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赵林
往讲台上一站，我就能找到自己

“哲学可以改变你，让你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能够有一种自嘲或者一种更高的观望，以一种更高的眼界来看待自己，这样人就会活得豁达一点。”

赵林／

知名人文学者。1954年出生于北京，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文化概论》《西方哲学史》《古希腊文明的光芒》等作品。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请对谈的这位风度翩翩的老教授，是武汉大学著名教授赵林老师。赵林老师主讲哲学，但他非常风趣幽默，平易近人，如果大家看过《百家讲坛》，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赵林老师讲西方文化。赵林老师还特意去罗马、希腊拍过关于这两个文明的纪录片，在平台上播放后受到上千万人的追捧。

赵林：俞老师过奖了。

俞敏洪：邓晓芒老师什么时候出山？邓老师和你合作写过一本《西方哲学史》。

赵林：邓老师年龄比较大，他比我年长6岁，现在基本上在潜心做自己毕生的哲学思考，做一些总结性的事情，所以时间比较少。

俞敏洪：好像很多大学都把你们写的《西方哲学史》作为通用教学版本。

赵林：对，可能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学用得比较多，当然这是以前。现在因为有很多国外的教材，每个大学可能选的教材不一样，加上现在又有了统一的教材，所以可能每个学校会受到一些规定的限制，就不见得完全选我们的书作为教材。

俞敏洪：现在大学讲哲学课是有指定的教材要求，还是说老师依然可以自己选择教材？

赵林：现在一般来说还是以指定教材为主，其他教材作为辅助。但我多年来一直在武大讲西方哲学，所以还是以邓晓芒和我写的教材为主，我们也会参考其他一些指定教材。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风格讲哲学才比较合适，大家都讲同样的规定内容，可能有点滑稽。

俞敏洪：对，在40年前是这样的。你作为大学教授，有退休年龄吗？

赵林：我70岁退休，今年年底满68岁，还有3年。但现在课程相对少一些，主要我年龄大了，还是想做一些自己思想的总结，现在主要在做罗马那本书。

俞敏洪：70岁之后还打算被大学返聘继续讲课吗？

赵林：我觉得讲课的机会可能还会有很多，但是否要被返聘，就很难说了。

1. 浅谈不同时代的隔代教育

俞敏洪：在你的小学、中学阶段，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赵林：从家人来说当然是我外祖父，从小我父母亲都在北京，我都是和外祖父、外祖母在武汉长大的。我外祖父是一个老式的旧知识分子，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他做戏剧理论，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位研究戏剧理论的专家，所以我从小受他的教育影响比较深，耳濡目染。

俞敏洪：他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现在大家都认为，对孩子来说，跟隔代的老年人一起长大并不太好，但从你身上或者从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能看出，小时候跟老年人在一起好像反而受益比较多。比如我从小是跟我外婆在一起长大，我外公早就去世了，我外婆是一个特别慈爱慈祥的老奶奶，所以她的行为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其实比较大。当然不是学问方面，因为我身边的亲戚大部分都不认字，而你外祖父却是个大学问家。

赵林：可能有两方面，一个是读书方面。我外祖父算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小就在不断地鼓励我多读书，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典故。他主要研究中国戏剧，对西学可能没有太多的专门研究，所以当时他会带着我读很多中国古典书籍，特别是一些文言文的书，包括《古文观止》、四大名著等。

还有一个就是情怀方面。可能上一代和上两代之间的差别也蛮大的，这个代沟往往容易产生在父子或者母女、母子这样的两代人之间，相对来说，祖孙之间反而会超越这种所谓的代沟，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又跟我们的父母那一辈是不同时代的人物。

我出生在1954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父母也算是在刚刚解放后才开始工作、成家，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更老一代的我外祖父那一辈人当然是不一样的。外祖父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有那个时代的很多情怀，那些情怀在某种意义上比较超越政治，更多还是一种比较浓郁的人文精神，再加上一种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秉性和情怀，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父辈这一代人很难比拟的。

当年恢复高考后，我们就感到，比我们高半辈或一辈的那一批知识分子，远远无法和比我们高两辈，也就是我们爷爷辈、外祖父辈的一些知识分子相提并论。

俞敏洪：如果爷爷辈或者外祖父辈是知识分子，那他们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一直既有旧学的功底，又都是在民国时期接受过教育。

赵林：是的，而且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削弱。因为他们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思想意识形态，都是在没有受到政治影响冲击的情况下，就已经奠定成形了。

