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引弓待发

1属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华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毛泽东出生在其父母的卧室里

毛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会经营，为维持生计被迫出卖田地—毛童年时，他祖父还活着。毛的父亲16岁就离家出去做工，赚钱贴补家用。毛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母亲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亲死时，有很少一些人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我母亲死时，却有许多人来送葬。”毛75岁时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些红卫兵说，他父亲不好。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要坐“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所施行的一种很痛苦的惩罚措施：弯腰低头，胳膊反剪在背后，高高举起）。但是他并不完全无知。“我父亲读过两年书，”毛回忆说，“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母亲文其美（文素勤）

毛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乡县唐家圫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长着一副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母亲完全不识字。”毛后来回忆说。但她在村里很受尊敬，按照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她“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种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个池塘，据说毛第一次游泳就在这池塘里。

毛家还有一个牛棚，一个猪圈，一个谷仓和一个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狭长的谷地里，地势蜿蜒起伏，住着300来户人家，许多人都姓毛，毛姓是当地最大的姓。该村的全名叫“韶山冲”，即“美丽和平之山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坐落在群山之中，树木葱茏，翠竹青青，离市镇湘潭约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时代从未去过湘潭。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

湖南省有3，000万人口，在历史上落后而闭塞，脱离于国家世事沧桑之外。但在毛的时代，湖南不仅因为贸易和交通而变得重要起来，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经在知识上领导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过去两个世纪，湖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夫之，已经因为重新解释儒家学说而声誉鹊起。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进行演变，必须对法律的产生进行科学的探讨。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这就是毛的诞生之地的知识环境和氛围，他自己就很喜欢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普鲁士。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毛描述了横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乡的情景：“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议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

毛出生在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国家，后来他在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演讲时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时代，中国已沦为“东亚病夫”，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说：“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

毛家当时居住的半瓦半茅的房子

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在毛出生前后几十年，列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耻辱。毛在一次演说中说：

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4〕

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不能组织起来以应付各种挑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抱怨说：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惟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国就是这样腐败，毛后来为消除这种腐败而献身。

毛在韶山冲头三年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奢华，但至少是很温暖的，因为他得到母亲深切的、全身心的爱抚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3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毛泽民（1896~1943），从此毛就进入了竞争的世界。1958年他对自己的同事说：“每一个人都有忧患与欢乐。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8岁的毛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他得在家里负起小责任，尽一些小义务，以补偿由于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亲以前所给予他的那一部分爱与关心。但他可能还太小了，不懂得这种补偿的好处，因而由于有这种失落感而受到了较深的伤害。

与此同时，家业开始发达，毛的父亲逐渐成为“富农”。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最后，毛的父亲做起了贩运谷物和生猪的生意。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毛6岁时，义和团（韶山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报纸）正在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两年后毛8岁了，他开始在韶山的小学堂里念书，一直读到13岁，但家里的活他还得干。“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

毛刚识了几个字，他的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毛后来回忆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的母亲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释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8岁时，“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毛当然对宗教更是抱怀疑态度，因而“我母亲……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毛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有一段时间，他晚上放学回来，总是喊饿，吃得特别多。他母亲很奇怪，问他：“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午饭不够吃？”

毛告诉母亲说：“在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赞扬他，以后总是让他带两个人的饭去。

《四书》《五经》引不起毛的兴趣，虽然他背书很在行。“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温和的对待，“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5年毛12岁，他又有了第二个弟弟毛泽覃（1905~1935），这个弟弟受到了父亲的溺爱。12个月后，毛的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泽建，或毛泽红（1906~1930）。大约在这个时候，毛的年迈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岁，他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账。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墙上还挂着金属刷，据说他曾用这把刷子为牛刷洗。

但毛的父亲对毛的劳动不满意，“他性情暴躁，”毛回忆说，“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相反，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

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后来毛确实用政治术语来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毛和他母亲、弟弟组成了“反对党”，“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在这个“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也有分歧。毛的母亲特别反对直接打击或公开的感情流露，主张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施加太强硬的压力。

毛的母亲也反对毛的激进主义。毛后来在回忆一些哥老会成员抢了他们家囤积的粮食的情形时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但我的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他们没有偷毛所珍爱的书籍，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宽容。

毛泽东当时的还书便条和《盛世危言》

他后来说他在小学堂里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学到，他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14世纪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老师讨厌这些“禁书”、“坏书”，但毛在学校里还是照样看个不停。“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他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他就可以看书了。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商人强烈地呼吁给私人企业以更大的发展自由，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确实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和他一起学习，以获取更多的教益。稍后，他又在村里从师一个叫毛钟楚的老先生，学习经书古籍。毛钟楚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考中最低的学位“秀才”。

毛的父亲不仅对经书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尽快掌握它们，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能恰当地引经据典从而使他败诉之后，就更是这样了。与此同时，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约300美元。

毛13岁时和他父亲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冲突。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毛当众和他吵了起来并离开了家。“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毛的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毛回忆道，“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这样他父亲停住了，双方达成了妥协。“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罪。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学的说法，毛两次对他的父亲磕头认罪，一次是在众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则是在他们走了之后，他母亲又把他带到父亲跟前，要他磕头，但毛只跪一条腿，他母亲双手压住他肩膀，要他跪两条腿。

“战争这样结束了，”毛后来评论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我学会了恨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反抗自己父亲的一个很突出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1936年毛对埃德加·斯诺简述的自传的中文本。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这桩“婚姻”可能是在一个火柴商人的帮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毛家的农业经济。毛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女孩当雇工使用而不付钱，同时，这个女孩的出现可以使毛家传宗接代，养育潜在的劳动力，尽快地派上用场。

但毛背叛社会传统，反对这桩婚事。毛后来在谈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她。据说这个女子最终也没有和别人结婚。

毛13岁时，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每天能够挑一副沉重的粪桶往田里送好几趟肥。毛养成了带书到田里的习惯，这样，他随时都可以跑到古墓后的大树下读那些英雄传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亲总是抱怨看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当场抓住了他，手里拿着书，两只空桶放在他身边。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他父亲问。

“不，爹，”毛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

“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

“谁说没挑，”毛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

“到底几担？”他父亲问。

“至少也有五六担吧！”毛说。

“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白养着你吗？”

“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

“20担，”他父亲回答，“起码也得15担。”

“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干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生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

“够了，”毛说，“你老是唠叨个没完。”

这事发生在上午，吵完之后他们回家吃午饭。但下午五点钟时，毛又不见了。他父亲现在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看到儿子像上午一样坐在那儿，手拿着书，身边放着空桶，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本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毛回答说，“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明白得很，”毛父接着说，“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毛回答说，“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总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毛父反驳道，“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毛坚持道，“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

“完成什么了？”

“吃过午饭后，”毛说，“我已经挑了15担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毛的父亲很吃惊：一个下午挑了15担肥可是很重的活，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走到田里，仔细数了数，真有15担。他儿子没撒谎。此后这个孩子继续在他那隐秘的地方读他的传奇小说，他知道如果他干完了他父亲规定的任务，他父亲就不会干涉他了。

毛的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的米店学徒，他和这家米店有些联系，毛也同意了。但就在此时他听到他的文家表兄说，在他母亲的家乡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学校，这所新学校教授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那里不太注重经书。毛此时在地方小学堂受到一个“激进”的反佛教先生的影响，这位先生号召人们去除神佛，把庙宇改成学堂。

他还读到一本谈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30年后毛回忆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缅甸、越南等地的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切导致毛去寻求更多的现代知识。

但他没有钱上学，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已15岁了，早过了上小学的年龄，当毛最终决定和他的父亲谈他不想去米铺当学徒而想去上学时，他遭到父亲的一顿嘲弄。

“真是白日做梦太荒唐，”他父亲咆哮道，“你这么个牛高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念书吗？你都是在发疯。”

毛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请每一个亲戚朋友借给他一点钱，而他父亲一点也不知晓。当他弄到了足够的钱时，一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宣布说：

“我决定上东山学堂念书去，三天后我就走。”

“你是不是得了奖学金，可以不交学费？”他父亲嘲弄道，“要不就是你今早中了头彩。”

“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毛平静地回答，“不要你破费一文钱。”

毛的父亲离开了饭桌，点燃了一锅烟，几分钟后又回来问：“你弄到奖学金了吗？我不付钱你怎么能进学堂？我知道上学的人都得交学费、伙食费和房钱，贵得很。王家小儿子想念书想了好几年，也没念成。唉，学堂的门不是可以说进就进的。只有财主老爷家的人才进得去，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没有指望的。”

“你不用操那份心，”毛诡秘地一笑，“反正不要你破费，就这么回事。”

他父亲反驳道：“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个人手，谁会帮我们干地里的活计？你说是不用我破费，可你忘了我得要给顶替你的长工发工钱。小子，你心里有数，我出不起工钱呀！”

毛没有想到这一招，一时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被狡黠的父亲难住了。愣了一会儿，他起身去找一个远亲，这个亲戚有帮助年轻人读书的好名声。毛向这位亲戚讲了自己的抱负和具体困难，于是这位亲戚给了他一笔钱。

当天晚上，毛问他父亲：“雇一个长工得多少钱？”

“每月至少1块钱，”他父亲答道，“一年就是12块。”

毛不动声色地把钱递过去说：

“给你12块钱，明天一早我就去东山学堂。”

第二天，天刚破晓，毛就起身收拾自己的行装，一顶蓝布蚊帐，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布满补丁的白床单，几件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东西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则挑着两本小说。

“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别吗？”他母亲问。

“不。”毛回答说。

“要不要再带点东西？”

“不用，”他说，“够了。”

再没多说一句话，也没挥手作别，毛泽东毅然上了路。头也不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山脚的一棵树下，毛看见一个衣衫簇新的孩子和一个老农坐在地上。他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了起来。

当他知道这个孩子在湘乡县上小学时，毛急忙向他打听情况。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第二个问题是他最感紧张的：

“他们都是多大年纪？有没有比你大的？”

接着毛又问老师是不是很严厉，那个孩子告诉他，有一个老师经常用粗手杖打他们。

“那么，你们就任他这样而不想法子对付他吗？”

“你真是，”那个孩子反问道，“又能怎样呢？”

“你们不应该让他把你们打得那样重。”毛说。

“但我们只是小孩子啊，而他是一个大人。”

“但是你们有很多人，他只是一个人，要制止他不会太困难。”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先生，我们必须尊敬先生，你难道不了解吗？”

“但是当他对你们太凶的时候，”毛问，“你们仍然尊敬他吗？”

“我们都害怕他—所有的同学都怕他，我们连一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这些小孩简直都是些傻瓜。”毛轻蔑地说。

“你这样嘲笑我们最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在我们那种情况你也和我们没有两样。”

“哈哈，我也会这样子？”毛坚定地说，“假定我是你们，我就把他杀掉！

当毛在路上第一次看见东山小学时，他停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一条小河环绕着学校而过，小河有一百来尺宽，上面架着一座宽大的白石桥。沿河有一堵高约15尺的坚固石墙，孩子们称之为“长城”。

在这重要的时刻，毛鼓起勇气，朝着第一道大门走去。他慢慢地跨过白石桥，第一个碰到的是看门人。他不让毛进去，因为毛太大了。

“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进学堂呢？”

在场的一个孩子喊道：“你进大学都够大了！”

另一个孩子叫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上学呢？我们都不是工人呀！”

其他的孩子打量着他的行李卷，发现有两本很破旧的卷了边的小说。

“你总共就带了这两本书来吗？”一个孩子问。

“你知道不知道，”另一个说，“我们不许阅读这一类坏书的。”

“我只恳求你告诉校长，”毛恳求道，“我想找他谈谈。”

“我不敢去打扰校长，”看门人回答说，“你是个傻瓜，而我却不傻！真是胡闹透顶了！”

“要是你们不去通报，”毛大声说，“我就自己去。”

“你敢！”看守人恐吓道。

学生们也都冲着他大声喊叫着，毛挑起行李向门口走着，看门人挡住了他，吼着说：“走开！东山学堂不是疯人院！”

