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人民医院心脏外科

我人生的另外30年是用在了人民医院心脏外科的创建与发展工作上。

20世纪80年代，百业待兴、人心思变，全国人民都想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的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全面改革开放，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北医系统各附属医院只有心脏内科和神经内科，心脏内科的名医林传骧教授和马万森教授分别在第一附属医院和人民医院工作。心内科的技术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但是却没有相关外科（心脏外科和神经外科）与之配合，这种情况被戏称为北医“无心无脑”或“心脑不全”。其实很久以来，北医的各级领导都想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心脏外科代表了临床医学的前沿水平，当时我国各医院进行三级医院评定时，要求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要有心脏外科。

在这种背景下，各医院建立心脏外科就成为必然之势。当时北医的老教务长、校长马旭同志带头多方奔走，联系国外机构。最终派出了北医的第一支心脏小分队前往美国“太平洋医学中心”学习进修。这支小分队由11人组成，人员由三个附属医院派出。原计划是这支队伍回来后便组建北医的第一支心脏外科的专业队伍，最终还是由各附属医院自立门户，各自独立建立了心脏外科并开展工作，这样走过了30余年。

回顾这30余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飞跃发展的时期，各行各业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阶段，我院的心脏外科也如婴儿一般，从最初的呱呱落地，蹒跚学步，逐渐成长，发展壮大，一直走到了今天。这是经历了两三代人前仆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天我来回忆这30余年的历程，感到格外欣慰。

1983年我从美国回到了熟悉的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要开展心脏外科手术比登天还难，没有病房、没有设备、没有人员，总之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我边在胸外科上班边学做了很多胸外科的手术。1984年我院订制的第一台体外循环机终于到货了，于是开展心脏手术的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

首先从组建班子开始。1984年中期，我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专科医院进修学习。心脏外科是非常难学和风险很高的学科，只观看是学不会的，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为此我这个半路出家改行的普通外科医生来到阜外医院后，就从住院医师学起，接病人、写病历、值夜班，就像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一样，不过那时我已快50岁了，出家改行似乎有点晚，但是为了我院心脏外科的事业，我一如既往向前进不后退，迎接了一个个挑战，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在阜外医院经过了将近八个月的学习之后，为了能在北医系统首先开展体外循环下做心直视的心脏手术，我们全组人员于1985年5月临时回到医院。我们先在办公室内做了一次动物实验的心脏手术，目的是检验手术的流程、人员配合、器械、药品等是否具备了开展手术的条件。当感觉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的时候，我们决定先从先心病开始。那时医院在三楼西侧外科五病房的分支楼上，也就是急诊室的三楼给了我科三间病房。我们先建立了有两张床位的一间心肺重症监护病房（CPICU），它是我院最早的重症加强监护病房，仅有两台监护仪、一台呼吸机、一台血气机。当时没有病房，临时收治病人时我得向别的科室借床。体外循环机所使用的各种塑料管道要反复清洗后再消毒使用，那真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

1987年年初，全组人员在经过了两年的进修学习之后，全部回到了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这时三楼的传染科搬走了，院内正式调拨了几间病房给心脏外科。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病房，可以正式收治病人，算是正式建科了。当时收治的病人主要是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如心房、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手术。当年共做了70余例手术，未发生死亡病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科上下都很高兴，院领导也很满意。

1988年12月20日，我国著名的外科学专家也是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我们敬爱的老师黄萃庭教授身患马凡氏综合征升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住院。当时，我院还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1989年1月18日，我们请来了安贞医院的孙衍庆教授主刀，手术很顺利，但术后黄教授却发生了很多并发症，我们在呼吸机支持下整整抢救了27天，其间黄教授有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的各种并发症，感染、水电平衡紊乱、营养失调、输血等。可以说外科学总论里的各个问题都出现了一遍。黄教授病情最危重的时候，连后事都安排好了。经过艰难而复杂的救治，病人最终恢复并于同年8月20日出院回家，之后又延续了五年多的生命。同年春天，我科又开始收治病人并进行手术，病种仍然是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我们于同年5月开展了两例先天性法鲁氏四联症矫治的手术，并取得了成功。同年9月，我们开展了首例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此后又进行了主动脉瓣、二尖瓣双瓣置换术。同年10月在朱晓东院士的帮助下，我们又成功地完成了首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在此期间我科与心内科合作开展了预激综合征心律失常的外科治疗，共进行了8例。后来这一工作被心脏电生理的消融术所替代，没有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