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学生谈治学

同学们好！

先讲一些题外的话。各位要推免研究生，推免生面试的考官怎样来对待你们，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你们上届有个学生叫于快，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没有论文报告会，他就不可能去南京大学。于快在南京大学参加完考试之后，南京大学一位教授给我发了微信，说：“你们那里的学生于快，第一名。”他怎么得的第一名呢？我们面试学生，尤其面试推免生，年年都有。怎么样才能得高分呢？我们可以发现好学生有很多。什么叫好学生呢？问什么都知道，口齿伶俐，表达非常好。但是还有一类学生，他们有科研经历。就是曾经从事过某一问题的研究，或参加过科研项目，或者做过田野调查，比如方言调查、民俗调查、社会调查，这些都叫科研活动。有科研经历，当然就会有科研方面的体会。如果要问到你有没有科研经历，你说有。他就会问：“有什么样的经历？”“基于论文报告会的要求，我写过一篇文章。”“你写的是什么文章，你的文章有什么发现吗？”“我有发现。”“什么样的发现？怎样发现的？如何解决的？”你如果是个有科研经历的好学生的话，最后的分数可能要翻番。一流的学校，一流的专业，一流的老师，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双一流，而是三一流。事实上，同学们在选择推免去向的时候，就是照着这三个标准来的，最好是三者俱全。当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北师大，至少对文科来说，这叫一流大学。一流专业，这个专业应该是A。一流的老师，这个老师应该是名师。什么叫名师？他的名字必须能走出校门，你不用刻意地了解这个老师，他的名字会灌到你的耳朵里去。至于大师，要有跨学科的影响，跨什么学科？跨一级学科，哲学、中文和历史就是一级学科。有了跨一级学科的影响就是大师。

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推免的时候，希望是一流大学、一流专业和一流名师。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能称心如意。但如果想达到这一步的话，你必须要有科研经历。如果你没有科研经历，就绝对不可能。即使你上了研究生，将来也是大被动。入学之后跟不上，立即感受到与其他同学差距很大，陷入焦躁之中，而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怎么样来克服这个问题呢？提前做。提前做有没有困难呢？一点困难也没有。关键在于做，不存在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想做呢？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懒，嫌麻烦，怕累坏了。经常要可怜他自己说：“我太辛苦了，我得休息休息，我得吃点好的，我得去玩一玩。”懒惰是很严重的问题。第二点就是不会做，又不想做，叫畏难。第一是懒惰，第二是畏难。我想这两点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必须要克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理想。如果你没有理想，可以过很安稳的日子。理想是个好听的词，而另外一个词叫野心。在座的各位男生很少。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或者可以说一个聪明而没有野心的女性，可能会过上好生活。但是你要让她没有理想，这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和前天，不再是那个年代了。如果你没有野心，很快面临第二个苦恼，就是你成家以后会有子女。中国的女性对于子女的教育，其上心程度高于自己，整天去讨论上什么辅导班。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的父母就是这么办的，恨不得报一百个班，人世间所有的长项都掌握在你身上。所以你是绝对没有退路的，你必须要有理想有野心，且要为理想和野心去奋斗。而奋斗的最佳时期在青年，所以你绝对不能不干。

今天给大家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干。“为什么要干”这个问题，我想，就不要再多说了。今天谈的题目是“与大学生谈治学”。所谓治学就是搞学术，本来在大学里没有这一课，但现在要有。无论你是基地班还是普通班，都要有这个课——怎样治学。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怎样学习、怎样读书，说白了就是怎样接受，没有听到太多怎么创造。而学术活动它的唯一目的是创造。

一、读书与治学相辅而行

我的标题是一种观点。但“与大学生谈治学”就不是观点，而是问题或导向。第一个问题是“读书与治学相辅而行”，就已经是结论、观点了。观点是标题，将来写文章也要注意，到底是主题性标题还是象征性标题。读书与治学相辅而行，我想重温两段《论语》里的话，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段来自《论语·为政》，这句话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它的含义，大家应该都明白。罔，一般解释为“迷惘”。怠，有的解释成“懈怠”，有的解释成“危怠”，其实懈怠也就危了。从《论语》里面其他的言论来看，应该是倦怠，就是苦思冥想而无结果，心神疲惫。怎么办呢？转过来读书。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存在决定意识。读书不就有了内容吗？有了内容就能引发你的思考。你在那里空想，当然是没有“料”。这和没有豆就泡不出豆芽来是一个道理。

