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话旧

幼时印象中屯溪的新年，街上远没有如今这般繁华，自然也不如现在热闹了。

记得街上渐渐多了一些彩色气球，车站开始显得拥挤，副食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各种限量供应的票券在排队人们的手中几乎要攥出汗，不少人一手抓一副春联，一手拎一挂香肠或两盒红纸包（顶市酥），在老街石板路面上匆匆地走着，一些心急的孩子已手持木头手枪，在相互“开火”了……不用说也知道，这是要过年了。

过年，在孩子们的眼里，无异于一个充满诱惑的果子，我们天天看着它由青变黄、由黄变紫，最后，终于来了那么一阵风，把它轻轻吹落在我们焦渴的怀里。

年前，家家都在忙，主要是忙吃的：裹粽子啦，包饺子啦，煮五香蛋啦，做冻米糖啦，应有尽有——民以食为天嘛。那时候的生活比较艰苦，平日里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就指望过年这几天猛吃一阵。有那么几年，不知是谁发明了“做花”，很快就在小城里风靡起来，家家都“做花”。所谓“做花”，就是把熟山芋和细米粉揉在一起，擀成一张比饺子皮厚一倍的大皮子，然后切成香烟盒大小的正方形皮子，这些皮子经过剪刀剪成特定形状，然后用手指捏合，就成了一朵“花”，点上颜色之后，就竞相“开放”。做成的“花”要经过几个太阳晒，晒干了以后，放到油锅里炸，“花”会膨胀开来，宛如灿然地开放。这种“花”很好看，更好吃，香甜酥松，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晒“花”的时候，盛放“花”的大小篾匾，遍布每一处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凳子上、桌子上、棚檐上甚至屋顶上，一片一片地灿烂着，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的热闹景象。不知为什么，几年以后，“做花”的人家渐渐地就少起来，直至绝迹，仿佛“做花”也如川端康成所说的“美的徒劳”。

外面穿的新衣裤是早就准备好的，要等到大年初一才能亮相。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总要拖到除夕的上午，才会给我买一条棉毛裤。记得有一年，大概家里实在没钱了，我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块银圆（大概是我外婆传给她的），拿到老街的一家银行去换了两块钱人民币。那家银行是用大麻石砌成的，有点洋味儿，可能是民国时留下的建筑，伫立在老街清一色的徽派建筑中，显得既落寞又孤傲。母亲兑换完钱后，就带我到百货公司去买棉毛裤，例行公事般地让我试大小，不用说是只会大不会小的。果然，一试之后，腰带可以扎到脖子上。可母亲却说：“哎哟，你看，正合适，明年还可以穿。”我心想：后年、大后年还可以穿，只要裤子不破掉，一辈子说不定都可以穿。

不知别的人家怎么样，我们家的瓜子花生，总是在除夕之夜吃完年夜饭以后炒，好像它们有多么贵重似的。这大概是绩溪那边的风俗（我们家是绩溪人），不知有什么寓意。瓜子花生炒熟后，照例由父亲正经八百地给我发压岁钱，并正告我：“在老家，要想得到压岁钱，是要守岁到天亮的。”这意思好像是我的压岁钱来得很容易，没有吃苦。可初一早晨，压岁钱又照例由我母亲合情合理地收回去“保管”，这一“保管”，便是和那可人的红包永远地“拜拜”了。

天黑下来后，就有一些孩子提着灯笼，跟着大人在街上走。灯笼大概和外婆家极有渊源，因为孩子们嘴里总是在念“打着灯笼找外婆”，也有的孩子由于念急了，竟念成了“打着外婆找灯笼”，不过这也无大干系，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其意义是相同的。

那时候的天气似乎要冷一些，每逢过年，天老下着雪，地上积雪也厚。一些穿红灯芯绒新棉袄的小姑娘常抱着一只小火笼子，兜里揣着花生、黄豆之类的，正打算找一处有路灯的地方在火笼子里爆着吃。她们一边走一边唱着不知是谁编写的歌：“今天二十八哟喔喔嚯哟嚯，明天二十九哟喔喔嚯哟嚯，后天三十晚啰，家家把门关过年啰……”歌很好听，但我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此时已经是三十晚了，还唱这歌，用现在的话说，是不是有点“奥特”了？

这稚嫩甜美的歌声一路飘过去，渐渐消散在清冽的空气中，雪地上，便又多了几串歪歪斜斜的小脚印。

真正快乐的日子，是大年初一。这一天，孩子们可以放开肚皮吃，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不会挨骂挨打。我记得我家对面那个叫立强的男孩，初一早晨一口气吃了八个茶叶蛋、四条年糕，还有一些零碎糕点。结果他肚子剧疼了三天，又拉了四天肚子，一个春节就这样过去了。从此以后，他只要一看见茶叶蛋和年糕，肚子就会疼。

爆竹当然也是要放的，只是舍不得像现在这样一连串地接着放。花五分钱，买一包“二十响”，仔细拆开来，独个独个地放，东一响，西一响，尽管零零星星不成气候，可总是证明了这温馨、祥和、喜乐的节日的存在。

童年时关于新年的事，是写不完的，稍稍一想，心中便涌起许多意趣。只是，为什么想起过去的新年，哪怕清苦，却总是美妙的，而每逢现在的新年，即便富足，却总是了无兴致？莫非这新年也像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