俞敏洪：一个人小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真正有学识、有知识的长辈或者老师，对这个人的一生非常重要。

赵林：是的。确实童年受到的一些教养，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起到很重要的奠基作用。

俞敏洪：是的。但隔代不是比较容易宠孩子吗？你小时候跟外祖父、外祖母一起长大，他们没有宠坏你？

赵林：他们确实很宠我，外祖父、外祖母或者爷爷奶奶，他们更多是含饴弄孙，可能不像父母辈那样望子成龙或者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们相对来说超越了一些，反倒是更加宽容、更加自由、更加轻松，同时也更加宠爱孩子，所以我小时候还是受了很多他们的宠爱。

俞敏洪：现在老一代的人带孩子比较容易宠坏孩子，而我们那个时候的老一代人好像不太容易这样。

赵林：对，他们当时更多是用自己所受到的一种传统的道德秉性、知识模式来教育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现在说的宠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完全以孩子为中心、以下一代人的自我为中心的现状，特别是后来的独生子女，产生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就像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我们这种是宠归宠，但基本的德行、为人处世之道，包括知识的熏陶，老一辈还是会传授的，该严的时候严，该宠的时候宠，而不是一味地宠。这种宠爱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毕竟不是独生子女时代，不会形成六个家长围绕一个孩子宠爱的状况。

俞敏洪：赵林老师有亲兄弟姐妹吗？

赵林：我有三个弟弟，他们都在北京。他们从小都跟父母亲在一起长大，只有我一个人从小被外祖父带到武汉，在武汉长大，就等于从小没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俞敏洪：反而给你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影响。我觉得现在父母、老一代宠孩子，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物质生活相对比较丰富，父母和老一辈都以物质为基础来宠孩子，比如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吃的、用的，过分地让孩子在物质方面享受，这样的宠比较容易宠坏孩子。我们小时候，老一辈对我们的宠主要就是喜欢我们，但在行为、品行、道德、做人方面，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挺严的。

赵林：对，他们是以他们的思想观念为中心来宠爱你、教育你。现在是反过来的，现在是教育者反过来以被教育者为中心进行宠爱，这个等于是无原则了。

2. 读书习惯的培养

俞敏洪：你小时候喜欢读书是被外祖父培养的，还是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

赵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可能是家庭环境，从小就受这样一种教育，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就可能比较爱读书；还有一个，可能自己本身也有这种天性，但这个很难说，因为我的兄弟们也并不都是这样。

可能环境还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环境培养兴趣，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激荡，再加上后来上学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老师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小学还很正常，到了中学开始“文化大革命”，大家基本就不读书了，天天闹革命，后来复课后再读书，大家都不爱读书。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数理化特别好，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重视数理化，没有老三届、“文革”以前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那时候觉得学啥都没用。

当时我们班主任是学政治学的，在我们这里当班主任也是教政治。他当时对我们影响还是蛮深的，他当时特别推崇我们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几岁就开始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时候我们也找不到书读，所以主要读两类书，哲学和西方小说，西方小说都是些被撕得残缺不齐的书。当时大家如饥似渴，互相之间排着队借着看，自己能拿到往往就要通宵看完。那时候阅读速度也快，不求甚解，反正囫囵吞枣就读完了，然后接着看下一本。当时同学之间就喜欢互相传书，很多人都这样，所以就读了很多这类小说。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像《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书，还有大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著作。

我上了高中以后就开始下农村，我记得当时高中两年里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时候也读不太懂，因为《战争与和平》里面有很多夹叙夹议的地方，特别是其中有很多哲理思想、哲学思想，托尔斯泰经常会在描述故事情节、故事进展的过程中，突然跳出来做一番哲学议论。当时深受这种影响，少不更事，就开始模仿写这种小说，一口气写了一个20多万字的小说，后来不知道丢哪儿去了。那个时候既没有生活经历，也没有太多哲学思考，但就是喜欢托尔斯泰这种夹叙夹议，在陈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同时再提升一些人生睿智、人生哲理的写作方法。

俞敏洪：一般中学生会读小说，最多再读点诗歌、散文或者历史书，很少有人会喜欢读哲学书，但你喜欢哲学这件事，好像从中学就开始了。

赵林：这确实有一个时代原因，那时候由于突出政治，再加上没什么书可读，包括当时我们互相借阅小说，实际上都有一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感觉。但马、恩、列、斯、毛的这些著作倒是摆放在各大新华书店，那个时候这些书可以公开，也倡导读，所以这种氛围使得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能对哲学比较感兴趣。那时候好像有一种风气，大家都要学哲学。可能就是在这种普遍的氛围之下，由于比较漠视数理化，大家倒是对哲学、历史这些问题比较感兴趣。