所以要学而思。而“学”，应该算是过去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很流行的“follow me”，跟我学。思就不一样了。思就是用自己的脑子来对于学习的对象进行领会，这是第一条。领会就是“你到底是啥意思呀”。第二，要进行甄别。你说的对吗？

我们重温的第二段话在《论语·述而》，大家可能更熟悉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怎么样知道善与不善呢？要思。首先要领会它的真正含义。我们把初步入门叫“训诂学”。人类先有了语言，进入了文明。语言的主要表现方式是音。假如“上”和“下”两个字没有的话，那么“上”这个音承载着“上”这个意思，“下”这个音承载着“下”这个意思，“爸爸”这个音承载着“父亲”这个意思，“妈妈”这个音承载着“母亲”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语义的载体是语音，而这个语音是物理存在，是物质。声音我看不见，你看不见，但它是物质，是客观存在。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语言用符号记载下来，于是产生了文字。各国的文字不一样。有的文字是记音的，而中国的文字更为精巧，既表音又表义。训诂的“诂”，它的表义成分在“言”字边，它的表音成分在“古”字边。有人问：“老师，这个字的表义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再去查。有一本书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叫《说文解字》。这种情况叫形声字。它所谓“形符”就是义符。表音的这个部分叫声符。形声字是汉字当中最典范的。有人说：“杜老师，不对，象形字才最典范。”象形字也表音，这个音是当年约定俗成的，比如“日”这个象形字，大家在很小就知道这个字念“ri51”，这是当年的约定。约定以后，它的音就在这里了。看上去是表义文字，实际上它有音的约定。这样语音和语义的载体就变成了有形的文字。因此我们现在要了解古代的语言，首先要了解文字。而文字有三要素：第一，怎么写的？有没有结构的规律呢？你看这两个字之间有规律，一个表音一个表义，这叫形声字。字形的学问叫“文字学”。第二，念什么音？没有古代的录音，不知道。不要紧，我们依然有研究的空间。某两个字的声符是一致的，它们的音不就接近了吗？当然也有矛盾的情况。比方“甬”和“勇”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是“甬”。“通”字念什么？“桶”字念什么？有规律吗？从“甬”字得声的四个字，甬、勇念“yong214”，通、桶念“tong”，分成两岔。既然这一组有共同的声符，而它后来有规律地分成了两岔，那证明了什么呢？语音有变化，而变化是有规律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条高速公路分成了两岔，但并不知道那个根在哪里。顺着这个两岔追到根，就找到了古音的根了。这有个好处，我们知道当年它们的音是接近的，而音接近是义接近的根本条件。

第三，意思是什么？文字具有形（怎么写）、音（如何念）、义（什么意思）三要素。都具有约定俗成性，大家要约定并共同遵守。如果对男性的家长叫“妈妈”的话，你觉得很荒唐，对不对？可如果当年约定了就叫“妈妈”，又有何不可呢？满族人不是就叫“阿玛”吗？约定了“儿子”指老子，“老子”是指儿子，这也一样。但一定要约定。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掌握了根本，明白它们的音承载义。不论当年实际念什么，我都知道接近。知道两个字的字音接近有重要意义。比如念《诗经》，不押韵了，我现在可以知道当年是押韵的，至于怎么个押法（音值）可能我不知道。

两个字意思可能相通，而相通的客观理由之一是音近。现在音已经不近了，没法通。我可以告诉你当年它是近的，它具有相通的条件。有通的条件就能通吗？不一定。再找旁证。比如我找出几句话，都使用了这组字，它们的意思是一致的。语音的证据存在了，物理条件有了；语义的条件我从古书里找到了证据。我拿的古书都是先秦的古书。那么这两个字相通就没有障碍了。你如果还是不信，可以继续考虑。我说的可信的成分已经达到七成，而你连一成都达不到，当然是我得上风。

