是存在的，但没有绝对意义，也没有固定差异。

生是灭的开始，因此生中隐含着灭。反之，灭中又包含着生，或启动着另一番生。因此，这里不存在纯粹的生，也不存在纯粹的灭。它们之间，并不是彻底对立。

垢和净也是一样。“水至清则无鱼”，净和垢历来并存，只是比例变动而已。而且，大净中很可能潜伏着大垢，“含剧毒而无迹”；大垢中也可能隐藏着大净，“出淤泥而不染”。

增和减更难判定。似增实减、似减实增的情形，比比皆是。结果，增也无所谓增，减也无所谓减，非增非减，不增不减，归之于空。

把生和灭之间的门打通，把垢和净之间的门打通，把增和减之间的门打通，这就进入了“空门”。空的最常见障碍，是一座座门都关着，因此，《心经》对这些门，说了那么多“不”。

《心经》用得最多的否定字，是“无”。

在空的世界，各种障碍都要接受很多“无”的荡涤。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荡涤感觉障碍。这就是说，从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感觉系统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都不可信赖，都不要在乎，都视之为无。这也说明，“看破”之“看”与一般的视觉，并不相同；

第二种，荡涤界限障碍。《心经》里所说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也就是指从最初的视觉到最后的意识，人们划出了很多界限，作出了各种界定，都应该撤除。世上很多学者和行政官员一直以“划界”作为自己的行为主轴，而在佛教看来，所有的划界都是在设置障碍。因此，也要视界为无；

第三种，荡涤生存障碍。《心经》所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都是人类生存的大课题。明黯老死，看似严重关及生存等级，《心经》认为没有这种等级，因此也不应期待这些问题的解决。随之而来，自身的解脱也没有太大意义，自认的机智和收获更没有着眼的必要。当这些人人都很看重的大课题也可以归之于无，空的境界才能真正出现。

那么多“无”，概括起来也就是“无常”。“无常”二字，对世界的种种固定性、规律性、必然性、周期性、逻辑性、逆反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正是“无常”，可以排除一系列障碍。

如果这一系列障碍都得以排除，那么，由这些障碍带来的精神恶果也可以避免了。这就是《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正是这两个“无”，可以使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只可惜，以上一系列“无”所否定的东西，世人常常不舍得丢弃，那么，随之也就无法丢弃那些挂碍、恐怖、颠倒梦想了。

一连串的否定，组成了一场“空门大扫除”，为的是摆脱种种相状，达到没有障碍的“如来”境界。

度化众生

《心经》认为，以上所说的以“无”入“空”，排除障碍，是人生真正的大智慧。同是一个“智”，小机智徒增障碍，被佛经称之为“漏智”，属于排除之列。排除了小机智，就能开启大智慧，那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核心是度化，因此又称“般若波罗蜜多”，即“大智慧度化”，简称“智度”。佛典中，有《大智度论》。

度，是脱离苦海到彼岸。小乘佛教，重在个人解脱；大乘佛教，重在众生度化。个人解脱的理由和程序都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从逻辑上，为什么还要拓展成众生度化呢？

有人说，这是佛教随从了普世道德，不在乎自身逻辑。对此，我不能同意。我认为，佛教由“度己”而导致“度人”的逻辑，很清晰。下面，且让我略加梳理。

如前所述，佛教在阐明“空”的学说时，着力排除种种界定，拆卸道道门槛。很快就碰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界定，那就是他我界定；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那就是人己门槛。“我”是什么？显然，不管在生理意义、伦理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是“性空”。前面已经说到，一切“拥有”，都是“假有”，那么，接下来，一切“拥有者”本人，也是空相。富人的钱财是空，高官的权位是空，而更重要的是，富人和高官本身，也是空。

于是，佛教以很大的力度，主张放弃对“我”的执着，即破除“我执”。

我前面说到，《心经》里包含着那么多“无”，都可以概括为“无常”，其实在“无常”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最根本的“无”，那就是“无我”。

