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

八十多年前的初春，南京想必是莺飞草长；八十年前的残冬，京城应该是地冻天寒；八十年前的中秋，上海、天津的花好月圆，也在预料之中。公元1922年，中国南北四大城市，其风景到底如何，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气温没现在高，能见度比今天好，也不至于“不知有夏，无论秋冬”。可说到人物活动的空间，以及故事展开的背景，可就不一样了：没有基本的历史氛围，很难驰骋想象。故还是提供基本的坐标，以便读者尽快进入规定情景。

从政治史上看，1922年不算什么好年头。2月，广东北伐军举行誓师典礼；6月，陈炯明叛变，率部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8月，孙中山因领导北伐失败离粤赴沪。——这是南方的局面。北方呢？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八万，奉军十万，在北京西南展开殊死搏斗，杀得天昏地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书人实在看不过去，5月间，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领衔，胡适、李大钊、丁文江、梁漱溟等十六位社会贤达共同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希望“好人”过问政治，实现“好政府主义”。此举除了表示读书人的焦虑、天真以及责任感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局面，对于小民百姓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对于文人学者，则不好一概而言。因为，乱世也有乱世的好处，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放松；各种太平年代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的改革，反而因其“无关紧要”而容易得以落实。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国语运动的成功推进，教育独立运动的开展，非宗教大同盟的论争，壬戌学制的通过，诸多国立学校的升级以及私立大学的筹建，还有整理国故运动的精彩亮相等，都是日后影响深远的事件。政局不稳，经费短缺，这明摆着的两大困境，并没有完全扼杀文化人的理想。

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例，这一年的工作，除了不断领衔向政府追讨拖欠的经费，以至不惜以集体辞职相威胁；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率领北大逐渐走向学术化与正规化。后者包括议决创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文艺四大季刊，邀请众多国内外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前来讲学，成立专业性质的北大化学会、北大史学会、北大经济学会等。所有这些会议，有长短不一的讲演；而讲台上下，又常常可见蔡先生的身影——或亲临讲演，或为讲演者发布公告[169]。蔡先生之所以如此热心讲演，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并非全靠学校”，如演讲会、植物园、博物馆、图书馆等，“都有教育的作用”[170]。

早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有意培养学生们的演说能力。[171]读读晚清众多提倡演说的文章，以及关于各地如何开展演说的新闻报道，当能明白这种“口头启蒙”对于下层社会的意义[172]。不过，这里所说的演说，主要属于政治动员或社会启蒙，即针对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值得关注的演说，那便是章太炎1906年至1910年的东京讲学，以及1910年创办于东京的以“浅显之语言”系统“演述各种学术”的《教育今语杂志》[173]。

就在这很不太平的1922年，有四位著名的文化人，分别在四座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举行若干有声有色的学术讲演。如此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本身便耐人寻味，更何况其相互激荡与对照补充，蕴涵着白话文学发展的某种不大为人关注的潜在动力。钩稽这一早已飘逝的“风景”，既是对先贤表示敬意，也希望借此展开有效的对话。

一　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上）

在正式论述之前，有三点必须略作交代：第一，这里所说的讲演，并非学校里的正式课程，即便由大学出面组织的，也都属于“暑期学校”之类。第二，选择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周作人（1885—1967）、胡适（1891—1962）四人作为个案，基于诠释两代学者不同风范的需要。第三，我所关注的，主要是这四位著名学者讲演的动机、过程、效果，以及其对于刚刚崛起的新文学之影响，而不是具体评述其讲演的内容。

依照中国人尊老敬贤的习惯，这里准备从章太炎讲学的上海说起；而后从南到北，一路说将过去，最后归结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北京，这四座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各具特色，无法互相取代，但就其在文化版图上的位置而言，又大略可分作南北两组。与1930年代文学界的京派、海派之争不同，1922年的中国，南方学术的重镇在南京而不是上海。尤其是此前一年，南京高师演变成为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更是有与北京大学遥相对抗的意味。而东南大学教授们编纂出版的《学衡》《史地学报》等集刊，又确实与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人趣味相左。我之选择章、梁讲学上海和南京，而把北京、天津讲学的任务留给周、胡，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并非“纯属偶然”。事实上，1922年的梁启超，南下前曾在天津南开做过讲演；而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上，胡适乃被邀请的十五名家之一，负责讲授《实用主义》并兼作杜威的翻译。相对来说，章太炎与周作人比较单纯，这一年的讲学局限在所居住的上海与北京。

南北学术本就有分庭抗礼的意味，加上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知识结构不同，这四次讲学，因而充满玄机与悬念。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出面组织国学方面的系列讲座，并非只是为了文化普及。1922年3月29日《申报》上所刊《省教育会通告》称，“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幸蒙允许”。从4月1日的“国学大概”，到6月17日的“国学的进步”，每周六午后开讲，共十讲。每回的讲演内容，《申报》都在“本埠新闻”栏做详细报道。只是原先许诺的“所讲述者，另有纪录员纪录，以便整理，送由章氏核阅，以便发布云”[174]，没有真正落实。坊间所见关于这次讲演的文字材料，都没有经过太炎先生的“核阅”。除了报纸上的着意宣传，此次讲演还留下两种著述，一是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论》，本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而后多次重刊；一是张冥飞笔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1924年由平民印书局推出。

如此大张旗鼓地“讲授国学”，即便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有意；更何况主持其事者确有“借章太炎来做复古运动的盾牌”的意味[175]。远在北京的早年弟子周作人，便对章先生的上海讲学很不以为然：

