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北平

我对张昕老师说：1937年，沦陷后的北平是什么样的啊？

说这话时，是2005年冬天的一个日子里，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张昕老师家的客厅，阳台上的绣球花正吐露着娇艳的红色。

她微微地眯起眼睛望着我，好像在谈论一件并不遥远的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城里特别安静，静得有些吓人。”

张瑞芳老师也在回忆中这样说：

“北平城内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1937年7月7日，在过去了很久以后，在今天的人们只能依照想象来揣测那些逝去已久的年代的时候，人们也仍然不敢忘记这个日子。

史书中是这样记载：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7月28日，守军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离。

一觉醒来，北平陷落了，街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岗哨，古老的城里，响起了侵略者的脚步声。那一刻，孩子们不再满世界地奔跑玩耍，长长的胡同里不再响着悠然的叫卖声，甚至连鸽子的哨音也不再明快嘹亮……经历了二十多天紧张的忙碌，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支援前线后，北平终于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继而又开始了混乱，城里的人扶老携幼潮水般地往外跑，城外不知情的人又成群结队地往里拥来。习惯了随波逐流生活的皇城百姓被战争和耻辱惊醒，不得不面对生死做出各自的选择，时代无情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那些日子，鼓楼城下法通寺10号张家宅门紧闭，这所有着三进套、前后五个院和许多空地的幽静宅子更加静谧，夏天的太阳烘烤着高大的老屋和门前的廊子，围墙下成片的竹子，盛开着的月季都晒得有些发蔫，连屹立在草丛中的三棵老槐树也在炎热的空气中一动不动，好像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

院子里的人们却没有一天能够平静。

大小姐张楠（张瑞珍）整日忙碌，似乎在筹划什么。她有时候和妹妹张瑞芳一起嘀嘀咕咕，有时又一天都不见人影。娘不止一次地想问问她，但早上起来，一转身，就不见了她那穿着灰色长裙的身影，问瑞芳，得到的也是含糊不清的回答，娘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她心里知道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

这所大院里的另一些人也更加忙碌，黄敬、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经常是分别到达，一个一个地穿过院子一直走进三门里，进入东屋，然后整个院子就陷入了安静。

北平陷落了，如何保存实力开展抗日活动，身为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黄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说：北平已非久留之地，北平学生中的党员、民先队员、进步的青年学生，要分批撤走，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活动。他表示，自己要坚持到最后一批再走。

张楠凝立水边眺望远处，风吹起她的长裙，带起飘拂的思绪，透过青春的背影，我们仿佛看到她远眺的双眸。见到这张照片有谁不为青春的美丽而叹息，又有谁能够料到，不久之后她就和同伴们告别宁静的生活走向战争

要撤离北平，怎么走法？张楠问黄敬，是否可以以宣传队的形式走？黄敬觉得组织起来一起走的办法也很好。

事实上，“七七事变”前，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的学生们就纷纷组织起来，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郝龙找到张楠和张瑞芳姐妹，商量一起成立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同时参加的还有杨易辰（杨振玖）、程光烈、方深（曹述铎）、管平（管振堃）、胡述文、郭同震等。剧团还没有开拔，“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为了安全起见，黄敬让张楠把宣传队的名单给他一份，调查一下这些人的政治面目，还准备给他们配备支部书记。