历来有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我很赞成。

在世界各大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中，佛教明确地提出了对自我个体的放弃、消融和超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成熟等级。它当然可以与那些主张个体完满、个体成功的学说共存，但它又不能不指出，一切“完满”和“成功”都不可能真实，因此所谓“完满的个体”“成功的个体”必然承担着多重虚假。扩而大之，一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着很多“完满的个体”和“成功的个体”，或者企图“完满”或“成功”的个体，那他们一定会与周边的世界天天产生区隔和争斗，因此这个世界必然是一个喧闹和恐怖的天地。而这些以“完满”“成功”自许者的下场，也一定是苦，而且是难言之苦。

佛教正是因为破除“我执”，主张“无我”，才让那些自许“完满”、自许“成功”的欲望和追求真正断灭。简言之，因“无我”，才“灭苦”。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禅宗中有“我即是佛”的说法，此“我”与“无我”并不矛盾。此“我”无欲，此“我”无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载体的例证，说明“人人皆有佛性”，可由切身做起。恰恰是佛性，能够有力抵消“我”的“自性”。

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度化众人也就成了可能。如果人人都能以“佛”自认，这恰恰是到达了更高意义上的“无我”境界。

“人人皆有佛性”，但人人又不能单独完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企求单独解脱。如果单独解脱了，而周围的众人还困于重重障碍之中，那么，这个自以为“解脱”了的个人还会寸步难行。如果自己解脱了，别人没有解脱，那么，为了守护自己的解脱必须划出人我之界。一划界，空境便顿时消失，解脱也无从说起。

诚如俗谚所说，一滴清水无救于一缸污水，而一滴污水却能把一缸清水毁坏。既然佛教看空人我之界，那么，一个修行者即便把自己修炼成了一滴最纯净的清水，却没有与周边污水分割的“薄膜”，那么，这滴清水怎么存在？因此，佛教必然指向整体关怀，普世行善，无界救助。要解脱，也要大家一起解脱。

由此可知，佛教从“度己”跃升为“度人”，思路十分清晰，并不是随意地从众悦众。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心经》最后那个咒语，呼唤得那么恳切：“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翻译是“去吧，去，到彼岸去，赶快觉悟！”对于这几句咒语，《心经》自己还反复推崇“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可见，在佛教看来，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度人”。

于是，作为佛教修行最高、最后目标的“涅槃”，也与“到彼岸去”连在一起了。《大智度论》在阐释“波罗蜜”时说：“涅槃为彼岸”。度人到彼岸的修行者称为“菩萨”，他们的“大誓愿”就是“度一切众生”（见《大智度论》卷四）。

在中国民间，菩萨常常被看作偶像，其实，他们只是修行者，因觉悟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护佑众生、反对伤害。菩萨把佛教本义和民间企盼融成一体，组成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高尚信仰。这八个字的意思很好，即号召一切不认识、不相关的人，也都应该视若一体，感同身受，互相救助，共抵彼岸。彼岸，就是不受世俗羁绊所困苦的净土。

回想自己儿时在家乡随长辈礼佛，第一印象就是积德行善、惜生护生、乐于助人。当时，很多天天念佛的信众并不识字，不懂佛经，但是，就凭着积德行善、惜生护生、乐于助人，维护住了苦难大地上的文明脉络。现在才知，这比繁琐的经句训诂更贴近佛教本义，这正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一高尚信仰的民间实践。

继续修行

从幼年开始的佛教背景，对我的帮助无可限量。每次进入古老寺庙，每次拜见高僧大德，都有一种身心相通的亲近。在亲近过程中又会自省，反观自己在修行长途中的步履，有多少滞塞，有多少延伸。

