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参照系，跳出西方主义圈子

以中国为参照系，开展比较研究。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开始，我对历史进行了一些朴素的比较研究。当时，有位教授认为中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所以他说汉代还是奴隶社会。我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汉代是不是奴隶社会应该拿罗马来比较，又加上我是研究外国史的，有罗马史方面的知识，就写了一篇文章——《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这篇文章后来受到了学界重视，还获得了《历史研究》的“优秀论文奖”。其实得不得奖我不太在意，但我喜欢这个奖。因为现在很多评奖要自己申报、单位推荐，按单位分配名额，还设一、二、三等奖，大体上申报者都有份。但当时这个奖不是让个人申报，单位也不知道，而是由广大读者推荐，最后编辑部根据大家的意见总结后进行发奖，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奖。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可以以中国为参照系，进行中西比较，这样可以看到西方人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在法律问题上，西方有一种说法叫“王在法下”，他们认为法律不是制定的，是被找到的，因为他们对法律的概念追溯到了习惯，习惯是先有的，法律先于国王，法律也因此高于国王，所以他们认为西方是民主的、文明的、法治的，指责东方是专制和落后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后来我发现中国也有自己的习惯法，那就是“礼”，礼也不是由君主制定的。一般认为董仲舒是中国君主专制学说的奠基者。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主张人君的行为应该符合天道，强调君王要遵守“礼”；不行天道，不按照“礼”的规定行事，是要下台的。所以，“王在法下”的概念在中国同样也有。西方王权讲究血统，一般世代相袭；而中国不同，中国人一直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帝王违反了“礼”，老百姓是可以起来造反的，所以恰恰是中国人最具“造反精神”。

跳出西方主义圈子，扎根中国大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过去就批判西方中心论，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大体上还是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好像有发展规律，人家有希腊、罗马、中世纪，然后就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东方是一种循环史观，中国是讲朝代，唐宋元明清，好像没有规律，所以我们就向西方学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学习了西方历史的这些规律后，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否则我们还是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但是，我们也因此不知不觉受了人家的理论控制，跟着人家走。当学生就是要向先生学习，学习了以后跟着先生走，最后就跳不出来了。

萨义德的《东方学》提出，你不但要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人的学说，还要认识到是西方制造了东方主义，你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西方人给你的。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给了你一个理论、一个方法，你就得跟着它了，所以你戴着它的眼镜一看，我们就是落后、专制、不民主，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式，这就是在话语上受了控制。

世界一定是多元发展的，中国有中国的规律，西方有西方的规律，阿拉伯有阿拉伯的规律，当然这些规律一定有共同性，我们应该在个别里求出最一般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认为，看问题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束缚，这样我们也许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历史观、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图景。我觉得，不光中古史，整个世界的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摆脱西方人制造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束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写了《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一书，试着从那里面找一条路来。当然，完成这个宏伟的蓝图要靠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要靠年轻学者，逐渐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一直以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长期占据国际学术主导地位。现在，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的史学已在不少领域可以到国际史坛一展风采，和他们打个平手，这日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中国史学还是受西方主义的束缚，未能建构起中国自身的学术范式，出现“西化”和“国际化”的倾向。此外，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当前学术界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导向，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认为，未来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中国大地，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既要借鉴西方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要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需要构建中国理论，同时，还要实现学术评价转型，改变“崇洋媚外”的学术评价标准，淡化数量考核，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在这一进程中，北大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北大有一个光荣传统，那就是敢为天下先，北大就是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要做“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希望北大能够保持这样的传统，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

文史楼在我刚入校的时候才刚刚建好，现在的北大有很多建筑都是后来修的，有的我都不认得。但就像文史楼前那两棵曾是幼苗的大树一般，北大仍然在不断地成长，希望北大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常新的北大，希望年轻的北大人能学有所成，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采访、整理：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