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本書研究唐代集會總集及相關的詩人群的活動與創作。書中首次提出“集會總集”的新概念。傳統的四庫分類法中，集部有總集類，但此類包括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總集。以唐人總集而言，就有選集、唱和集、送别集、家集等。^[1]而唱和總集中又可分出集會總集和非集會總集兩類，其性質有重要的區别。集會總集所收作品，其著者曾經在一定時間裏聚集於一定地點從事詩歌唱和或其他文學活動，往往有較多人參預，形成一定規模的詩人群體，如本書所考輯之《大曆年浙東聯唱集》《洛中集》《洛下遊賞宴集》《漢上題襟集》等。此外，雖然唐人别集中多附收唱和詩，但有些别集專收作者於特定時地與其他詩人唱和酬贈的作品，如顔真卿（709—784）所編《吴興集》，收其任湖州刺史時與文人詞客、門生子弟唱和之作，實質上爲一種特殊形態的集會總集。非集會總集的情況較複雜，有的爲異地遥相唱和的作品集，一般發生於二三人之間，如元稹（779—831）、白居易（742—846）及崔玄亮（768—833）唱和之《三州唱和集》；^[2]有的爲某人一生或較長一段時間中與衆多友人的唱和作品集，如《僧靈澈酬唱集》；^[3]有的爲兩位或更多詩友在一段時間中或同地或異地唱和的作品集，如秦系（720？—800？）和劉長卿（？—790？）的《秦劉唱和集》，^[4]等等。雖然結集的背景各不相同，但非集會總集的基本特點是其著者未在一段時間中聚集於一定地點唱和並形成詩人群，由此而與集會總集區别開來。^[5]本書的研究中心爲唐代集會總集。

與集會總集直接相關聯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詩人群”。詩人群雖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長期以來一直與“詩歌流派”的概念混淆不清，從而影響了研究的深入和規範。本書爲詩人群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即指在一定時間段裏，曾經聚集於一定地點從事詩歌唱和或其他文學活動，彼此聯繫密切而又相互影響的一定數量的詩人所形成的群體。雖然此類詩人群體往往表現出相近的文學傾向，但其最突出的特徵却是社交人事關聯，體現了中國古代詩人在孔子“《詩》可以群”的觀念影響下所形成的特殊聯結紐帶，^[6]比詩歌流派的概念更切合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傳統，特别是唐以前詩歌發展的傳統。分類的細緻化和概念的明晰化有助於推動中國傳統文學研究進一步科學化、規範化和深入化。本書對以上兩个概念的辨析及實際運用應該有助於澄清傳統文學研究中的一些含混不清的現象。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以考證和評論相結合爲基礎，不拘一格地綜合運用古今中外各種適用的方法。對每一總集的考輯，都詳引原始資料，描述歷代著録、版本流傳及存佚情況，並輯集校勘散佚作品。對每一相關詩人群的研究，則考定其聚散離合的時間地點，描述其文學活動和文化背景，分析其現存唱和作品，並評價其在唐代文學和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本書共分爲上中下三編。上編考論唐代集會總集及相關的詩人群體。第一章以“《翰林學士集》與太宗朝宫廷詩人群”爲題。雖然發現於日本的這一集子被加以錯誤的標題，其本來面目可能爲許敬宗（592—672）别集的一部分，但現在所能見到的《翰林學士集》殘卷皆爲貞觀中君臣遊宴唱和的詩篇，故研究者多視之爲總集，本書亦將其作爲集會總集研究。以此集爲基礎，本章對以唐太宗（626—649在位）爲首的貞觀宫廷詩人群的活動和作品作了詳細編年，並分析評價這一詩人群的詩歌創作。貞觀詩人致力於採南北之長，其創作特色在於尚未能如同後來的盛唐詩人那樣，將聲律和風骨、物象和興寄水乳無迹地融會貫通於各種作品，而是因題材、詩體而異地分别採用南北文風，從而在其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兩分的現象。研究者或認爲貞觀詩風北方化，或斷定齊梁詩風佔主導，皆失之於只見到這種兩分現象的一個片面。