与此同时，一个孩子跑去对校长说：“先生，一个小土匪想进我们学堂……他在打看门人，学生都在帮看门人，但这个土匪又高又壮，非常蛮横，你快去帮我们，先生，快点！”

校长出来察看情况。

“怎么回事？”他问，“这么吵吵嚷嚷的？”

“先生，”看门人指着毛说，“这个傻瓜说他想进我们学堂，并且要见你，他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你见他吗？喏，就是这人！”

毛走向校长，用恭敬的口吻说：“先生，请您准许我在您这里读书。”

“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校长吩咐看门人。

毛挑起行李，但看门人又拦住他：“你以为是让你挑行李进去吗？把行李放在这儿，随我进去！”

毛不想把行李丢下，怕孩子们会拿走什么东西。

“我想带上行李。”

“你怎么带这样的东西进校长办公室？”看门人吼叫着，“把它放在这儿，谁会对这破东西感兴趣？学校不是疯人院，也不是小偷窝，把东西放这儿，丢了我负责，告诉你，东西被偷了找我！

毛犹豫了一会儿，把行李放在看门人的屋角里，然后跟着他进了校长办公室，学童翻遍了他的行李卷，拿走了那两本宝书。

一进校长办公室，毛又恳求道：“先生，您能准许我在这里读书吗？”

校长不能置信似的打量着他，问他的名字和籍贯。

“多大了？”

“刚刚满15岁，先生。”

“你长得可够大的，看上去至少有十七八。”

“没有，先生，我才15岁零几个月。”

“你在村里念过私塾吗？”

“我跟着王先生念了几年书，能够看懂小说。”

“你看的是什么小说，毛泽东？”

“《三国演义》和《水浒》我都看过很多遍。”

“你读过小学的课本吗？”

“没有，先生，没读过。”

“你能阅读二年级的课本吗？”

“差不多吧，”毛如实回答说，“也有些字不大认得。”

“学过算术吗？”

“没有，先生。”

“你了解多少历史、地理？”

“一点没学过。”

“你写两行正楷字给我看看。”

毛写了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又大又难看。他的手更适合干农活，而不是拿笔杆。

校长宣判说：“唔，不行，不能让你上这间学堂，我们没有专为初入学者设的初级班，再说，你的年龄进小学太大了。”

“请您留下我吧，我要读书，”毛恳切地说。

“你跟不上来，那是毫无希望的。”

“让我试试，”毛恳求道，“留下我吧。”

“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不上班，只会是白白糟踏你的时间。”

“但是我一定拼命用功……”

就在这时，另一个老师听到他们的对话，也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毛的恳求打动了他。他建议说，让毛跟班试学五个月。校长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毛进了东山小学堂。

毛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他父亲也勉强同意了他进这所学堂。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教会他赚更多的钱。

毛被其他学生镇住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有些学生穿绸缎，着轻裘，华衣美服，很少有农民能送孩子到这样的学堂上学，毛与其他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毛还成为复杂的地域观念的牺牲品，他们认为他不是湘乡人，把他当做外来者，毛后来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然而毛也交了朋友，其中一个萧三，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艾米·萧，更为人所知。他是个瘦弱的孩子，比毛小两岁。前额高高的，偏好语言和诗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老师，其中一位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毛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剪掉了辫子，回国后，只得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辫子是假的。”毛回忆说，“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尽管人们都笑他，但毛从这个“假洋鬼子”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教音乐和英语，讲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事。毛回忆说：“我当时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例如他在学怀念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歌曲时就有这种感受。一个受人蔑视的东方民族第一次在正式战争中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对沙俄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像中国的毛泽东那样的年轻人，也激励了整个亚洲的青年人。

毛在学校表现不错，尽管他自己说他表现不怎么样。如果老师的课枯燥乏味，他就看小说或打瞌睡—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那些不会用提问和对话引起学生兴趣的老师的一种惩罚。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毛回忆说，“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承认他心不在古文上。他当时正在读表兄送的两本书（毛很遗憾，他的表兄后来在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反对共产党）。这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1898年发起的流了产的“戊戌变法”。“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毛回忆说，“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一天晚上玩耍之后，毛和萧三随着铃声走进教室，萧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毛问。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几天之后毛把书还给萧三，道歉说把书弄脏了。萧打开书一看，发现书上许多地方圈圈点点—特别是那些讲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章节，圈点更多。

毛后来对萧三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毛回忆说：“在一篇讲述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8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

与此同时，毛还关心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听说在大饥荒时在省城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许多暴动饥民的领袖被砍了头，高挂在树杆上示众。毛的朋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对政府如此残暴对待起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大约在同时，秘密会社哥老会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哥老会夺取了他的粮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铁匠，后来被砍了头，但他在毛和该省的其他年轻人眼里成了英雄。

一年以后，韶山也闹米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毛解释说：“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并不同情他父亲，“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个孩子确实在实践他的理想。有一次回家过新年，他父亲让他去收猪钱，一个朋友回忆说，在回来的路上，他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便马上把收来的钱分给他们。五个月以后，毛由于取得的成绩而被允许留下来。那些偷了他两本小说的孩童们对毛友好起来，并把书还给毛。他们确实是把他当做讲授这些传奇故事的权威，而这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三国演义》在毛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不能容忍人们对它表示非议。历史教员告诉他，这本书很多是历史事实的演绎，但毛在激烈的辩论后也不承认这一点，他跑到校长那儿寻找支持，但校长支持历史教员的观点。所以他向镇长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但其他学生都不愿在上面签名。

在这种情况下，毛丧失了他最初从老师和同学那儿获得的同情，而按照他一个朋友的记述，这是促使毛决定离开东山学堂的原因。

2守规矩的学生（1911~1915）

当毛决定去大城市上中学时，已快满18岁了。他特别想去离他家约120里的湖南省会—长沙。1911年暑假以后，他请东山小学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带着这封宝贵的推荐信和萧三一同步行去长沙。按照毛后来的话说：“当时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

他们在湘潭停下，换乘渡船去长沙，萧三说当他们看见“喧闹的城市，街上拥挤的人流”，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出乎毛的意料，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地被湘乡中学录取了。

在这里他见到了第一份报纸《民立报》，它是革命运动的喉舌，刊载着反清起义以及孙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运动前夕政治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道。孙逸仙是广州的一农家孩子，他先进教会学校读书，成为基督教徒，后又去香港学医，最后成为共和运动的领袖。毛回忆说：“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他仍然强烈地钦佩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知道的政治维新派，所以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帝制政权垂死挣扎，竭力阻止变革潮流，反满情绪在学生中进一步加强了，一群爱国者在湘乡中学相约把辫子剪掉，以蔑视帝制。毛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辫子，但其他人最后都不守信用，没有剪辫子。

毛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但是毛在这所学校里感到不自在。半个世纪之后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小时候，在中学时，只要一听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

这时毛能够亲眼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幻。1911年10月22日，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军夺取长沙的经过。起义军沿着铁路线推进，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也爆发了大起义。城门被轰开，被中国工人夺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战斗。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执政时间并不长，几天之后毛看见新都督和副都督横尸街头，他们成为保守派复辟的牺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决定参加当地的共和军，为完成这场革命而尽力。

毛所在连的连部设在法院里。在军队里他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当然也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如军队转移时，为长官挑床铺、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为连队、为军官挑水。毛回忆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年轻时很看重劳动的贵贱。

毛剩下的饷银主要用在订报上，他贪读不厌。萧三回忆说：“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就是在一张报纸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很简略，写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启发，他急切地开始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最好理论。”萧三回忆说。在他的战友中，只有两个人毛很喜欢，一个是湖南的矿工，一个是铁匠。“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毛后来评论说。

在军队里过了六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上层政界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我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当时毛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动摇君主制，新的共和军队也无法战胜顽固保守的中国地方军阀。孙逸仙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不久就被一名将军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们的领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军阀谭延闿暗杀。

毛的军队生活给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他的一个老师后来解释说：“毛在军营中的雇佣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这种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劳的，因为在政治上很难教育他们。毛明白，要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运动……就必须武装农民自己。

离开军队后，毛在省城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他试着读几所学校，但没有一所合他的意。他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毛回忆说：“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去报名投考。但是考试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元钱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招生广告说学校供给膳食住宿，还给一些津贴，又大吹制皂业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说。

这时一个学法政的朋友劝他进他的学校，毛也读到了这所学校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毕业后“马上可以当官”。毛听从了他朋友的劝告，向家里写信要求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则广告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所商业学堂的广告。毛的另外一个朋友劝告他说，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经济方面，最需要经济人才来建设国家。毛又被他的观点打动了，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宝贵的一元报名费，并且被录取了。

他在被录取后，还不断受到新广告的诱惑。这一次看到的是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毛又交了钱，进了这个学校，并写信告诉他的父母，他父亲很赞成—这个老头现在很支持他的儿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而且这所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结果考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这所学校很大，偏重历史。毛受到了校长的鼓励，他欣赏毛的写作。但是毛在这里并不感到愉快。“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阅读了一本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一个老师借给他的。他感到自学比在校学习更好，他在这个学校待了六个月就退学了，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这段时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浏阳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一直读到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他那时住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伙食便宜。唯一麻烦的是会馆里还住着湘乡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工作，总是跟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敌对发展成为武斗，士兵想杀死学生。“我躲到厕所里去，”毛回忆道，“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然而，这是毛的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在英国受教育的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里第一次（18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最后一本书对毛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认为今不如昔的传统思想针锋相对。除了阅读这些重要哲学著作外，毛“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识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毛父却非常恼怒，到最后断了他的生路，拒绝对他的这种自学提供资助。毛不得不离开会馆，另找安身之处。毛回忆说，当时，“我也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又开始留意广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他们请毛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毛回忆说。他们两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毛夸口道他实际上是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但正是毛后来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对国家和国家思想的忠诚放在高于朋友义气和家庭观念之上。

毛将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几个月后就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书院坪”，前临湘江，长沙一片新兴的工业包括石墨厂、电灯厂和造币厂就在附近。此外，粤汉铁路在1917年以后就日夜啸叫着从附近通过。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用不着交学费，其方向是把出身贫苦家庭不能上大学的孩子培养成小学教师。学校的基础是最新式的民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还包括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学校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员思想比较开明，提倡自己思考，这是毛所喜欢的。学校很强调爱国主义，表现为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师强调要牢记中国的国耻。

毛1913年春进入该校时已19岁了，几乎可以说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开始，毛后来回忆说：“我过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

毛计算过，他在这所学校共花了160元。“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星期天如果学生们起来晚了吃不上饭，他们就把食堂里剩下的冷饭冷菜自己热一下，每当别人热饭、热菜时，毛总是一个人吃冷饭、冷菜，也不知道他是节俭呢，还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懒了。

这所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蓝色的毛料校服，这件校服毛穿了许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此外，毛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面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几乎从不穿袜子，布鞋也常常是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他的朋友说，毛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来不开玩笑，也不闲聊。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或邀几个朋友到校后的山上读书。难得几次上街时，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为这两条街上有些旧书摊和新书店，毛常掏空了羞涩的腰包买些他喜欢的书。

他学习中国文学、道德、地理和历史。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毛特别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分别成于11世纪和17世纪。毛习惯于把读报时看到的外国人名、地名记下来，和地图上、书上的相比较，再查找原文。正确的名称或引文他就记在一张小纸条上，再把小纸条夹在书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浏览和复习。无论什么时候要找他，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阅报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写得很好，文笔流畅，为学生们所传颂。他读书时很细心，他所喜欢的句子都圈点起来，而对他不赞成的话则批上诸如“荒谬”、“不通”等评语。每读一本书都这样，甚至第二次读书时还对前一次所作的圈点加上新的评语。

他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传记作者说他：“还特别有好问……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欢。特别是该校至少有35种烦人的校规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诸如禁止经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坏书、禁止非法集会，等等。毛还讨厌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因为他想专修社会科学。他回忆说：“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他的一个老师还记得，毛的数学成绩特别差，有时考试还交白卷。

