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论
瞿秋白论鲁迅

一、瞿秋白与鲁迅的“知己”之交

1933 年，鲁迅录清人何瓦琴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赠瞿秋白。瞿秋白将这一条幅悬挂在自己居室的墙壁上，以示两心相知。

瞿秋白与鲁迅的“知己”之交，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长期以来为人们称颂和赞美。这种“知己”之交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上个世纪 30 年代瞿秋白夫妇多次到鲁迅家避难之事。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正是一次次的避难，为两位伟人心与心的交流并建立伟大、真诚的革命友谊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检验了两位伟人在患难之中的深情厚谊。杨之华说过：“那时候，许多与我们熟悉的朋友、同学知道我们从事革命工作，都躲避我们，生怕与我们接近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可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但没躲避我们，而且关怀我们，掩护我们。难道鲁迅不知道与我们来往是危险的吗？他自己所受的迫害已经够多了，但由于他相信共产主义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对共产党员表现了无限的热情和可贵的友谊。”［1］许广平也说过：“两个同是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逆子贰臣’，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成了为党尽其忠诚、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己了。”［2］

瞿秋白认识鲁迅并互相接近，是从 1931 年下半年开始的。1930 年夏，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到上海，因上海党中央的某机关遭到破坏而暂时避居在茅盾家中。一天，冯雪峰带着刚印好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样本去找茅盾，恰遇瞿秋白夫妇。瞿秋白一见《前哨》，十分高兴，立即翻看里面的文章，当看到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时，就情不自禁地赞美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3］

不久，由冯雪峰帮忙，瞿秋白住进上海紫霞路 68 号冯雪峰的朋友家里。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他们中间的联系人是冯雪峰。当时，冯雪峰每隔三四天，多则一个星期要到瞿秋白那里去一次。鲁迅常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品托冯雪峰转赠给瞿秋白，而瞿秋白一接到手，总是迫不及待地阅读，并把意见告诉冯雪峰。鲁迅听到瞿秋白对他从日文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译文的意见，非常高兴，生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对冯雪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4］

瞿秋白对鲁迅也非常尊重和敬佩。当他与鲁迅见面之前，1931 年 12 月 5日，读了鲁迅赠送给他刚出版的《毁灭》译本后，就写信给鲁迅，称鲁迅为“敬爱的同志”，同时无限深情地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5］接着鲁迅很高兴地写了回信，也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 K同志”。［6］

“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互称“同志”，那么，见面以后又怎样呢？

据许广平回忆，1932 年春末夏初，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川北公寓 3 楼鲁迅的住所，瞿秋白同鲁迅初次相见，许广平曾这样真实地描述他们相见的情景：“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节的样子。”“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意气相投的人，见面总不嫌多，路远也觉得近了。”“从此他们两人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真个是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在文化工作中共同切磋，使他们进一步建立了革命友谊。”［7］

众所周知，鲁迅对初次见访者，向来是不多话的。而瞿秋白平素也是不怎么喜欢说话的，但一见了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8］，由此足可以看出两位伟人的“意气相投”了。

1932 年至 1933 年之间，瞿秋白夫妇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9］在这期间他们的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增深。许广平说：“在这期间，他（指瞿秋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10］

关于这期间的生活，有两件特别重要的史实：其一是，瞿秋白模仿鲁迅的风格，接连写出了不少政治犀利、艺术精美的杂文，计有：《王道诗话》《申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密》《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中国文与中国人》等 12 篇。这些杂文中有些是瞿秋白与鲁迅相互交换意见后，由瞿秋白执笔写成，再由鲁迅稍加修改，由许广平誊抄，用鲁迅常用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后来一并收入鲁迅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准风月谈》中，使其广为流传，扩大影响。这充分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多么深厚。其二是，鲁迅和瞿秋白共同编校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曾对杨之华说：“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的书我都在机关被破坏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11］但瞿秋白所“系统阅读”的鲁迅杂文集，以前的早已经失去，现在的则全部由鲁迅提供。查《鲁迅日记》，有多次关于鲁迅帮助编排、校对的记载，如 1933 年 5 月 7 日：“校《杂感选集》起手”，6 月 16 日：“夜校《杂感选集》讫”。至于联系书店出版和收付编辑费，日记和书信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选集》谓之“共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瞿秋白正是通过反复地系统地研读鲁迅的作品并从与鲁迅直接的亲密的接近中了解鲁迅，才挥笔疾书，一气呵成完成了他的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鲁迅的宏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第一个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和意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崇高的评价。