第二章考述《景龍文館記》及唐中宗（705—710在位）朝修文館學士詩人群。《景龍文館記》爲修文館學士武平一（？—741）所編，包括三方面内容：中宗朝修文館及宫廷文學活動的記録，中宗和修文館學士及其他朝臣的唱和作品，以及修文館學士的傳記。此集久散佚，本章在高木正一、西村富美子及安東俊六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從三十餘種原始資料中考輯佚文，共得事件六十六則，詩三百六十七首，斷句四，詞五首，賦一首，序四首，預唱者六十五人，包括李嶠（645？—714）、盧藏用（？—713？）、薛稷（649—713）、宋之問（656？—712）、杜審言（645？—708）、沈佺期（？—713）、閻朝隱（？—712）、徐彦伯（？—714）、蘇頲（670—727）、張説（667—731）等重要詩人。本章進而將這些事件及詩文加以精細編年，並探討中宗對文學的扶持及修文館的建立和活動在唐代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分析修文館學士詩歌作品的體式及近體詩的合律情況，指出修文館學士在將詞從民間移入上層文學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後還評價了修文館學士詩詞作品的風格特色及其對唐詩發展的影響。

第三章考述《大曆年浙東聯唱集》及浙東詩人群。唐代宗廣德元年至大曆五年（763—770），鮑防（723—790）爲浙東從事，江南文士紛紛前來依附，形成一個多達五十七人的聯唱群體，包括嚴維（？—780）、吕渭（735—800）、劉全白、丘丹、吴筠（？—778）等著名詩人，其作品結集爲《大曆年浙東聯唱集》二卷。此集久佚，本章從《會稽掇英總集》《嘉泰會稽志》《蘭亭考》《古今歲時雜詠》《唐詩紀事》《全唐詩》《全唐文》等書中共輯此集逸詩詞三十八首、四言偈十一首、序二首。本章進而分析這些作品中所體現的安史之亂後江南避難文士的心理變化，評價其作品的風格特色，並著重論述其歌辭和聯句作品對唐代文體發展的重要影響。

第四章考述《吴興集》及大曆浙西詩人群。《吴興集》爲顔真卿（709—784）編集其於唐代宗大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刺湖州時與文士僧道、門生子弟唱和之作而成。此集久佚，本章從《太平廣記》《嘉泰吴興志》《皎然集》《顔真卿集》《全唐詩》《全唐文》等書中共輯得詩五十八首，詞二十首，文十首，預唱者九十五人，包括皎然（720？—？）、張薦（744—804）、劉全白、吴筠、王純（743—814）、柳中庸、韋渠牟（749—801）、皇甫曾（？—785）、張志和、耿湋等著名詩人。文中進而分析評價浙西詩人的作品，指出這些作品體現了以詩會友的自覺意識、清雅平淡的文人情趣、由盛唐之夢破滅而帶來的恬退獨善心理、以詩歌爲消遣娱樂工具的觀念。其中，歌辭作品在文人詞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遊戲詩則對貞元中以權德輿（761—818）爲代表的臺閣詩風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第五章考述《汝洛集》《洛中集》《洛下遊賞宴集》及以白居易爲首的東都閑適詩人群。此三集爲白居易編輯其於唐文宗大和三年至武宗會昌六年（829—846）“中隱”東都洛陽時與諸閑官文士唱和之作。前二集爲《劉白唱和集》之第四卷和第五卷，本章在花房英樹、柴格朗及橘英範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輯，共得《汝洛集》六十六首並斷句一，《洛中集》一百四十七首並斷句六。此外還考輯《洛下遊賞宴集》二百二十三首並斷句九。文中還深入探討白居易“中隱”説對傳統朝隱觀的改造和發展，及其與洪州禪“平常心是道”説的關係。傳統朝隱觀强調身與心的分離，“中隱”説則將身心重新合一，强調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同等重要，從而將隱逸文化推向生活化和世俗化。中隱之士在洛陽擔任閑官，在私家園林中過著適意任心的生活，寫著怡樂閑適的詩歌，同時還獲得精神上的超脱。白居易的“中隱”理論和實踐在當時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許多士大夫追隨他，從而形成一個以老人及閑官爲主體之詩人群，包括劉禹錫（772—846）、裴度（765—839）、牛僧孺（780—848）、李紳（772—846）、王起（760—847）等重要人物。這一詩人群的生活情趣和創作傾向皆與白居易接近。

第六章考述《漢上題襟集》及大中襄陽詩人群。唐宣宗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856—860），徐商鎮襄陽，段成式（？—863）、温庭筠（812？—870？）、温庭皓（？—869）、韋蟾、元繇、余知古、王傳等遊其幕，唱和酬答。段成式編集諸人詩作，並録往來簡牘，結爲《漢上題襟集》十卷。此集久散佚，自夏承燾撰《温飛卿繫年》以來，已有多位學者注意並概略述及此書。本章於諸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全面考輯此集，計得詩四十八首又斷句十聯一句，賦一首，連珠二首，書簡十九首又三斷句。文中進一步研究與此集相關之襄陽詩人群的文學活動，並評價其詩文創作，指出襄陽詩人的詠妓嘲謔詩最值得注意，特别是段成式與温庭筠相互嘲謔的詩作，描述了一段飛卿與歌妓相慕相愛的真實情事，對於瞭解温詞及晚唐愛情詩詞的背景頗有裨益。