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

周作人之所以如此立论，是将《学衡》的出版、太炎先生的讲学，以及若干国粹主义的表演挂钩，认定“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176]一贯对世事持乐观态度的胡适，对形势的判断与周作人迥异，因而专门撰写《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予以辨正：《学衡》的攻击不足为虑，因新文化运动已过了讨论期；“至于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胡适的举证十分有力：当年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的弟子，虽有黄侃守旧，但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等大都锐意革新。更有趣的是：“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177]

梁启超的东南大学讲学，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未引起新文化人的警觉。倒是学衡派诸君对前来讲学的任公先生不太友好，嫌其“善变”与“趋新”。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一文，提及其时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如何“围攻”“冷落”梁氏[178]；但文中所涉及的吴梅、顾寔、陈钟凡、柳诒徵、胡先骕等，并没留下具体的讥梁文字。倒是同属东南大学系统的缪凤林、张其昀两位史学家，在任公先生1929年去世时撰写悼念文章，约略透露出当年东南大学诸君对于梁启超的评价。缪君的说法相当刻薄，将梁启超的学问归结为“揣摩风气”：

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亥（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故身后遗著，十九未完之作。吾人悼惜梁氏，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179]

张君于梁启超讲学金陵时曾“获侍教席”，撰文时语气恭敬得多，表彰其治学兴趣广泛，“实近代最富于修养之一通人也”，还专门提及梁先生的南京讲学：

昔梁先生在金陵讲学，不及三月，而教泽在人，令人念及，辄兴高山大泽之思，岂非其成效欤。南高、东大，已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其在现代教育史上之地位，兹不遑置论。惟有数事，颇有纪念之价值，即如聘请梁先生南下讲学，并赁定成贤学舍，敬候起居，梁先生亦常于暇时，邀集学生，悠然叙谈，有欣欣向荣之气象；此则古代尊师重道之意，流风未沫者也。[180]

本是悼念文章，竟一转而成了大学传统的开掘——其时东南大学已改称中央大学，故有“已成为历史上之名词”云云。于悼梁文章中表扬起东南大学的“尊师重道”来，如此转移视角，借题发挥，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

梁启超一生除笔耕不辍外，有过好几次“讲演热”。1922年的南京讲学，恐怕是最值得钩沉的。比起刚归国时的政治演说，或者晚年清华国学院的专业课程，南京时期的梁启超，需要照顾的面更广，既有东南大学的专业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应各类学校及社团之邀做专题演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称，“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181]，这其实只是收录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的文章，而非全部。这些讲演，有在上海、南通等地做的，但大部分集中在南京。比如8月5日、6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11月3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屈原研究》，11月6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人权与女权》，11月10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历史统计学》，12月25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护国之役回顾谈》。第二年的1月9日、13日在东南大学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和《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另外，还有未考定时间的为金陵大学讲《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为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什么是文化》和《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等。

1922年梁启超的南京讲学，并非一气呵成，中间略有间隔。先是8月间为暑期学校等讲演，10月起至第二年1月方才正式在东南大学授课。除了收录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中的专题讲演，前者还留下了《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者则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最负盛名。

热情洋溢的任公先生，几乎有求必应，其南京讲学之紧张与忙碌可想而知。在《学问之趣味》的讲演中，梁称“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强调的是自家对于“天下万事万物”的兴趣；而在《复季常书》里所说的“但恨不能请上帝将每日扩充到四十八点耳”，则是因工作实在太忙。[182]这一点，读读任公先生11月29日写给女儿梁令娴信上所开列的“功课表”，便一目了然：

每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来复日停课外，日日如是。

每来复五为校中各种学术团体讲演，每次二小时以上。

每来复四晚在法政专门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二上午为第一中学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六上午为女子师范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一、三、五从早上七点半起至九点半，（最苦是这一件，因为六点钟就要起来。）我自己到支那内学院上课，听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

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总有一次以上。[183]

如此拼命工作，焉能不出问题？终于酒醉后伤风得病，并检查出心脏有问题，任公先生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削减部分校外的讲演。等到完成讲学任务，回到天津，梁启超当即发表启事：

鄙人年来虽委身教育，但惟愿就自己所好之学科为短期之巡回讲演，或自约同志作私人讲学，至于国立诸校之任何职员，断断不能承乏，敬吉学界诸君，幸无以此相嬲。鄙人顷患心脏病，南京讲课勉强终了，后即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士枉顾者，恕不面会。谨启。[184]

以梁启超之好强，非到不得已，不会如此“遵医命闭门养疴”。可见梁氏南京讲学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在这个意义上，张其昀的表彰一点也不为过。

二　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下）

相对于章、梁讲学的波澜起伏，胡适和周作人在天津、北京的表演，可就没那么大戏剧性了。这里的差别在于，前两者乃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动家，主要舞台在社会而不是学堂，其讲学因而构成一种“事件”；而后两者则是刚刚“暴得大名”的归国留学生，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讲学乃分内之事。

其时的太炎先生，正到处发通电，指导各路诸侯如何安邦治国，虽然效果不佳，但毕竟适合于“外行看热闹”。梁启超自1920年春欧游归来后，专注于文化学术，拒绝从事实际政治，但也不希望将自己固定在某个学堂。若使用传统的概念，章、梁的自我期许乃是“一代大儒”，或曰“通人”，而不是“专家”。毕竟时代变迁，周、胡二位名声再大，也都不再以“通人”自诩。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专业化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作为新文化人的周作人和胡适，其自我定位和社会期待均属于“文人”兼“学者”。

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一夜成名。这一年，胡适除在北大教书，兼任教务长，还创办《努力周报》，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及时事评论。此外，还有公私不分的请吃与吃请，外加马不停蹄地四处讲演。其工作效率之高，实在不可思议。幸运的是，适之先生1922年的日记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已公开发表，我们很容易梳理出其讲演的路线：