不久，黄敬就把组织调查的情况和决定告诉了张楠，很多年后，张楠回忆了黄敬当时的话：“你们这样组织起来出去很好，你们这次出去和原来打算出去宣传不一样了。组织上派了荣千祥（后改名荣高棠）做支部书记，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名单中还有两个党员，一个是杨易辰，一个是东北大学的程光烈。”此外，黄敬还特别告诉张楠，郭同震（后改名谷正文）曾经被捕过，可能有叛变行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和张楠一样整天忙碌的还有二小姐瑞芳，即使是六十多年后，张瑞芳在回忆往事时也忘不了那个夏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崔嵬与陈波儿一行人回上海去了，他和瑞芳的合作演出，带给她的不仅是表演艺术上的提高，更是思想上的拓展和启蒙。崔嵬走后，瑞芳开始投入“沙龙剧团”的演出，先是在《日出》中扮演女主角陈白露，潘经理和小东西由石挥和鼎鼎有名的白光扮演。“沙龙剧团”还请来了陈绵教授做导演，排演《雷雨》和《复活》，瑞芳分别扮演四凤和玛丝洛娃的角色。在同一个时间里，交错演出中外名著中的重要角色，这对正在话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瑞芳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卢沟桥的炮声彻底地打碎了张家二小姐平静的心情，各种消息不断地传来：在妙峰山打游击的学生，立即赶回北平参加抗战工作；在西苑参加军事训练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前线去和士兵并肩战斗；城里各自为政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了；学联号召捐一万条麻袋，第二天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堆满了麻袋！还有长辛店的工人、卢沟桥的农民去前沿帮助士兵修工事、抬伤兵……所有的一切冲击着她，使她再也无法沉浸在陈白露的角色里，有时候她嘴里念着台词，脑子里却不断闪现着和崔嵬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情景：那层层叠叠的人群，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那流着眼泪的青年朋友和平民百姓……

一天晚上，瑞芳走进陈绵教授家的客厅，石挥和朋友们都在，她对大家说自己是来告别的，希望他们也尽快离开北平。原本打算在一起对词的朋友们都沉默了，大家在一起吃了最后一次为排戏准备的夜宵，然后送她出门，当他们穿过客厅走过静夜的花园的时候，远远地正听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在进行着最后的拼搏。

她把要走的打算悄悄地告诉了好朋友郑曾祜，郑曾祜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她，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喜欢瑞芳，在学校里也总是扮演着呵护瑞芳的角色，为此还引起了其他希望和瑞芳搭腔的男生们的不满，他的自行车老是被扎，几乎天天要去补带。他还收到过恐吓信，警告他“不要老是和张小姐待在一起，否则小心你的脑可（壳）”，没多久还真的挨了打。尽管如此，这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儿子仍然坚持不离瑞芳左右。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连瑞芳的姐妹们对他都有了一种认可。

一向被呵护着的二小姐竟然做出了这么大胆的决定，这让郑曾祜既吃惊又感到难过，瑞芳见状便劝他一起走，他的琵琶弹得很出色，可以派上用场，但郑曾祜下不了决心，他觉得中途辍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劝瑞芳还是把书读完再说。那天分手时，郑曾祜一个劲地流着眼泪，很是恋恋不舍，倒是瑞芳豪爽地说：一年半载我就回来了，大不了算我休学一年，到时候咱们再一起玩……

1937年7月的一天，在清华骑河楼的同学会里，荣高棠和黄敬、李昌坐在一起，低声细语地进行了一场谈话。黄敬对荣高棠说，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要南下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上决定派人去，希望他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荣高棠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形势越来越严峻，党正组织进步青年离开北平，一批批的人在撤离，他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走的，组织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吧。黄敬简单地说了一下剧团的情况，荣高棠去了以后公开的身份是剧团总务，实际上是党的支部书记……能交代的，就是这些了。

荣高棠匆匆离开同学会，汗水已经把衬衣的后背湿透了。这个二十五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生在河北霸县一个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两耳失聪在家庭中没有什么地位，母亲却是性情开朗聪明伶俐，因为从小爱看戏，懂得不少事理。荣高棠受母亲影响，自幼好学，念完小学后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到北平上了中学，之后又凭着良好的成绩考上了国立清华大学，并很快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共青团，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北平市农委委员、书记。他精力充沛开朗活跃，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永远都使不完的劲，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难倒自己。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他一心只想做开路的先锋。

