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后苏联文学批评如同1990年代以来的整个俄罗斯社会文化一样,一方面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各种发展的可能性,显示出蓬勃生机。时代为当代批评家们创造了无限机遇,也向他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时代赋予批评家们以言说自由,也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和言说能力。言论禁忌不再是批评家们职业活动的障碍,也不再是逃避的托辞。重审经典文学、反思苏联文学与追踪当下文学,成为当代批评家们共享言说权利的平台,同时也是他们展现批评才华、较量话语实力的“竞技场”。

第一节 论题的确立

后苏联文学批评,是当代俄罗斯批评家们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发的文学感言;它不仅涉及19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动态,而且关联其前因后果;它对于我们国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现实反思、历史重审,具有不容置疑、不言而喻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国内的俄语学界尚未习惯于倾听俄罗斯同行们的声音,更不善于在不同的声音中明辨曲直、做出取舍。

在这方面,“21世纪年度最佳俄语小说奖”的评选结果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词。尤·波利亚科夫(Ю.Поляков)的《无望的逃离》、亚·普罗哈诺夫(А.Проханов)的《黑炸药先生》、瓦·拉斯普京(В.Распутин)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柳·乌利茨卡娅(Л.Улицкая)的《您忠实的舒里克》,——自从该奖项设立以来,绝大多数获奖作品都是后苏联文学批评主流言说中的“二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无望的逃离》的作者被公认为“看行情写作的作家”,《黑炸药先生》更是成为进步文学批评界的众矢之的,瓦·拉斯普京与柳·乌利茨卡娅的作品在俄罗斯国内甚至未能入围当年任何一项重要的文学赛事。其实,进入21世纪后,每一年都能轻松地找出几部甚至几十部比我国的“最佳俄语小说”好得多的作品。然而,在俄罗斯本土得到职业批评家们认同的作家作品,我国的专家评委会却无人问津。例如,谢·丘普里宁(С.Чупринин)、安·涅姆泽尔(А.Немзер)等杰出批评家们垂青的女作家玛·维什涅维茨卡娅(М.Вишневецкая)¹,她在2002年摘得格里高利耶夫奖“大奖”²的作品《А.К.С.(爱的体验)》,岂是亚·普罗哈诺夫的《黑炸药先生》可以与之相匹敌。2002年“民族畅销书”奖事件在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引起的轩然大波,显然并未妨碍《黑炸药先生》向我国“2003年度最佳俄语小说奖”的胜利进军。

文学奖的评选要达到绝对的公正、要避免批评家们的指摘,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明日报》主编亚·普罗哈诺夫因奖金出资单位的干预,以连载于《明日报》(亚·普罗哈诺夫任主编)的小说《黑炸药先生》夺得2002年度“民族畅销书”奖后,俄罗斯评论界却异乎寻常地激动,斥责声与喝彩声都极为强劲。对于这部以拙劣的写作手法表达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自由民主派”批评家们的批驳可谓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亚·阿格耶夫(А.Агеев)认为,“没有一位‘正常的’专家会着手严肃认真地分析普罗哈诺夫”³;因为正如安·涅姆泽尔所指出的,“充斥着野蛮的反犹太主义的《黑炸药先生》”⁴,“除了政治(残酷的和愚蠢的)”“只有病态的自爱”、闲得无聊时可以计数的“修辞错误”⁵——作家的反动思想与粗劣的写作技能一目了然,无庸赘述;因此,亚·阿尔汉格尔斯基(А.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不禁哀叹,将“民族畅销书”“称为民族耻辱更合逻辑”⁶。为“自由民主派”批评家们所深恶痛绝的反犹太主义,弗·邦达连科(Вл.Бондаренко)却避而不谈:他看重的不是作品文本,而是亚·普罗哈诺夫在与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竞争中获得的胜利,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胜利标志着“爱国主义者”“传统力量”的胜利、“自由主义文化的全面垮台”⁷。正因如此,他以“倾尽全力、竭尽所能,以促成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夺得‘民族畅销书’奖”⁸为己任。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之外,维·库里岑(В.Курицын)的言说可谓“独辟蹊径”。这位因对后现代主义的推崇而崛起于1990年代文坛的批评家,从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提出“才华横溢的坏蛋”作家——即坏人也能写出好作品——的假设,调侃安·涅姆泽尔与亚·阿格耶夫视“文本的语境”重于“文本”的伪“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并以此为前提断定《黑炸药先生》是一部“认为政权应当比现在更为和善的充满活力的小说”⁹;另一方面,维·库里岑试图调和以弗·邦达连科、亚·普罗哈诺夫为代表的“民族爱国派”与以安·涅姆泽尔、亚·阿格耶夫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¹⁰。显而易见,他的“后现代主义”原则实质上成了无原则的代名词。如果《黑炸药先生》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活力的小说”,那也是米·佐洛托诺索夫(М.Золотоносов)所谓的“愤恨的活力取代了文学才华的活力”:“但凡有名号的人物都被描写成怀有异常的愤恨情绪。”¹¹从这部充满仇恨与阴谋的作品中读出作者的仁慈之心的维·库里岑,遭到了亚·阿格耶夫毫不留情地回击。¹² 后者从亚·普罗哈诺夫的生平与创作中征引事实作为论据,一针见血地指出,维·库里岑的言论充分暴露了他专业知识的匮乏与少不更事。正、反、和——这三种不同的声音显明了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即“民族爱国派”与“自由民主派”之间的根本对立以及自由主义者们的内部分歧。