2月18日在北京的模范讲演所讲《国语为什么应该研究》；3月18日在女高师用英文做《演说的要点》的讲演；3月25日在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科学的人生观”；4月9日到直隶教育厅讲演《道德教育》；4月26日到平民大学讲演《诗经三百篇》；5月26日到女高师讲演《宋元的白话韵文》；5月29日到女高师附属中学讲演《科学的人生观》；6月13日为奉天高师旅行团讲演《道德教育》；6月21日到萃文学校做毕业式的演说，题目为《教会学校与中国文化》；7月6日在山东省议会讲《中学国文的教授》[185]；8月11日在小学女教员讲习会讲演《国语教学的兴趣》；10月14日到济南第一师范讲演《思想训练的原理》；10月18日在济南一中讲演《科学的人生观》；11月23日在美国大学妇人会用英文做《中国小说发达史》讲演。[186]

这里所罗列的，仅仅是胡适自己记录下来的专题性质的讲演，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具体题目，日记中只是“讲演”二字者。至于1922年胡适校外讲演的重头戏——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国语文学史》等，留待以下专门论述。

3月9日，胡适告假前往天津，“在南开演说《国语文学史》的第一期”；3月23日“在南开讲演第二次《国语文学史》”。这一天的日记，有两段话很重要。一是：

饭后伯苓带我去看南开学生的自修室。学生都在室用功，精神极好。南开近年进步很快，是一件可喜的事。

半年后，与朋友聊天时，对北大学生之动辄闹风潮表示不满，于是感叹：“老实说，我自己有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187]正因对张伯苓所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很有好感，胡适方才乐意前往“集中讲义”。二是：

九时半，独坐无事，忽发愿修改去年十一二月做的《国语文学史》十四讲的稿本。

连续两天的日记里，记下此书的修改计划，准备从“两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一直讲到“清代的白话文学”，以及“国语文学的运动”；清代部分注明“参用近作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这可是本年度刚完成的一册精巧的“文学史”。[188]

7月17日，原本准备在南开发表讲演，因到协和医院割痔疮而不得不改期。7月31日起，连续六天，胡适在南开大学的暑假学校讲“国语文学史”和“国语文法”。8月5日的日记中，记下南开大学奉送讲学费百元、旅费12元，接下来是一段感慨：“暑假学校中的学生多有从直隶、山东的内地来的，颇愚陋，但朴实可敬，内中也有很用功的。”[189]

胡适的编写《国语文学史》，最初始于1921年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这册八星期内编纂的8万字讲义，有石印的本子。接下来便是上述的1922年3月间的删改、暑假中的讲授，以及年底为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时的补正——其间南开暑期学校讲学时所印讲义，流传甚广。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为底子，加上黎锦熙评述性质的长序，再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终于有了公开刊行的《国语文学史》。据黎锦熙称，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补明清部分之缺失，是钱玄同提醒的[190]；这主意恰好与胡适“不谋而合”。只是在胡适看来，《国语文学史》毕竟是未定稿，朋友的擅自刊行，迫使其尽快修订，并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刊行其自认为名山事业的《白话文学史》[191]。《白话文学史》虽系精心结撰之作，篇幅也大为扩张，但只讲到唐代，而原先许诺一二年内出版的中下卷又不幸胎死腹中，这就使得兼及“两宋的白话文学”的《国语文学史》仍有存在价值。

四人中，对于讲演最为低调处理的，当属北大教授周作人。这一年，周氏除北大教职外，还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并在女高师上课。鲁迅博物馆收藏《周作人日记》之公开刊行，让我们得以详尽了解1922年启明先生的学术活动。日记中只记往北大、燕京或女高师者，属于正常课程；在常见的“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至于4月29日的日记，给大时代留下一小小的面影：

廿九日，阴，上午雨，即霁。抄译爱罗君演稿，下午了。闻西南有炮声。[192]

在炮声中准备讲演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一年的周作人，花了很多时间为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抄译讲稿，并陪其到女高师、北大、燕大、孔德学校、法政学校等处讲演。作为已经成名的新文学大家，周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作嫁衣裳”？须知1920年的周作人，曾有《新文学的要求》（1月）、《新村的理想与实际》（6月）、《儿童的文学》（10月）、《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1月）、《圣书与中国文学》（11月）等著名讲演传世。关键在于1921年的那场大病，先是住山本医院，后又移香山碧云寺养病，在撰写《过去的生命》《美文》以及翻译希腊作家的小说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的同时，周作人还写了一则《胜业》，此文很能见其志趣：

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193]

并非真的从此“停止制造”，而是更愿意传播“别人的思想”与“别人的文章”。这种境界的获得，使得“渐近自然”的周作人，日后撰、译并重；而且，即便在自家文章中，也勇于发掘并表彰前人的思想与文章——当然也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意味。

可时势比人强，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裹挟进讲演的大潮中，只是数量及影响均无法与前三位媲美。略为清理，很容易钩稽出周氏1922年的讲演。2月21日“（沈）兼士约至孔德讲演”，23日“往孔德学校讲演”；5月24日“上午，作女高师演稿”，同月30日“至女高师自治会讲演”[194]；6月13日“上午，作《论小诗》了”，16日“本约为燕大文学会讲演，因不适，辞之”（讲演虽未举行，讲稿载6月21—22日《晨报副镌》）；8月4日“田君函约十六日往演说”，13日“连日作演稿，上午了”，17日“（下午）七时赴燕大教育会讲演”，19日“傍晚往燕大讲演，九时半返”；9月21日“上午，至燕大第二院讲演”；10月21日“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这回的讲演拖到第二年的3月3日，讲题为《日本的小诗》，载1923年4月3—5日《晨报副镌》，收入《艺术与生活》）；11月17日“晚，起手为妇女作文”，12月16日“上午，至燕大女校讲演”。[195]