很快，荣高棠就跟着黄敬出现在张家的院子里。第一次见面，他几乎就喜欢上了他们，同伴们对荣高棠也很友好，那时候他刚刚在学校参加过军训，剃得短短的头发立在头顶，本来就长的脸显得更长了，调皮的张家姐妹立刻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老尺加一”，说他的长脸是布店减价的招牌，老尺还加上一尺，荣高棠呵呵地笑着，一点都不在乎。

和荣高棠同时出现在张家的还有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荒煤。

与荣高棠完全不同，荒煤是一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年轻文人，他生于大上海，长于长江边，父亲是一个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一生历尽波折的老军人。童年时期，因为父亲长年漂泊在外，荒煤跟着母亲和姨妈生活，家庭时常陷于困境。沉重的压力使得荒煤变得早熟忧郁，他情感细腻性格内向，1934年就开始发表小说和散文了，他的小说集《长江上》和《忧郁的歌》很有影响。一个月前他从上海来到北平，原本是想到绥远前线采访，然后回到上海继续小说创作的，“七七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欣然应邀加入到这一群大学生中来，成为宣传队的艺术骨干。

1937年7月15日，年轻的一群人聚集在中国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剧团成立会议。

郝龙来了，这个美术专业的学生个子不高，壮壮的，浑身都透着热情。随他来的还有郭同震，那个被黄敬提醒有叛徒嫌疑的青年。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据说是沙滩“民先”（住在沙滩附近，非学生组织起来的“民先”大队）大队长，人称“杂牌大队长”，在北平已经演过一些戏了，一介绍，大家立刻就笑着简称他为“杂牌”了。

昔日中国大学图书馆（左二读书者为王拓），而今，偌大的北平已经再也无法摆放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杨易辰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这是一个性情豪爽无话不说的人，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身世。杨易辰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父亲多年前也毕业于中国大学经济系，在政府里有着一份很好的职业。杨易辰是独子，深得父母的疼爱，他本该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但是，在沈阳读书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终生难忘，并永远地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

那是“九一八”之夜，在沈阳冯庸大学预科高中的操场上，杨易辰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被日本兵当做人质围困了三天三夜。那夜，警报凄厉火光冲天，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强令校方交出训练用的枪械。后来，天上下起了大雨，被困的人又冷又饿，滴水未进的师生们支持不住就昏倒在地上。最终，为了大家的安全，校方不得不交出枪械，日本兵撤离，并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正是这刻骨铭心的三天三夜决定了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年，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离开东北，只身前往北平打算投奔义勇军。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天津工作，他途经天津时竟过家门而不入。父亲听说宝贝儿子到了北平，赶紧派人去接他，却遭到了拒绝。后来，父亲硬是让表叔把他拖了回来，苦苦相劝。没有能参军的杨易辰只好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读书。两年后，转入中国大学法律系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在“一二·九”运动中跟着老同学任仲夷冲锋陷阵表现得十分勇敢，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1937年7月15日，对于他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还来了不少同学，他们相互介绍，有的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的却从此成为一生彼此依靠的朋友。

那天，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把剧团的名字定为“农村服务旅行团”，他们还三三两两地抢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一起唱歌，情绪激动而热烈……在过去了很多年以后，虽然他们几乎无法说清那天大家都说了些什么，但回忆起那一天时，感觉还是那样兴奋和新鲜，那一天，对于他们永远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决定了他们中间多数人以后的命运，张瑞芳后来填写履历表时就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日子定在了那一天。在此之后的无数个漫长的日子里，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过那一天，都曾很多次地在心里对那一天的情景做过回放，他们常常会把后来那些艰难的、快乐的、苦涩的、自豪的，许许多多的体验都融汇到那一天里去描绘和感受。那一天，和以后许多的日子交汇、融合，变成了一体，永远地镶嵌在他们的生命中。

