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还在鸣叫

如果武汉有柳树，多半是江汉平原吹来的种子。

在武汉的眼里，江汉平原是乡下，柳树是那里的标记。武汉坐拥江汉平原，但都市美学里没有柳树。

眼下这棵柳树独立在武汉的东湖西岸，不时有小鸟飞上枝头。一直以来，我只要看着它，就会听到两只喜鹊的鸣叫，就会看见拍打着黑白翅膀的跳跃，在另一棵遥远的柳树上，恍如歌谣。

柳树本来叫杨树的，是平原的人们调换了杨树和柳树的名称。我出生在那里，小时候的习惯没改过来。这种习惯除了认知惰性，也包含对往日情景的墨守，或者温故；就像从前上学后，在外土（家之外的地方）被叫唤了学名，家中的上辈人照样喊我乳名中的一个字，缀上亲昵的儿化音。贫穷年代，拿语言温慰。

所以，东湖西岸的这棵柳树其实是一棵杨树。武汉属于“柳树”的“外土”，又是都市，向来跟随全国和国际的文明，断然不会听从江汉平原的谬误。当然，这样的问题跟时下的武汉青年无关，他们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多数人已经不太在意柳树和杨树了。

我的麻烦是，每当向五湖四海的来人说起东湖西岸的这棵柳树时，免不了担心对方想成杨树的样貌，必得诚恳解释一番。

这是一个例外。我来武汉三十多年，在这座城市的城区不曾见过这棵柳树之外的另一棵柳树。早年间，倒是偶尔在湖岸或荒坡看到零星的杨树——那种江汉平原的杨树，它们的枝杈直溜溜的，只在杪梢柔软，枝条上的眉形叶片摇晃着银亮的绿色——虽然原本叫柳树，可到底跟今人乐见的垂柳不同，缺少了绿绦披挂的好样子：它们是挑担拿镐的体魄，城里的垂柳有袅娜起舞的身段。

现在，武汉的靓化工程如篦子篦过所有街巷及角落，早已没有柳树和杨树反映的农耕面貌；在三镇的街面，繁华铺天盖地，除去偏僻老街留有旧时的法国梧桐，到处栽种了香樟、红枫和银杏；即便是马路外的空闲地和社区院子，要么四季开鲜艳的花，要么夏秋结肥实的果，再不济也生长几株殷红不俗的鸡爪槭。

坦率讲，我不能不因此更加喜欢这座城市。

然而，东湖西岸的这棵柳树一直岿然独立，偏偏就在我住所的楼下。

东湖西岸位于武汉中心城区。这棵柳树立在一片杂树林里，与东湖水面的直线距离不及两百米。二十年前，这一带是政府规划的房屋开发区，我入住先期建成的房子，推窗看见了它，下楼走过去只需数十步。那时，它与附近的杂树一般高矮，并不招眼，我见到它，单是认出它来，它所在的位置很快就要打桩建楼的。但半年后，政府扩大东湖保护区，叫停此地的后续开发，它竟存活下来。

眼下，这棵柳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树干高出身边的杂树，顶端超过四层楼房。它的主干在两米高的位置分出两根，像是曾经打算长成两棵树的，但终于又在上边会合成同一个冠篷；冠篷如蒜，它以高大躯干举着巨大的蒜头，赫然于世。春天，它的枝杈上冒出新芽，眨眼就放大，就舒展，就奔涌，汇聚一树密不透风的绿色，犹如空中的肥沃与霸凌。于是，我常常能够听见它，从呼呼的风和嗒嗒的雨中得以听见；而且，这呼呼声和嗒嗒声随着它的生长而生长，以至异常热烈起来。到了深秋和冬季，它掉光了叶子，褪净绿色，剩下赤裸的树干与枝杈，呈现另一种巨大，疏朗与空无的巨大；这时，它有黑色的静穆，虚空而饱满，犹如一种意象。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总之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独自来到这棵柳树的近处，举头仰望。当时皓月在天，我或许想到《秋夜》里的那两株枣树，但它分明绝不同于鲁迅先生的看法。它憨厚自然地伸张着枝杈，以曲折向上的线条举起手臂，那是无数的手臂，构成清幽的黛黑，在幽明中如森林一般布满天空，一弯弦月静静地搁在森林之上。我仰望着，它越来越生动，那枝杈间的曲折、暗影及其疏朗全都焕发出活气，热切地奔向辽远，给人以扩散的诱惑。

