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故事以外的故事

追述中的拷问 作者:张抗抗


故事以外的故事

去年早春的一日,我收到了一封从《小说月报》转来的信件。信是从济南发出的,一个陌生的地址。看样子是一封读者来信。

信中的大意是这样的:我是济南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最近刚读了《小说月报》1995年第二期上选载的您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系列之一《非梦》。我发现您小说中的某一段故事,与我失踪多年的二哥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冒昧地给您写信,希望能与您联系,以便得到进一步证实。

信尾还有一些感谢的话,感谢我写了这部小说,等等。

写信的人叫做贾民卿,与我作品中在抗战时期牺牲的那位青年人贾起同姓。他说他的二哥原名贾汉卿,出生在青岛,20世纪30年代末离家参加抗战,后辗转到江浙一带,曾在金华地区加入过抗日组织朝鲜义勇队,1941年左右与家里失去联系,从此音信全无。据说贾汉卿后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在天目山地区英勇牺牲。但至今几十年过去,没有接到过有关方面的任何书面通知,更无法得知贾汉卿遇害的详细缘由和经过,贾汉卿最后的下落便成为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疑案。最近,他和他的家人偶尔读到了我的《非梦》,深感小说中那位牺牲在天目山的爱国志士贾起,无论年龄、籍贯、身份和经历,还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都同真实的贾汉卿一一重合。那么,小说中的贾起,是否就是他失踪多年的二哥贾汉卿呢?

他在信中急切地表示,若是小说中曾与贾起相恋的朱小玲,也就是作者的母亲,至今依然健在,他很希望我母亲能告诉他贾汉卿牺牲前后的真实情况,至少,他和他的妹妹贾子义,还有可能知道汉卿最后的埋骨之地,也许有生之年,还能为死去五十多年的亲人祭扫荒坟……

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信纸上的字迹一片模糊。

还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山东人贾起了。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烈士和活着的英雄进入我的生活和记忆的。

那是很多年中一直被妈妈不断重复叙述着的故事。叙述多半发生在夏日的某个夜晚,四周闷热无风、溽湿窒息,树叶静止不动,像一幅阴森而狰狞的剪影。年轻的贾起背着行李向我走来,只是那么一个缥缈的瞬间,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容貌,他便消失在天目山苍莽的丛林之中了。惟有那一声凄厉的枪响,每一次都尖锐无情地穿透贾起高大的身躯,然后重重地坠落在我的心上。

那是真的,是真的吗?

这样的问题虽已重复多次,妈妈的回答也毋庸置疑。但多年前牺牲在浙西大山里的贾起,对于我仍是一个疑虑重重、神秘而虚无的谜。

那个被妈妈以悲壮的敬意和至爱的情怀,无数次讲述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萦绕着徘徊不去的悲恸和忏悔。妈妈坦言的悔恨和内疚,使我深感贾起之死在她一生中留下的伤痕和阴影。由于那种错失无法挽回,她的伤痛确是无以排解和无从解脱。于是除了父亲之外,一遍遍地向她尚未成年的女儿复述这个故事,诉说她在贾起死后的若干年中,由于一直无法找到贾起家人的歉疚和不安,便成为她赎罪和寄情的某种方式。

多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恍然明白,在我离家北上前那些少女和青年的岁月里,妈妈无法忘却的贾起,每一次从夏夜里若隐若现、飘忽走来的那些日子,恰是贾起牺牲的祭日前后。

故事其实并不十分复杂,1943年,朝鲜义勇队在江西上饶被迫解散时,妈妈决定跟着贾起一同到东北去寻找抗日联军。北上遥远的路途需要一笔盘缠,妈妈说可以回德清老家去筹集。而去德清的惟一路线,必须经过国民党势力盘踞的浙西天目山。对此贾起曾表示过犹豫,但他最后仍是陪同妈妈去了浙西。到达于潜后,被相识的熟人认出告密,两人突然同时被捕关押。妈妈的家人闻讯赶来,欲用重金将妈妈保释出狱,但遭妈妈拒绝,坚持要家人将贾起同时保释。就在家人回去筹钱的几天中,风云突变,日军扬言进攻天目山,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调查室奉命将犯人分别转移至深山。由于途中行动不便,遂仓促将一份黑名单上的人,秘密枪杀于深山之中。待母亲的家人携款前来,妈妈方知贾起已从容就义,遗体无踪。她哀恸欲绝,却已无法挽救贾起的生命。直至贾起死后,妈妈才知道贾起原来是浙西行署早已通缉在案的中共党员。

妈妈不能原谅自己。贾起从此是她心里永远的痛。

当我成年以后,我想我曾对妈妈说过人死不能复生之类的话。况且贾起之死,妈妈只是一个因素,而不是后果和责任。

但妈妈固执地摇头。后来她说你难道不懂得贾起之死,与你生命的某种联系吗?如果贾起不死,我也许会嫁给他。那么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我无言。

贾起之死,就这样成为我生命的一种缘由,并且是后果和责任。

贾起的亡灵从此不仅在他每年的祭日来访,而且开始突袭式地降临,时时刻刻与我同处。他一次次闯入我的思维,与我娓娓交谈,向我切切发问。

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出这个故事。为妈妈也为我自己。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之外还有故事。我只是觉得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潜藏着一些尚未被人透视的更深层的意思。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感受,却常省常新。

我在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第三章(曾作为中篇小说《非梦》的一节发表于《收获》杂志)结尾处关于贾起之死,曾有这样一段感慨:

然而对于这场悲剧,我却持有与我妈妈很不相同的看法……我心里的答案很清楚:因为他爱她。是爱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险。他把他的生命同时献给了革命和爱情。而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了一步到达。事实上,我们所无限景仰的爱情和革命,彼此从没有和睦相处过。革命摧残着爱情,而爱情又折磨着革命。这个爱与死的话题,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

我把那封济南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首先想到的是杭州的妈妈。我拿起电话,却又放下。我不敢立即在电话中向妈妈报告这件奇事。我担心这位乘坐着白色信封,来自长空天际的贾民卿先生,会让妈妈脆弱的心脏一时无法承受。

于是把贾老先生的信,郑重其事地装入信封转去杭州家中。再给妹妹打了电话,让她婉言向妈妈陈述。我无法想象妈妈收到信会是什么样子。当泪水湿透了信纸的时候,50年的沧桑人生已是一片空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余音微弱的回响,会在妈妈心里激起何等强烈的震撼呢?那是一个痛楚又欣喜的时刻——真实的故事变成了小说之后,小说竟又繁衍出真实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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