我上高中就读了很多马克思的小册子，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当时也翻了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些小册子。下农村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一下农村我就开始读《资本论》，所以我是在农村读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卷。下农村的时候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经常读到半夜。中间过年过节回武汉，就跑到图书馆开始看威廉·配第、李嘉图、亚当·斯密等人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著作。因为受《资本论》影响，受马克思影响，所以回过头再来读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

后来开始读哲学，当时还看不了原著，主要是看哲学史，了解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古典哲学人物的思想，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个时代突出政治，强调学哲学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入手。读了马克思一些基本著作以后，就开始转过来追溯马克思之前的这些思想来源。是这样一步步读的。

俞敏洪：我觉得还是你天生比较聪慧，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也能看到《资本论》这样的书，但我就读不下去。

赵林：实际上不一样，我1954年出生，比你大8岁，邓晓芒比我大6岁，郭齐勇老师比我大7岁，我们都在哲学院做同事，他们也都是在当年上中学或者下农村的时候就开始读大量的哲学著作。但到了60后可能就不一样了，毕竟你们开始到了一个理性充分发展的时代，到了你们十七八岁，理性开始逐渐成熟的时候，时代和你们可读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比我们年长的人，如果爱看书，基本上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都是读了很多哲学、历史方面的书。

3. 浅谈哲学二三

（a）哲学在于改变自我

俞敏洪：好像比我再早几年出生的人，对哲学都有一种痴迷，因为当时大家都是用哲学指导一切，哲学指导农业、哲学指导工业、哲学指导大炼钢铁。

赵林：对，这实际上是时代造成的。人人都学哲学的这种疯狂，比哲学的贫瘠更有害于这个社会，这是我后来认为的。

我素来认为哲学是无为之学，哲学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导致客观方面的巨大变化，哲学主要是改变自己、改变主观。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改变客观世界，而在于改变自我。最近新版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出版，他们做了很多签名名片，让我题词，我就写了一句话，“哲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改变自己”。如果学了哲学就可以改变客观世界，可以多产钢铁、多产粮食，那完全是把它变成了狗皮膏药，哲学没有这个功能。我素来认为哲学没什么实际用处，哲学只能改变自身，不能改变世界。

俞敏洪：现在那么多中国年轻人处在个人奋斗中，但西方哲学中那些思辨能力也好，抽象背后的本质也好，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好，这种思考好像离中国年轻人的现实生活非常遥远。而且由于西方哲学的抽象和思辨的本质，导致大量的年轻人去读哲学书的时候，不管是读哲学史的书，还是去读原著，比如读一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著作，到后来再去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就越读越不懂。这些学问对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什么用？对他们来说，懂不懂西方哲学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是不是没什么影响？

赵林：一个人确实可以一辈子完全不读哲学书，他照样可以很好地生活，这不妨碍他的生活本身。但问题是，每个人都可以不读哲学书，但每个人不可能不考虑哲学问题。我总说，人实际上是一种哲学动物，不管你愿不愿意，主观有意还是无意，你实际上都要考虑哲学问题。看哲学书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使我们对自己有意无意考虑的那些哲学问题更加明晰，因为我们会知道，别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些哲学史上的先贤也和我们一样，也对那些让我们心灵感到困惑的问题同样困惑。

追求智慧是每个人的天性，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常识。人生活在常识中，常识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指导，但我们在遵循常识的过程中总是会进步，总要思考一些无用的问题，甚至是无聊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思考。哪怕一个一辈子没走出过深山老林、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也会在茶余饭后偶尔想，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哲学问题。

我在哔哩哔哩的《西方哲学史》讲演中，第一讲就讲的是看门大叔三问的哲学基本问题。一个看门大叔哪怕没有任何问题，有一个人来到单位，他也会把你拦下来，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都是哲学问题，不思考无所谓，不思考这些问题，或者不有意地思考这些问题，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如果在生活的同时能够有意识地、带有反思性地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可能人生会变得更加自觉或者变得更明白一点。

大家不妨在生活中仍然按照惯性来发展，但是你心里是明白的，哲学的意义就在这儿，不能直接让你改变客观环境，但它可以改变你自己，让你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得意还是失意，你都能够有一种自嘲或者一种更高的观望，以一种更高的眼界来看待自己，甚至带有几分自我嘲讽的意味，这样人就会活得豁达一点，我想可能无非就是这个意义。