此时，月亮异乎寻常地明亮。转眼间，一个承载活气的鹊巢降临在枝杈疏朗的冠顶，而我，确凿地听到了喜鹊的鸣叫——在遥远的那棵柳树上……

那棵柳树有如眼下这棵柳树的高岸。

它生长在从前，独立在我们的老家兜斗湾。

在当年，它所以能够独立，或者幸存，正是因为它的冠顶有一个硕大的鹊巢，一对喜鹊常年站在高枝上喳喳鸣叫。

话要说开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汉平原跟全国许多水乡地区一样流行危害深重的血吸虫病。1958年，全国持续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几度掀起高潮。血吸虫病的病原来自血吸虫，血吸虫寄生在钉螺里，钉螺生活在水中，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是消灭钉螺。但那时穷，且不说农村缺钱购买杀灭钉螺的药剂，即便有钱国家也拿不出那么多药。幸好有人发现在水中浸泡柳树枝叶可以杀死钉螺，于是各地号召“柳树灭螺”，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大约1965年，兜斗湾的男女老幼手持砍刀锯子，群情激昂地奔向房前屋后和路边田头，很快将全湾子的柳树剃了光头，那些不及成人高的柳树苗干脆平地割掉，一时天光大亮。

但是，湾子南边的那棵柳树谁也没动。

它始终高岸而完整地独立在日头下，一面深怀歉意地向“光头”同类致敬，一面更加殷切地守望一湾子人的忙碌。据说，兜斗湾当时砍伐的柳枝按浸泡比例是不够数量的，为了保留那棵柳树，生产队的别队长甘愿冒着被捉拿归案的风险，亲自带领几名忠诚可靠的社员星夜出击，去附近湾子盗伐了两板车的柳树枝。许多年后，我母亲依然不无骄傲地回忆这场有意义的战斗。

我打小就晓得那棵柳树。我们家住兜斗湾南头，湾子前的白土路向南出去一百多米，垂直连接汉宜公路（彼时还是细石子路面），那棵柳树就独立在垂直连接点的路边。我差不多每天看见它，看见它冠顶的鹊巢——认得那两只在枝头蹦跳的喜鹊。

湾子里的柳树剃成光头后的一个早晨，喜鹊在湾子南边发出急切的鸣叫——喳喳、喳喳喳，不断重复。像是得了警报，一群大人小孩跟着别队长呼啦啦赶到柳树前：原来是一位大队干部站在柳树下，正叉着腰发脾气。大队干部责问别队长：你们小队的“灭螺”工作怎么平安无事？别队长抬起手，向湾子的方向划拉过去：您看，整个兜斗湾都亮堂了咧。大队干部又问：这棵柳树咋没有动？别队长连忙点头哈腰，指指树上垂挂的条形果实：多少得留点种子咧。

当时，我们小孩子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要搪塞大队干部，只知道那棵柳树上有一个鹊巢，有两只活泼的喜鹊——它们能够发出不同的喳喳声，向湾子里传递各种消息。

早春时节，它们喳喳、喳喳地鸣叫，声调平和，节奏明快，那是通报抢剪子磨菜刀的王大猴即将进入兜斗湾。

王大猴是一个细瘦的年轻男子，脸尖得像猴，卷发，下巴圈兜着胡须，不停眨巴眼睛；他的肩头扛一条窄长的板凳，板凳前端的面上卡着一块乌青的磨刀石，左侧的板凳腿绑有一只小木桶，板凳后端的面上是一个固定的木箱，里面装着錾子、抢刀、砂纸等工具。他进了湾子，从我家台坡下经过，脚下无声，手里甩一串金光闪闪的铜片，嚓嚓嚓地响，一边吆喝抢剪子来磨菜刀，那声音变了调，加上拖腔，不像当地口音，专属于他这号手艺。

