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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将损失些什么

我的阅读史(第二版) 作者:洪子诚


“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重读将损失些什么

196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曾经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那是大学毕业前夕和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那几年。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间歇期”。“大跃进”还是昨天的事情,但在心里仿佛已变得有些遥远;而另一次以“文化”命名的“革命”,则还没有降临。

在这个悄悄到来的时间夹缝中,即使你并未特别留意,“变化”也能够觉察。日子变得有些缓慢,心情也有些松弛。不再有无数的场合要你表明态度、立场。你为过去居然没有留意冬日夜晚湖面冰层坼裂的巨大声响而惊讶,你开始闻到北京七八月间槐花满树的浓郁香味。你有了“闲适”的心境倾听朋友爱情挫折的叙述,不过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类事情上进行交流的语言。你经常有了突然出现的忧伤,心中也不时有了难明的空洞的感觉。

在此之前的1959年冬到60年春,你正读大四。年级四个班被派到京郊农村参加“整社”运动;这是58到59年数不清次数的下乡的一次。你的班分散住在平谷县望马台、甘营两个村子里。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便在甘营的小学教室举办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图片展览,班里让你编写漫画、图表上的说明文字。从地里收工吃过晚饭之后,每天总要忙到午夜的一两点,如此十多天。深夜,你拿着手电简和木棍(老乡说常有狼出没),独自回到相距四五里地的望马台住处。走过积雪有几寸深的空旷寂静的田野,你看到远处海子水库(“市场经济”时代它的名字改为“金海湖”)工地朦胧的灯光,表明“大跃进”的规划仍在进行。但你感受到村庄已被萧条、寒冷、饥饿的气氛笼罩。听着雪地里仿佛不属于你的吱吱的脚步声,你想起另一个班一个同学的自杀身亡:他经受不了“整社”运动的火力猛烈的批判。听到这个消息,正编写着那些解说词的你,瞬间隐隐有了一种负疚的感觉。虽然你很快将这种“错误的情绪”驱赶开,却已经意识到自己那可怜的智力,和同样可怜的感情“容器”,已无法应对、处理这种种纷杂的现象和信息。

当时,同班的一位同学,正好有一套分册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上海平明、新文艺1950年代版)。它们陪伴我度过那些年许多的夜晚。这个期间,也陆续购买了此时人文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1960)、《契诃夫小说选》(上、下,1962)、《回忆契诃夫》(1962)。小说集是汝龙先生的译文,剧本译者则分别是丽尼、曹靖华、满涛先生。当时没有读到焦菊隐先生的译作。我的这几本书“文革”期间被同事借走并多次辗转易手,待到想收回时,小说选的第一册和《回忆契诃夫》已不见踪影;上面有我当年阅读的各种痕迹,这让我感到有点可惜。

因为和教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当时并没有认真想过喜爱这些作品的原因。记不清是从《醋栗集》还是《新娘集》开始的。那种平淡、优雅,却有韵味的语调吸引了我。自然,还有大家都说到的那种契诃夫式的忧郁和诗意。那种将冷静和内在的温情包容在一起的叙述,对我来说有难以分析的奇妙;就像1980年代初第一次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惊讶于悲怆和辉煌能这样的交融在一起。1960年代初我二十出头,自然又很容易和契诃夫作品中对生活目的、意义的苦苦思考,对一种有精神高度的生活的争取,以及爱情的期待、破灭等的讲述发生共鸣。回想起来,当时的喜欢,如果套用现在的话,那是在向我展现一种“新的感性”,一种与我经常接触,也曾经喜欢的夸张、坚硬、含糊的文体相区别的文体,后者就像《第六病室》中说的,“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细致的色调都不用”。这种“新的感性”所教给我的,是我不大熟悉的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刚毕业的那几年,我给文科低年级学生上“写作课”,便把我从契诃夫那里感受并充分认同的这种“文体”,有些绝对化地当成艺术准则传授给学生。我本来想选他的《在流放中》作为范文,但担心思想情调过于“低沉”,便换为在“当代”得到认可的《万卡》。作为这种艺术理想的补充和延伸,在课堂上我讲孙犁的《山地回忆》《铁木前传》语言的简洁、精致,讲从朱德熙先生那里“贩”来的对赵树理、毛泽东在语言运用上精确、传神的分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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