《黑炸药先生》作为“2003年度最佳俄语小说”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¹³,是国内专家评委会与俄罗斯主流批评话语背道而驰的选择。“自由民主派”批评家们从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出发,对作品所作的高度专业性的批判,毫无例外地被排除在国内的专业评审视野之外。

在这次文学奖之后,作为“中国俄罗斯年”的重要文化举措之一的《俄罗斯当代小说集》¹⁴又轰然出世。这部被称作“洋溢着‘红色情调’”、体现着“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和魂魄”¹⁵的小说集,除却鲍·叶吉莫夫(Б.Екимов)、阿·瓦尔拉莫夫(А.Варламов)等少数政治温和派,基本上是“民族爱国派”作家们的“合影”,是他们的惨淡文字的合集。因此,所谓“红色情调”,实质上是对国家强权的怀旧情调,是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美化和粉饰;而真正展现“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和魂魄”、代表其当下最高成就的优秀作家作品,弗·马卡宁(Вл.Маканин)、米·希什金(М.Шишкин)、玛·维什涅维茨卡娅、奥·斯拉夫尼科娃(О.Славникова)等人的创作,却被断然拒之于这部《俄罗斯当代小说集》之外。与文学创作相呼应的是,“民族爱国派”的批评喉舌弗·邦达连科,这位在职业批评家们和进步作家们中间名誉扫地的意识形态斗士,在其专著《火热的“反动派”——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三副面孔》¹⁶中发布的“民族爱国派”宣言,作为这部小说集的结语,准确概括了它的编撰宗旨,同时也宣扬了供稿人¹⁷的意识形态“反动”立场。可悲的是,面对这样露骨的意识形态功利性,中国的俄语学者们却视若无睹,将表达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鲜有文学艺术性可言的作品译介给了中国读者,将弗·邦达连科的意识形态说教而非文学评论也灌输给了毫无防范的头脑。当代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如此现状,不能不令人哀叹和深省。

“21世纪年度最佳俄语小说奖”、《俄罗斯当代小说集》等当代俄罗斯文学译介方面的重大举措,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与研究对象国的文学及批评现实的背离。总的说来,正是自由主义者们的批评言说,相对客观公正地传达了俄罗斯文学文化的当下情势,正是杰出的“自由民主派”批评家们,理应成为我国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协商者和对话者。在后苏联时期,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自由主义者们的实力远非自封的“爱国主义者们”所能匹敌。然而,就我国目前的译介情况来看,一方面,“民族爱国主义”文学的贫瘠资源已开发殆尽,而《旗》《新世界》《各民族友谊》等自由主义论坛的丰富文学矿藏则有待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以弗·邦达连科为代表的“民族爱国派”批评俨然成了后苏联文坛举足轻重的发话者,而真正握有话语权的自由主义者们却遭受了冷遇。当代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与它的存在实况之间的巨大出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国俄语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后苏联文学批评、尤其是“自由民主派”批评言说的轻视和忽视。如此而论,如果俄语学者们在追踪俄罗斯文学发展动向的同时,养成关注文学批评的良好学术习惯,则有望克服对所谓“权威”言论的偏信偏听、塑造独立的学术品格;如果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后苏联文学批评,便能清醒地在“自由民主派”与“民族爱国派”的批评言说之间进行取舍,避免对后苏联文学文化形势的判断失误;如果善于在纵横交错的批评支脉中辨明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的主流,并与之展开对话,则有望提高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水平。