从文字的形、音、义衍生出三门学问，一门叫文字学，认字的学问；一门叫音韵学，研究音类的学问；一门叫训诂学，搞清意思的学问。

中国的单音字很多，单音字可能是词，也可能是词素。比如徘徊，徘和徊属于词素，而吃、穿、住、行每个字都是一个词，就属于单音词。有的是双音词。词与词之间怎么样排成语链、排成句和词组，就是语法。怎样把话说得更好叫修辞，运用夸张、比喻这类手法。这些属于基本学问。

总之，你得先读懂它。读懂的办法首先是弄懂字、词的含义。如果你没有读懂它，就去谈它的思想内容，是反科学的。就像法官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就给人家定罪。你说这是一把杀人的刀，刀上的血迹是死者的，而刀把上有你的指纹，于是你就是杀人犯。这样断案也太容易了。这之间可能还有其他细节，比方说这个指纹会不会是别人把他打昏以后，把你的手指头按在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冤死了吗？栽赃是很容易的。而刀上的血迹是死者的血迹，也完全可以后加。所以搞清楚它的真正含义，需要明白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搞清楚含义之后，再来“思”。学然后思。至于你思出了什么，与你的学问大小、智慧、性格以及民族、性别均有关系。思想上是要百花齐放的，绝对不能走一条道。

你读的是美学的作品，比如唐诗宋词，你从里面获取了什么样的美感，每个人也不尽相同。这就牵扯到共同美和审美的个性问题。它是由很多客观因素造成的，很难进行统一。有的书，你欣赏我不欣赏，就像你喜欢吃这道菜，我不喜欢一样。都应该受到尊重。不是说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我不想学就可以不学。人生是有限的，我需要什么都学吗？个性、兴趣、味道都是很珍贵的财富，没必要统一。“思”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我们面临的文件或对象可能是一个。面对这类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客观事实。而这个客观事实除了对象之外，另一个就是你自己。

我们还得先回到原典这个基础。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之后，如果再有分歧的话，就是学术问题了。所以“学而思”，这个“学”是极其不容易的。“学”是要学会、学懂、学明，然后去“思”。而这个“思”又不见得是一种结果，可能是多种结果。有的结果接近，我们谓之一派，一派可不等于“一”。有的距离稍远，我们叫它两派或三派。美学、哲学、文学上都有流派。道不同不相为谋，观点不同也不必互相伤害，而是可以共存的。诸子百家不就是共存的吗？百家争鸣不是学术繁荣的时代吗？只有一个腔调，是学术的悲哀。

既然有分歧，理解不同，就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从道义和法律上讲，它是有共同性的。因为所有的法律和伦理都带有约定性，这件事情你认为不应该做，我也认为不该做，但是不犯法。这个犯什么呢？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靠什么东西来约束？靠舆论。人们都说你不好，会给你造成巨大的压力。你如果还是没有压力的话，就没有廉耻感了。我们基本上认为这种人是非人类，不适合在人群里待了。对于善与不善的认识，也允许有一定的个性。而在约定之外的思考，就形成了学术问题。无论是审美的，还是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都在约定俗成的标准之外。而这个学术问题可能导致约定的东西有所改良，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算是你的贡献。

可见读书和治学是相辅而行的。既要学又要思，两相结合，你的读书生活就比较完美了。而你的进步也会比较大。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

二、大学阶段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个标题属于问题标题，不是论点标题或观点标题。变成问题标题是修辞学上的需要。说书的人就好这样，说书人说：“他抡起大刀咔嚓一下砍过去，你猜怎么着了？”这就是要引起你注意。他说“咔嚓一刀砍下去把头砍掉了”，就没有修辞效果了。

