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图书馆：我学术生涯的加油站

与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结缘，始于1996年，至今已有20余年，仍在延续。20余年间，我先后4次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持续时间长，研究成果多。毫不夸张地说，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加油站，它不断地给我提供新的研究资料，开拓新的研究课题。

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极深的感情，结识的人，过往的事，千头万绪，下笔成文时，竟然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在此只围绕重要的合作成果，择要记之。

（一）胡汉民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1996年，我获选为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有了去哈佛访学一年的机会。

去之前，我有一个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某些“经济复古”现象（包括田赋征实、驿运和“军队大生产运动”等）的计划，也打算就此课题撰写博士论文，并着手前期搜集资料工作。

刚到哈佛，我就去拜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他引导到3楼的善本书室，善本书室的沈津先生从保险柜中取出厚厚41册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我一见到，就有一种无以言状的兴奋。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胡汉民的，完成后颇得好评，全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还与人合作完成了大陆第一本的《胡汉民评传》。曾经听说过燕京图书馆有些胡汉民女儿胡木兰女士捐献的珍贵资料，但绝对没有想到数量如此庞大。我当时就下决心，改变在美国的研究计划，先来处理这批资料（当时还未想到要用此撰写博士论文）。吴文津馆长非常支持我的想法，让沈津先生尽力配合。

那时，燕京图书馆还没有专门供人阅览珍稀善本书的空间，阅读胡汉民资料必须在善本书室内书架之间一张狭小的桌子上进行。每天沈津先生帮我从保险柜中取出一册资料，我进入善本书室阅读，被“关”在里面工作，如果要出来去洗手间或者吃饭，必须透过玻璃窗敲击，沈先生再开锁放我出去，极不方便，我戏称是每天“坐阅读监”。善本书室仅沈津先生一人，他比我更不自由。我在里面阅读时，他就不能随便离开，有事时必须告诉我几点回来，免得我有事关在里面出不来。这样有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他尽职尽责地为我服务。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那段“阅读监”，成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刚开始接触“往来函电稿”，只希望将它用于胡汉民研究，我自信能判断出哪些函电是“有用的”，做些摘录也就基本满足需要。如此，可以省时省事。但几天后，我意识到，它的价值绝不限于胡汉民本人，每件函电至少还涉及另一个人，许多人与事是我所不熟悉的，也就不能妄断其价值为“有用”或“无用”。因此，我决定将“往来函电稿”中的每件函电都录下来，完整地保存一份史料，带回国内。下这个决心，就意味着放弃赴美国前制定的其他计划，阅读与录入“往来函电稿”成为我在美国一年最重要的工作。

为便于工作，我用一个多月的生活费，买了台当时还十分稀罕的二手笔记本电脑，黑白的，且屏幕较小。因为是将所有资料逐字录入，函电稿中有大量难以辨识的各种字体，不知其意的代号，工作进行得异常缓慢。从1996年8月20日至1997年4月23日，8个多月的时间，每个工作日都在燕京图书馆，将“往来函电稿”一件件地录入电脑。在过了一段兴奋期后，日复一日，坐在燕京图书馆提供的那固定的位置上阅读、录入，工作变得十分枯燥与乏味，尤其是在美国，在哈佛大学这种热闹的地方。

199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口照片

在录入工作的后期，眼睛因长期受电脑荧屏刺激，疼痛难忍。有段时间，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但凭着惯性，还是将一切都做完了。1997年4月23日下午3：35，录完胡汉民资料最后一册的最后一个字，我伏在图书馆的桌上，泪水从眼底流了出来。

学海无涯苦作舟。比起许多学者发愤苦读，甚至悬梁刺股的奋斗，我的这段经历实不值一提。但确实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段特别的时光。

吴文津馆长对中国现代史有很深的造诣，他努力说服胡木兰女士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并无条件地对外开放，允许我阅读并录入。他有时约我共同进餐，询问阅读心得。那次离开燕京图书馆前，我对他与图书馆表示感谢，吴馆长诚恳地说：“陈先生，应该是我感谢您，我以前知道这批胡汉民资料是宝贝，但不知道宝贝在哪里，您发掘了它们的价值，并且告诉我。”吴馆长对我的工作勤勉也相当赞许。他说，在燕京工作这么多年，也看到不少用功的学者，有哈佛的博士生为写论文，3个多月连续不断地来图书馆，但能8个多月每天都来图书馆的人，“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

我的“用功精神”赢得了不少好名声，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特意邀请我参加当年的燕京学社董事会，向董事们汇报自己的工作与收获。

在完成全部“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录入后，我一面利用资料，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2003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同时也向吴馆长提出将全部资料整理出版，供学界共享的想法，蒙他首肯。