诚然,所有这一切美好设想的实现,并非指日可待的收获,而是需要一代代俄语学者投入不懈的努力和坚忍的劳作。在这方面,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在我国的评介和研究,无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这个近年来占据学术中心的课题,也具体而集中地显露了我国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批评和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病症。

首先,这项科研工作的展开,远远滞后于俄罗斯本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滞后于“后”学在我国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崛起。1990年代初,当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在俄罗斯勃兴之际,国内的俄语学界却悄无声息;而当马·利波韦茨基(М.Липовецкий)、米·爱泼斯坦(М.Эпштейн)、纳·伊万诺娃(Н.Иванова)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编年史作者们”纷纷宣告它的危机、转向研究“克服了后现代主义的人们”¹⁸时,我国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才刚刚起步。更准确地说,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研究。这种显见的滞后性也无疑限制了相关论题的涉猎广度和切入深度。相比于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¹⁹遗漏了一批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作品,如萨沙·索科洛夫(СашаСоколов)的《傻瓜学校》、弗·索罗金(Вл.Сорокин)的《四人之心》等等,此其一。其二,在对不同文本的解读中,频频使用的无非是“解构”、“互文”、“戏拟”、“拼贴”等泛泛而论的通用说辞。其实,如果对马·利波韦茨基的后现代主义观有所认识、对他与维·库里岑的根本分歧有所了解,那么就可以避免后者的认知误区,即把“互文”、“戏拟”等艺术手法认作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志性特征的简单化偏颇。其三,我们的批评始终局限于作家作品论,却未曾涉猎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主题研究,如普希金的“异样”面孔以及其他19世纪现实主义经典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变形”²⁰等;也未见贯通后现代主义写作的文化诗学批评,如“残缺情结”、“死亡”诗学²¹等;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鉴定,也未能打开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研究的窗口。粗浅而苍白的批评话语、单一而传统的研读方式,暴露了言说者局促的思维空间和有限的思考深度。国内研究与研究对象国的文学批评的严重脱节,并不仅仅造成了研究步调的不相协调,更导致了言说水准的明显落差。

当我们急于加快步伐、填补空白时,却轻易地选择了捷径:或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研究成果,或浅尝辄止,同时也疏忽了自身理论素养的潜心修造和运思行文的细加推敲。故而,俄罗斯同行们广阔的研究视域、独特的批评视角、灵动的思辨智慧,并未激发我们的灵感、拓展我们的思路;他们丰富而精辟的话语、独到而隽永的命题,并未在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中得到合理的运用、充分的发挥。对于名家名说,仅限于只言片语的征引或若干观点的罗列,却鲜见系统的把握和深透的吸收。于是,在蜻蜓点水般的借鉴和囫囵吞枣般的接受中,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便“逃脱”了国内研究者们的追问,也失去了对于他们的警示意义。没有批判眼光、缺少怀疑精神,——在有关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论说中如此,在整个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中亦如此;文学批评如此,“批评的批评”亦如此。可以说,这种缺省了批评主体的对话意识和批判性思辨的言说,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而只是简单的思想复制而已。

总而言之,当代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并不乐观。种种弊病的关键症结,归根究底,在于研究者自身,在于其健康的学术精神和正确的治学方法的匮乏。在这方面,潜心钻研当代俄罗斯批评家们的文章著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国内同仁们的内外兼修,对于专业学养的积累、职业操守的历练、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培养,无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后苏联文学批评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它不仅是映照俄罗斯文学的一面镜子,也是由各种社会文化矛盾交织而成的复杂现象。要对其做出巨细无遗的、系统而深入的描述和评价,对于本文的写作而言,只能是一项难以完成的规划。而批评话语,作为显在的、固定的文字标识,则为审视矛盾而复杂的后苏联文学批评进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视角。