1935 年，瞿秋白被俘遇害。鲁迅深深地为战友的不幸遭遇而痛心，为自己失去了这样一位“斯世同怀”的知己而悲哀不已。瞿秋白遇害以后，鲁迅含着悲痛，一方面满怀深情地抚慰瞿秋白的遗属；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编印瞿秋白的译著文集《海上述林》。从编辑、发排、校对，到设计封面，选择插图和纸张，以及印刷、装帧等工作，他都一手经办。在这些细微的工作中，寄托着他对牺牲了的战友的无限深情和怀念。最后，他把书稿寄到日本，以“诸夏怀霜社”［12］的名义托人在日本印刷出版《海上述林》上卷。后来当鲁迅和冯雪峰谈起编辑出版《海上述林》的情况时，鲁迅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13］但遗憾的是，鲁迅未及见到《海上述林》下卷出版，便与世长辞了。

瞿秋白和鲁迅是两心相知的知己。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正因为两位伟人是知心的知己，鲁迅和瞿秋白才能那样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才能那样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瞿秋白才能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和意义作出那样崇高的评价和精辟的分析。

二、瞿秋白论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和战斗历程及革命传统

众所周知，给鲁迅的思想、精神和价值作出最全面、最深刻、最正确论述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之后，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演说和论文，如《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1937 年）、《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反对党八股》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年）等，对鲁迅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论。正是毛泽东这些重要评论，才真正科学地论证和确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然而，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前期，在社会上真正认识鲁迅的伟大，了解鲁迅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的人并不多，少数思想比较进步、眼光比较锐利的作家，如沈雁冰、冯雪峰等撰文［14］，对鲁迅的作品及其意义作过比较中肯的评价，但他们对鲁迅思想的了解和分析还是很不够的，更不要说对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和战斗历程作系统地研究了。到了 1928 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由于受到国内及国际上“左”倾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曾作细密的分析，对当时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因而错误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把他当做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障碍而大加攻击。在他们的一些文章中，诬蔑鲁迅是“有闲阶级”“时代的落伍者”“布尔乔亚的代言人”，甚至谩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直到论争结束，“左联”成立以后，还有人在左翼刊物上把鲁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家”，态度“总是彷徨”，“总不坚决”，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由此可见，在革命文学队伍内部，有些人对鲁迅的认识错误达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也可以看出，“鲁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作为鲁迅的知己，瞿秋白在错综复杂而又险恶的环境中，勇敢地站出来，排云拨雾，辨明是非。他在《序言》中深刻地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和战斗历程，第一次作出了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基本正确的概括和总结。

那么，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呢？瞿秋白在《序言》中有两处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处是说“正是这期间（按指从《而已集》到《二心集》写作期）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一处是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在这里从历史原因和内心动因两个方面分析了鲁迅思想的转变和后期倾向的合理性，应该说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实际的。对此，我们不妨作一番进一步的具体考察。

鲁迅一生跨越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对鲁迅思想的演变和发展都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程度的影响。鲁迅虽然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15］，然而因为封建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16］，跟“小百姓”即农民群众建立了比较亲密和巩固的联系。由于亲近了农民群众，鲁迅很早就了解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同时看到了农民群众勤劳、质朴、坚毅的优秀品质，接受了他们思想感情的熏陶和教育。因此，他从不摆绅士阶级的臭架子，“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17］，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18］，“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19］。而这，对他以后背叛封建家庭，走上同革命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关系极大。辛亥革命前，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接受了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影响，投身于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1911 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处于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整个中国成了一间绝无窗户的铁屋子，许多熟睡的人们都要闷死了。鲁迅正是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失败而告终，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刻，面临着革命道路上的这个“十字路口”而产生了“怀疑”“失望”“颓唐”这样一种思想情绪。但正如许多论者所说：这时鲁迅的“怀疑”，实际上是一位忠于革命和真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能否领导这个革命的“怀疑”；他的“失望”和“颓唐”是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事实教育要寻求新的革命领导力量而又暂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种“失望”和“颓唐”。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总结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情况后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0］鲁迅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怀疑”“失望”“颓唐”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增长、发展的。正当鲁迅“怀疑”“失望”和“颓唐”的时候，1917 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对于鲁迅思想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爆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1］鲁迅就是毛泽东说的受到十月革命帮助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中的一个。1919 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促使鲁迅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的因素不断滋生发展，并且日益以此作为武器，去执行那时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的任务。在 1925 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目睹了种种事实，迫使他对过去非常信赖的青年学生作出“不能一概而论”的初步结论，鲁迅认为在他们中间，虽有“醒着的”“要前进的”，但也有“昏着的”“躺着的”“睡着的”“玩着的”［22］，因此鲁迅明确表示：“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23］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青年已不再盲目地相信了，他开始认识到青年也有好坏之分。但是他对这个“好”“坏”，当时还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它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来认识。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爱国青年学生无辜惨遭杀害，面对那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鲁迅从内心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同的。”［24］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促使鲁迅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因素显著增长，他对自己以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发展观越来越感到空虚和怀疑了。但总的来说，鲁迅思想中的这些变化仍处在量变的状态中，也就是处在渐进性的变化过程中。1927 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在这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鲁迅战斗在广州。在广州，鲁迅开始