得到喜鹊的通报，又听见王大猴的铜片声与吆喝，湾子里的人接连从屋里出来，举着刀剪招呼，谁家先招呼的，王大猴就登谁家的台坡。之后，在禾场上歇下窄长板凳，从顾客手里接过要抢要磨的铁具，菜刀、篾刀、镰刀、剪子、铲子、斧头、锄头、锹镐什么的；因为抢磨的功夫在铁具的刀口，他得一一用右手拇指的指腹在刀口抹过，看看厚薄卷秃，倘若判定某件铁具缺钢，干脆劝人卖了废铁，免得浪费工钱。验货后，王大猴起身去客户家的灶房舀水。

这时，抢剪子磨菜刀的消息已家喻户晓，更多的人拿着刀子剪子斧头赶来。王大猴一边往板凳腿上的木桶里灌水，一边交代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地上就哐当哐当地响，摆了一溜铁家伙。然后，王大猴骑在板凳上做活，大人小孩围成半个圆圈观看。几个年幼的孩子总是站在人圈的最前面。我看见他手背上的青筋一鼓一鼓，脸颊的汗珠开始一颗赶一颗地滚落，磨过的刀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磨刀水溅了几滴到我脸上，我拿手去抹。他说：走开娃们，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们都说：好看。身边的大人就笑。他磨好了一把菜刀，举起，正用拇指的指腹在刀口极轻极慢地抹动，台坡口的椿树上突然发出喳的一声，众人抬头，看见了追来看热闹的两只喜鹊，回头再看王大猴，他纹丝未动，指腹抹过刀口。

王大猴磨一把菜刀两分钱，抢一把剪子三分钱，有钱的给钱，没钱的赏两个鸡蛋。如果一角钱找不开，顾客让他欠着，他必定退回去让顾客欠着。湾子里的望家婶既泼辣又小气，挑了两个麻雀蛋大小的鸡蛋给王大猴，王大猴一笑。望家婶说：你那两个东西小，两个小鸡蛋够了。王大猴又笑：您咋晓得？望家婶笑着举起剪刀朝空中一剪。

入夏，柳树上又传来喜鹊的喳喳声，节奏固然均匀，调子却明显低沉，透着且喜且忧的态度，应该是劁猪的来了。

劁猪的姓郭，人称郭胖子。郭胖子胖胖矮矮，田字脸，胡须长在喉结上方，眯着眼似笑非笑，訇一声鼻子吐一泡痰。他有一种特别的稳重，几十年后，一位宣讲传统文化的诗人一旦出现，我便禁不住想起他来，觉得同样的矮与胖。当年，郭胖子单肩挎一个帆布的土黄色挎包，背后斜背着收拢的网罩。他其实一专多能，除了劁猪（或骟猪），也做线鸡的业务。那个帆布挎包里装有劁、骟、线的工具，背后的网罩用来捕捉禾场上的公鸡。此外，他一手拿碗口大的铜锣，一手拿小棒槌，进了湾子，一边走一边敲两下。

郭胖子之所以令喜鹊且喜且忧，是因为他很快就会弄得湾子里猪汪鸡叫。猪和鸡是兽禽，跟喜鹊同类，喜鹊自然要同情的。这一天，如果劁猪的郭胖子还没有离开湾子，喜鹊就一直蹲伏在柳树上，一声不吭，单是张望，小眼珠骨碌骨碌地转。