如此不嫌啰唆地抄录周氏日记，目的是显示周作人讲演的特色。比起章太炎来，周作人的讲题分散；比起梁启超和胡适来，周作人对讲演似乎也缺乏自信与热情。但有一点，前三者都望尘莫及，那便是周作人的每篇讲演稿，都是很像样的文章。日记中常见连日作讲稿的记载，或一再拖延原先应允的讲演，似乎是打定主意非到“胸有成竹”时不登场。如此苦心经营的结果，其讲演的学术含量，自是比有邀必应者高。可这样一来，“讲演”与“著述”之间的缝隙被抹平，“听众”一转成了“读者”，现场效果想必不太理想。好在北京的高校多，周作人主要面对大学教师与学生，谈的又多是“妇女”“文学”等专业性话题，讲话文雅些问题不大。倘若放在上海，此类话题没有新闻价值；搁在南京，则必定成为《学衡》诸君的笑柄。也只有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方才有人欣赏周作人慢条斯理但又是坚定不移地讨论“女子与文学”。

三　讲演者的风采

四位学贯东西的大名人，恰如其分地选择了四座大城市，分别登台讲演，构成了1922年中国思想文化界一道绚烂的风景。各人论题不一，表面上毫无关系；可在某些关节点（比如白话诗的评价）上互相指涉，值得仔细玩味。在具体讨论各自讲演内容前，有必要先欣赏讲演者的风采。

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1920年代，所谓“讲演者的风采”，只能靠时人的文字来呈现。这里需要史料的钩沉与考辨，更需要想象力的发挥；只有读者共同参与，我们才能大致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场景。

不妨倒过来，从以“讲演”为“文章”的周作人说起。单是讲演前的认真准备，以及讲稿之可以直接发表，而且还是可圈可点的“美文”，很容易判断周氏讲演的风格。上述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文章里，有精彩的描述。梁氏的记忆力真好（不像是有日记做依据，因所记日期，常有一两年的误差），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周作人日记公开刊行前，提及那天进入八道湾周寓时鲁迅正和写新诗的何植三谈话，得到周作人日记的证实。梁不愧是散文大家，关于周作人讲演时状态的描述，实在有趣得很：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196]

这也未免太夸张了，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一般听众岂非更是蒙在鼓里。《忆岂明先生》中这段渲染过度的描写，在《忆周作人先生》那里变得节制多了：“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197]在电视直播成为时尚的今日，像周作人这样念讲稿，效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可在渴求新知的青年学生眼中，有真才实学的启明先生，“依然受人敬仰”。

同样是梁实秋，其描述梁启超的讲演，完全变了一副笔墨。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198]

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199]

这两段文字实在太精彩，以至你不忍心质疑其真实性。梁启超讲演时很认真，也很投入，效果也不错，这点毫无异议。我感到疑惑的是，如何看待任公先生浓重的乡音，是否像梁实秋所说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200]

在夏晓虹所编《追忆梁启超》里，除了梁实秋这则名文，还有梁容若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和杨鸿烈的《回忆梁启超先生》同样涉及任公先生的讲演。前者文章写得不错，作者很会捕捉细节，渲染气氛，只是其笔下的梁启超，讲演的效果实在不理想：

我最初听到他的讲演，是北京高师国文学会邀请，讲题是“清初五大师”，时间在民国十二年。他那时是五十一岁，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熟于学术史的单不庵先生，常常能随时提醒他。他懒于写板书，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这时我对于黄黎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书和传记全没有读过），所以两小时讲演的内容，听懂的实际不到六成。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因而联想任公先生南北奔驰，到处登坛讲学，究竟是否收到比著书更大的效果，怕要大成问题。[201]

照梁容若的解释，当年北京城里大学文科教授浙江籍的最多，学生于是练就听浙江方言的本事；至于广东籍的，只有梁启超和黄晦闻（节）。后者讲六朝诗，印有详细讲义，所以不感困难；困难的是听激情洋溢的任公先生讲演，很少人能完整记下来。

梁实秋、梁容若都只是偶尔听讲，其褒贬未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更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晚年入室弟子杨鸿烈的回忆。先是私淑弟子，后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追随梁师读书，毕业后又因梁的推荐任教南开大学，课余还常到梁宅请益、借书，杨君应该说是难得的见证人。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中，杨君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讲演的：

长期以来，梁氏虽为众所公认的一代作家，但在说话的时候，虽非蹇缓口吃，却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讲演的时候有时只闻“啊啊”的声音，即表示其词不达意。……后来，因梁氏常与外省人周旋接触，新会乡音便逐渐改变，所以他某次提及在河南开封时，应冯玉祥督办的邀请，向西北军的官兵讲话的一段故事，说当时，因自己一时情感兴奋，竟滔滔不绝，使冯玉祥首先放声大哭，全军亦泣云。但这只是他一生所仅有罕见的场面。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话为憾。尤其在华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史学教授王桐龄氏，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问其所以，总是自认对于讲词的某段某节，竟完全听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202]

中间省略部分，是引录王照关于戊戌变法时梁启超不会讲官话，口音差池，导致与光绪君臣间相对，无法表情达意的故事。此类故事不只一见，其真实性有待验证。至于任公先生的浓厚乡音，妨碍其讲演水平的发挥，我想是确定无疑的。看看当年东南大学的学生，是如何描述梁启超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情景：

他并不是一位具有讲话天才的人。他教书和讲演都有充分情感，可是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甚至急时还有口吃现象。他的广东官话也要听过一两星期才能习惯。可是课后私谒则清谈娓娓，引人入胜，于为学作文都有指示。[203]