毛后来说，他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他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椭圆说这是蛋，结果考试不及格。“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会科学各科的成绩都非常好，这就弥补了他在自然科学和艺术各科上的低分数。毛后来描绘自己对学校的态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样，“我不服从校规，”他承认说，“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被开除就没关系。就拿考试来说吧，我的分数从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认他对学校是欠了债的。“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也没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萧三回忆说，无论什么时候其他人谈话时，毛都“略低着头或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徐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94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1914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1917~1918）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加5”。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毛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缪尔·斯迈尔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金”、到日本“镀银”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钻营从政做官或办实业，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培养青年人才。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杨特别热衷于将思想付诸个人实践，实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识对物质的操纵作用。他特制了一个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里洗冷水澡，不论春夏秋冬，气候寒热。他解释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水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但杨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轿子来来往往。

毛泽东的导师（后成为他岳父）杨昌济

杨的学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学生，包括毛，在杨的伦理学课后也常到杨的家里与他继续讨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杨敦促他们要有所作为，要争取留名后世。“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毛第一次到板仓杨家拜访时，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步行前往。

与此不同的是徐特立。他出身农民家庭，曾留学日本，是学校唯一不坐轿子和人力车而步行去学校上课的两位教员之一。徐先生曾割破手指，在一封血书上签名，向皇帝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一举动传遍全湖南，妇孺皆知。

徐的坚定信念对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后来对他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在长沙对毛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袁仲谦，人称袁大胡子，他教古文。毛回忆说，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要毛从梁启超的半口语化的文体上改过来，要他改习9世纪韩愈的古文体。

毛开始听他的，但逐渐觉得袁太保守、太专制。有一次他拒绝重写一篇把袁不喜欢的句子删掉的文章，而只是原封不动地重抄一遍，袁气得把它撕了。另有一次毛刚好碰到袁在大声斥责一个工友，毛平静地说：“哪有这样恶，要这样骂人！”

学校里其他教员也都帮助过毛，一个教员借给毛旧版的《民报》，另一个曾让毛暑假在他家住过，第三个和毛一起参加了共产党。毛和他的同学也相处得甚好，特别是有两个朋友不仅和他趣味相同，而且和他一样很有才华。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是萧子升，人们都称他为萧瑜—毛在东山小学的老朋友萧三的哥哥。

杨教授曾经说过，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弟子中有三个最为出色，依次是：萧瑜、蔡和森、毛泽东。这三个人并不都是同一年级的，但年龄和兴趣都很接近，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被称为“三杰”。

蔡和森来自湘乡，上学前是放牛娃，他高而瘦，两颗门牙突出，意志坚强，很固执。尽管他缺乏“首创精神”，但他对他的朋友说，他想书写人民大众而非帝王的历史，他想统一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整个20年代，直到1931年就义前，蔡和森在中共党内一直是毛最亲密的盟友。

在1913年第一师范与第四师范合并的第一天，第一师范的萧瑜好奇地打量着从第四师范来的学生。和第一师范不同的是，第四师范没有统一的校服，穿得五花八门。

“有个‘新兵’，”萧瑜后来回忆道，“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的脸部生得相当大。但眼睛却既不大也不锐利，看起人来也是直愣愣的。毛的鼻子扁平，典型的中国鼻。耳朵长得倒是很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白而齐。这一口好白牙使毛笑起来相当有魅力，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他不真诚，他走起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摇摇摆摆有点儿像鸭步。他坐下或站起来的动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他讲话也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他们三个人在第一天就认识了，因为他们各自的家乡离得很近，但他们结成朋友只是因为该校有每周展出优秀作文的习惯，萧瑜和毛泽东的文章好几次都从各自的班里被挑选出来参加展出。因此他们都读到了对方的文章。

萧瑜后来说：“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的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

后来毛自愧地对萧瑜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三个字得占两个格子。”

萧瑜当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毛也很拔尖，但他主要是作文写得出色，他的作文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作文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算是好学生。

“他的记忆力很强，”萧三后来回忆说，人们“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刻说出它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在对地理进行特殊研究的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历史—抓住事件的要点，收集广泛资料，但并不扯到题外。这种孜孜不倦地获取知识，很久以来就是毛泽东的特点。而他不遗余力的学习和研究，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博学者”。

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的几个月后，毛才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萧瑜面谈，他们偶然在走廊上相遇，毛站在这个高年级同学面前，用英语打招呼：“密斯脱萧。”当时在学校里，学生们用英语交谈很时兴。

“密斯脱毛。”萧瑜也客气地回答。

“你在第几教室？”毛问。

“第一教室。”

毛说：“今天下午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下午四点钟下课后，毛来到萧的教室，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论学校的课程、组织和教员，最后毛借走了他这位新朋友的两篇文章，鞠了个躬离去。

第二天课后，毛建议萧饭后出去散步。他们沿着湘江走了两个小时，毛赞扬萧的文章写得好，但不同意他文章中就严光问题提出的观点。严光是公元1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他和后来成为当朝皇帝的刘秀私交很好。新皇帝邀请严光辅佐他治理中国，严光应邀前往京城与皇帝同榻而卧。据说当晚睡觉时，严光无意之中将脚搁在皇帝身上，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亲近。皇帝请严光当宰相，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政治是卑鄙的行当，他无意吃政治饭。

毛认为严光应当接受宰相的职位，而萧瑜则说毛不懂严光的观点。

何叔衡，人称何胡子，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毛的校友和朋友，毛说何“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其他还有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郭亮与夏曦—他们都是于30年代初牺牲了的共产党党员，有些人死前还受到严刑拷打。

在长沙上学时，他们常开玩笑称自己是“栋梁之才”，意指自己是经世济国之才，但只有毛坚持不懈，最后登上了权力之巅，而萧瑜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大部分时间流落欧洲、南美。

在所有有关毛的学校生活的记载中，很少提到他的性生活，毛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崇高的责任感。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年龄的青年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然也有一些青年妇女有着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共同的理想，其中包括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她后来成为共产党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但是，出于羞涩和社会传统的束缚，毛19岁、20岁待在长沙的时候没有去追求艳遇—作为某种补偿，这些青年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在20世纪头10年结成了同盟。

一个暑假，毛留在了学校，没有回家帮他父亲干活，他的朋友萧瑜说：“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毛反驳说：“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在湖南炎热的夏季，萧瑜每天都洗澡，而毛泽东几天都不洗澡，还说萧瑜洗得太勤了。

“润之，”萧瑜揶揄说，“你的汗臭太难闻了。”

“润之”（有点儿女人味）是毛泽东给自己取的学名，意思是“滋润东方”。

这是真的，但毛对汗臭味根本感觉不到，也不在乎别人说他，他不想改变萧瑜所说的“邋遢”样。其他两个暑假留校的学生开始是和毛泽东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后来不得不移到别的桌子上去，与毛保持距离，毛不明白为什么。但萧瑜可能夸大了毛的邋遢，因为后来毛泽东因每天淋浴而在全校闻名。

毛和萧还不断地讨论报纸上登载的最新消息，特别对德国的形势感兴趣，因为中国很尊重德国。按照萧瑜的说法，毛“崇拜”俾斯麦和威廉二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共和革命被军阀们叛卖。

3深渊蛟龙（1915~1918）

毛在师范学校的头两年较平淡，他潜心学习以达到他老师所要求的水平和他的朋友所具有的学问，但191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引起了他的关注，新建立的共和国走入歧途，全国发生动乱，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始对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毛开始投身繁忙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第一个活动是以抗议学校当局开始的，这是一个标志。起因是该校的校长下令，从秋季开始每一个学生都必须交10元学杂费。

学生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毛认为不妥，说他们应该批评学校的管理不善而不应指责校长的私生活，学生们于是让毛另写一篇。宣言很快被印好了，但从印刷厂携带回校时，被学监截获了。学监报告了校长，校长大怒，决定开除包括毛在内的17名学生。很幸运的是，一些教员进行干预，毛也就未被开除。

毛泽东在师范期间最有成效的倡仪之一是半夜从宿舍逃睡时想出来的。毛和萧瑜养成了一个习惯，夏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每天都要沿着江边散步，坐在妙高峰的草坡上休息。1915年的夏天，他们有一次在学校后面的山上待了一整夜，讨论他们通过创办一个新的社团来改变中国的计划。

袁世凯曾是满清时期的一个将军，现在已成为新共和国的总统，毛和萧这两个青年急切地讨论着北京事变，讨论这些事件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当他们交谈时，山下学校的号角吹响了熄灯号，只有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的学生，但当时他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全然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他们都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萧瑜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进行改造。

“我们两个就能够做任何事情！”毛热烈地坚持道。但萧不同意，认为必须有许多人、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我们两个可以去组织他们。

他们对自己的同学进行考虑，决定一些最有才智、具有崇高理想的人，10个最优秀的人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社团的核心。新社团的目标是在社团成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交流知识，建立紧密的友谊—其最终目的是拯救国家。

他们商定，毛泽东写一封致长沙各校学生组织的信，阐述他们的行为，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澤東”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画。在毛起草第一个章程时，萧也草草写了一些有关学会的规章，然后两人互相交换，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时天已黎明，突然他们听见了号角声，这是学生早晨起床的号声。毛泽东和萧瑜为制订他们的计划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对于毛泽东来说，通过在他最喜欢的新闻媒介—报纸上登广告来寻求志同道合者是很自然的事。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

最终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那三个响应的人最后都反对或背叛了共产党，只有那“半个”后来部分实现了毛的理想，还在做共产党的领导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在1915年秋，广为张贴他那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启事”，这封公开信和毛登的广告用词差不多，也是邀请人参加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毛自己动手刻字印刷了这封信，又把它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但不是很多人都理解他的曲高之音，毛只收到五六个人的回音。而湖南省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毛泽东的信时，非常怀疑作者的动机。

一个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这封信的人给毛写了一封肯定信，并收到了毛的回信。回信说：他的来信恰似“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一个星期天他们在定王台图书馆见了面。没有什么客套寒暄，毛直截了当地询问这个青年读过些什么书。事实上这个青年后来与毛非常接近，参加了毛和他的朋友发起的辩论会。后来，这个思想相同的朋友的联系网正式组织为“新民学会”。

1915年毛当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他引进了日本学校的一些做法，如组织球赛、游泳、远足和其他体育活动。毛还组织了一个“学生自治会”，并成为“船山学社”的会员（“船山”是17世纪湖南的反清思想家王夫之的晚号）。“船山学社”成立于1915年，是湖南爱国人士不满中国的衰落而创办的一个论坛。毛呼吁他的同学参加这个学社的每周例会。

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开始出版《新青年》杂志，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复兴的序幕。《新青年》的文章很多是李大钊、鲁迅等撰写的，提倡白话文，强烈呼吁民主和科学。杨昌济教授为他的学生订了几份《新青年》，其中一份给毛泽东。《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许多评论，鼓励青年一代打碎旧中国，创造新中国，号召他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毛被这些文章的语言和内容所打动。

在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下，毛与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学者建立了通信联系，讨论国内形势、学习方法、物质文化、哲学和世界形势等问题。他给一个据说准备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效劳的人去信，告诫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 这是1915年11月，几天之内袁世凯采取了自我毁灭的举动，宣布他要称帝坐龙廷，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他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于次年夏天死去。

1917年3月毛第一次和一个外国人进行了联系，他和萧三联名给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白浪滔天写了一封信，这时白浪滔天正来中国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信中写道：“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

然后，这封信谈到了实质问题：“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了会面。

毛确实是在锻炼自己的意志。毛解释说：“我‘身亦不强’。因而他和他的朋友都成为热心的体育锻炼者。

“在寒假当中，”毛回忆说，“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毛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认为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忽视体育的学生将“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

毛当时最喜欢的一种锻炼方式是每天洗冷水澡，他从未间断过，冬天也如此。按照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在一师的最后两年，他组织20多人，每天清晨起来就来到井边，大家脱光衣服，各人从井里提起一桶桶冷水从头浇淋全身。自己淋，也彼此对着淋。