（b）哲学永远没有答案

俞敏洪：哲学问题、哲学所追求的问题，不管是世界到底怎么来，到什么方向去，还是我个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方向去，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最终答案的。当人陷入这种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的纠结时，我们到底在寻求一种什么东西？

我们做数学题，最后是要把答案解出来，很多数学家终生追求的就是解决数学难题，他们的假设就是最终肯定能找到一个答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就更不用说，都是科学知识，都是以最终的正确答案不能证伪来表达自己。但哲学的问题，不管是偏向于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不管是偏向外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也不管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找到最后，其实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最终答案。

赵林：我素来在讲哲学的时候，特别强调哲学和科学之间的一个差异，这也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绪论里一开始就谈到的一个问题：哲学、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异同在哪儿？科学一定是追求某种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这种问题也许已经有了确定的答案，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肯定会有，这一点大家都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探索微观世界，我们可以不断地把基本粒子、基本元素进行分解，分解到某一种程度，我们以为到头了，但也许后来还可以分解。还有关于宏观世界、宇宙大爆炸、这个世界怎么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实验手段，通过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某种终极性答案。

但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终极性答案的，这些问题就属于哲学问题，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可能给出终极解的范围。所以，罗素认为，那些没有确定性、超出确定性知识范围的问题，往往都属于哲学问题。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当然，这些问题也属于神学问题，只不过和哲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神学会依着某种权威，比如《圣经》的权威、《古兰经》的权威，或是《般若经》等，以这些不同的经典或者某些权威人士、权威机构的观点来确定它的答案。但哲学不一样，哲学只能诉诸理性，而理性在这样一些终极性问题面前，往往会感到自己有点束手无策。

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探讨的问题就是一些没有终极解的问题，因为人类必将会面临这些没有终极解的问题。我们面对的世界一部分可以说是已知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知识的，但还有一部分，我们得承认，不管人类智慧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都不可能给出终极答案。

（c）中国哲学与西方的差异

俞敏洪：西方哲学更多偏向于形而上学和唯心的一面，偏向于如何解决这个世界整体上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偏向于解决人实际上每天面临的问题，比如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怎么解决内在的纠结，即内心的灵魂，还有心灵上的纠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哲学走的路径和中国哲学走的路径好像完全不一样。

中国哲学，即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基本都是以人为核心来看待我们如何在宇宙世界上、人类社会中生存。西方哲学是到了近现代，才出现了尼采、叔本华这样更关注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灵魂的思想家。像康德这样的人，解决的都是大问题，都是所谓宇宙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世界这样让人无比敬畏的问题。但中国从一开始，从2500年前出现孔子、老子开始，关注的就是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那么关注宇宙客观世界到底从哪里来。尽管老子也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但他更关注的是人如何生存得更好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哲学算是真正的哲学吗？

赵林：中国哲学当然可以算是真正的哲学，只不过它关注的核心、关注的中心问题可能不一样，这确实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是相关的。

西方自希腊开始，人们是在一种小国寡民、分离主义的现实状况中生活，而且又都是面对着大海，所以希腊人往往对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兴趣不大。关于建设一个发达、繁荣昌盛的国度这件事，他们好像也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他们可能在面对大海的时候，就更多地思考一些比较超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发展脉络，我在《古希腊文明的兴衰》里讲到希腊这种感性的艺术，从雕塑、建筑、绘画发展到悲剧，最后从悲剧发展到哲学，它有一个逐渐抽象的过程，这种抽象和他们的生活背景有关系，因为他们是个人的、自由的，每个个人面对着苍穹，每个个人面对着无限的世界，就很容易走向形而上的道路。

中国不一样，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看起来好像是西周的分裂导致了东周的春秋战国，实际上当年西周也只不过是天子制，周边的蛮夷、番邦只不过是对它称臣纳贡而已，后来就明显走向了一个分离，再后来走向战国、走向秦汉、走向统一，这个国家越来越大。所以，现实的政治问题、生活问题、伦理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人们就开始关注人和人的关系，而不太关注那种超越的、形而上的东西，尤其不太关注人和神的关系。

俞敏洪：也就是说，这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有关。

赵林：对，和政治环境和意识有关系。

俞敏洪：比如，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即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民族之间的那种互相冲突的状态，导致人不得不时时去关注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关注生存之外抽象的东西。