根据福柯赋予话语的意义²²,即话语是“语言的个体行为”²³,是“一个领域自我‘表达’的手段,在这个领域的运作中起着关键作用”²⁴,我们认为,批评话语是批评主体个性化的言语行为,是批评“自我‘表达’的手段”,在文学批评的“运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批评话语作为批评家记述文学文化生活的言语手段和结果,作为特定的时空中批评主体遭遇批评客体的产物,是时代精神、文学品质与批评家个性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当代批评家是种子,那么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就是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与气候所孕育出的果实。将言说的语境、主体、客体的特征融于一身的批评话语,如果不是构成了后苏联文学批评的全部,那也是它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因此,研究批评话语、追踪其流变,是把握历史的脉搏、描绘批评家的肖像、鉴定后苏联文学批评特征的最有效途径。

在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的舞台上,每位批评家都可以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他们在舞台上的站位却相差悬殊;每位批评家都可以表达个人观点、抒发主观好恶,却不是每个人的言论都掷地有声;每位批评家都享有平等的言说权利,却不是每个言说的主体都握有同样的话语权力。因此,有关后苏联文学批评之话语特征的论证,是在言说权利的共享中确定话语权力归属的尝试。换言之,在后苏联文学批评的喧哗众声中,分辨各种不同的声音、识别最强音并探究声音异质与强弱的原因,正是本文需要完成的课题。

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话语是无处不在的权力之载体,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权力行使的手段;因此,“从个体嘴里说出来的言论从一开始就充斥着(以机构方式和政治方式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话语分析就转变为某种方式的权力分析学”²⁵。我们所谓的“话语权力”,指的是批评话语的有效性与威慑性,是批评话语及其制造者在批评、文学乃至文化进程中的判断力与影响力。从福柯关于“主体之死”的著名论述²⁶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话语对主体性的塑造与规范作用,却忽略了主体性在话语生成中的能动表现。我们认为,批评话语不仅是批评主体的身份表征,也是他的个性标识。在分析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的特征时,我们力求以话语的相异性及其体现的批评个性为立论的出发点,兼顾批评话语生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评说话语权力之争的态势。

后苏联时期是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文学批评与社会情状、文化风尚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紧密。后苏联文学批评是既承载着俄罗斯的深厚文化传统,又浸润着后苏联文化气息的重要文化载体。俄罗斯文化——尤其是苏联社会文化——及其当代转向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当代批评家们。他们一方面以外在的“他者”的审视目光,努力尝试对俄罗斯文化的历史道路、当下境况与发展前景做出分析和评价;另一方面又深陷社会文化转向的旋流之中,竭力辨明自身的方位与前行的方向。可以说,后苏联文学批评不仅记录了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向的过程,而且本身也是这一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切入论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行考察后苏联文学批评的话语生成及权力之争的社会文化语境,辨清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向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1 См.:ЧупрининС.Переменаучасти. М.:Новоелитературноеобозрение,2003;НемзерА.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десятилетие.Орусскойпрозе90-хгодов.Новыймир,2000,№1.

2 格里高利耶夫奖是由俄罗斯当代文学研究会——后苏联最具权威的职业批评家组织——发起的文学奖赛事。每年,研究会成员通过抽签的形式成立评委会,然后由它评定三部获奖作品,包括一部“大奖”作品、两部“小奖”作品。

3 АгеевА.Голод76.Практическаягастроэнтерологиячтения.РусскийЖурнал.2002.13июня//http://old.russ.ru/krug/20020613_ageev-pr.html

4 НемзерА.Приехали.Времяновостей.2002.3июня//http://www.ruthenia.ru/nemz-er/pogromshiki.html

5 НемзерА. Чем бы дитянитешилось. Названы претенденты на《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бестселлер》.Времяновостей.2002.5апреля//http://www.ruthenia.ru/nemzer/nacbe-stshort.html

6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А. Гдестолбыляств—тамгробстоит. Известия. 2002. 8марта//http://geksogen.ru/r73.html

7 БондаренкоВл.Такзначит,намнужнапобеда! ..Завтра. 2002. 11июня//http://zavtra.ru/cgi/veil/data/zavtra/02/447/72.html

8 Тамже.

9 КурицынВ. Гексогенбезссылок. 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2002. 10 июня// http://old.russ.ru/krug/news/20020610.html

10 维·库里岑的原话是:“根据定义,真理在中间徘徊,两种极端的危险性都具有现实的迫切意义……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的宿命是交谈。我想与涅姆泽尔、阿格耶夫、普罗哈诺夫和邦达连科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不管怎样,我爱所有这些人。”参见КурицынВ.Гексогенбезссылок.Русскийжурнал.2002.10июня//http://old.russ.ru/krug/news/20020610.html.