如此说来，所谓梁启超的广东官话比标准国语更有力，也更有味道，大概只能理解为“不平常”“有个性”。

虽说因夫人指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的自述[204]，必须稍打折扣，梁启超带新会口音的官话，应该还是比章太炎的浙江话好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和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都提及太炎先生东京讲学如何“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且“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205]。但请注意，第一，这是小班，师生坐而论道，比较容易沟通；第二，谈的是非常专业的《说文》等，知识背景很清楚；第三，听众多为浙江人，没有语言障碍。到了1930年代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可就不一样了，汤炳正称：“我们听讲的学生，每听完一次讲，就三五成群，互对笔记，习以为常。因先生浙语方音极浓，我开始听讲，很感吃力，后来才习惯。”[206]

一心求学者，可以通过三五成群互对笔记来解决疑难问题；至于一般听众，面对如此艰深的讲演——从国学到方言，实在没有把握。1936年上海发行的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有一则乃蒙所撰文章，嘲讽章太炎的讲学，语调相当刻毒：

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烟，一面低声的演讲。低声没问题，因为听众很少；只是满口土话，我们一点都懂不来。好在他讲完一段，那胡子大汉，便在黑板上将大意写出，我们才知道今天所讲的，不是国学的，而是革命的。……在演讲的姿态中，章先生是个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话，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寻听讲人的颜色。[207]

不知道是作者年少气盛，还是小品笔调使然，此文对于太炎先生的讲学，只有嘲讽，而无丝毫“同情之了解”。

在一般人眼中，新旧截然对立，讲国学毫无疑问是落伍的表现。但学界不至于如此近视，1932年春天太炎先生的北游，还是受到北平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周作人追忆太炎先生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不无诙谐与幽默：

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208]

当年的学生中，能听懂且感兴趣于这种专业讲演的，大概不是很多。校方于是又安排了一场普及性质的公开讲演，地点是在北大三院的风雨操场。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还有站在窗外的。据张中行事后追忆：

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209]

就像周作人说的，“国语重译”，确实是“颇有意思的事”。可对于渴望传播或接纳新的学识与思想的当事人来说，这事情一点也不好玩。想想章太炎那热切地追寻听讲人的目光，或者因听不懂浙江方言而万分苦恼的听众，你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1922年上海举行的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以太炎先生名气之大，“观众”肯定不少；以太炎先生方音之重，“听众”估计不会很多。读《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自在意料之中。曹聚仁说得更具体，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好些，有七八十人。除了世人对于国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210]。第二年，太炎先生应邀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治史学的方法”，满口余杭土调，急得学生们吵吵嚷嚷，要求在座的史学家柳诒徵帮助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象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211]

有趣的是，乃蒙在嘲笑章太炎不合时宜的讲学时，拿胡适作为比照：“我更而想到人间的晚年，隔离时代的悲哀！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212]而梁容若在回忆梁启超与胡适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时，也是明显地偏袒胡适：任公两小时的讲演印象模糊，倒是“胡适之的十分钟演说，留下了清楚的回忆”[213]。同样不露痕迹地褒贬一番章太炎的讲学，张中行转过身来，表扬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

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214]

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此前十年胡适到北京女高师兼课时的情景。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

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215]

与张、苏二君不无夸张的描述有别，徐也是在北大二院听胡适讲哲学，感觉却不太好。“听讲的人不但挤满了课堂，而窗外也站满了人”，这种景象，引诱胡适进一步发挥其“很活泼的口才”，以满足不同层次听众的需求。如此一来，对于热心求学者，未免有所怠慢。像徐就抱怨“这像是公开演讲，内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学系的功课，因此而放弃选修[216]。

北大的课不好讲，尤其是大课，能讲到“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这可不简单。胡适对讲演兴致很高，对于所谓的“讲演术”——比如如何掌握语气的缓急、声音的高下，以及调子的抑扬顿挫等，很是下了一番功夫[217]。可也正因为较多考虑如何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胡适的讲演，必然趋于平易畅达，而缺少幽深与奇崛。而这，与其著述风格颇有关联——章太炎的特立独行、梁启超的酣畅淋漓、周作人的雍容和缓，又何尝不是“文章”一如“讲演”？

四　“白话”如何“文学”

不管章太炎的讲授国学是否如报纸所说，乃暂时厌倦了现实政治，也不管梁启超的南下讲学，是否预示另一个著述高潮的到来；至于周作人大病痊愈，刻意经营“自己的园地”，是否包含对五四立场的反省，胡适执笔撰写《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否意味着注重思想文化建设这一追求的转向，也都暂时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关心的是，四大名人1922年的讲演，到底在什么地方形成“对话”。

章的谈国学，梁的说作文，胡的表彰国语文学，以及周的推荐小诗，似乎互不搭界。可仔细琢磨，在如何看待新诗或白话文学上，四人的目光终于发生了交叉。年初，东南大学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公开向北京的新文化人叫阵，于是有了鲁迅的《估学衡》、周作人的《“评尝试集”匡谬》，以及胡适的打油诗《学衡》：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迪生问叔永如此。）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218]

胡适之所以用这样漫不经心的方式，对付学衡派咄咄逼人的挑战，那是因为他认定，“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219]。类似的话，周作人也说过，在《读〈草堂〉》中，周作人称：“中国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是创造时代了”；“我们的责任，便是依了这条新的道路，努力的做下去，使各种的新兴文艺由幼稚而近于成熟，由淡薄而变为深厚”。[220]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制度上的急转弯，没能彻底消弭民间的抗议声浪。国语统一会的诸君，挟新文化运动的余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于1920年1月，以教育部名义训令全国各地国民小学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白话文运动于是得以迅速推进。[221]用胡适的话来说，“这一道命令将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222]。中小学体制的改革，新教科书的编纂，国语教师的培训等，所有这些，都牵涉到关于“中国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想象，难怪章太炎、梁启超等“现代大儒”需要发言。