即使在下雨、下雪和寒风刺骨的秋冬季节，他们还经常赤着上身，在学校的后山跑动，摩搓……有次学校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大家都急着跑回屋内，唯有他毫不在乎，候大家走尽，才回教室，全身都湿透了。

另一项喜爱的运动是游泳。毛常和蔡和森等几个朋友课后到湘江游泳，暑假他们结伴住在岳麓山时，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湘江中一狭长的沙洲那儿去游泳。游完后，他们“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他们的身体淋浴在流光晚照之中，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

他完全是在实践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时毛的才干开始得到承认。1917年6月第一师范进行复杂的“人物互选”，400余名学生投票选举各方面杰出的学生。毛在德育和智育方面得票最多，尤其是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方面得到的评价最高。

就在这年暑假，毛顺便去看他的朋友萧瑜。他已经毕业，并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毛泽东想问问萧瑜打算怎样过暑假。

萧瑜告诉毛泽东说：“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萧瑜详细地向他解释说，他曾经当过两三天乞丐，觉得很放松，很令人振奋。他现在想再试一次，时间长些，去体验乞丐的生活。

“听起来很有趣。”毛叫了起来，“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实际上，毛以前就读过《民报》上登载的介绍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直至西藏的文章。“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后来回忆说，“我想效法他们这些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听起来这个新奇的暑假旅行建议似乎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萧瑜则说是他的主意。

最后两人决定一起出去“行乞”。放假后，毛来到萧瑜的学校，他穿着一身旧的裤褂，头剃得像个士兵，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包裹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这次旅行他们都是身无分文。

他们离开长沙，萧瑜走在前面，毛泽东走在后面。萧瑜后来据此画了一幅漫画。不久走到了湘江边上，他们都不想弄湿行装，又没钱雇人摆渡，但又不想去上游乘免费渡船，最后他们上了一条划船。直到船行江中，他们才告诉船夫他们身无分文。他们知道这时船东也不会把船划回去，因为船上还有其他几个乘客。船靠岸后，他们和船夫吵了一架，然后把布鞋脱下换上草鞋，继续上路。

下午，他们饥肠辘辘，于是打听附近是否有读书人家。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现已告老还家的翰林。为翰林写了一首诗，翰林才接待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点钱，够他们花一两天。

接下来他们又到了以前的老校友何叔衡—何大胡子的家。

“我们在进行一项尝试，”毛对惊讶的何大胡子解释说，“尝试着不带分文地旅游，愈远愈好。我们真像是叫花子一样！”

何震惊了。萧瑜解释说，他们是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能解决各种困难。

何叹息说：“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这两个青年人继续往前走，但他们行乞的下一家不愿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坐在门口不走。最后，吝啬的主人塞给他们一把花生，要他们走。

那老头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答应他们。

在游历中，毛泽东和萧瑜谈政治，谈社会。在谈及公元前3世纪的皇帝刘邦时，他们争论起来了。毛认为刘邦是大英雄，因为他是第一个由平民当上皇帝的，萧瑜则认为他是个暴君。

“他并不能算残暴，”毛大声说，“如果你把刘邦放在他那个时代考虑，并把他与其他皇帝相比较的话。

还有一次他们讨论起中国的家族制度。

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

“你对子女的观念，我觉得有些奇怪。”毛认为国家应当高于一切。毛进而说道：“在未来理想的国家中，儿童们将由国家来抚养和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游历一个月，走了900多里路，他们回到长沙，然后就分手了。分手前，萧瑜告诉毛泽东，他想回去看看父母，又问毛：“你呢？”

毛告诉他：“我也要回家，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正等着我呢。

毛自己总结这次旅行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是把这次旅行与公元前2世纪的史家司马迁相比的。司马迁差不多在同样的年龄游历了当时的中华帝国，并记载了帝国内的世俗民情。

在第一师范时，有一年毛和他的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经常住在江那边岳麓山顶上的爱晚亭里。他们不带早饭、晚饭，主要是以新鲜蚕豆为食。每天早上跑到山顶去沉思，再下到江里或池塘里游泳。他们的另一个喜好是“练声”。萧三回忆说：“他们跑上山顶大嚷大叫，或朗读唐诗。他们还爬上城墙，吸足气向呼啸着的亭风喊叫。”

他们宿在亭里时，三个人每人只有一条毛巾、一把伞和尽可能少的几件换洗衣服。毛通常穿一身灰色长袍，和其他两人不同。即使回校后，他们三人也常在操场上露宿，直至寒冬降临。

后来其他朋友也参加了这个三人小组，逐渐发展成一种夏令营。这些青年心忧国家、关心未来，他们把苦难当做一种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改造国家的社会的斗争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青年毛泽东最初写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句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7年中秋节，他们在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

从毛的朋友张昆弟的日记中，可以窥见当时这些身体锻炼和思想辩论的热烈场景。

“1917年9月16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湖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待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在几周前另外一篇日记中，张昆弟描述了他夜宿蔡和森家的情况，毛也在蔡家度过很多愉快的夜晚。日记中说：“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毛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然而中国的形势，尤其湖南本省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帝制推翻后，政治力量两极分化，封建军阀在北京建立政府，占据北方，而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则以广州为中心，南方为基地，与北洋军阀分庭抗礼。中国的军阀混战“引狼入室”，军阀各自勾结渴望在中国立足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沙的湘江河里，游弋的是列强的战舰，日本的“太阳旗”，美国的“花旗”，英国的“米字旗”随风招展，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洋房。

战火连年又逢自然灾害，民不聊生。1915年有四条江河包括湘江，洪水泛滥，人死无数。土匪趁机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绑票勒索。湖南遭遇了几百年未遇的大劫难，人们看不到一线光明和希望，“中国将亡，中国将亡”的论调随处可以听到。

毛和他的朋友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抱有信心和责任感。他们在1917年下半年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巨大鼓舞，他的《俄国的伟大精神》一文以及他对世界和平与博爱的向往激励着毛和他的战友们。张昆弟9月23日的日记说：“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毛在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所写的批评中也阐发过这种思想：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1917年8月在写给北京学者的信中，毛阐述了中国哲学之必要，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来取代的问题，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已表明，它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东、西方的思想都应利用。“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有一次在第一师范与耶鲁预备学校（由海外华人资助）进行足球比赛时，毛突然从观众中跳起来大喊：“揍这帮洋奴！”

1917年，毛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两年后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体育研究部部长，他认为“学友会”应注意学术研究和体格锻炼。为此“学友会”设立了15个部，包括手工、拳术、剑术和竞技等。他甚至还提出设立合作社性质的营业部，但校方不同意。

毛主张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不要像过去那样由教员担任。他认为四五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应培养主动和管理的能力，根据毛的建议，“学友会”通过的决议有发表学生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设立图书馆，征集资金等。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其目的是要求学生在下课之后或在晚上，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或体育活动，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品格和技能。这样大的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在湖南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毛泽东功不可没。“学友会”举办公开的辩论会、学术研讨会和演讲会，并组织体育运动会和旅游，为在雨天提供活动场所，毛还在学校设立了乒乓球桌。

“学友会”的会议通常都由毛泽东主持，他的半官方传记作者评论说：“在大家争辩激烈时，从不轻易表态，等到大家意见发挥已尽，他才从容作出总结。他的总结总是取长舍短，斟酌尽善；对于一个问题，一种争论，总是分析深入，抓住要害。所以大家都心悦诚服。好些争论即因他精切简当的剖析而得到解决。

毛这时与许多城市的学者和学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毛后来回忆说：“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建立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所有这些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青年》的影响。

新民学会是根据1915年某天晚上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的灵机妙想创办的。1918年在蔡和森家举行了一个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新民学会。那天是星期天，出席会议的13个人，除了毛和蔡外，还有何叔衡、陈昌、罗学瓒等人。他们都推举毛当总干事，但毛推辞了，最后担任副干事。一年以后新民学会的成员超过70人，大多数是优秀学生和进步教师。

新民学会甚至还有一些女会员，包括蔡畅，即蔡和森的妹妹，这在那个时期相当不寻常。妇女地位是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关心的问题。学会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由毛主持，讨论学术或政治问题。据说，有时候，某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一个星期。

毛泽东起草了学会的章程，宣布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同时规定：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反对其他不良行为。毛在1918年吸收进新民学会的数十名会员，后来多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毛派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

除此以外，毛还负责开办了一所夜校。夜校是1917年第一师范的教员开办的，但未能坚持下去，学友会后来接替了这一工作。毛把开办夜校视为扩大学校影响，使其越出校园的重要手段，同时创办夜校可以创造某些一师所缺乏的东西，对一师毛常感到厌烦。有天早晨他对一个朋友说：“昨天晚上我差点退学，我三次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准备提出退学申请。”

夜校面向邻近的产业工人招生。招生广告是用白话文写的，这在当时也是新鲜事物。招生广告通过警察所张贴出去，但仅有9人报名，因而毛组织一批同学带了600份广告，深入到住户区进行张贴宣传，结果3天内就有120多人报名，后来又不断地有人来报名，最后不得不截止报名，毛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招生广告是毛泽东写的：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是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

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湖南成为南北各派军阀混战的场所，几乎每年都有各家军队进入大城市招兵买马，烧杀掠夺。毛在1913年、1917年和1918年亲眼目睹了一系列兵祸。来往的军队占学校为军营，因而学校教学常被打断。第一师范有大量的宿舍楼，又紧临铁路，也就成为军队经常驻扎的地方。毛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第一师范就被占过3次。

1915年临时军事当局颁发文告，指责学校的政策，教员和学生都非常愤怒。毛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以前一些重要学者的文章集成小册子，抨击弊政。同学们都这样赞扬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军方派警察到学校搜查，连学生的书籍、行李都被搜遍了，但因为毛事先做了准备，结果并没有查到什么。

1917年当军队再度逼近长沙时，毛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逡巡，警卫非常”。他们用的武器是一些上操时用的木枪。军队即将进城时，毛从地方警察局弄到了一些真枪，领人在校后守卫。有一段文字记载说：

“胆小的同学和教职员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地板上，一动不敢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都听从‘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的指挥。待王部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距离伏地不远时，他就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爆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

结果溃军把枪缴了，并由地方商会出钱遣散了。第二年当长沙又被侵入时，毛泽东又领导同学们组织“警备队”，并和其他学校联合，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秩序，还组织了一个“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毛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搞军事。他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毛后来回忆说：“我在……1918年毕业。”5月底，他把“学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别人。他认为，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经验的。

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在1918年他毕业离校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关于在长沙所受的学校教育，毛一直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在将近50年后，他回忆总结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时说：

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7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5年师范，2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

把国家的、社会的问题同教室、走廊和长沙的山水、田野分离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毕业后，毛就立刻面临更困难得多的挑战，这就是寻找实现那牢牢扎根于他头脑中的理想的途径。

4 转 变（1918~1921）

毛泽东毕业时24岁，但在自由等待工作的新生活的最初几周内，他过的仍是一种他喜欢的浪漫生活，他和朋友们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和过去一样用蚕豆拌米煮饭吃，赤脚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其余时间则读书讨论他们的未来计划，有时也到爱晚亭上远眺，去岳麓宫、禹王坟凭吊。

1918年夏，毛又徒步游历了湖南。这次是和蔡和森一起。一条毛巾，一把雨伞，一双凉鞋就是他们的全部行装。他们俩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查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关系。调查途中，他们常常露宿野外，以山楂野果为食。毛和蔡很快就成为新民学会中亲密的伙伴。

同时，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开会讨论自己的前途，提出了出国留学的主张。毛在会上说：“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去什么国家，然后是怎么去。我们要把每件事都组织得十分周密。我认为我们分开到各个国家去留学最好。主要是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

杨昌济教授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给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青年人中出现了去法国的新浪潮。毛回忆说：“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毛热情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实地了解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真相的主张，因此他和蔡和森开始组织湖南省的进步青年参与这一运动。蔡和森在6月底去北京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并与各方面进行联系。蔡到北京后回信敦促毛泽东速去北京，和他一起领导实施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又说杨昌济教授也希望毛到北京，就读北京大学。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为翌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左起：萧三、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9月，毛泽东决定到北京去，和他同去的还有20多名自愿赴法留学的青年。那一年黄河涨水，冲断了铁路线，火车在河南郾城附近停运。毛利用候车的时间走访了附近的村庄，考察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毛泽东和同伴们抵达北京时，湖南自愿赴法的青年已有40多人，比任何省都多。就连毛的老师徐特立虽已年过40岁，也放弃了在湖南的教授职位，志愿赴法。