11 ЗолотоносовМ. Операция《Проханов》. Московскиеновости. 2002. 22апреля//http://geksogen.ru/r105.html

12 АгеевА.Голод76.Практическаягастроэнтерологиячтения.РусскийЖурнал.2002.13июня//http://old.russ.ru/krug/20020613_ageev-pr.html

13 亚·普罗哈诺夫著,刘文飞译:《黑炸药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 张建华编:《俄罗斯当代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同上书,第10页。

16 БондаренкоВл. Пламенные реакционеры. Три лика рус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 М.:Алгоритм,2003.

17 这部小说集由俄罗斯作家协会提供稿源。俄罗斯作家协会(СоюзписателейРоссии),是“民族爱国派”作家组织。

18 马·利波韦茨基、米·爱泼斯坦、纳·伊万诺娃曾先后提出所谓“危机的危机”、“对倦怠本身的倦怠”、“对拒绝的拒绝”,并纷纷由后现代主义转向了所谓“后现实主义”(постреализм)、“新 感 伤 主 义”(новая 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сть)、“跨 元 现 实 主 义”(трансметареализм)的批评研究。参见 ЛейдерманН.,ЛиповецкийМ. Жизньпослесмерти,илиНовыесведенияореализме.Новыймир,1993,№7;ЭпштейнМ. Прото-,или Конец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Знамя,1996,№ 3;ИвановаН. Преодолевшие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Знамя,1998,№4.

19 详见相关文章:任光宣:《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宗教新热潮及其他》,《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赵丹:《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的命运》,《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张建华:《生命存在的尴尬困惑与作者的身荷迷惘、消解崇高——从三个当代短篇看世纪末的俄国后现代小说》,《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荒诞的存在与本真的叙事——多甫拉托夫的后现代主义短篇小说述评》,《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童话魔棒”演绎下的虚拟世界——托尔斯塔雅后现代主义短篇小说<痴愚说客>解读》,《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林精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一种地域化的叙述策略与功能》,《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中国俄语教学》2002年第4期。

20 普希金的“异样”面孔,即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笔下的普希金形象。在阿·捷尔茨的《与普希金散步》、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塔·托尔斯塔娅的《克斯》等作品中,普希金的正统形象与艺术世界遭到了解构。有关“俄罗斯文学经典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命运”,弗·卡塔耶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尝试。参见弗·卡塔耶夫:《文学经典在俄罗斯现代文化中的地位》,陆肇明摘译,《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4期。См.подробнее:КатаевВ.Судьбырусскойклассикивэпоху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Современная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1990-егг.—начало21в.).СПб.:Филол.ф-тС.-Петерб.Гос.ун-та;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центр《Академия》,2005.

21 在《消耗死亡——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一文中,马·利波韦茨基从俄罗斯文化的“残缺”情节入手,解读了弗·纳博科夫、韦涅·叶罗菲耶夫、萨沙·索科洛夫、塔·托尔斯塔娅等作家的后现代主义边缘写作,并以克服“残缺感”、“边缘性”的“死亡”为核心建构了他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化诗学体系。参见 ЛиповецкийМ. Изживаниесмерти.Спецификарусского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Знамя,1995,№8.

22 福柯的研究者们指出,福柯并未对“话语”这一概念做出系统论证。(参见托马斯·恩斯特:《福柯、文学与反话语》,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朱毅译:《福柯的迷宫》,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6—197页。)尽管如此,福柯有关话语与权力的洞见启发了我们的思维,为审视后苏联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23 J.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著,刘瑾译:《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24 同上书,第39页。

25 哈特穆特·阿本德沙因:《作家的由来——作家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词》,《福柯的迷宫》,第183—184页。

26 “正如对我们思想的考古学研究很容易表明的那样,人是近期的发明物。人可能已经离末日不远了。如果那些安排就像它们出现时那样突兀地消失,如果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感觉到其发生的可能性)……将粉碎这些安排,就像古典思想的基础被粉碎那样……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打赌说人将要消亡了,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那样。”转引自J.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著:《理解福柯》,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