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岁月

我出身于一个贫寒之家，我的父亲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个体户，经营柴米油盐酱醋酒，养活着一家人。尽管家境困难，但是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极严，他们嘱咐我们绝不可以与他人比吃比穿，唯有认真读书求上进是正道。

学校教育对我的成长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我有幸在一生中受教于三个百年名校，即柴桥小学、宁波中学和北京大学。

小学阶段我就认真学习，从我记事起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如果在哪次考试中偶然得了第二名，我就感到对不起父母，羞愧难当。

1947年，我小学毕业，以宁波市镇海区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宁波中学。1949年5月25日，在我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宁波解放了；同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

宁波解放之后，舟山群岛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还盘踞在舟山群岛，几乎天天派飞机来轰炸。我不得不休学回到家。每天早上，我挑起装着全家细软的箩筐跟着家人去山里躲避，晚上飞机没法来了，我们再回到家里。每天这样来回奔波。1950年5月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我们才稳定下来。休学半年后，我坚决要继续读书，父母也不忍心耽误我的学习，倾其所有，供我求学，于是我恢复了中学学习。我中学的学习和此后大学的学习都是靠助学金才得以完成的，是人民培育了我，是党培育了我。

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学校，除了北京大学之外，就数浙江宁波中学了。宁波中学是以治学严谨、管理有方而著称的。中学阶段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有三个：

第一，使我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入学以后我们学生全部住宿在学校里，过着十分有规律的生活，这使我养成了读书做学问的好习惯。上课我专心听讲，效率很高，因此课下我可以有很多时间去读课外书，获取多种知识，这促使我在后来的科研中注意多方面积累知识，拓展思路。我在中学时，把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看了，后来考北大物理系也和这有关。

第二，为我树立了革命的进步的人生观。在课外书阅读中，我阅读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诗篇》等，这些对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居里夫人传》，为此，我立下了人生的志向：成为一名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科学家。记得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未来的科学家——宇耕在成长》，“宇耕”是我给自己起的一个名字，意为“宇宙的耕耘者”。我的语文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在班上还表扬了我。这个从小立下的志向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为我健康的体魄打下了基础。我喜爱各种体育运动，每天去操场跑步，我曾经是宁波中学中长跑1500米和5000米田径记录的保持者。体育锻炼不仅为我打下了身体健康的基础，而且我认为体育锻炼与科学研究有许多地方是相通的。跑400米最累的是在200米左右弯道的地方，挺住了，你就能坚持到底；跑1500米时，我最喜欢向终点冲刺的时刻，当大家都疲劳不堪时，我喜欢鼓足力气冲向终点，去夺取胜利。搞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胜利往往产生于坚持，最困难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就会接近胜利，越困难，越要坚持，最终就能享受胜利的喜悦。

中学阶段，我就很喜欢物理课。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我的第一志愿，也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新起点。

刚到北京时，我不太习惯，南方人也吃不惯馒头。那时北京有沙尘暴，经常飞沙走石，我全身过敏。1952年院系调整后，物理系招进180多名同学，上大课时会有300多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当时我们住在第二体育馆，我睡在看台的水泥地上，铺上一个草席就是床，个人用品放在枕头边上。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我的信念就是“求学”“学问”：求学就是求着学；学问就是学着问。这是我最难忘的时期之一。

经过院系调整，北大物理系大师云集。我非常荣幸地接触到了黄昆、王竹溪、虞福春、周光召等物理学大师。我进入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黄昆教授。黄昆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物理学深入剖析及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对我一生的治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他影响着我的科学研究和培养学生的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掌握了学习的规律。除了听课以外，讨论也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我每天吃完晚饭就和同学讨论问题，往往就一个物理概念争论不休，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当有了统一认识，大家才相对一笑欣然而散。

当时考试是学习苏联的口试形式。考试时老师坐在一个教室，我们抽签，抽到题先在另一个教室准备，然后去和老师面对面答题。我的多数考试成绩都是优，特别是黄昆老师的两次口试，我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还问过我：“你以前是不是当过老师？”但也有教训，有一次数理方程课的考试，我之前有一个问题没有深入理解，于是死记硬背想记住它，结果考试我恰好抽到这道题，但死记硬背的知识应付不了口试，这门课我最终的成绩是及格。正如毛主席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1]这个教训让我终生难忘，此后我治学、科研一定要求自己做到彻底理解搞懂。我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学生的。

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半导体是重点方向之一，五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半导体专门化，培养人才。北京大学又云集了一批以黄昆教授和谢希德教授为首的优秀半导体教师，我有幸作为第一批学生被重点培养，学习有关半导体理论与技术的多方面知识，这为我长期在微电子领域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