劁猪（包括骟猪）是在猪身上动刀子，猪的力大，郭胖子必得让客户出一名男子（或者勇猛的女子）来帮忙，控制猪的反抗，通常阵仗不小；又因为湾子里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猪要劁要骟，劁猪和骟猪成了难得的场面，很值得看热闹。我一眼就发现，郭胖子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特别长，长得超乎人类，而且三根手指的端头差不多齐平，令人惊异和敬畏。果然，它们无论是从母猪肚皮的刀口里揪住一根肉管来劁，还是在公猪的屁股上抓住两坨肉球来骟，都表现得孔武而利落。线鸡是摘除公鸡藏在肚子里的睾丸。鸡的力气小，线鸡时一人可以操作，只需客户往地上撒一把米，指出哪只公鸡要线，郭胖子拿起张开的网罩，闪身一送，那公鸡就被捕了。

看劁猪的郭胖子做活，不仅有趣，也引发思考。主要有三点比较深刻。一是为什么从猪和鸡身上摘下的物件一定要甩到屋顶？这跟换牙孩子的上牙掉了埋在床底而下牙掉了扔到屋上——有什么相通的道理吗？我一直在想，到了中年也含含糊糊。二是追究劁、骟和线的目的，当年问大人，大人们只是笑，越发逼得我思索，于是便有性的觉悟与启蒙。三是偶尔联想到人，免不了浑身顿生鸡皮疙瘩，由此，让我长大后对古代皇宫中去势的生动与反动大有认知。

也有小伙伴落下后遗，当年有个六岁的男孩，他和姐姐把家中的几只鸡分成各自的队伍，属于他的一只红花公鸡不幸遭逢郭胖子的毒手，顺利长成肉鸡，过年时被父亲杀掉，他很伤心，从初一哭到了十五。几十年后的一天，我与他同坐一席，请他吃烧鸡，他赶紧摇头笑笑。我不知道他六岁前是否吃过鸡，反正他说他是不吃鸡的。

接着是剃头佬。

剃头佬挑着剃头担子，很隆重，还在老远的公路上，两只喜鹊已交替地喳喳，声调欢悦，节奏均匀而轻快。剃头佬在丁字路口的柳树下拐了弯，往湾子里走，喜鹊拍翅飞出柳树的冠顶，接连从一棵树上飞蹿到另一棵树上，喳喳地追随。

剃头佬是一个麻子，头戴灰色搭帽。他的左脸上有一块皮麻成了瘤疤，大过五分硬币的面积；头上的那顶搭帽从未取过，估计头皮更加稀烂。他姓苟，兜斗湾的人背后叫他苟麻子，当面喊苟师傅。苟麻子师傅忌讳麻字，有一回在隔壁湾子剃头，正在接受剃头的人招呼一个麻姓的人“老麻”，苟师傅不由顿住，那人又招呼一声，苟师傅用剃刀剃缺他的耳朵。所以，苟师傅来到兜斗湾剃头，大人小孩说话都得慢半拍，唯恐发出麻音来。

苟师傅差不多每月来一回兜斗湾。剃头是老少男人需要的，基本上每家轮着接待苟师傅。他进了湾子，不用叫喊，也不必甩铜片敲铜锣，直接上农户家，一回一家，轮着来。他在农户家的堂屋里歇下担子，担子的前后各有一副木架：前面的木架上嵌一面花糊的方镜，方镜下边是抽屉，里面装剃头工具；后面木架的顶头是一根挂毛巾的横撑，下边有一个中空的圆圈，用于搁搪瓷脸盆。苟师傅摆好了两副木架，正要挪椅子，东家端来半盆水，搁在其中一副木架的圆圈中。剃头开始。剃头不兴排队，大人或有急事的人先来，小孩子靠后；一般也不围观，除了等候的人。

我不喜欢苟师傅为我剃头：我的头老是撑不住地歪斜，他扶正时手很重，特别生硬；尤其是那条乌黑的毛巾，差不多混合了一万人的气味，奇怪地臭；有一次，他把碎发弄到了我的领子下面，我痒得不行，稍一动弹，他就猛力搡我一把，像是厌恶。而且，他给我哥哥剃头时，总是夸赞我哥哥长得英俊——我与哥哥同父同母，他怎么不夸赞我呢？他让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这个麻子！