不久之后，吴文津馆长荣誉退休，哈佛燕京图书馆迎来了第三任馆长郑炯文先生。郑馆长对我的工作依然十分支持，并于2002年邀请我再赴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3个月，完成对胡汉民资料的整理、校对与编辑工作。

2005年，在郑馆长鼎力支持下，15册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被编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时，距我接触到这批资料已有10年时间，其间录入、整理与编辑的甘苦，真可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此书出版后，学界广泛好评，2007年获得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资料，成为我完成博士论文的重要基础，使我得以深化对胡汉民的研究，在此课题的研究上处于领先位置。

（二）蒋廷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也是机缘，我2002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胡汉民资料出版前的最后校对编辑工作期间，恰好遇到“蒋廷黻资料”（Archives of Dr. Tsiang Tingfu）进入馆藏。

蒋廷黻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与外交家，逝于美国。他的资料进入燕京图书馆是个传奇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有位专程来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留学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其过从甚密。费正清回到美国后，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知名汉学家。1949年后蒋廷黻与费正清同在美国，却几无交往。因为后者对国民党政权多有批评，作为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蒋廷黻自然不便与其联络。1965年蒋廷黻在美国过世后，费正清深知其所藏资料的重要性，一直寻找，却苦无线索。

到了20世纪80年代，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他偶然发现新招聘的秘书与蒋廷黻是亲戚，且知道蒋廷黻的四公子蒋居仁先生就住在哈佛大学附近。费正清遂动员蒋居仁捐出其父的资料。费正清教授过世后，接受蒋廷黻资料的工作由其关门弟子，时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柯伟林（William C.Kirby）教授继续完成。双方最初商定，蒋廷黻资料全部捐齐后，将存放在哈佛最大的图书馆—瓦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柯伟林教授等在移交前与相关学者商量，认为瓦德纳图书馆虽是哈佛图书馆的主馆，但蒋廷黻资料事关中国，又多用中文完成，从使用便利的角度考虑，还是典藏在以东亚文字为主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更合适。征得蒋居仁同意后，蒋廷黻资料于2002年9月27日全部移到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批资料入馆时，保存着蒋家捐出时的原始状态，放在规格不一的纸箱中，每箱里的东西相当凌乱，信件、书籍刊物、手稿等与字画、照片等共存，甚至有烟斗、唱片与旧式的录音带。图书馆随机给每个纸箱编上了号码，共14箱。

我对“蒋廷黻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步意向与筹备阶段。我整理与研究胡汉民资料，深得燕京图书馆与郑炯文馆长信任，与该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当郑馆长向我介绍蒋廷黻资料入藏情况时，我当即提出应尽早整理，争取在中国出版。郑馆长说，那就请你来做这件事，希望你在结束胡汉民资料的整理后，抽时间整理“蒋廷黻资料”。在郑馆长安排下，我抽空匆匆浏览了全部的蒋廷黻资料，并将大致内容向他报告。我这次访问期间，还与蒋居仁先生首次见面，听他讲他家族的故事，对资料的背景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实施阶段。蒋廷黻资料入藏燕京图书馆的消息传出，不少学者去查阅，其间，有清华大学的学者提出可以自费协助整理（因蒋廷黻曾任清华历史系教授），被郑馆长婉言谢绝。他说，已经委托陈红民教授方便时再来整理。2009年下半年，郑馆长邀我第三次访学，编辑整理“蒋廷黻资料”的工作正式启动。

在哈佛半年期间，笔者通读了全部资料，重要的均拍成资料片，准备回国后编辑。与此同时，哈佛燕京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我达成了合作出版意向。201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项目号：11AZS001），使得这项工作更具意义。

为使这批藏于美国的珍贵史料早日与研究者见面，造福学术界，我领导的研究团队努力工作，对2009年所拍的照片进行分类整理与编辑，大致完成了出版前期的工作（出版社称照片质量不错，基本达到了出版要求）。2012年11月，我带领团队成员再赴哈佛大学，最初是想在通读原件的基础上，拾遗补阙，重拍达不到出版质量的照片。为保证出版质量，我们购置手动扫描仪，将所有的资料重新扫描。那段时间，我们早出晚归，每天在燕京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里辛勤而紧张地工作，终于在圣诞节前大功告成。

不料，在与郑馆长沟通时，他否定了我们的设想与前期工作，坚称为保证燕京图书馆的声誉与出版质量，必须要以哈佛大学图书馆技术部门的扫描件为出版底本，否则不同意出版。这意味着我们一个多月的辛苦前功尽弃，还要全部重新来过，从每箱中再挑选出需要扫描的文件，做特殊记号，装箱后留待扫描。我们在沮丧中再拾余勇，时间紧急，善本阅览室又是正常上下班，郑馆长就特批给我们在图书馆3楼的1个房间当成工作室。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终于在离开美国的前夜完成了全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