赵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这种自西周以后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血缘关系使得所有人都成为整体中的分子，这个分子和整体相比微不足道，所以人首先要考虑自己如何能与自己所处的伦理团体、伦理社会实现更好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个人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总会受到压抑。

相反，希腊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摆脱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固然人也有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对社会生活来说不会成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公民关系，是一个一个原子式的、单子式的个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实际上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人，会相对比较自由，可以摆脱一系列按照血缘关系形成的伦理纽带，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开始思考一些比较超越、抽象的问题，而不是考虑那些和现实紧密相关的伦理关系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哲学产生于先秦，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主干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更多关注伦理关系，所以中国哲学走向了一条比较伦理化的道路。从孔孟时代开始，后来到两汉，再到魏晋，特别是后来到了唐宋，逐渐就形成了哲学的伦理化，或者说伦理道德哲学成为了东方哲学的主要内容。

但西方不一样，他们摆脱了血缘伦理关系的纽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孤立的，他们考虑天地问题，考虑某种人神关系的问题，尤其西方又有很浓郁的有神论背景。而中国自西周以后，宗法社会逐渐代替了这种尊神事鬼的殷商文化氛围。所以，西方人神的维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天地不是表示一种伦理意义，更不是表示一种自然意义，而是更多代表一种人和超越人的更高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在这种有神论的背景下，就很容易把哲学思考上升到形而上，形而上学就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当然是哲学，但中国哲学更注重伦理学的内容，而西方哲学更注重的是形而上学的内容。而这种形而上学当然不在一个伦理关系中，看不见摸不着，又不是把自然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自然对象来理解，所以很容易招致唯心主义这样的评价。

4. 专业选择背后的时代命运

俞敏洪：你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本科读的是历史，但你后来的研究更多还是在往哲学方向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大学读历史对你后来研究哲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林：我其实本科、研究生都是学历史，这里面说起来有一个背景，有点阴差阳错。原来在“文革”期间，我们那批年轻人都喜欢读哲学，对哲学充满了兴趣，而且那时候能看到的主要都是马克思，后来才转向德国古典哲学或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我当时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武大哲学系，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第四志愿是武大历史系，结果当时武汉大学招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先拿到了我的档案，那时候也根本不问我的志愿，他们就看我分数考得不错，一下就把我塞给历史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转专业的说法，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按照志愿来的，很少有人遇到我这种情况，也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就只好到历史系。

这样一来，我就在历史系读了4年。这4年期间，基本上除了必须要完成的课程外，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哲学系听课，基本上听完了他们的很多课程，我也跟当时哲学系77级、78级的同学很熟悉，所以我虽然本科是在历史系，但我其实是在武汉大学哲学系。

后来考研究生我又考哲学，而且考的是西方哲学史，当时分数很好，无论是外语还是专业都考得好，由于此前在1980年我参加了《中国青年》的关于“潘晓”的人生观讨论，表达了一个强调人主观能动性的观点，结果我参与讨论那天写给出版社编辑部的信最后被登在了《中国青年》上，还起了个名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那时候哲学系还比较正统，所以当时那些还比较保守、正统的人士认为我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觉得我思想观念不正确，带有主观唯心主义之嫌，就不收我。所以，我虽然考上了，但并没有被录取。好在历史系还是比较喜欢我，毕竟我在历史系读了4年书，历史系的一些老师包括系领导都比较器重我，所以当时他们就把我塞到历史系接着再读美国史，这样我又读了3年美国史。所以，7年的历史其实都是在我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读的，尤其是3年的研究生，是在完全不太情愿、违背我意志的情况下读的。后来一直到博士，我才上了哲学系，又如愿以偿地学了西方哲学。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那7年历史好像非我情愿，但那7年历史的奠基，对我后来的哲学研究非常重要，在中国西方哲学界里面，我觉得我的哲学思想是最强调历史感和历史背景的。

俞敏洪：我读过你好几本书，《古希腊文明的光芒》、“西学三书”系列我读过。读你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你把历史作为一个主线贯穿到了你的写作中，使你书的脉络本身也显得非常清晰，让人感觉在时空上做了很好的布局。如果是纯粹做哲学的人写的书，读不出这种感觉，但你的书确实有这方面的感觉。

刚才你所说的专业选择的经历里，涉及了一个现代青年人的问题，现在大学生选专业，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就是未来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至于这个专业我本身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学完这个专业，我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很难说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也很难说这样的选择是对的。