和中国共产党组织有了密切的接触，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坚定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开始了在党的直接关怀、教育、帮助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广州，鲁迅更多地接触、学习了马列主义书籍。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党组织经常把我党主办的刊物———《向导》《少年先锋》《做什么》等送给鲁迅，这些刊物大量登载、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和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的重要文章，为鲁迅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广州，鲁迅亲身经历了两个阶级的激烈搏斗，目睹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前后的一切，无数共产党人和优秀革命青年的鲜血洗亮了他的眼睛。这些客观条件对于促使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变化，思想产生飞跃，起了重要作用。鲁迅经过了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思想上新旧因素长期激烈的斗争，世界观转变由量的积累，在1927 年广州期间发生了质的飞跃。这是鲁迅一再表白过的。他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25］又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26］这就说明鲁迅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事实的教训”，“轰毁”了进化论的“思路”，阶级对立的观点愈来愈鲜明，逐步向着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

参加革命实践和掌握革命理论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瞿秋白并没有否定革命理论对鲁迅思想发展的作用。在论述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序言》就这一点作过明确说明：“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这场论争促使鲁迅从马列主义著作中去寻找解答。于是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27］因而“救正”了他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终于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发展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28］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瞿秋白，当然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通过对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和战斗历程的具体论述，充分说明了出身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要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以至于最后归附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参加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这一客观条件，同时还说明，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必须在斗争实践中学习掌握革命理论，必须具备这一主观条件，否则，是不能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而归附于无产阶级的。瞿秋白这方面的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产阶级思想家归附无产阶级问题这一理论的补充、深化和发展。

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什么是鲁迅的革命传统呢？在《序言》中，瞿秋白指出了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反对瞒和骗的人生与瞒和骗的文艺；“第二，是‘韧’的战斗”，要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主张持久的“壕堑战”；“第三，是反自由主义”，反对中庸妥协，主张打“落水狗”；“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鲁迅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瞿秋白指出，这些革命传统“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鲁迅就是带着这些“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将鲁迅的革命传统概括为四点，并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最先将鲁迅的革命传统作这种科学的抽象，帮助人们认识了鲁迅，捍卫和发扬了鲁迅的革命传统，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煞。后来的许多评论者，如周恩来等，都肯定他概括得“是非常之对的”。1937 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评说“鲁迅精神”时，吸收和发展了瞿秋白的观点。