章太炎在上海举行的系列讲演，既以“国学”为题，本不必牵涉近在眼前的白话文运动。可太炎先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惹来一堆麻烦。4月15日，太炎先生做第三讲，谈论“治国学之法”的第五点“辨文学应用”时，顺带扫了一下其时已渐成气候的“新诗”：

惟今之新诗，连韵亦不用，未免太简，以既为诗，当然贵美丽，既主朴素，何不竟为散文。日本和尚，有娶妻者，或告之曰：既娶矣，何必犹号曰和尚，直名凡俗可耳。今之好为无韵新诗，亦可即此语以告之。[223]

如此借题发挥，嬉笑怒骂，确是太炎先生口吻。单就讲演效果而言，此段落无疑属于可圈可点的“文眼”。这段话，不只《申报》记者记录下来，曹聚仁、张冥飞也都没有漏过[224]，虽然因文体各异，所记略有出入。章太炎的讥讽，并未引起胡适的反驳；除了敬仰太炎先生的学问与人品，更因“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故不必多虑[225]。据曹聚仁事后追忆，那场论争，太炎先生明显处于下风：

我们是一群人，他是一个人；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只有几句嘲笑的话头；我们有正在试验的种种作品，他自己又并不是诗家。他只批评我们一阵子，我们从各方面去驳斥他，使他无话可说。[226]

对于新诗“无话可说”的太炎先生，日后还会就白话、文言发表意见，但主要着眼点是作为整体的“国学”，而不再纠缠“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了。

与章太炎的学有本原，固守自家立场不一样，梁启超喜欢趋新，时刻准备着追赶学界新潮流。但在白话诗问题上，与胡适有点“意气之争”。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信胡适，希望胡评阅《清代学术概论》，并称自己准备撰文讨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另外，还有“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227]。《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收有一大约写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胡适致陈独秀》，其中也涉及此事：

梁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意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228]

以梁启超之“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见胡适暴得大名，竟“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229]，如此性情，不大可能因后辈的反驳而隐匿自己的意见。查《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21日张氏往访梁启超时，梁“言有论本朝诗学一稿，亦即可交稿”[230]。据夏晓虹考证，梁氏信函与张氏日记所述，应同指一文，即梁启超为选编金和与黄遵宪二家诗所写之序。书未编成，序也未完稿，可这则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231]，对于理解这场隐匿在历史深处的争论，还是很有帮助的。

梁启超的基本观点是，“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故“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自称“并不反对白话诗”的任公先生，在批评守旧的“老先生”不该蔑视文学史上早已“粲然可观”的白话诗的同时，顺带扫了一下完全排斥文言的“偏激之论”：

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

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论调，当然是胡适等新派人士所不愿接纳的。说梁启超因胡适的反驳而不愿发表此文，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梁氏此文迟迟未能定稿，起码是知道其立说关系重大，需要从容斟酌。白话缺乏锤炼，表达复杂的情感与思绪有困难，这是五四时期反对废除文言者常持的见解，梁启超不过是将其限制在新诗写作：“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的说法还偏于防守，接下来任公先生开始主动出击了：

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那里得好音节来？……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232]

批评“满纸‘的么了哩’”的新诗，直接指向已经名满天下的“尝试”，如此刻薄的评价，自然不可能为胡适所接受。至于表彰《尝试集》中“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估计也不会让胡适高兴。因为，未能完全摆脱词调的影响，这正是他在《尝试集》的三则序言中所再三检讨的[233]。

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梁启超将话题从白话诗转为白话文，而且将南北两大学的论争拉扯进来：

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234]

如此“严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话”，估计南北二大学的先生们都不领情。但此时此地做如此表态，梁启超主要针对的并非明显处守势的东南大学诸君，而是风头正健的新文化人。在讲到“论辨之文”该如何撰写时，梁启超有一段妙语，很能说明其时梁君的论辩策略：

同是一句话，对甲说和对乙说不同，对大学生和对中小学生说不同。同一篇演说稿，在东大与北京所生的效力不同。同是一句话，春秋人说出没有价值，现在欧洲人说出大有价值。做文时先须看自己所做的文，要给何人看。[235]

为了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讲演时必须加上“本地风光”，这是所有讲演者都懂的小窍门。就好像这次“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系列讲演，梁启超分别在四处提到东南大学农科及附属小学、东南大学大礼堂、东南大学、南师附中等[236]。但在文白之争的脉络中谈论东南大学，可就不是一般的顺水文章。

当笔记者提出将此讲稿公开刊行时，梁启超在回信中单挑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的十分完好，《水浒》《红楼梦》固然是好；但要整部的看，拆下来便不成片段。[237]

这段话必须与任公先生发表在《改造》4卷9号上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照阅读，方能明白其真实的意旨。《改造》上的文章并未刊完（只刊1—9节，全文共12节，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乃梁启超1922年7月间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演的底稿（文章第二节有“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云云）。此文第一节有一关键性的注释，值得抄录：

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着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238]

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指的是胡适。因此前两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第一要点便是“看小说”：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239]

单看这段话以及梁启超的反驳，会觉得胡适太过分了，将一己推崇“白话文学”的主张，贯彻到千百万中学生的阅读中。让学生们整天抱着《水浒》《红楼》，就能学好国文？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胡适“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五分之三学古文，五分之二学国语、文法、演说、作文等[240]。只不过其以章回小说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主张更具冲击力，故引起广泛的关注。

就在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前后不久，胡适就此问题重新阐释。据《胡适的日记》，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下午四时在山东省议会讲演；8月17日“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刊》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这则由讲演改写的文章中，胡适对前说做了若干修正，最关键的是以下两点。第一，贬低古文教学：“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不是古人没留下好东西，而是“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故学生无法自修。一方面为自家提倡的“整理国故”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白话文大有可教。第二，关于国语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动，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话文学选本”：