1937年7月，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紧急部署下，北平进步学生们开始了大撤离。此时，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里，所有与外面的交通都被封锁了，只有西直门火车还通着。荣高棠和黄敬商量后决定乘火车出城，不管到哪里，先出城再说。

很多年后，张楠在回忆中对他们的出城有过这样的描述：

那时，北平和外边的交通几乎全部断绝了，只有西直门的火车还通，我们同走的约有十一二个人，黄敬悄悄地陪着我们，除了荣高棠和我没有人认识他。到了车站一看，都是化了装的进步学生，一般市民早就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我们上了一列火车，车厢已被挤得满满的，铁路上的人一看都是学生，就下令火车停驶，我们只好回来了。

一次没走成，我们还得想办法出去，过了几天荣高棠租了一辆中型长途汽车，我们想要冲出西直门，直奔香山，然后从妙峰山再到河北去。可是车到颐和园，就有老乡说，红山口已经被日本人严兵把守，根本过不去，车只好又开了回来。

第二次出城又没有成功，黄敬说：不管怎样，你们还是要尽快想办法离开。他要我们到上海去，通过国民党上层人士，取得公开身份和活动经费来源，然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把亲笔写给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五封信交给了我，信纸很薄，字也写得很小，他还交给我二百元钱，说这是组织上给你们的，一定要节省着用，并叮嘱说一旦站住脚立刻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他再设法把组织关系转过去。我接过钱，心里很激动……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出发的路程。第一次出城，几乎没有更多的准备，张楠还是穿着她喜欢的灰色上衣、灰色长裙，好像每天早上起来去上学一样。张瑞芳也依然身着她所钟爱的明蓝色系列，剪裁得体的蓝色旗袍，蓝色皮鞋依旧像平日里一样擦得铮亮。她们和荣高棠等人在西直门车站会合，黄敬一直跟随着他们，并站在远处，看着他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挤进了一截闷罐车，才悄悄地离去。没想到第二天，当黄敬走进张家的院子的时候，惊讶地看到张楠她们又回来了。

第二次出城，他们和中国大学的几位教授一起，乘坐荣高棠租来的汽车，穿过行人稀少的城市，直奔郊区。颐和园就在眼前了，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他们望着往日熟悉的景色，每个人的心都被愤懑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出去的路已经被日本人把守住，他们还是没有走成。

这是张昕1936年在中学球场上拍下的照片，球网后面的她满怀理想，她喜欢读书，决定要上大学

两次出城都没有成功，黄敬十分着急，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为他们设计了一条新的路线——到上海去。当他把亲笔信交到张楠的手上时，望着张楠充满朝气的红润脸庞，心情一时竟很难平静，这个曾经在“一二·九”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健步攀上电车，发表了震撼人心演说的男子汉，早已从一个贵族之家的“三少爷”变为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但在他的内心里也存着无限柔情。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把这个大宅院当成了自己的家，对张楠更是怀着一种温暖的让人激动的感情。他欣赏她高挑的身材，喜欢看她转身起步，然后挥舞着手臂把标枪远远地投出去的矫健身影，也爱听她滔滔不绝地讲述学校里面的各种事情，她的勇敢和热情，沉着和机敏，虽出身富贵，却不怕吃苦的劲头，都让他感受着一种青春的活力。但现在，他只有压抑住自己的感情送她走向远方，前面会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等着她和这些充满救国热情的年轻人呢，这已经不是那个时候能够细细考虑的了，只有走出去再说。