毛特别注意鼓励女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在长沙，他组织了一个“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这其中蔡畅是毛最要好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后来嫁给中共副总理李富春为妻。值得一提的是，蔡畅自己回忆说，她和她的哥哥和毛一样，在那时都表示反对婚姻，宣布他们决不结婚。

当一群湖南女青年，包括蔡畅以及她哥哥的未婚妻向警予即将赴法时，毛认真地对向警予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在北京时，毛和萧瑜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应杨昌济教授的邀请，最初住在豆腐池胡同杨家新宅，但不久就搬到了邻近北大的三眼井胡同。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来自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的8名会员就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其中一间作书房，另一间作卧室。

床是北方的炕，用砖垒起，底下烧火取暖。但8个湖南学生生不起火，所以8个人只好挤在一块儿，以保持体温，抵御北京冬天的严寒。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他们自己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大家挣钱，大家花。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所以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们只好轮流穿着大衣出去。到了年底，他们有了3件大衣，但毛一直没有设法替自己买一件。

然而这个住处地点特佳，对毛和他的朋友工作和学习都很方便，他们可以随便去北京大学听课。罗学瓒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说，他们“皆敦品力学之人，侄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

尽管经常锻炼，毛的身体并不太好。毛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说，毛那时还在咯血，可能染上了肺结核，因而坚持要和别人分筷吃饭。他的脚底曾受感染，在医院治了一个月。

尽管条件艰苦，但“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毛后来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庭院里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最后虽然毛被邀请赴法，但他选择留在国内。对他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决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一个上升发展的机会。他后来解释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向他的老师徐特立解释他留在国内的原因与此稍有不同。

“毛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徐特立后来说，“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

毛对他的同学、朋友谈了4点他留下来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显然是由于资金问题。他一点钱也没有，尽管路费大大减少了。但200元钱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他知道没有人能借给他这么多钱。第二，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甚至连最简单的英语发音都没有掌握，更不要说学法语了。第三，他觉得留在北京不仅可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可以在北京为那些去法国的人充当可靠的联系人。最后，他明白自己是个行动者，自己的未来发展在政治组织上，而不是在学问上，所以他对为学习而出国并不真的感兴趣。学习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对于那些他不很了解的人，毛首先强调他年龄太大了，那时已25岁了（其他人的平均年龄是19岁），其次说他外语能力很差。但真正的原因，也许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虽然7年以后毛写的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有所披露。毛指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又在资本主义化的城市里学习的学生只能扮演“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角色”。毛害怕法国之行会使他在文化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因而失去了他自己国家普通老百姓对他做领袖的支持。他也感觉到在外国环境下，他就不能在他的同伴中出类拔萃。

其他人也同意毛留下来，萧瑜和蔡和森曾就他如何能在首都生活下去讨论过好几次。他们正在北大吸收新民学会会员，因此毛最好的去处就是进北大。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想到教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教室清洁员做完他的工作后，还可以旁听。北京大学确实需要一个人在课后擦黑板、扫教室。这项工作很轻松，而且还可以经常接触到教授和学生。”但是毛怎样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工作呢？

他们去找校长，这位校长当时正密切注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让他们带着去找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条子上说：“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李大钊恭敬地照办了，给毛安排的工作是打扫图书馆，整理书刊杂志。

萧瑜回忆说：“这完全是蔡校长帮忙的缘故，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是不过问用人之类的小事的。”几年后，李在回忆这件小事时还有点发窘。“我收毛泽东做清洁工作，”李大钊告诉萧瑜说，“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谅我。

李大钊过去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曾给毛以巨大的鼓舞，又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毛发现他就在隔壁房间里。毛回忆说，他当时“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那时一个月五六块钱就够吃饭，但毛仍非常节省，只在晚上吃顿饭，而且只吃土豆和花生，从不吃肉，也不吃青菜。对多数人扔掉的北京大白菜帮子，据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加盐煮。

如果毛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之便结识当时的一些知识界巨人的话，那他就会失望。毛抱怨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图书馆的人中，毛泽东认出了一些文学和知识界头面人物的名字，毛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回忆说，毛要求去听他的课。胡评论说，在作文方面，他很出色。但另有一个传闻说，有次胡适上完课后，毛想向他提一个问题，胡适拒绝了，因为毛不是他的正式学生。

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政论作家李大钊是北大两位激进领袖，也是无可争辩的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但他们在毛第一次默默无闻地进北京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和过去一样，毛受到了那些表面上是他前辈的人的冷遇。这也正是毛的生活哲学：越是被人视为粗俗的乡巴佬，遭人鄙视，他越是坚定了通过艰苦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强行对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决心。

他在北京的时间并没有完全荒废，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这些圈子里，他认识了一些人，诸如张国焘，后来成为他争夺共产党领袖地位的对手。

他在首都最好的朋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3个湖南籍的室友，还有一个学生。但这4个人都没有成为共产党，尽管他们也都赞成群众运动和革命。他们介绍毛阅读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他在北京的时候正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逐步深化的时期。30年以后毛宣布：“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8年10月毛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广泛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也是组织者之一。这时毛自己读的书基本还是传统主义者的著作。他告诉他的朋友，他读了许多史书，特别是司马光的古典著作。

但毛最感兴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赞同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和唯物主义为前提，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定性以及它对人类平等和尊严的肯定，而毛最为赞叹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信条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当时中国毛那一代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

第二年2月，就在毛离开北京之前，李大钊的文章《青年与农村》发表。其中一些话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毛，文章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毛自己承认正是在北京，他第一次产生了爱情。他说：“也正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但他们第二年才结婚。

1919年初，毛陪同赴法的学生去上海，他们要在上海乘轮船。毛记得：“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向前走。”但又是由于运气，他从另一个同学那儿借了20元钱，使他能够继续去南京。这次华北之行，使毛饱览了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他骄傲地回忆道，还环行走过保定府、徐州和南京的城墙。“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毛看到相传是孔子亲手栽植的那株有名的树，并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还登了中国最有名的五岳之一，山东的神岳泰山。

这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国内的动乱和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命运感到焦虑。日本公开收买中国代表团，以谋求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的继续存在，其他战胜国更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伍德罗·威尔逊所鼓吹的自决难以实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自发产生的抗议内忧外患的学生运动，当时毛正在参观他自己国家的圣地—显然他从中汲取了营养。

从南京起，“我……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这次没有人借给他钱，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前进。“可是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被贼偷去了！”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他在火车站外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借钱给毛买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到了上海，毛了解朋友们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不仅可以送学生到法国去，而且他还可以回到长沙。

学生们3月下旬乘一条日本轮船走了，毛送他的朋友上船后就起程返回长沙。在长沙，他寄宿在这座城市对面的河边，重新开始了一天一顿蚕豆加米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他回湖南后的一项任务是维持新民学会的联系。许多会员当时正在欧洲各地学习，他建立了一个每月通信制度，印刷、发送在法国的会员们给他寄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信件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毛的编辑下，最后出版了三卷通信集。

1919年，在长沙时的毛泽东

1919年，毛泽东三兄弟与母亲在长沙合影

然而，这个青年社团的团结不可避免地难以持久。大部分会员和毛一样都很革命，他们不满现状，但也出现了一个改良派，主张从现实出发。还有一个中间派，他们左右摇摆，没有确定的思想。后来，当共产党在湖南正式建立组织时，新民学会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会员—但不是全部—参加了这个新党。

毛开始应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修业小学教历史。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住在学校里，仍然只有几件极简单的行李：“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25岁的时候，毛终于开始挣钱了。

小学的生活几乎谈不上享受，当了几个星期的教师后，毛在一篇长文里给教师的命运画了一幅像：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笔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

接着个人的不幸又接踵而来。毛从上海迅速返回的一个原因是他母亲病了，1919年10月他母亲去世，死于急性扁桃体炎。毛写了一篇《祭母文》：

…… ……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头脑精密，擘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尽管他有教学任务，但毛仍投入湖南的组织工作。在1919年6月和7月的5个星期内，他帮助建立了3个协会，都和改革有关。

但毛对湖南政治舞台作出的独特贡献是通过办报实现的。7月14日出版了学生联合会创办的第1期《湘江评论》，毛是《湘江评论》的主笔。《湘江评论》是一张四开的报纸，第1期很快就卖出去了，第2期印了5，000份。在《湘江评论》上，毛对湖南的进步读者介绍了西方工会和工人罢工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分赃行动。他谴责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一类的强盗”。

用毛的中国传记作者的话说，《湘江评论》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于是毛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湘江评论》第1期的几乎全部、第2期的三分之二、第3期和第4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毛泽东执笔的—他不仅要写稿、审稿，而且还要当编辑、看校样。毛甚至有时还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第2期开始连载毛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民众的大联合》。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最早提出了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敦促他的同胞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建立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文章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的黄金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震惊了长沙政府，只出到第5期就被查封了。毛立刻又接手主编另一份报刊《新湖南》，这是一份地方学联的周刊，不久也被当局查禁。

这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学生恼羞成怒。9月他召集学生代表训话，指责学生干预政治，特别是扰乱了政府的对日政策。他威胁说，你们要是不听，我就砍你们的头。面对他的威胁，一个女生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她身边的毛要她不要理睬张的恫吓，只当狗吠。

毛在文章中就妇女地位问题慷慨陈词，特别对贞节的双重标准—妇女失贞，导致自杀，而男人乱性却无关紧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就此问题在《女界钟》刊物上撰文，他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中也有这一段：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哪里？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的一件事轰动全省，也使毛泽东大为震惊。一个姓赵的眼镜店老板按照传统的媒人说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邻近一个富裕的古董商的儿子。这个姓赵的女青年对婚前只见过几面的新郎非常不满意，她要求解除婚姻，但不被理睬。婚礼那一天，不幸的赵小姐被强行推上花轿，送往新郎家。在花轿中，她抽出剃刀割颈自杀。

这一自杀事件轰动一时。一家地方报纸评论说，这个可怜的女青年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两天后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评论这一自杀悲剧的第一篇文章。他在该报共发表了9篇文章，登了两个星期才登完。

毛的文章指花轿为“囚笼槛车”，他进而提出了其他批评，说不仅新郎、新娘的家庭应对赵女士的死负责，罪恶的根源还在社会。他宣称，青年人应该鼓足勇气自己站起来反抗老一代对他们规定的种种框框。毛鼓动说：

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

毛不赞成赵女士的自杀，“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即不应反其道而求死……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

毛在赵女士事件中表现的激情，能否说是他因违背他自己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而生出的负疚感的一种反应？

驱逐万人痛恨的长沙督军的运动在12月2日达到紧要关头。这一天学联藐视张敬尧的命令，公开举行焚毁日货大会。学生们事先调查了破坏抵制日货的商店，清理出了大批日货布匹，运到中心广场焚毁。但张督军的弟弟带领大批武装军警冲击会场，袭击学生领袖。

当晚毛召集新民学会全体会员和学联领导人开会，他说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已到极点。华中其他军阀也反张，张已成孤家寡人，现在是驱张的好时机。

学生们酝酿二三天内总罢课，并组织驱张代表团，到中国各个中心城市包括北京进行宣传和外交工作。1920年初毛负责领导前往北京的驱张代表团，长沙商会为代表团提供资助。

但毛的行动也不完全是政治性的。1月17日，他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北京去世。毛的朋友萧瑜认为，在北京冬季仍坚持冷水浴的斯巴达式的习惯可能导致了杨的死。讣告是由毛和其他杨先生的学生起草的：“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积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无疑毛要利用这次待在北京的机会帮助料理杨先生的后事，包括杨先生女儿的未来问题，从她那里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但是毛没有直接去北京，他和他那个驱张代表团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并起草了驱张宣言送交当地报纸发表。他还组织了一次宣传活动，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拍到了由张敬尧的家人送给张的20多袋鸦片烟种子的照片。照片见报后，张名声更臭。毛还和湖南学生组织了一次驱张运动群众报告会。