第七章論述《松陵集》及晚唐蘇州詩人群。唐懿宗咸通十年至十二年（869—871），崔璞任蘇州刺史，皮日休（834？—883？）爲從事，陸龜蒙（？—881？）遊其幕，遂相與唱和，又有羊昭業、張賁、顔萱、魏朴、鄭璧、嚴惲、司馬都、崔璐、李縠等過往唱酬。陸龜蒙編唱和之作爲《松陵集》十卷，今存，共收詩七百首左右。本章詳細考證蘇州詩人群的聚會過程，描述其文學活動，並進而探討皮、陸的出處意識和文學觀念，分析《松陵集》的創作特徵和成績。

本書中編部分研究隋唐五代其他八個詩人群體：隋唐之際河汾詩人群、初唐高宗武后時期（649—705）三大修書學士詩人群、中唐韓孟詩人群、唐末五代前期和後期廬山詩人群及泉州詩人群。這些詩人群的作品有些曾編集，如《珠英學士集》，有些未曾編集或未曾流傳後世，但他們的集會唱和活動符合本書所論詩人群的概念，故亦納入本書的討論範圍。

第一章探討隋唐之際河汾詩人群。這一詩人群以大儒王通（580—617）講學河汾爲背景，由王氏兄弟、王門弟子及河東、絳兩郡士人官吏組成，包括王度、王績（590—644）、陳叔達（？—635）、凌敬、薛收（592—624）、薛德音等。本章考證這一詩人群的聚會過程，評論其現存作品的創作特色和業績，並著重分析王績對魏晋風度和陶潛詩歌的模仿，以及其對盛唐精神和盛唐詩風的影響。

第二章研究高宗武后時期的修書學士詩人群。唐高宗、武后廣招文章之士大量編修總集和類書，形成三個修書學士群：高宗時以許敬宗爲首之修書學士群，武后前期北門學士群，及武后後期珠英學士群。修書過程同時又是評論詩文及賦詩唱和的過程，故修書學士群亦爲宫廷詩人群。詩句選集《古今詩人秀句集》，詩法著作《詩髓腦》《筆札華梁》《唐朝新定詩格》及詩歌總集《珠英學士集》皆爲此三個修書學士詩人群的産品。本章詳考此三個詩人群的構成，探討類書修撰與詩歌發展的關係，評價修書學士關於新體詩聲律、技巧、作法的討論，並以《珠英學士集》殘卷爲個案研究，分析此時新體詩的合律程度；最後以較充分的理由和證據，提出律詩定格和進士試詩應於中宗神龍前後（705—707）沈佺期、宋之問知貢舉時同步成立的推測。

第三章討論韓孟詩人群。這一詩人群經常被作爲詩歌流派研究，本章則從詩人群的角度展開論述。首先詳述韓愈（768—824）、孟郊（751—814）、張籍（766—830？）、李賀（790—816）、盧仝（？—835）、賈島（779—843）等人的兩次重要聚會，其一爲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800）在汴州、徐州一帶，其二爲唐憲宗元和元年至六年（806—811）在長安、洛陽一帶。其次論述孟郊、韓愈所開創的五言、七言古詩新體式的特徵和二人詩風的相互影響，以及他們在兩次聚會中對其他詩人的重要影響。

第四章研究唐末五代廬山詩人群。唐末五代戰亂中，廬山成爲避亂勝地，文人騷客、僧道隱逸紛紛避亂聚居於此。其後南唐於山上白鹿洞建國學，江南士子多來此肄業，而其學業之一即爲詩歌。故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期中，廬山成爲一個詩歌活動中心，可考知者有二十多位詩人聚居於此，可按時代先後大致分爲兩個詩人群。他們的作品表現了渴求文治、厭惡亂世的心理，以及愛詩成癖、以詩垂名的觀念。創作上五言學賈島，七言學鄭谷，體現了晚唐賈體、鄭體詩風向宋初晚唐體詩風的過渡。