我发现，自己过去得益于佛教的地方，仍然借用那个“无”字，有三个“无”；而自己今后的精进空间，则有三个“少”。

先说三个“无”。

一是“无避”。这是从佛教的“无常”观念引出来的。由于“无常”，一切都会发生，既无法预计，又无法预防，那就不如平静接受，从容处理。应该知道，这是在接受既正常又不正常世界，这是在处理既正常又不正常的人间，无关自己的遭遇、命运、不平，因此不必恼怒、哀怨、气恨。为此，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家庭和自己遇到的一切灾难、冤屈、诽谤，都采取“无避”的态度。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但后来越是“无避”，就越坦然，觉得这是生命的正常方式。若是避了，反而像是避洪水于沙墩，避匪徒于枯井，既自废了手脚，又恶化了事态。

“无避”，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生俱来的避祸本能，使自己变得强大。在我平生遭受无数凶逆的时候，佛教让我一次次抽去了个人名利和凶吉期许，去直视无常，结果倒是拥有了站在灾祸最前沿的大雄精神。让我高兴的是，我的经历使周围友人都确信，如果以后遇到了地震、海啸或其他重大灾难性事件，我必定仍然会是一个平静的救助者和安慰者，直到最后。感谢佛教，给了我这种人生底气，使我有可能与大家一起面对世间困厄。

二是“无迎”。这是对上面这一点的及时补充。不刻意躲避灾祸，也不必刻意接引美事。世间那些看起来很堂皇、很荣誉、很普及、很方便、很时尚的“美事”，都是既定形态、外在硬块，属于佛教所言之“色”和“蕴”，皆为空相，应该看破。若不看破，即是障碍。我为什么能够坚辞高位、谢拒名号、绝迹会议、不涉团体？为什么到今天还从未上网、没有手机、不读报刊？其实都是佛教的“性空”观念在主导着我。

我知道，越有声势的强力，越是性空；越有吸引力的美事，越要放下。否则，整个“受想行识”都会坠入“颠倒梦想”，不得超脱。环视四周民众，大多在官阶、名声、输赢、信息、网络、手机间挣扎折腾，反把我看作遗世怪人。我则在为他们默祷：“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三是“无应”。说起来，无避世间灾祸，无迎世间美事，这总该太平了吧？不，总有外人指名道姓地对自己实行“直击”。我因为不存在“我执”，绝不回应。在佛教看来，种种攻击起自于世间“业”的负面积累，任何针锋相对的直接回应都是在增添“我执”，亦即增添负面积累，而且必然双向叠加，没完没了。试想，如果要回应，怎么回应？无非是依据着某些“事实”，某些“结论”，某些“民意”，某些“舆情”。但在佛教看来，这一切都极不可靠，即便一时看似可靠，也都属于“空相”，时时有可能变动和逆反，时时有可能转型和消失。因此，不如“无应”，也就是“无辩”“无回”“无答”“无表情”。

大家都看到了，我只要遭受国内媒体大规模的诽谤，总是立即启程到国外，演讲中华文化的正面力量。事实证明，佛教让我免除了大量无谓之耗，让世间免除了不少纷争的噪音，这也就使负面积累转化成了正面积累。

接着说说今后修行的目标，三个“少”。

一是“少分”。分，就是佛教所反对的分别心，亦即种种强行切割、人为划界、层层区分。我发现，自己虽然对此早有警惕，却限于惯常思维、学术需要，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写作和演讲中论述地域之分、民族之异、文化之界、国家之别、主义之争、学派之峙，即使比别人淡化，也无法消融，因为这是我们接受教育的基础。在佛教看来，世间一切人为的纷扰、分裂、战争，都由此而起。其实说到底，看似清晰的差异都是空相，看似明确的界限都是空相，当然，看似激烈的斗争也都是空相。以佛教的认知，一切以集体方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都没有夸张的理由，一切以个人方式出现的胜负竞争、尔虞我诈都只能导致共衰，一切以运动方式出现的检举揭发、互相整人更是中国沉疴、举世巨恶，不应该继续容忍。但是，在目前这个全民都在比赛输赢、表演正义的社会气氛中，要道破这一点会遇到很多困难。