第二次进京时，毛住在北长街99号一座喇嘛庙里。他忙碌地进行反张宣传，参加2月4日的赴总理府请愿，尽管请愿没有结果。毛还领导一个通信社，宣传不仅要反对张敬尧，还要全面反对军阀统治。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毛不断地给他在长沙的同志写信，报告北京的形势，并对他们在湖南的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建议他们组织“赴俄旅行团”，考察和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再三敦促新民学会发展成一个有统一思想的军事组织，认真制订和执行在长沙活动的二至三年计划。

在北京，毛还利用时间大量地读书，特别是刚在北京出版的新翻译来的共产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如果说毛到北京来是为了向去世的教授告别的话，他又遭受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很沉重，但对毛来说可能无关重要的打击：3月他的父亲死于伤寒病。40年以后，毛重回故乡时回忆起他的双亲。毛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但即使毛对他父亲的去世毫不在意，他也有责任在家庭失去顶梁柱后对家里其余的人进行尽可能妥善的安排。

毛还谈不上是直接打道回府，而是一路拖延。他先到上海，后到衡阳。他不得不卖掉唯一的冬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在上海，他靠给人洗衣服谋生。他写信告诉长沙的朋友说，洗衣并不累，但来回得坐公共汽车收衣服、送衣服，挣的许多钱就这样浪费了。

他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长袍到码头为另一拨从黄浦江乘船去欧洲的湖南学生送行。但他在上海有许多事要干，所以轮船刚一开动，他就往回走。

他和《新青年》主编，后来成为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的陈独秀讨论他的朋友们提出的改造湖南的计划，也讨论刚刚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毛评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然后，毛去了衡阳。在衡阳，他和以前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老师易培基有过晤谈，这个人现在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国民党是孙逸仙领导的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的共和与民族运动的政党。

毛不在湖南时，张督军被其他敌对军阀赶出了长沙。他的被逐使湖南人欢欣鼓舞，人们纷纷议论怎样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南北军阀都在等待时机夺取湖南这块地盘，因此当时地方主义思想抬头，想建立湖南自治，湘人治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也有人提出民主口号，要求实现民治。新强人谭督军假装支持这些主张。

毛当时仍在省外，但他密切注意湖南的形势发展，帮助他的同志准备一个评述湖南面临的几条道路的文件。提出废督、裁兵；乡镇自治；银行、工厂民办；建立工会、农会；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他会见在外地的湖南各阶层人士，就这些主张和他们展开讨论。

在卷入长沙的这些事件之前，毛回到韶山。“在我的老家安静地休养了3个星期。”无疑他和家里人讨论了如何管理农田的事—他现在成了地主！—如何让他弟弟和妹妹上学。毛现在是一家之主，由毛照料的其他三个人后来都跟着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

当回到长沙时，他自己的知识与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他从北京带回长沙一些共产主义书籍，并在7月他创办的文化书社中散发。杨教授的遗孀在女儿的劝告下，把北京大学发的抚恤费给了毛泽东，资助他创办文化书社。毛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说：“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毛帮助筹集资金，从长沙社会各界争取赞助，甚至还说服新督军题写了“文化书社”四个大字。

8月2日在毛任教的小学借了一间房子，举行发起人会议。毛是27个投资者之一，他们一共捐资519元，又是这次会上推举出的3个负责人之一。他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通过建立遍布全省的可靠的进步代表网而保证了书社的初期成功。因为书社是营业性的，可以借钱，所以就保证了毛和他的同志在从事政治活动时随时可以用钱。但毛坚持书社要严格记账，账目清楚。书社在一幢旧湘雅医学校所有的大楼里租了几间房子作社址。

毛在创办文化书社时的亲密合作者是故去的杨昌济教授的最有才华的女弟子陶斯咏女士。毛和陶的朋友萧瑜称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子。

尽管毛给湖南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湖南同志的活动安排仍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性。毛回忆说，新民学会的纲领是“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由于对于北洋军阀政府感到厌恶，同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毛补充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毛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因张督军的压迫而中断了的各种活动的中心。学联重新开始公开活动，新的激进团体也出现了，毛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他们在7月发表宣言，阐述他们的目标：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陵侮，据湖南为地盘，刮民财归己橐……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在此期间，毛泽东得到了提升，从一所小学的一名卑微的低级教员成为另一所学校的主事。这一好运应归于他几周前在衡阳见到的一个过去的老师，他现已返回长沙，并担任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指定毛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毛第一次当上了校长，第一次领到了很像样的薪水。他在秋天开始任职，既教古文，也管理全校事务。

在写给北京同事的信中，毛强调湖南的自治运动只是暂时权宜之计而不是根本的方略。但如果自治能使改革派改善这一地区环境，那也对将来有好处。

毛在9月16日写道：“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惟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第二天毛写了一篇长文，论述湖南在过去几百年各个王朝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指出湖南现在应该“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从湘人自决开始，广东人、四川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也来仿效，实现自决。

10月，将近一万人冒雨游行，要求建立民主政府，毛泽东就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湖南改革派与反对改革的长沙督军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严重关头。谭督军假意接见了游行领导人，表示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声名狼藉的旧省议会的旗帜仍在招展，于是有人爬上去把它扯下去（谣传说是毛干的）。这给新督军以镇压的口实。

“从此以后，”毛回忆说，“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几周后“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导。正是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毛实现了另一个更大转变，即克服了过去蔑视劳动的思想。1942年他在一篇重要讲话中论述了这一转变：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了，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在实际的组织活动中逐渐形成。1920年夏天毛收到了他的老朋友蔡和森接连寄来的信。蔡当时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尼学院读书。8月，他写信给毛，敦促毛在中国组织一个共产党。在法国的14位中国同志已经举行了5天的会议，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另一派是改良派或称渐进派。两派都给毛写来长信，争取毛的支持。很容易猜测毛会支持谁。

毛已经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还制订了一个赴苏俄勤工俭学计划。毛在收到北京和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寄来的会章后，于九、十月间在长沙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共产党的先驱。

湖南改良派的困境通过一个最不可能的形式而达到顶点，这就是年轻的英国贵族贝特兰·罗素访问长沙，这个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一年。作为他在省城游历的一部分，罗素于10月间来到长沙，他在毛反对的督军举行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来长沙演讲联邦主义）。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

毛听了罗素的演讲，后来告诉他在巴黎的朋友说，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严厉指出，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在这种思想上的大变动中，毛和去世的杨教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了。确切的日期不清楚，可能只是被当做自主革命者之间的一种个人协议。在当时湖南激进的青年中被誉为“理想的爱情”。杨女士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子，一个好学生。

杨身材小巧玲珑，有张圆润的脸庞，眼睛不太大，眼眶深眍。皮肤很白皙，全没有继承她父亲那样的黧黑。据说她的容貌像毛的母亲。在1919年和1920年她已经在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工作。在她自己的学校福湘女子中学，杨开慧是女才子。尽管那一头短发增添了她的吸引力，但守旧的人仍然很看不惯。由于她的激进名声在外，许多学校不愿要她，最后她只得进了一所基督教会学校。

毛第一次结识杨女士可能是在他到长沙杨父的寓所拜访的时候，但这并没有完全得到他们两人的朋友萧瑜对这些拜访记载的证实。看望杨昌济教授一般是在星期天，多半是为了和他讨论什么问题。在饭桌上，杨的夫人和女儿与他们同桌吃饭。

“她们进来时，”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礼节性地点头示意。谁也不说话，整整两年，每个星期我们都是飞快地、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我们的目光也会碰在一起，特别是当我们俩同时从一个碗里夹菜时。我们只是眉目传神，笑都不笑一下……杨先生吃饭时一言不发，我们都尊重他的静默……那种气氛使人联想起教堂里的默祷。杨先生十分讲究卫生健康，但显然没有意识到边吃边正常谈笑有益于健康，没意识到欢快的气氛有助于消化。

后来杨教授让他的女儿也参与讨论。

这时毛的忙碌的生活历程第一次出现了一段空白。整个1921年上半年毛自己记录的具体活动很少，可以假定毛是避居了一段时间，和他的新婚妻子（可能还有他的第一个儿子）待在一起，后来才重新开始政治生活。

3月，萧瑜从巴黎和北京返回长沙。这年春天毛和他的这位老朋友谈过很多次，他们显然已经出现了思想上的分野。毛的兴趣已经从新民学会转到了共产主义。他对萧瑜说：“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但萧瑜反复讲自由的必要，说不能盲目地模仿苏俄革命。他们常常彻夜长谈，有时因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对流泪。

萧瑜认为人就像一辆黄包车一样，跑动起车靠两个车轮—自由和共产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没有自由的车轮，这辆车就需要借压迫人类来维持平衡。

毛说：“是的，压迫是政治的精髓。如果你压迫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归根结底，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萧利用经典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善意的命令主义。毛反驳说：“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办。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萧则宁愿没有牺牲来获得后代的幸福，但毛回答说如果人们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萧说他能等那么久。

毛说：“对于你愿意等100年或1000年，我非常欣赏。我却不能等，我希望更早一些实现我们的目标。

争论继续不断，谁都不愿让步，直到1921年7月上海会议前夕两人还在争论。这次会议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代表。

萧瑜回忆说：“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谈到黎明，毛泽东仍在说服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

毛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这个预言相当精确。

那一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这两个朋友和另一个共产党会议代表何叔衡从西门乘船离开长沙。木船通过中国中部的湖泊到达武汉，最后到达上海，这两个共产党人没有让他们的朋友送行。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早晨当萧瑜走上舱面时，发现毛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5未来的缔造者（1921~1924）

萧瑜在武汉留下—他在武汉有些事要办，毛前往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秘密地点去开会。中国的激进分子试图建立政治组织的企图一般都受到地方政府或军阀警察的追捕。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安全，因为它由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拘捕令在这里行不通，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被外国巡捕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家的卧室里举行的，这间房子只够坐参加会议的15个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附近的女校里。女校当时是空的，只有一个厨师每天为他们做饭，兼放哨。他们在晚上8点钟开始开会。

他们连续花了3个晚上讨论新创建的党的基础和党章。但第4天晚饭后，当他们准备照常开会时，突然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假装说是找错了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地说，这一定是密探，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换个地方开会。于是，他们都分散走了。他们刚走，一队15名法国巡捕和武装警察就来搜查房子，但扑了个空。

毛回到住处，发现他的朋友萧瑜已办完武汉的事，到上海来了。毛告诉萧，他们决定在上海外边的旅游地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开会，以摆脱警察的追踪。萧同意单独活动。毛已被指定为大会起草报告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差使，毛对决定这次大会的主题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毛在这时几乎还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重要著作，新党的领袖陈独秀可能把他看做是代表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者。他在长沙为共产党和青年团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是他的同学、学生、前任老师、密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和湖南的无产阶级或农民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联系。但他的派系的核心成员都来自这些私人关系，也正是他们最后统治了整个中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其他一些代表记下了他们对毛的印象。张国焘，后来成为毛的政治对手，把毛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同志写道：“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这些代表在湖上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和酒，在集体游湖的名义下躲开了警察的注意，因而完成了建党大会的工作。借着傍晚度假人多、后来又下雨的掩护，他们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会后毛回到他的湖边住所，发现萧瑜已在蚊帐里睡着了。

毛摇醒他的朋友，急切地告诉他：“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

他们一直谈到天快亮。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此后毛和萧不得不通过书信保持他们的友谊，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仍有分歧。

后来，萧就他在1921年所了解的毛的能力作了如下概括：“首先，我心底认为毛是这样一个人：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你要是同意他的话，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

之后两年，毛和妻子、儿子住在长沙，专门组织产业工会，组织罢工。他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和他在一起，最小的弟弟泽覃还在继续上学。毛后来很歉疚：“我年轻时，对毛泽覃脾气很坏，有一次还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只因为他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祖宗堂。”