瞿秋白对鲁迅的论述，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也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例如，他把鲁迅早期的哲学思想基础归结为尼采哲学，断定“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这是不恰当，可以再研究的。诚然，鲁迅早期的确曾受过包括尼采哲学在内的种种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他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观点，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体现，而且打着尼采“超人”哲学的印记。但鲁迅在这里所说的“个人”，就其阶级内容来讲，实际上主要是指当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广大群众的确尚未觉醒起来，主观上则反映了鲁迅当时世界观的局限，还不能从本质上看到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即使如此，鲁迅当时所讲的个性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的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也是根本不同的。鲁迅当时所呼唤的是出现引导大众获得解放的先驱，是要把广大群众从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而尼采所要的却是奴役大众的“超人”。他鼓吹权力意志，赞扬强者对弱者的蹂躏和个人对庸众的统治。虽然都是英雄史观，却体现着根本不同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内容。鲁迅当时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对尼采的超人学说的反动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为它对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表面否定所迷惑，以为它可以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武器，并进而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解放个性的主张。然而，鲁迅的思想同尼采的学说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点瞿秋白也曾经讲到。他说：尼采的“超人”哲学是为了“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而“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29］所以，在我们看来，鲁迅在理解和运用尼采的某些观点时，所针对的对象、具体的内容和目的，与尼采都是相反的。既然如此，那么与其说尼采思想是鲁迅早期的思想基础，还不如说是为鲁迅所逆用的思想材料之一。又如“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说法，也不够明确和全面。不可否定，鲁迅的前期思想，进化论曾占过主导地位，而后期，鲁迅无疑是阶级论者。但是用“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来标志鲁迅思想的发展，既没有明确表明鲁迅前后期不同的政治立场，也没有明确表明鲁迅前后期不同的哲学思想。列宁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所作的结论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30］既着眼于哲学思想，又着眼于政治立场，全面地阐明了作为世界观的两个主要方面。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也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阐明，不可以偏概全。同时还应该看到，鲁迅前期思想是复杂的，除了进化论外，还有朴素的唯物论、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阶级观点，进化论并不能概括鲁迅前期思想的全貌。而阶级论这个说法也有点含混。因为早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的分析”，“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31］所以，阶级论既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也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论或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2］后期的鲁迅，不仅有着鲜明的阶级斗争观念，而且已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他正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仅用阶级论概括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思想，实在不足以显示鲁迅后期思想的高度。此外，《序言》还存在其他一些不足之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列宁的教导：“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3］评价瞿秋白写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序言》，判断瞿秋白的历史功绩，我们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如前所述，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文艺界，甚至革命队伍内部，对于鲁迅，对于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虽然有人尊敬他，爱戴他，但并不完全理解他。瞿秋白以他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精深的文学修养，以及他的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第一次认识了鲁迅的价值，评价了鲁迅的思想、精神和历史地位。“这篇《序言》，实际上成为从五四以来到 30 年代初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的一个总结。这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的总结由共产党人来作出，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共产党人、党所领导的文学运动，能够对鲁迅作出正确的评价，正确地认识鲁迅对革命、对人民的巨大价值；而鲁迅思想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归宿，最终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对他的思想发展作出全面的评价。当然，这个认识过程当时还没有完成。直到鲁迅逝世以后的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如实地对鲁迅作出了全面、正确的评价。”［34］试问，在瞿秋白的《序言》以前，有谁对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战斗历程和革命传统作过如此深刻的概括和总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如此崇高的评价呢？没有。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是有首创之功的。如果考虑到当时鲁迅的后 6 本杂文还未写出，而瞿秋白对鲁迅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赞许就更难能可贵了。瞿秋白对鲁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历程的论断，正确地阐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转化的根本途径和客观规律，回答了“鲁迅是谁”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助于澄清当时社会上乃至革命文艺界中不少人对鲁迅的错误认识，清除其散布的不良影响。

三、瞿秋白论鲁迅杂文产生的原因和艺术特点及战斗意义

一个伟大的作家常常选择最合适的文学样式来表达他对时代和现实的见解或态度，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普希金用他的诗，巴尔扎克用他的小说，莎士比亚用他的戏剧。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曾经写过小说，在小说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一生花时间最多、费精力最大的是杂文的写作。据统计，鲁迅一生的创作约有 170 万字，其中杂文约 135 万字，占总数将近百分之八十，而后 9 年，（即 1927 年至 1936 年）所写比前 9 年（即1918 年至 1927 年）多两倍。

鲁迅的杂文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他一生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费那么大精力写作杂文？对这个问题最早作出回答的是瞿秋白。他在《序言》中指出：

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 20 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产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的同情。

在这里，瞿秋白明确地论述了鲁迅杂文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内因是：“作家的幽默才能”。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瞿秋白的这段论述呢？“这将近 20 年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中国从上个世纪的五四前夕到 30 年代的历史阶段，经历着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当时的斗争是异常急遽、剧烈、尖锐而又广泛的，他要求文化思想革命的战士迅速地作出反应，投入斗争。正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容不得他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35］“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容不得他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把思想和情感融进人物形象和典型的创造中，而斗争的残酷，“强暴的压力”，言论的不自由，又要求作家深思熟虑斗争的策略，运用讽刺幽默的才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斗争方式，讲究斗争的艺术，包括战斗文章的艺术体裁和艺术手段。这样，便从外因和内因、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促成了鲁迅杂文的产生。