大学阶段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回答当然是要。不光是大学，中学也需要。只要你学习，就会有思考；只要有思考，就可能有分歧；只要有分歧，这就进入了学术层面，有了学术成分。有人说：“大学生要打基础，不要急于写东西。”这是一面，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勤于思考，力争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于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知新楼A座8楼有“冯陆高萧黄”五岳主题展。“冯陆高萧黄”五岳这一称呼大约来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至少是在1964年之前。1964年黄孝纾先生悬梁自尽，由于很特殊的原因，不好再叫“冯陆高萧黄”，就剩下“冯陆高萧”了。“冯陆高萧黄”是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的领军人物，这五个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成为全国一流的古典文学队伍，也就构成了文史见长的基础。陆侃如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大学的时候，编著了两本书，一本叫《宋玉》，一本叫《屈原》。谁说大学生不能从事学术研究？大学生不光可以写文章，还可以写书。

第二位是咱们山东老乡，叫张政烺。“烺”，念“lang214”。火字边，加个良。“烺”是形声字。还有同样的情况，例如“朗”。这两个字有没有关系呢？有非常大的关系。“朗”，月亮照着，明亮。“烺”，有火照着，不也就明朗了吗？这两个字叫同源字。王力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古代汉语》的主编，他编了一本书叫《同源字典》，专门解决同源字的问题，把字分成一组一组的。这两个字作为同源字，大家可能认可，如果认可的话，它们之间的纽带、桥梁、共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那个“良”。刚才不是说“良”是标志它的读音的吗？读音的那一部分叫声符，它也表义。宋朝人已经揭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右文说”。正是这个音的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它们意思接近，有共同的声符，这叫同源字。西方有所谓的语源学。如果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语源学启发，比较有空间的是同源字的研究。同源字的研究可以被归结到训诂学领域，因为追根到底它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系问题，因此它应该是训诂学的分支。

张政烺先生是山东荣成人。荣成原来属于烟台地区，现在属于威海地区，在中国的胶东半岛。胶东半岛、辽东半岛都很靠东。它在胶东半岛的东部。荣成有很悠久的文化历史。张政烺先生北京大学毕业，长期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的领域是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文化史，是一位文史兼通的超级大师。你说：“老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是你孤陋寡闻，不是他的名气不够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学问不是公众性学问，不像胡适、鲁迅。因此进入专业层面之后才会对他有所关注，而且专业程度越深，你对他的仰慕程度越高。

张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本科，你不能再说大学生不能搞科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课堂上问：“《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没有人可以回答。胡适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大家知道胡适的《小说考证》是非常有名的。张政烺不在课堂上，但他听别人说了，于是就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叫陆长庚，他在信中做了考证，并拿出了理由。这种东西属于科研论文，他的论点是什么？《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长庚。他的论据不给大家说了。而他把证据和结论之间搭起桥来的过程叫论证。因此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论文。论文不一定像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标题、开头、展开、结尾，也可以是信。

大家知道书信只是一种文体，书信里谈什么没有人做要求。大家比较熟悉的书信可能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与朱元思书》，它们的内容差距非常大。《与朱元思书》重在描景，而《与山巨源绝交书》有一点点说理，是不一样的。至于有些人在书信当中谈学问，就是这种。胡适当然就给张政烺回了信，这个回信也是学术性的回应。胡适说：“经过你的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长庚，大体是可以落实了。”这是一种肯定。校长和这个大学生说：“你若不反对，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独立评论》发表。”由于张政烺的名字和胡适绑在了一起，他就得到巨大提升，从一个无名小卒、大学生，提升为学术界的名流，走出校门是绝无问题了，跨不跨学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问题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小说史的问题。

那么大学时期到底能不能搞科研呢？为什么张政烺可以回答，而那个课堂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为什么胡适也没解决那个问题呢？难道这些不可以启发我们吗？只要证据抓在你的手上，不论你是何等人物，你都可以解决问题。