1921年9月毛和两个无政府主义工人领袖走访了长沙以东100英里的安源煤矿。他们三人自称是“参观”，下到矿井，观看了铁路机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既是中资的，又是外资的。矿山通过自己的铁路为邻近的一个铁矿和铁制品提供燃料，前不久整个企业被日本股东夺取。

工厂管理部门有不少外国人，其中包括德国人，他们手持硬木棍专打工人。1.2万名工人怨声载道：受工头敲诈，每天要做工12至15小时，工资很低，且经常拖欠，而食宿、服装、安全设备以及医疗设施都很差。

毛的第一个反应是为工人子弟开办学校，后来又为工人开办夜校，这都由李立三负责，李就是那个对毛当学生时贴出的寻友广告半心半意的青年。他刚从法国回来，命定成为与毛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对手。

毛1921年搬了家，从船山学社搬到小吴门外清水塘。这是一幢很雅致的房子，原是一个当铺老板修建的。这所房子也作为湖南省委的机关，毛在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担任了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

湖南的共产党成立后，就使用了文化书社的经费。毛发行股票，建立了棉织厂，以便为党提供一部分资金，但由于棉织厂难以同外国厂家竞争，一年后不得不卖了。毛的岳母也给党提供捐助。

在新的一年里，毛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反对长沙暴君赵督军的运动。赵督军在雪天将两个无政府主义领袖（即黄爱、庞人铨）杀害了，毛组织了一个抗议罢工。是年夏天，毛前往上海，争取对反赵斗争的更大支持，同时准备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68年第9期《人民画报》中文版封面刊发刘春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我本想参加，”毛后来说，“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即使说共产党的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但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插曲。有报告说毛确实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以很难想象毛不会从他那里了解到“二大”开会的地点。可以推测说，毛在党内的同志正被其他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因而决定不事先全力支持湖南的倒赵运动。也许是他们不让他出席“二大”，也可能是毛出于气愤抵制了这次大会。

然而，毛确实遵循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制定的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因为俄国人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于西方列强）而对苏俄有好感，孙逸仙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幻想破灭了。毛参加了国民党，并开始在湖南对它进行改组，要把它改造为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下党。国民党具有发展为激进政党的潜力，它的党员人数也比共产党多得多。

在9月初，毛又一次来到安源煤矿。按照他的共产党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刘少奇被任命为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毛的湖南同乡，刚刚从俄国受训回来，将成为毛的党内同事，后又成为对手。毛一定是从刘那里获得了对苏联的最初的具体了解。他们在毛的清水塘家里举行过多次会议。

经过一些动摇和犹豫后，安源煤矿工人在9月中旬终于举行了大罢工。毛为他们写了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第15天，厂方屈服，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罢工胜利后，工人正式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转过来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由毛管理。几年以后，当毛离开中心城市去农村打游击时，安源煤矿工人为他提供了许多战士，煤矿的组织帮助他传递文件，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保持联系。

两个工人后来回忆起毛在这次罢工时的情形说，毛穿一双草鞋，裤子挽到膝盖上面，就像刚刚放工回来。他们经常看见毛穿一件破烂的工作服，背上有一大块T形补丁。和工人一样蹲着吃饭，菜碗放在地上，筷子伸下去就夹菜，毫不在乎。另一个矿工评论说，尽管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完全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许多人都这样评价毛在危机时的态度。

毛帮助取得的另一个工人运动胜利是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原因是一样的：工资低，又常常拖欠，监工打骂处罚工人，这使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准备充分，罢工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列列火车像死蛇一样，躺在轨道上一动不动”。

不久政府调军队和工贼镇压罢工，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军队的刺刀下躺在铁道边上不让货车通过。在这次事件中，有70多人受伤，后有6人重伤致死，“有的人头被劈开，有的人手足被砍断，有的人四指被砍去”。大屠杀更坚强了其他地段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决心，毛通电全国说：“虽日之于韩，英之于印，亦不过如是残酷……”最后政府不得不让步。

同时毛在长沙亲自领导了4，000名泥瓦工与木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罢工坚持了近3个礼拜，成为长沙城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罢工。毛帮助这些没有组织的个人手艺人组织工会，并通过报纸反映他们的状况，后来在泥瓦工冒雨前往市政府请愿时，毛又走到他们中间。

毛从人丛中跳到市政厅外的大圆花坛上，向工人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他时不时吹起哨子，指挥工人喊口号。当官的发现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

市政府当局同意开会讨论工人的要求，毛反映了泥木工人的状况。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一个当官的对他头头是道的讲话感到惊讶。

毛回答道：“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

在此事后毛又帮助铅印工和人力车夫进行罢工。毛还兼任过铅印机师和铅印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同时还在人力车夫夜校教课。与此同时，毛失去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的职位，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组织工人运动而无法把很多时间用在学校管理上，但也还有政治原因。这时反共活动正在进行，新任督军比他的前任更不宽容。但毛不想失去对教育的兴趣，他已在去年帮助成立了长沙自修大学（他让弟弟在这个学校学习）。1922年底他又协助兴办美国支持的群众教育运动。毛没有薪水后，他的岳母就在经济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许多工会组织在湖南开会，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被选为总干事。担任这一职务后，毛就同众人痛恨的赵督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长沙罢工浪潮之后，赵督军散布说罢工只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过激分子的滋事骚扰，扬言今后要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工人。

赵的威胁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代表发生了动摇，毛决定与督军正面交锋。在讨论人们的集会权时，毛引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条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当时毛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

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通缉令，逮捕毛。毛暗中对各个组织的接任者交代了有关工作，了结了在城里的事务后才离开长沙去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在共产党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着他过这种流浪生活，大约在同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岸青出世了。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广州参加1923年6月底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都对年初北方和中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感到沮丧。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作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依靠幼弱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需要有强大的同盟者—孙逸仙的国民党就是显而易见的同盟者。

陈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领导工农，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强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对这一主张，指出就湖南而言，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而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数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谷的是农民。如果农民能像湖南的煤矿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如果共产党能像国民党那样花大力气做农民的工作，他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马林和陈不赞同毛对农民所抱的热情，而毛可能觉得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比他的共产党同伴更深。

陈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他一直在组织党的工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工人运动和工会应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就张的修正方案进行了表决，8票赞成8票反对，陈作为主席否决了这一方案。那些反对的人现在都被邀请表明他们的立场。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即是说毛拆了张的台。实际上看起来毛只是服从委员会的一般规定。当时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处理党的事务并对党的各个下级委员会下达指示。这年下半年毛代替张成为组织部部长，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毛与张的个人斗争。不论有关毛在“三大”上投票表决的记录如何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即毛对贯彻实施他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就是“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的话。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来到上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他们当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耻地屈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要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是最凶恶的刽子手。”在谈到烟税问题时，毛评论说：“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毛特别把愤怒发泄到英国头上，“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

6三薯饭（1925~1927）

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整个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毛远离火热的政治生活，一定与他因未能进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魔幻般的内部领导层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有关。尽管他在31岁的时候进入了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被完全接纳，他没能使任何全国性的领袖相信农民这个因素在中国革命方程式中的意义。

毛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写过书，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在公认的领导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层，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面足以弥补上述一切缺陷的优势还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有时他在新闻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经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国文凭的归国留学生们所把持的。除了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

他从来没有在大工业城市生活或工作过，因而无法与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张国焘或刘少奇等人的经验相匹敌。例如，1925年初，当他住在湖南乡下时，在中国的城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而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到毛，因而他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所做的只是证明农民这个武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再没有比韶山更合适的地方来思考这样一种挑战。

由于退隐到韶山，毛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3月份孙逸仙的去世，孙的去世使国共合作的前景发生危险。与此同时，湖南的农民组织也受到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杀害工人的影响。

毛解释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蔡和森从法国回国帮助毛应付这场危机，而毛的妻子则在韶山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

若干年后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他说，你不能仅下到村里去就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结构和社会状况。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外国阔佬！”这一切并不使赵督军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坚持下，他最终发布了对毛的缉捕令，在10月派军队抓他，毛逃到广州。在去广州前，毛以怀旧的情绪作了一首第一次发表的古体诗，咏怀他所热爱的长沙城：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25年秋毛到达国民党的首都亚热带的广州，感到一种乐观的气氛。他的前上司汪精卫在孙去世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新主席，立场仍不明确的蒋介石担任第一军总司令。第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开学，100多位学员参加了这期讲习所，其中五分之二的学员来自湖南，包括毛的弟弟毛泽民。毛在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担任宣传部长，同时被指定为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以这种身份，他结识了国民党左翼学者诗人柳亚子，后来与他保持了著名的文学友谊。他回到国民党营垒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接着，国民党自身发生分裂，分成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最后以蒋介石为首）和左派（以汪精卫为首），毛继续支持左派。

12月毛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国民党右派。其中一篇第一次提到了香港，他自己从未见过香港，但文章称香港为一座“荒岛”。就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市井语言称呼外国人。他问，如果上海工人监禁所有“红头阿三”，又有什么要紧。

1925年的圣诞节，毛从逃出湖南的工人运动组织者那儿了解到，赵督军派出全副武装的一团军队野蛮镇压了安源的一次矿工罢工，工会的领袖是个共产党，被杀害了，几个工人也被打死了，工会被摧毁。毛大怒，他到上海是想由共产党组织一次反对赵督军的行动，但陈独秀拒不支持，使毛的计划完全落空，毛感到非常失望。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刚刚投票决定把国民党约束在广东省。毛没想到在湖南发动的那场运动被看成是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北伐计划。毛为他的朋友报仇的愿望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奇思怪想。

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上海遭到拒绝，毛感到很懊恼，他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阶级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50年代出版的他的标准“选集”中的第一篇，题目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这篇文章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毛在这篇文章中估计，在当时中国的4万万人口中，“大”资产阶级约有100万人，中产阶级约有400万人，只有这两个集团可以说是反革命的，中产阶级的左翼也能参加革命—但它会和敌人妥协，因而是不能信赖的。

1925年，在广州时的毛泽东

中国人口的其他部分都会支持革命。在15，500万小资产阶级之中，有1，500万是富裕的，他们一般接近于半反革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在战时，他们也可能参加革命。7，500万在经济上可以自立的这一部分人在平时采取中立的态度，但在战时也会支持革命。而6，000万始终不能自足的人则欢迎革命。

2万万半无产阶级都会不同程度地积极参加革命，包括5，000万半自耕农，6，000万半富农，6，000万贫农（他们会“勇敢奋斗”），2，400万手工业者，500万店员和100万小商小贩。

至于4，500万无产阶级，200万产业无产阶级，他们当然是革命的“主力军”，300万都市苦力是一支仅次于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贫农一样，2，000万农业无产阶级也能“勇敢奋斗”，同样，2，000万游民无产阶级也可以引导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毛从这种算术中得出来的结论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

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3万万9千5百万。我们的敌人有多少？有100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万算作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3万万9千5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在毛的亚分类表上，游民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一种新发明，他们将成为毛的老话题。下面是毛对他们的描述：

游民无产阶级为……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

这五种人名目不同，就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作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2，000万以上。这一批人很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是毛新式文章中的第一篇，写于1926年1月，初稿曾送给共产党领导人审看。毛后来说：“陈独秀反对……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这篇文章可能是两头都挨不上。因为根据前三四年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东西来看，这篇文章（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创见；有创见的地方，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又不太正统。

毛在2月份修改了这篇文章，但陈仍不予发表，因而毛只好在广州的《中国农民》上发表。这个小插曲之后，毛开始对陈不抱幻想：“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毛对自己文章中的许多说法不满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50年代把这篇文章收进“选集”时，作了大量的修改。

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被划掉了：“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总起来看这段话很像是仿效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在50年代，组成游民无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五种成分—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娼妓被删去了。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依据财产把中国社会分成各种阶级，把大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划作其他人要反对的对象，这就混淆了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阶级和资本主义阶级，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两个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农民成为“半无产阶级的”主要的革命力量。