鲁迅是对现代杂文的发生和发展具有最敏锐的感受和最清醒认识的一位现代作家。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写“随感录”起，随着斗争的发展，他写作杂文的数量越来越多，目标越来越明确。鲁迅是执著于革命的功利目的，以很高的自觉性来写作杂文的。从 1918 年《新青年》杂志上出现“随感录”开始，写作杂文的人不仅有鲁迅，还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吴虞、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活跃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战士们。然而当这些战士风流云散，分化瓦解之后，不少人或披上学术的华衮，或穿上绅士的马褂，成为名流学者、达官贵人，有的停笔不写，有的虽继续写作却走入歧途，鼓吹“幽默”“闲适”和“性灵”这类“小摆设”式的杂文，背离时代精神和战斗传统。鲁迅却不仅一直坚持着这项工作，而且在战斗的性质、规模、效用上，也在思想内容上，还在艺术水准上一步步地发展了它。这里表现的不仅是鲁迅的执著倔强的战斗性格，而且更体现了他永不衰竭的革命热情，以及他的无私的不同流俗的高尚品德。当有人鄙薄杂文，认为杂文不及诗歌、小说、戏剧之类创作的可贵，不能入艺术之林；有人恶毒诬蔑杂文是鲁迅的“死症”，奚落地称鲁迅是“杂感家”或“杂感专家”时，鲁迅却全然不顾，数十年如一日，把主要精力放在杂文写作上。为什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36］鲁迅并不把杂文当做“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37］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鲁迅并不潜心于鸿篇巨制；他依仗自己的热情、勇气、无私和毅力，凭借自己的讽刺幽默的艺术才能，冲破“艺术之宫”的禁令，披荆斩棘地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领域。他以独创的杂文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抒写自己的爱和恨，倾吐自己的不平和愤懑，表现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鲁迅就是以这样极高的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和艺术境界来从事杂文写作的。而这，正是鲁迅毕生不遗余力写作杂文的主观原因。没有这个主观原因，只有时代和斗争的客观需要，也仍然不能产生鲁迅的杂文。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曾有论者把鲁迅的杂文看做是“个人之间的笔墨相争”的产物；某些反动文人更诬蔑鲁迅杂文为“骂人之作”，甚至视之为“报私仇的泄愤的工具”或“政治宣传品”，认为是“生命的可耻的浪费”。直到今天，海外的某些学者仍然沿袭这样一种陈腐的观念。他们憎恶和否定鲁迅的杂文，看不到或不重视鲁迅杂文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有的是因为不懂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社会原因所造成的，有的则是因为完全无知或为阶级偏见所囿。

关于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有许多前辈和时人作过认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对这个问题最早作出精辟分析的还是瞿秋白。他在《序言》中给鲁迅杂文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 ……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

在瞿秋白的这个“定义”的基础上，以后又有人说鲁迅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这两种说法无疑都是正确的，符合鲁迅杂文的实际，揭示了它的艺术特征。从瞿秋白的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鲁迅的杂文包含着“论文”和“文艺”两种因素，是这两种因素的统一体。“论文”的因素，决定了鲁迅杂文的逻辑性，它有强大的逻辑说服力。分析的精到，论证的严密，论据的确凿，层次的分明……使鲁迅杂文结构严谨，无罅可击。但鲁迅杂文，作为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它和科学性的社会论文，在逻辑运用方式上往往有所不同。后者根据抽象的概念进行推理，而前者往往采用对照、暗示、取譬、借喻等手段，通过客观事实的叙述，揭发事物内在的矛盾，使人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符合逻辑地受到启发，从而对事物得到正确的认识。例如1934 年 6 月汪懋祖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认为白话文“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写为“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鲁迅针对汪懋祖“复兴文言”的谬论，立即写了《此生或彼生》一文，予以批驳。鲁迅指出文言“此生或彼生”，可以有三种解释：“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从而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使人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符合逻辑地受到启发，认识到“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也是“省力”的。［38］这种由于揭发事物内在关系而产生的逻辑，很具有说服力。又如，为了批评当时出版事业的穷乏和草率，鲁迅曾著文说：“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ABC’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39］这是具体地指出量和质的关系，量多不一定质好，但是量中可以求质，量多可以成为质好的一个条件。鲁迅举一道浊流与一杯清水相比的例子，进行生动的严密的论证，用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来说理，清楚、充分、深刻，读起来使人深受启发。“文艺”的因素，决定了鲁迅杂文的形象性，使之成为了形象的艺术，也产生了特有的艺术形象。鲁迅杂文形象描述和议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用白描手法对人物特征作直接描绘，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柔石、殷夫等人的特征的描绘，寥寥几笔便显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此外，《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对韦、刘、章等人的特征，都有生动的描绘，给人难忘的印象。有时用比拟和对照的手法对人物形象作间接的刻画，如落水狗、叭儿狗、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舐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鲁迅拿这些兽虫形象比拟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服务的各式各样的文人，读者从对照中所得的印象，比直接看到他们本人，往往更为深刻，显示出艺术的魅力。有的则用妙趣横生的比喻进行形象的说理，使抽象的议论形象化。例如他曾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比作没有出息的“一碟绿豆芽”，把历代统治阶级的所谓“革命”比作“不过是争夺一把椅子”，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比作“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把“第三种人”鼓吹的超阶级的文艺理论的呓语比作“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这些比喻的成功运用，大大增强了鲁迅杂文的形象性、生动性。有时像《现代史》《拿来主义》等文，通篇就是比喻，文字就更加妙趣横生了。