不管外界如何翻江倒海，我在今后的修行中，应该尽力消除社会上一切“勘边划界”的观念，哪怕它们总是打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地域主义、民粹主义和其他许多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大旗。各种强化差异、强化区分、强化自卫、强化争斗的想法，也许都能找到自己的学理依据，却不能被佛教许诺。因此，也不应被今后的我许诺。一时消除不了，那就减少吧，是为“少分”。

二是“少忆”。忆，也就是回忆，追思。大多是依凭时间观念，拉入先祖坐标，加重历史话语。这一切似乎都很好，却得不到佛教首肯。佛教主张当下，着眼此刻，关照现今，而不喜欢时间的侵入、历史的霸道、遗产的作态、传统的强加。我以前在历史研究中，已经重视古今之通而看淡前后之别，已经珍惜千古诗魂而冷漠断代之学，但是，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屈从专业陈趣、学术癖好而匍匐于时间的魔杖之下。有着漫长历史的佛教从不自炫漫长，而总是急切地呼吁“当下”，才让我一次次反思，自叹修行之浅。

确实，即便是我们倾注巨大学术力量的所谓“历史真相”，说到底也是疑点重重的空相，不存在永久执守的理由。例如，我每次在阅读各种“文革历史”的时候总是越加感到佛教的英明，因为“文革”我亲自经历并付出过全家的血泪代价，但是那么多历史所写内容，与我的亲身感受全然不同。错在何人？最后憬悟，错在我们对历史的依赖。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时间的“无明”。但《心经》说了，连“无明”也说不上，更无所谓“无明”的断灭，也就是“无无明尽”。既然这样，那也就盼不来“有明”的一天。与其如此，不如挥去时间。再也不要像一个自恃的长辈那样老是喜欢给年轻人谈古说往了，应该把一切文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而且是不受外力干涉的当下。

且把“记忆”换成“良知”，把“沧桑感”换成“菩提心”。来什么就接受什么，不必问来历，不必算因果，不必查恩怨，立即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爱之心处置，这就是今后修行的着力点。

三是“少冀”。冀是希望，是企盼，是对将来的梦想，是对尚未发生的一切的期许。这一些看起来又都是正面能量，其实在佛教看来，带有极多“颠倒梦想”的成分，也都应该看破、看空。仍然是着眼“当下”，只不过，前面所说的“少忆”，是为了不让过去干扰当下；这里所说的“少冀”，是为了不让将来干扰当下。

任何希望、企盼、梦想、期许，都是既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由“色”而产生的“蕴”，都在空相之列。由于它们还没有发生，因此比之于历史的讲述、现今的公识，更是“空中之空”。这些“空中之空”，最容易造成不同希望的冲撞，几种企盼的缠绕，多重梦想的破灭，最终信用的流失，结果造成最严重的人生之苦。

在佛教看来，少冀则少苦，弃冀则灭苦。人世间特别喜欢张罗的计划、方略、步骤、畅想、愿景等等，佛教都看得又轻又淡，它不愿意以这些“常欺之门”欺人，就像不让车辆在“事故多发地段”出事。一个智者如果在佛的光照下真正成熟，那就应该少讲未来，少讲今后，少讲明天。只看眼下的自在状态，那就叫“观自在”。

让人们嘲笑“无视前途”吧，能够真正“观自在”，那就已经是真正的“菩萨道”。请看，《心经》开头的五字主语就是：“观自在菩萨”。

既然提到了“菩萨”，那也就在人格形象上明确了修行的方向。其实，我们在很多庙宇、石窟中见到的菩萨造像，也都是这样的神貌：不在乎外界，不在乎信息，不在乎区别，不在乎历史，不在乎未来，不在乎争斗，不在乎挑战，不在乎任何外在的形态和内在的执着。上下前后全看空，万般名物全看破，以自如、自由、自在之心，处理一切不测和灾祸，化解一切恐惧和苦厄，度化一切迷惘众生，一起解脱。

我们，也有可能这样。

甲午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