尽管他向共产党呼吁了，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毛是和国民党一道奋力前进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对共产党政策保持不变，毛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是他与蒋介石竞争的少数几个时机之一，蒋和其他几个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一起，得票最多，获得了248票，毛也不错，获得了173票。

毛在大会上讲话，拥护坚持和扩大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支持国民党右派重新统一。1月8日，他发表了一个《宣传报告》—非常自豪地宣布：“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3月，毛被国民党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在广州主持了5月至10月的第6期讲习所，他自己就中国农民问题演讲了33个小时，此外还讲了9个小时的农村教育方法问题。

在这些演讲中，他就像面对小学生一样，介绍和说明自己的想法。他谈到了牛王庙和三薯饭—分别指地主法庭和广州附近东江农民吃的甘薯、白薯、山芋加带壳大米的饭食。但毛也想从他们那儿了解情况，了解“农村的状况，农民状况和土地状况，生活方式和人的经历。他们如何发家，如何变穷，村里官地或公地有多少，谁管理谁经营，租金情况……”毛喜欢用这些资料在课堂上和他的学生们讨论，也利用这些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

毛甚至还教了点地理。9月他带领所有学生组织了一次海丰两周游。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彭湃阐述了农民政府制度。讲课在一所孔庙里进行，有一次当毛看见一个学生戏弄孔子的牌位时，毛停了他好几天的课，毛不想支持这种无礼的嘲弄。

有些共产党人相信毛为国民党干得太多了，但他告诉他的密友说，准备用他的讲习所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培训忠于共产主义的干部，共产党这时在国民党组织上层很有影响。但他们企图靠沾国民党的光获得权力的梦想在1926年 3月20日破灭了。这一天蒋介石大肆宣扬要驱逐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逮捕许多重要的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虽然失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长的职务，但继续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可能是因为蒋不想触怒亲共的左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缘故，蒋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毛的对手张国焘后来指责毛拒不出席讨论如何对蒋的政变进行反应的共产党会议，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涡的态度，“袖手旁观”。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尽管有一份俄国人的报告说毛敦促苏联迅速采取反蒋行动。

在国共两党突然分裂的日子里，毛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在北伐将经过的省份开展农民运动。他把农民运动和蒋的军事计划联系在一起，以从国民党那获得对农民工作的最大支持，农村工作最终使共产党获得了基层群众的支持。毛这是与斯大林唱反调，因为斯大林反对北伐。

1927年，毛泽东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共产党的“桂冠诗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曾见过毛，留下了一段对毛的肖像描写：

“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毛讲话时声音确实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听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话听懂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标很单一，就是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帮助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便利条件，组织农民运动。这年夏天，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农民部部长，并前往上海讨论农民部的政策。但他发现在上海没有农民，而且也许是难以与陈独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广州的农民讲习所。9月，他为国民党出版的一套关于农民运动的丛刊写了篇序言，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农村革命不同于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当不及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共产党领导人根据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决定不顾蒋的逮捕，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工作，反对北方军阀。同时为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停止讨论土地问题和武装农会的问题。毛现在又回到了长沙的根据地。这时，毛的一个助手在毛的家里工作，与毛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过了4年。他回忆说，毛总是出去活动，有时几天都不回家。陈指派毛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可能是希望在北伐经过湖南时能阻止农民惹是生非。

但毛并不想抑制湖南农民的热情。12月在长沙农民和工人代表会议上，毛发表了一篇闭幕讲话，号召发动打倒地主的斗争。在他的指导下，农民协会立刻开始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并接管传教点作他们的办公处。

湖南省农民协会接管了长沙原属于神学院的5所房子。毛的母亲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家乡湘乡县是全省最激进的一个县，传教士被强令离开家里，20多人被农民协会在“人民权力”的名义下枪毙了。农民协会还在秋收前强征埋藏起来的稻米，作“人民的粮食”低价卖给贫困农民。

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说是令人钦佩的行动，但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害怕农民进一步如此猛烈地实施他们的要求，那么各阶级的反帝阵线将会瓦解，国民党军队中的保守派掉过枪口来对付工农。这种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

毛对这些相互矛盾的压力的反应是：和往常一样，到基层群众中去。但这次是为了进行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最终使毛出了名。调查导致他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最激烈也最熟练地阐述了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思想使欧洲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愕。这篇文章1927 年3月发表在《向导》周报上，并很快就译成了俄文和英文。共产国际的译文称之为“在已发表的英文报告中，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揭示最深刻的一篇，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它是“一篇出色有趣的报告”。

在1月份进行的考察包括5个县，其中有毛出生的家乡县，还有一个是他母亲出生的县，他在那个县走访了小学堂。在考察过程中，他顺访他的岳父，已故的杨教授在板仓的家，他的堂哥还记得他与3个贫农，1个手工艺人，1个店伙和几个小学教师晚饭后交谈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杨开慧帮助准备材料，抄写文件。报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乡农民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所展现的能量，这既使他惊讶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作结论说：“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在许多地方，农民协会自己成为“惟一的权力机关”，既解决经济纠纷，也处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于“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放个屁也有分量’”。

“如果计分合适的话，完成国民革命共以10分计，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只能占3分，农村农民在革命中要占7分，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认为农民的举动“太过分”的议论是错的，农民只是对千百年来土豪劣绅暴行的反抗。“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接着，毛驳斥了国民党认为农民造反应该服从于统一战线的全国目标的论调，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革命高涨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地位，“把一切绅权都打倒……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在革命高潮时期很沉闷，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民。从秘密时期起，到公开时期，他们都在那里积极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得特别积极，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得特别积极……他们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这些农民被富农讥笑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据长沙县的调查，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几乎所有最基层农民协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贫农，毛不允许他们因此受到指责：“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毛还描述了农民对地主采取的某些行动。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至于枪毙，毛报告说，只限于最坏的土豪劣绅，他举了几个例子：“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10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1,000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14年间，杀人50多，活埋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接着毛又论述了他的祖国传统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国家的政权、家族的社会权和鬼神系统的神权。

妇女们除了上述三种权力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然而农村妇女“也享有相当的性自由，三角关系和多角关系几乎普遍存在”）。但现在在湖南的农民革命中，这些权力都在被打倒。旧的规矩，如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就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但毛也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人为地加速造反的行动。“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在“报告”中还引用了他对一些乡农进行宣传时所讲的话，这些话使他们都“笑起来”。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他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农民新的造反造成新的禁绝。麻将、骨牌、纸牌在农会势盛的地方一概禁绝了，一个地方的农会烧了一担麻将牌。鸦片烟枪都得上缴，花鼓戏在许多地方也都禁止演唱，有些县把轿子砸了，或者农民大涨抬轿价，以惩罚富人。铺张酒宴受到禁止，在毛的家乡韶山，“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

农民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兴办夜校，而且是根据“洋学堂”的样子来办，而这种“洋学堂”过去被视为是最新式的。毛承认自己对学校曾经有过错误看法。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司’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14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

最后，毛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对农民的创举感到不满和惊愕的蒋介石和其他“诸公”，说他们是“叶公好龙”。叶公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物，他喜欢龙，因而在屋里屋外到处画着龙，刻着龙。但当真龙听说他好龙而下来察看的时候，他又吓得丧魂落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碰巧是毛第一次公开谴责蒋介石，后来他与蒋为争夺中国的领导权斗争了20年。而毛写完这篇报告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去武汉参加国民党左派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毛为农民反对地主的剧烈行动辩护，要求实行比共产国际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武汉写了一首短诗，名叫《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土地政策问题，毛在委员会中继续有力地论证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没收富农—斯大林厌恶富农—的土地，要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试图包容各种相矛盾的观点，但遭到了左派和右派两面的指责，左派说这个决议还不够，右派则说它走得太远了。就在讨论进行当中，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利用自己的盟友、流氓组织、秘密会社青红帮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消息。蒋的军队在秘密会社的帮助下，把上海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右派在公开活动并占据了支配地位，奉蒋为超凡神授的领袖。

毛把他那激进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给4月1日举行的中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得到了真正具有地方组织经验的农民领袖和两名俄国共产国际顾问的支持。这次会议支持毛，选他为新的农民协会的主席。

但几天后当共产党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不愿听这些主张。毛10年后回忆说：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改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交大会考虑。

大会第二天，介绍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被袭击事件中被捕，并被北洋军阀处以绞刑。在武汉参加会议的同志深感震惊，也许在决议中加强了要与国民党结盟的思想，尽管有上海的大屠杀，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蒋介石本人很担忧。毛的土地纲领不适合他们的观点，他的激进的论调被拒绝，毛被免去了农民部长的职务，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而不是正式委员，这使毛很没面子。

几天后，毛托病不参加会议。他回到长沙，进行了第一次但不很辉煌的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及武装力量的斗争。地主们劝说湖南新军阀唐督军发布了逮捕毛的秘密通缉令。

但毛的运气救了他。他的同事向他透露了通缉令，于是毛在5月和几个朋友逃到靠近江西的浏阳。农民在长沙附近继续没收地主土地，长沙的卫戍部队进行报复，捣毁了农会和文化书社的办事处，宣布忠于蒋介石。毛的一个密友在长沙的这次“马日事变”中被杀。结果，共产党湖南省委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和毛一样逃到了浏阳，以便组织一次新的起义。

有一个报道说他们动员了30万农民准备在5月30日进攻省城，但武汉派来的一个共产党高级官员在最后关头让他们取消了这一计划。他说，进攻胜利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督军，促使他向武汉推进，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而唐督军本来对共产党并无恶意。省委会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可耻的”决定，这是毛及其支持者的看法—但这个决定太晚了，未能使几千农民免遭被长沙军队枪杀的命运。毛应陈和党的领导人的要求回武汉，这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中公开采取极左的政策路线。

左派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事后都进行了调查，他们感到极度的痛苦。国民党的报告说，长沙的“马日事变”是由于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对此，毛应受到谴责。报告指出，农民协会受无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帮派的控制，他们只知道杀人放火。

6月13日毛写了“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伤心地承认失败。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但“土豪劣绅猛力反攻”比预期的更激烈，“而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对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一种隐蔽的批评）。在记载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和农民在过去几个月被杀害的事实之后，毛不切实际地要农民协会“请求”国民政府保护他们，保障他们进行革命和发动一场“讨伐蒋介石”的运动的自由。

“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还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他的妻子、孩子分开了，因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们住在一起太危险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17年以后他才见到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又有了一个孩子，这第三个男孩叫毛岸龙，但在随后的动乱岁月里失踪了。他们4个人现在都被送到毛在长沙的堂哥家里躲避。

7月，共产党最后与国民党左派决裂。共产党不再与不合适的盟友合作，他们决定在秋收后发动一系列起义，7月份召开了许多会议准备起义。在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新阶段，毛将发挥巨大作用。

1924年，杨开慧同幼年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留影

毛在此用的是中国式的计年法，比实际年龄大一岁（下同）。—编注

当时1块银元或1元等于1美元。此处“300”疑为“3000”，参见《西行漫记》，第107页。—编注

疑有误。实际上，毛写那封信是在1915年，而萧子升草拟新民学会的规章则是在1917年冬至1918年初。—编注

即黄兴。—译注

据历史资料，毛泽东任干事。萧瑜（子升）赴法国后，新民学会实际上由毛泽东负责。—译注

据历史资料，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都不是新民学会会员。—译注

指北洋军阀的第八师王汝贤部。—译注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25名准备赴法的学员动身去北京，8月19日抵达北京。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52页。—编注

据毛泽东的回忆，他当时向这位同学借了10元钱。参见《西行漫记》，第128页。—编注

《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在6月份发表。此处作者所指的宣言是《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6月间先在上海发表，7月在湖南再次发表。—译注

即易培基。—译注

毛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译注

指黄爱、庞人铨，均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译注

应该称为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湘区工委正式建立的时间是1922年5月1日前后。—译注

指军阀赵恒惕。—译注

此处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蔡和森早于1921年底从法国回到中国。—译注

《毛泽东选集》收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无此段话。—译注

此段文字与《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应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译注

此处文字与《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此处文字与《毛泽东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指唐生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