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这种选本可使学生知道——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溯追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的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241]

这里所描述的“古白话文学选本”，不正是适之先生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所讲的《国语文学史》吗？日后改写成《白话文学史》时，胡适在《自序》中称：“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242]将“选本”与“史著”结合起来，使得大学教授的专深研究与中小学教员的课堂教学相勾连，此乃胡适等新文化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也是在这则《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为了说明“吾道不孤”，胡适引证了黎锦熙的意见：

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243]

可读胡适1922年7月5日日记，发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为黎锦熙的议案，胡适与之“辩论甚烈，几乎伤了感情”。黎锦熙所提“议案主文”为：

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

黎氏的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设想十分接近。但这一带有“折中色彩”的主张，受到胡适的坚决抵制；适之先生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244]这里的差别在于，黎、梁等更多考虑中学教育的特点，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胡适则担心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白话文，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会被传统的中小学教育所架空。

相对于胡适斤斤计较“文白优劣”，周作人更关注“文艺上的宽容”。单看“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或者“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正确的方法是听凭各种派别思想自由流行，去吸收同性质的人，尽量的发展”[245]，你以为他是在发空论。接下来这段话，方才透出其不离新文学家立场，但又充满弹性的理论特色：

文艺上的激变不是破坏（文艺的）法律，乃是增加条文；譬如无韵诗的提倡，似乎是破坏了“诗必须有韵”的法令，其实他只是改变了旧时狭隘的范围，将他放大，以为“诗可以无韵”罢了。[246]

如此平和但坚定的变革主张，乃周作人的天性及学养所决定的。而这背后，蕴涵着对于“思想垄断”的警惕——不管这一垄断来自新阵线，还是旧营垒。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周作人为何津津乐道其“自己的园地”。

注重“创造”而不是“破坏”，强调自家面目，使得1922年的周作人，虽然也写《“评尝试集”匡谬》《国粹与欧化》《思想界的倾向》《复古的反动》等一系列“战斗的文章”，但着重点已经转移到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新文学理想的自我建构。因此，当你读到他一面批判道德上的以及文学上的“复古”，一面又说“古文学的研究，于现代文艺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建设现代国语，须在普通语上加以改造，“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时[247]，不会觉得互相抵牾。作为文体家的周作人，其希望年轻一代“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248]，以及强调“采纳古语”的重要性，在1930年代有进一步的发挥。

胡适坚持中学必须以国语教学为主，周作人强调现代汉语应该“采纳古语”，固然属于新文化人的自我调整；章太炎质疑无韵的白话诗，以及梁启超批评以《水浒》《红楼》为中学教材，也都没有否定白话文发展的大方向。曾在晚清提倡俗语文或以白话述学的梁启超和章太炎，乃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老新党”；在白话文的教育及审美功能的认识上，与新一代知识人的立场确有差异，但并非真正的论敌。也正是这种“参差不齐”，让我们了解了文化转型期思想及文学界的复杂性——即便真的如胡适所言，“反对党已破产了”，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

五　以“讲演”为“文章”

1922年章、梁、胡、周等人的系列讲演，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后世所遗忘，很大原因是这些“讲演”全都变成了“文章”。今日读者，依旧可以通过《国学概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国语文学史》以及《女子与文学》等，穿越八十年历史云烟，借冥思遥想进入模拟课堂，倾听先贤们的讲演。

单是阅读记录稿，而不努力回到现场，绝大多数讲演都是“卑之无甚高论”。而刻意追求讲演内容的“博大精深”，很能够换来听众的一片嘘声。像周作人那样写好讲稿再登场[249]，讲演效果可能欠佳；而像胡适那样训练有素，随时可以登场表演的，又容易被讥为浅俗。在“胸有成竹”与“信口开河”之间，大部分讲演者是提着大纲上场，或者根据讲稿大肆发挥。一旦将这些博得满堂彩的“声音”用“文字”固定下来，就会发现太多的漏洞、太少的逻辑。假如是自己整理，不妨像胡适修改《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那样，补上一大段。这则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的讲演稿，后面有个“附记”：“这篇前三段是用杨君的笔记，末一段是我后来重做的。”语气不用说，单是处理史料的方式，二者的差别也都一目了然。讲演注重的是思路，文章则必须有理有据。胡适重写的部分，补充了不少书目与引文，道理就在这里。而梁启超之所以迟迟不想答应笔记者出版其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讲演，理由也是：

当时因为时间仓卒，一点没有预备，自己十二分的不满意。就中尤为缺憾的，是应该引许多例证一切都没有引，其他不妥当不完备的地方，也不少；恐怕印布出来会误人，所以两君请刊单行本的时候，我总想腾出日力来改正一番才安心的。[250]

任公先生最后还是被笔记者说服，同意刊行此讲义本。可在这封写于1924年3月的允许刊行讲义的信件中，梁启超还是留了个活口：“我的夫人若恢复健康，我下半年决当再将这个题目重新研究组织一番。”以任公先生之喜欢定计划，立框架，以及不断转移研究兴趣，读者不会对其许诺抱太大希望。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北京的收藏家程道德先生那里，见到八纸属于梁启超的文稿[251]。经考订，此文稿应是为修订东南大学讲义而作。上述允许刊行东大讲义的信中，梁启超提到最近被邀请重讲此课，“我正在要想请两君把笔记稿子寄来当参考品，免得另起炉灶呢”。既然同意印行，而且要求出版后多寄几份当资料，可以判断回到天津以后的梁启超，手头并无此稿。而如果是该书出版后所做的校改，则文稿上不该有“接笔记稿”字样。最大的可能性是，此乃1922年秋冬之际任公先生东南大学讲学期间的遗稿。卫、束二君的《序言一》称，“这本书是梁任公先生去年在东大暑校讲演的笔记。去年秋梁先生在东大讲学，我们把这篇稿子给他看过”。先是口头答应刊行此讲稿，后又改口说准备重写，这中间，梁启超必定认真审查过笔记稿，并动手做了修改。只是因工作太忙，加上不久就累倒了，任公先生才没能完成计划。

