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的智慧》译序

周国强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年）是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在继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之后，由马拉美主导的象征主义文学流派中，他奇峰突起、俊秀逼人，以独到的思维、深刻而执着的追求、新颖而迥异的表现手法，孜孜于笔耕，为我们留下了两部诗集、17部剧作、19部散文及若干译作，筑起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

梅特林克于1862年8月29日出生在比利时根特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中学毕业后他遵照父母要求专攻法律，但醉心于文学。1885年，梅特林克获法律博士学位后，出任见习律师，此间，受象征主义诗人罗登巴赫（1855-1898年）和神学家罗斯博洛克（1292-1381年）作品的影响，奠定了他日后创作的基础。

1889年，梅特林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暖房》和第一部剧作《玛莱娜公主》。诗集《暖房》的读者不多，却得到了大诗人阿波里奈尔的赏识。而剧本《玛莱娜公主》在比利时仅仅印了30册，却引起了马拉美的注意。作为象征派导师的斯泰芬·马拉美把这部剧作推荐给评论家米拉博。1890年，米拉博在《费加罗报》上对作者和作品大加称颂：“一部足以使一个名字流芳百世的杰作……莫里斯·梅特林克先生给我们创作了一部当今最富才华、最异乎寻常，也是最为朴实的作品。就美的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堪与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媲美，而且，我敢说，它甚至比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更出色……”从此，梅特林克更是信心百倍，第二年即发表剧本《盲人》和《不速之客》。时隔两年，又发表被誉为象征主义戏剧经典的《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此剧后由克洛德·德彪西改编成歌剧，在巴黎上演，获巨大成功。

这段时期，梅特林克的作品似乎还未能越出当时自称“颓废”的象征派的模式：神秘、忧伤、无可奈何的宿命。

1896年，梅特林克携爱侣迁居法国，发表第一部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富》和剧作《阿格拉凡和赛里瑟特》，他一扫往日的悲观失望，表现出对美的讴歌、对幸福的希冀和对光明的追求。

从此以后，他的作品既有神秘、朦胧的美，又有理想主义的乐观和积极，在象征主义文学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从1898年起，他每发表一部作品便万众瞩目，并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1908年的《青鸟》更是轰动欧洲剧坛。同年，梅特林克发表散文集《花的智慧》，这部小书可以说是梅氏全部思想意识、哲学观念的浓缩物。

1911年，莫里斯·梅特林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这一殊荣的理由是：“赞赏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在授奖词中，还称颂他：“具有深邃的独创性和非凡的才华，他的写作才能迥异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其理想主义的特征达到一种罕见的境界，不可思议地拨动我们隐秘而敏感的心弦。”这些恰如其分的评语帮助我们，使我们对作品有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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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说简单了确实如此。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如此简单。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我的做法是，总要先理解，至少是初步理解作品的内容。然而，在翻译这部《花的智慧》之初，我读了一遍、两遍，硬是难以理解其内涵。无奈之下，我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硬译、死译，先把它们译出来再说。加之这部书里长句子很多，让我颇有当年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感觉。

翻译的过程也是理解的过程。确实，翻译对理解大有帮助。然而，这部作品翻译完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最好，译完就明白了里面说些什么。第二种也还可以，译完了重读全文，一遍两遍也就懂了。第三种，译完了读起来还是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从头再译。艰难。初稿便是这样出来的。

初稿出来后，我搁了三个月。这样的东西是拿不出去的。再说，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枯竭，修改润色需要精气神，我却筋疲力尽了。我努力忘掉译文，三个月后再看，像看别人的译作那样看，有点儿吹毛求疵。我对照原文逐字逐句看下来，改下来，我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回想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解，我想，之所以难懂，一是因为作品内容涉及之广。读梅特林克的散文令人感到有读18世纪哲学家们的论著的味道，博学，特别是他对动植物的观察研究之细腻深刻，从昆虫，蜜蜂、白蚁到花花草草，它们的生活、生命表现，到人类；从时光的流逝到世界、人生、命运的认知；从科学的发展到道德观念、社会职责，以至战争、武器；从宗教到哲学、文学等等，往往在一篇短短的论文里出现大幅度的跳跃，令人应接不暇。读者不可有丝毫松懈，一旦忽略某个环节，便跟不上作者的思路了。

不仅如此。作者之所以罗列这种种现象，是为了探索这些现象后面的神秘的联系，探索死亡的奥秘，也就是生命的奥秘。神秘是象征主义的核心。如果说象征主义是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个流派，那么现当代文学流派所追求的，或者说引以为自身使命的便只有一个东西，那便是寻觅“真实”，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实”了。对于象征主义诗人来说，我们看到的现实都只是象征，是真实的外在表现。重要的是被象征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看不见的，是神秘不可测的。

梅特林克明确地提出宇宙万物除了“可见的”，还有重要得多的“不可见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后者简直不可知，然而，我们还得苦苦追寻。

《时间的度量》首先对此做出浅显易懂的解释。文中提到了计时的工具，从日晷、沙漏到怀表、腕表、伦敦塔楼上的大钟，这些器械标出了时间行进的步伐，重要的是时间，看不见的时间，不是看得见的钟表。《灾祸》中，出车祸的一刹那，母亲把婴儿抛出去，伟大的母爱啊，她以为虽然自己难逃一死，却可以救出孩子的性命了。岂知冥冥中有什么力量促使母亲没死，孩子却因为头颅撞在尖石头上丧失了生命。

1891年创作的独幕剧《不速之客》是一部探索生命极端的奥秘的典型制作。临终的病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亲人们痛苦地围着她，我们只能看到这些。然而，死神已经来到，带着他的大镰刀。气氛沉重、阴森。大家都没有看到死神这位强大的不速之客，只有瞎眼的外公，也许还有花园里的夜莺。象征主义者们探寻的就是这种神秘的不可见的东西，他们的真实。

翻译理解之所以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作者使用了许多长句，有时，一整段就是一句话。这种长句使文笔显得很简练，把许多意思都包容在、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然而，读者在阅读时只要心有旁骛，便会迷失方向，不知所云，就得从头再来。好在这些长句在语法上却毫不含糊，我们只要把语法关系分析清楚，意思也就清楚了。译者保留了这些长句，是烈酒，还是不要掺水为好。读者不妨多读几遍，韵味便在其中。

就这一点而言，梅特林克影响了一大批欧洲著名作家，普鲁斯特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法国文学每至世纪之交便会陷入低谷，这对研究法国文学发展史的人来说倒是方便。17世纪是戏剧文学，18世纪是哲理文学，19世纪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然而，我们因此往往会忽略两个世纪之间的文学现象。实际上处于低谷的世纪之交总会出现一些承前启后的作家。梅特林克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因为他的作品称他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其实，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之前作家们的影子，他几乎采纳了各种创作手法的长处，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思想意识上，他主张的是远比乔治·桑更彻底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方面，他主张有钱人把自己的财富奉献出来，均分给穷苦人，另一方面，他竭力反对使用暴力，这种观点显得又幼稚又可爱。然而，他在创作手法和思想意识上都对后代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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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花的智慧》和《花的芬芳》两篇译者为谭立德，其余篇章均为笔者所译。立德是梅特林克专家，20世纪90年代就主编了梅氏文选。这篇序本该由她来写，可她推诿身体欠佳，令我只好勉为其难。序中许多地方便引自她为那本选集撰写的序言。其实，我们同窗四年，基本招数也就是这些玩意儿。再者，序无非是抛砖引玉之言，期待着更多专家学者做出更深刻的研究。谨此告白。

识于武昌东湖名居

201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