第五章描述唐末五代泉州詩壇。唐末五代之際，中原及各地戰亂頻仍，而王氏兄弟所佔據的閩中則相對安定，故不但外出應舉遊宦的閩士紛紛返鄉，中朝士大夫亦多避亂入閩，從而使得閩中出現詩人詞客薈萃的局面，並在重鎮福州、泉州兩地形成文學活動中心。由於閩王王審知從子、泉州刺史王延彬（891—920）的愛好和扶持，泉州詩壇尤爲活躍，主要有徐夤、鄭良士、省澄、韓偓（842—923）、顔仁郁等。五代後期，閩爲南唐、吴越瓜分，但留從效、陳洪進相繼佔據泉州，保持獨立，延納士人，故彼時泉州的詩歌活動仍相當活躍。

下編在上編研究的基礎上，輯集並校勘唐人集會總集七種：《景龍文館記》，《大曆年浙東聯唱集》《吴興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遊賞宴集》（出於篇幅的考慮，此集僅考輯詩歌篇目）及《漢上題襟集》。^[7]

學界已有多部著作對唐五代詩人的生平做了全面而可靠的考證，如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隋唐五代卷》、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等，^[8]而本書著者參與了所有這些著作的編撰工作。因此，本書對所涉及的衆多詩人一般不再另做生平考述，讀者可自行參考這些著作中的相關條目。本書文章、注釋及參考書目的格式遵照第十四版《芝加哥文章格式手册》（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9]這一文章格式爲國際漢學家所普遍採用。

[1] 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叙録》，收《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84—222。

[2] 見歐陽修（1007—1072）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60，頁1624。

[3] 見歐陽修（1007—1072）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60，頁1624。

[4] 見權德輿（761—818）《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使君唱和詩序》，收董誥（1740—1818）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90，頁6b—7b。

[5] 有少數總集介於集會與非集會之間，如《汝洛集》就收有數首異地唱和的作品，但大多爲同地集會唱和的産物，詳見本書上編第五章所考述。另有一些總集的情況較複雜，如《珠英學士集》，雖然珠英學士在編書過程中確曾集會賦詩，但這部總集既收有他們於朝廷唱和的作品，也收有非唱和作品，是一部介於集會總集和選集之間的集子，詳見本書中編第二章考述。

[6] 關於中國古代詩歌在孔子“《詩》可以群”的觀念影響下而形成的應酬化、普及化及技術化傾向，參看拙文《“〈詩〉可以群”：中國傳統詩歌普及化軌迹描述》，《江海學刊》1989年第4期，頁149—155。

[7] 唐人集會總集，除本書所研究諸種外，可考知者尚有初唐時高正臣、陳子昂（661—702）等人之《高氏三宴詩集》；張説於開元三年至五年（715—717）任岳州刺史時與文人門客唱和之《岳陽集》；鄭鋼等人於大曆二年至四年（767—769）在西川節度幕府中唱和之《華陽屬和集》；裴均（750—811）等人於建中四年至貞元四年（783—788）在壽州幕府中唱和之《壽陽唱和集》；裴均等人於貞元十九年至元和三年（803—808）在荆南節度幕府中唱和之《渚宫唱和集》；裴均等人於元和三年至六年（808—810）在襄州幕府中唱和之《峴山唱詠集》；唐次（？—806）等人於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在開州唱和之《盛山唱和集》（以上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叙録》，頁203—215）；劉太真（725—792）、顧況（727？—816？）等人於貞元四年（788）夏在長安唱和之《諸朝彦過顧況宅賦詩》（一作《貞元朝英六言詩》等。按日人空海携歸日本之書目中有《貞元英杰六言詩》一卷，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書劉希夷集獻納表》，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叙録》，頁192。另王堯臣（1001—1056）等《崇文總目》（《粵雅堂叢書》本；卷5，頁13b）及鄭樵（1104—1162）《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70，頁825下）皆録《諸朝彦過顧況宅賦詩》一卷（《崇文總目》所録無“詩”字）。二集實爲同一書。劉太真有《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董誥[1740—1818]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395，頁4b—5a），記貞元四年夏柳渾、劉太真、藏用等於顧況宅聚會賦六言詩，次日朝士遍和，舉國傳誦，即爲此集。今僅存劉序及包佶《顧著作宅賦詩》六言一首（彭定求[1645—1719]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205，頁2142），等等。這些集會總集或久已湮没不存，難於輯考；或僅爲一次或數次集會，未形成一定規模的詩人群；限於篇幅，本書未對這些集子展開研究。

[8]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5）；《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隋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9]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