综上所述，所谓“文艺性的论文”，说的是这种文体既有形象性，又有逻辑性，是形象性和逻辑性的完美结合。从思维方式上说，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高度统一。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是瞿秋白通过“系统地阅读”鲁迅杂文后的独具慧眼的可贵发现。瞿秋白在《序言》中还指出鲁迅杂文的另一个艺术特征：鲁迅特别善于“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而他所揭露、描写的陈西滢、章士钊一类人物的姓名，“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鲁迅对瞿秋白的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很佩服的。他后来对冯雪峰说：“作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按：指瞿秋白）一个人！同时，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40］

有人问：鲁迅杂文创造了典型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那么，瞿秋白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在《序言》中先说：“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这里说的“典型”无疑是指文学理论中所约定俗成，如同小说、戏剧作品中创造的深刻而广泛地揭示出一定的社会生活或阶级本质特征，既具有充分的共性描写，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刻画的艺术典型形象。应该说鲁迅杂文是没有创造这样的艺术典型形象的。前面所提到的“落水狗”“叭儿狗”“媚态的猫”“山羊”“蚊子”“苍蝇”等兽虫在鲁迅杂文中是有所指的，并且形象化描画出和概括了社会上或一阶级、或一群人的一定的本质特征，但这只是一种比喻或比拟，“落水狗”“叭儿狗”等本身并不是什么典型形象或典型。可是瞿秋白在后面又说陈西滢、章士钊等类人物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在这里又用了“典型”一词，则和前面所说的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典型”的概念上产生了混淆。为了纠正这种混淆，后来的鲁迅研究家提出了“‘社会相’的类型形象”的新概念。［41］这种新概念和鲁迅自己所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42］的意思是完全吻合的。“类型形象”在鲁迅杂文中相当多，可以说是他的杂文所特有的现象和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所谓写类型，就是说写的是“一个”，而指的是“一群”。鲁迅说：他写的类型，“如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43］鲁迅杂文中点名批评的人物，常常不仅是专指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同时又代表了某一种类型的人物，所以说他所揭露、描写的陈西滢、章士钊一类人物的姓名，“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不过，鲁迅杂文中所写的类型和小说、戏剧等一般文艺作品所写的典型不同。首先，鲁迅杂文所写的类型主要是概括思想特征，代表某种社会思想，揭示某种“社会相”，没有人物性格发展史；其次，他所写的类型一般不能在某一篇文章中看到它的完整的形象，而必须把描写某一类型的几篇杂文，或把一个杂文集子以至几个杂文集子中有关文章合起来看，才能看到它的完整的形象。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作过说明。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44］又说：“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45］

在论述鲁迅杂文产生的原因和艺术特征的基础上，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鲁迅杂文虽不能代替文艺创作，却是“战斗的阜利通”，“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他善于抓住普遍性的代表人物，形象地勾勒出帝国主义及其各式奴才的丑恶嘴脸和鬼蜮伎俩，深刻揭露社会的锢弊和疮疽。“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总之，他的杂感是“针对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它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是对反动统治阶级所下的“战书”。“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46］

在瞿秋白以前，有谁曾对鲁迅的杂文作过如此精辟的分析，给这种战斗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以如此崇高的评价？没有。从这一点来说，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研究是作了开拓性贡献的。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期那样尖锐复杂的历史条件和险恶的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大声疾呼，要求革命作家向鲁迅学习，发扬鲁迅的革命传统，这既充分表现了瞿秋白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他和鲁迅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大力肯定，不仅粉碎了“吸血的苍蝇蚊子”的肆意攻击和诬蔑，同时也论证了鲁迅服从战斗的迫切需要，坚定地利用杂文这一匕首、投枪般的武器“为现在而抗争”，“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服务的明确的创作目的。这对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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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沈雁冰著有《鲁迅论》（1927 年）、冯雪峰著有《革命与知识阶级》（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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