我觉得一个人学一个专业就是对自己的一生负责，我学这个专业其实是为我一生所用的，一生所用的东西原则上就应该是我从心底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说这个专业能让我赚更多的钱我就去学。但现实世界也对年轻人提出了挑战，如果学出来以后不能赚钱，或者甚至找不到工作，那学这个专业干什么？当初你一心一意要学哲学专业，但现在，报历史、哲学等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现在很多文史哲这三个领域的学生基本都是被调剂过去的，这些学生也不一定对文史哲真正感兴趣，就是没办法，被调剂过去了。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年轻人选专业到底应该怎么选，到底应该怎么对自己的一生负责？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一代教授和老师应该给学生进行引导的问题，因为任何学问都离不开人生，不管哲学是探索多么高远的客观世界背后的起源，还是在探索其他，它归根到底也离不开一个人的人生。第二，在这么一个功利的时代，年轻人面对自己的专业选择，面对文史哲这样人类思想精神的基础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办？

赵林：我们那个时候选择专业和现在的大学生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代有很强的自主性，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确的利益引导。今天的学生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一方面可能受父母、老师及其他长辈影响；另一个方面也受自己所处的时代影响，所以他们肯定要选择有用的专业。这种有用当然主要表现在将来可以找到好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饭碗。他们更多不是从兴趣考虑，而是从利益考虑；更多不是从自我主观动机考虑，而是从结果、效果考虑，再加上父母、老师的加权，这个作用就更放大了。现在哪个父母会让孩子去学文史哲？父母肯定会让孩子选择一个好专业。

我们在学校有时候会开一些面向全校的通识课，面对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同学们，我每次都跟他们说，哲学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哲学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哲学有什么用。我的回答很简单，哲学没用，只能改变主观，不能产生客观效果，不能立竿见影地觉得学了哲学就可以做好事、当好官、经好商、发大财。哲学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年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受了一个时代的影响，那时候大家反倒对文史哲比较感兴趣，所以很多人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我以前数学和物理都非常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很可能就去学数学了，只不过“文革”改变了时代背景，我们开始对文史哲感兴趣了。

还有一点，西方到近代以后，读哲学的人大多数也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有点养尊处优，不为稻粱谋，他们就有一种闲情逸致，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点超越，所以他们喜欢选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强调功利，我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最新版的再版序言里专门提到，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两个主要时代，年轻的时候更多生活在一个政治引导的时代，那时候突出政治，等我们成年后，我们又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经济引导的时代，我们追求利益，一切唯利是图。我们这代人正好有幸是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算是青黄不接的时代，大家既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同时也都没有经济这根弦，没有经济引导的趋向，那个时候大家对发财致富好像一无所知，也不太感兴趣。

也就是在80年代，正是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正好经历了一个文化引导的时代。那时候年轻人在一起，大家一见面就是高谈阔论，文学、历史、哲学、科学，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文化主导的时代，整个时代风气都是比较倾向于文化的。但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是个非常明显的利益引导的时代，所以很多人学的专业和兴趣是不相干的。

5. 文史哲不应该是某种专业

俞敏洪：从长远来说，文史哲对一个人考虑问题的全面性、纵深性、广阔性和更大格局的形成有巨大的好处，而这些东西必须先沉浸进去。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看，知历史而知未来，如果一个人没学过历史，他怎么可以判断未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学过哲学智慧，他怎么可以用智慧来引导自己的人生？如果一个人不学文学，他怎么会有人生的美感和人生情感的丰富性？所以，从长远来说，我认为文史哲对于一个人人生的完善，甚至对这个人未来做大的事情，都有重大的意义。

在政治发展中有这么一个概念，技术统治和人文统治，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最初的时候都是学技术的人对国家最管用，越到后面越会由人文统治，这里是指政治结构。比如美国最初的总统有好多是学技术出身的，但是后来更多的总统是文史出身，包括法律等。原因是学这些学科的人，能够以更大的格局、更多的纵深概念来引导国家的发展。

从个人长久发展的角度来说，学技术性的学科，包括金融、财会，当然可以马上找到工作；学理工科，尤其是工程，也很容易找到工作。但从人一生的角度来说，对这个世界更加纵深的了解，包括对自己更加纵深的了解，哲学给人带来的智慧，历史给人带来知过去而知未来的能力，人文给人带来更丰富的情感和审美，我觉得从长远来说对一个人真的很重要。但现在的学生往往选择的是眼前，包括家长帮孩子选择的时候，往往也是选择眼前，而这种眼前就是所谓功名利禄，其实有可能会遮蔽这个学生一辈子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