现在遗留的这两千字文稿，估计是插在关于“中学以上讲文言文”那一段。那是这次讲演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难怪梁先生格外在意。此文稿主要讨论“小说是大学文科里主要的研究品，用作中学教材，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无一是处”；结尾处的发挥，尤能见出任公先生的自信与风趣：“你看国内做白话文做得最好的几个人，那一个不是文言文功夫用得狠深的？你怕学生们多读几篇《史记》《汉书》，便变成《镜花缘》里咬文嚼字的‘君子国’吗？不会的。放心罢！”这两千字的补充说明，基本思路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里的《作文教学法》相同，只不过表达得更显豁，针对性也更强。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后来不想进一步展开，免得与胡适等新文化人发生激烈的冲撞。

梁启超之讲授“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说的，“一点没有预备”。临下南京前，梁给徐佛苏写信，称“本月二十九日在南开讲毕，八月二日即赴南京”，“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每日两时以上之讲义穷一日之力编之仅敷用，尚领[须？]别备南中所讲）”[252]。这里所说的讲义，主要是《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也包括将要在南京讲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同年11月29日，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去信，开列其在南京讲学的“功课表”，接下来就是：“讲演之多既如此，而且讲义都是临时自编，自到南京以来（一个月）所撰约十万字。”[253]具体落实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南下之前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的同题讲演稿，已送《改造》杂志刊发。大概是因稿子交出，而杂志又印刷脱期，南京开讲时，梁启超手头确实已没有现成的讲稿。对比南开大学和东南大学两份讲稿，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前者更接近案头写作，引证相当繁复，众多例句不可能脱口而出；后者乃他人的记录稿，确有“应该引许多例证一切都没有引”的毛病，但大思路却反而得以彰显。

我们能确定梁启超是事先准备讲稿的——可能只是大纲，具体发挥端赖当时的精神状态；但我们无法判断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讲学是否有底稿——包括大纲。根据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乃至恃才傲物的性格，以及其另外三次讲学（东京、北京、苏州）的情况揣测，此次面对公众讲演国学，应该也是临场发挥。据任鸿隽追忆，避居东京时期的章太炎是这样讲学的：

先生手中不拿一本书，一张纸，端坐在日本的榻榻密（地席）上，一口气两三个钟头，亹亹而谈。这样大约讲了四个上午，把一部中国文学史讲完了。[254]

太炎先生晚年弟子任启圣描述的章氏讲学情景，与任鸿隽文大同小异：

先生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惟凭口诵手写，不但《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255]

没有更多的直接材料，我们只能大致悬想1922年章氏讲学时的情景。既然只是“悬想”，无法做到板上钉钉；还不如暂时搁置此话题，回过头来追踪事情的另一半：如何看待这次系列讲演的三种不同的记录整理本。

所谓三种本子，指的是《申报》的摘要本、张冥飞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话本。曹聚仁使用的是白话，更能传达太炎先生讲演的语气与神态。[256]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以上面提及的关于白话诗的论辩为例，看看文言、白话三种记录稿的差异。先读张冥飞的：

文本有无韵与有韵二种，大抵有韵者为诗，无韵者为文。《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云云。可见诗必有韵，方能传达情绪。若无韵亦能传达情绪，则亦不必称之为诗。譬如日本和尚吃肉娶妻，可称之为居士，不必称之为和尚。今之好为无韵新诗者，亦是吃肉娶妻之和尚类也。[257]

同是用文言转述太炎先生的妙语，张冥飞明显比《申报》记者高明，起码语言整饬，还记下了“诗言志”等论据，不至于只剩下吃肉娶妻的日本和尚。可再读曹聚仁用白话文记录的本子，你会明白张冥飞同样大有遗漏：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风韵，可表达那神妙的心意，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底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所唱也能感动人，就因有韵的原故。[258]

因这段“有的放矢”的发挥很能体现太炎先生的风格，现场效果绝佳，三个记录者都会用尽全副精神，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是因所采用的语体不同，三稿竟有如此大的出入。主张诗要有韵，以日本和尚的吃肉娶妻为例，嘲笑新诗只能归入散文，这个“大概意思”，三种记录稿都有体现；问题在于讲演者的机智、锋芒以及风趣，曹本体现得更为充分。提及“诗言志”，我相信太炎先生不会有“《尚书》曰”之类的废话，因“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至于一会儿动物如何用幽美的声调传达感情，一会儿二黄西皮的唱腔如何因有韵而感人，这样的随机应变、摇曳多姿，方才是讲演不同于著述的魅力所在。

比起宣传革命、启发民众的“演说”，章太炎等人带有学理性质的“讲演”，更值得关注。因为，新文化运动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取决于“白话文学”以及“白话学术”的实绩。前者讨论甚多，后者则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

就在这节骨眼上，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此举无意中落实了胡适的期待：“国语是我们求高等知识、高等文化的一种工具。”[259]比起轰轰烈烈的白话诗讨论，面向成百上千的听众，讲述高深的学问，借此沟通雅俗，锤炼以及提升白话的表达力，对于白话文来说，意义同样十分重大。

1922年以后的中国，不只白话作为主要的文学以及学术语言的地位真正确立，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学术史上的交接，也得以顺利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章、梁、胡、周四君的精彩表演，给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上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