和黄敬一样，母亲也在为女儿和她们的同伴们不能出城而备感不安。看着他们两次出去又回来了，母亲的心情焦虑又复杂。大儿子已经离家去了黄埔军校读炮科，两个女儿又要出征了，留下正在准备考大学的三女儿和还在读初中的小弟弟，一家人就这样各奔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做娘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止一次，这位国民党将军的遗孀停留在丈夫的灵位前凝想，若是丈夫还在世，会同意他们的选择吗，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创痛和思念是那样的深，那样的绵长……现在，可能又要面临着新的创痛了！尽管如此，她在孩子们面前没有流露出一点忧伤。她知道，此刻留在北平已经没有出路，更何况她已经做出了选择。自从张楠把那些新的思想带回了家，自从黄敬他们把这个宁静的大宅院变成了中共北平市委的秘密办公地点，经过了一个时期默默的观察和思考，她已经相信跟着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她开始细心地为孩子们的出发作着准备，穿的、用的，能想到的都尽可能地备一些，还拿出一笔钱，分成两份，分别交给两个女儿各自保管。在此之前，这位母亲已经多次资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年轻人们，崔嵬没有钱了，她让瑞芳送去二十元，荒煤“断粮”了，她让张楠送去二十元……夜晚的灯光下，面对两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女儿，娘一再细细地叮嘱着，要她们小心冷暖，要瑞芳听姐姐的话，连在外面如果遇到舅舅们阻拦该怎么办都作了交代。她叮嘱女儿们，不要听亲戚们的话也不要接受他们的钱，勇敢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在娘的帮助下，张楠用油纸把黄敬的信裹成一根细纸棒，小心翼翼地塞进一只半空的牙膏筒里，娘还在一旁连连嘱咐着：你们这两个马大哈，什么都丢了，这只牙膏也不能丢啊！

一切都做了准备，只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8月7日，北平到天津的火车通车，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即做出决定，由荣高棠、郝龙、荒煤、张楠、张瑞芳乘坐第一天的火车先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进行联络。

8月6日深夜，两姐妹穿上花旗袍打扮成回南方的阔小姐离开了家，行前，她们既兴奋又不舍，几次想要到娘的床前告别，但看到娘好像睡得很熟，就打消了念头。其实做娘的怎么会睡得着呢，女儿一出门，娘就立即起身，追到窗前，一直目送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院落拐角处，很久，娘才转身默默地回到床上，发出了深深的叹息：没想到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却要分开……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出现在北平正阳门东的火车站。那是一个有着西式风格的老火车站。站门口上方的屋顶是弧形的，左侧是一个高高耸立起来的尖顶塔楼，结实的墙体上镶嵌着许多有着细密格子的长窗户，使整个建筑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风格。

那天，依然骄阳似火，火车站上人潮涌动，荒煤一袭洋装和同路的刘白羽一起陪伴在两姐妹左右，荣高棠剃了个光头装扮成佣人跟在他们的身后。大家事先说好了，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就说荒煤是她们的表兄，荣高棠是从老家来接她们的。

一行人裹在拥挤的人流中终于上了车。车厢里几乎全是流亡学生，大家或坐或站挤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端着大盖枪的日本人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时而趴在车窗上向里张望，或许是因为刚刚占领这座城市，还没有力量对付这么多的年轻学生，他们没有上车检查。8月炎热的气息释放着威力，使得整个车厢像是要着起火来，人们在难耐的灼热中沉默着，对着车窗外的日本人闪动着仇视的目光。

汽笛总算是拉响了，荣高棠松了口气，荒煤松了口气，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瑞芳望着窗外，炎炎烈日下的站台、树木缓缓地向后倒去，越来越远。她知道这次是真的走了，想到娘和弟妹们，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灯光明亮的剧院里扮演《日出》中的陈白露，沙龙剧团还一再邀请自己出演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曹禺《雷雨》中的四凤……那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而今天，自己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走向抗日前线，这选择是对的吗？她看看旁边的姐姐，张楠正紧紧地抱着那个装有秘密信件的小包，一脸沉思地望着前方……

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有人哼起了歌，沉闷嘶哑的歌声刚一响起来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响应，歌声从弱到强，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高亢，那一节节沙丁鱼罐头般密不透风的车厢就带着满车汗流浃背的青年们和他们的歌声，驶出了车站，驶向城外，开始了他们复仇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