第三位是黄永年先生，他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山东大学校园有一景叫“八马同槽”。“八马同槽”里有一个人物叫童书业，他是顾颉刚的高徒，古史辨派的健将。顾颉刚是研究上古史的名家，开辟了一个叫古史辨派的古史学派，标志是他们出了前后七本《古史辨》讨论上古史问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黄帝、尧、舜、大禹可能不存在这种问题。古史辨派认为神话人物可能不存在。大家知道，我们普及历史知识的时候，“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源头是相当清晰的，炎黄都是我们的祖宗，所以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就相当有震撼力。当然，这些结论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但他们把这个东西集中起来，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这个年代推出，带来的震撼力非常之大。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古史辨派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结论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路和启发巨大。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而童书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健将。黄永年先生是童书业的大女婿、顾颉刚的学生。黄永年先生现在已经故去了。在复旦大学读书时，黄永年先生在一些报纸的副刊（那时候报纸有副刊，报纸设副刊实际上是专栏，以前《光明日报》专门有“文学遗产”，这种专栏实际上就跟过去的副刊有点像）发表过文章。副刊要专门找主笔，主笔可以向他的朋友甚至学生约稿。黄永年先生在一些报纸的副刊和顾颉刚主编的某些刊物上，比如《文史杂志》，发表了一些短文，过去也叫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的每一篇都算随笔。所以《日知录》这本书如果定性的话，它属于笔记体或者随笔体。当然我们也可以叫它学术专著，因为它是经史子集都要考证，以考据学见长的。童书业先生把黄永年本科时发表在副刊上以及杂志上的零碎的文章，亲笔用毛笔编了一个目录，这说明当时已经在学术界很有名的童书业先生，对黄永年先生在本科阶段发表的零零碎碎的这些随笔短文，是非常重视的。而童书业的目录的手稿还在。

在黄永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我们国家文史类最高出版社——中华书局，把这些散碎的文章结成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叫《茭蒲青果集》，这个名字很拗口。实际上是两个巷子的名字。黄永年先生家住江苏省常州，他家的前门是青果巷，后门是茭蒲巷。里面的文章大概有40多篇。所以有不少名家在大学就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科研论文的写作。黄先生这些文章涉及先秦到唐代的历史、地理、文学、古器物，也涉及到古书的版本，讨论的问题很广泛。

这是第二个问题，大学阶段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举了陆侃如、张政烺、黄永年三位先生，大家应该知道这不算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碍。

三、论文选题

这也许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为什么不来申请项目呢？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不会选题。老师在这方面也可能告诉你，现在尚无能力选题，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你不申报的理由。对于老师的这种主张，我们仍然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如果有的老师主张大学生不能搞学术写作，我们尊重他的观点。但是我的观点是能写作，并且我主张要教会大学生写作学术论文。

论文的选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分为三类：第一，专人研究，研究一个人物。第二，专书研究，研究一本书。第三，专题研究，对一个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专人研究。比如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这是一部名著。研究一个人，一个作家，一个语言学家，这类文章应该很常见。还有写评传。比如《中国语言学家评传》，这都属于专人研究。专人研究也包括专人的年谱。袁世硕先生的《孔尚任年谱》，一年一年地编年谱；还有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的《洪昇年谱》。因为孔尚任和洪昇是清代戏曲作家中的两颗明星，这些都算比较有名的年谱了。上述都属于专人研究。

专书研究。《红楼梦》研究、《聊斋志异》研究，都属于专书研究。有些书的作者不清楚，比如《山海经》，没法研究它的作者，那就只能进行专书研究了。《诗经》也是这样。当然，有人说《诗经》的编者是孔子。现在看来，总的结论就是在孔子的时代，可能《诗经》已经出现了，孔子做了一些整理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孔子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整理，最大贡献是对《诗经》进行解说。孔子跟学生讲《诗经》，这就是他的教材，他不解说如何讲呢？你说当时孔子看《诗经》，就像看白话文一样，不用注释。不是这样，还是需要注释的。因为诗歌的注释不仅仅是解决训诂问题，还要解决诗歌创作的背景问题。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情况下写的？而这个问题是解开诗歌之谜的钥匙。所以我们说注释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看需要。不是说杜甫的诗是诗史吗？杜陵诗史。诗史就要跟历史相联系，跟历史相联系就要搞清楚年代和地点。杜甫的每一首诗都要搞清楚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背景下写的，否则和史就挂不上钩了。所以至少从宋朝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对杜诗进行编年，逐首诗考察它的年份。例如《千家注杜工部诗》，像这些作品，它前面都有年谱，这个年谱主要是作品的编年。这类研究我们可以说是杜甫研究，专人。也可以说是杜诗研究，就是专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