不过，每次剃完头跨出门槛，我都会得到另外的礼遇——那两只喜鹊在屋外的树上齐声喳喳，啪啪地扇动翅膀，为我脱离苦难而欢呼。

然而，有一回苟师傅哭了——

那天，一个调皮的男孩在门外大声叫喊：妈，你滚回去。“妈”跟“麻”的发音含混，正在堂屋里剃头的苟师傅陡然顿住，朝门外瞟了一眼。轮到那个男孩剃头，起初平静无声，突然，那男孩惊叫：日你妈，好疼！捂着一只耳朵逃脱座椅，站到旁边去哭。不用说，那男孩的耳根是被割伤了。有人上前安抚，劝他回去继续剃头，他不从，只管呃呃地哭，只管骂那三个字。苟师傅不吱声，耷拉着头去门槛上坐下。过了一会儿，那男孩被人牵回椅子，耳根的一道米粒长的血印已经干枯。苟师傅听见动静，起身回去拿剃刀。这时，我看见，他起身之际，捏着袖子擦了一把眼睛……门外，喜鹊诧异地轻喳一声。

他是大人，为什么也哭呢？

在我，柳树和喜鹊犹如生活的开端。

它们是那个叫作兜斗湾的湾子的标志。兜斗湾的地域内有无数的树，但人们说到柳树，比如“柳树下见”，专指湾子南边的那棵有喜鹊的柳树。外来的人，外出回来的人，看见柳树，就到达了目的地；如果来者留意，从喜鹊喳喳鸣叫的调门中，可以听出兜斗湾此时的态度。大热天，路人去那儿躲荫；遭遇暴雨，行人朝那儿飞跑。有人在树下成为朋友，有人在树下吵过一架。

那儿还是生产队的三大公共场所之一，另外两处是队屋的禾场与湾子中段的桥头。别队长讲话时，以柳树为靠山，喜鹊在树顶安安静静地听他发脾气。开完会，社员们就近下田干活。收工了，想听人说古、打探消息、传播流言蜚语，也来此地相会。最浩大的一次是唱花鼓戏《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湾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都聚在柳树下；公路上一辆卡车被堵住，后面的汽车拖拉机跟着停下，司机们干脆熄火，邀车上的人一起来听戏。

那儿向来光明磊落：且不说争论农事，即便传播小道消息，也都高声大嗓，不怕柳树听见，任喜鹊一惊一乍；大白天，当着众人，光棍和少妇可以随便打情骂俏；忍不住密谋坏事或搞男女关系的人于三更半夜来过后，从此不好意思面对柳树，担心喜鹊走漏风声。

事实上，那儿成了整个湾子的进出口，不单是人的进出，还有消息进出、时代进出、喜忧进出、生活进出、希望进出……

我上小学后，经常张着耳朵聆听那棵柳树上的声音。

秋天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喜鹊喳喳地叫唤，急切，反复，像是惊喜，也有慌乱。我站在台坡口朝南边张望，看见那两只喜鹊在柳树的冠顶上蹿下跳，羽毛且黑且白地频闪。接着，公路上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有人喊：快来看，汽车撒传单啦。

我进屋放了书包，跑过去，公路上和公路边干涸的沟渠里已先到了许多大人小孩，正忙着捡传单。那些传单有红的、白的、黄的、绿的、蓝的，跟书页一般大小，散落在地上很是绚丽；我捡起一张，上面的文字飘出油墨的芳香，不由莫名地兴奋。

只是，我不明白喜鹊的叫唤为什么透着惊慌。

传单上有很多新鲜句子，我把传单带去学校，给老师看，老师说都是“革命内容”。我听从老师的话。有段时间，我每天跟着小伙伴去公路边等候汽车来撒传单。柳树上的喜鹊喳喳一叫，撒传单的汽车就来了。高音喇叭越来越响亮，车到近前，车上的人故意朝我们头顶撒传单，刹那间，五颜六色的纸片在空中飞舞，比歇在地上更加壮观。喜鹊的喳喳声也遽然响亮起来。传单太多，我们不再是捡，而是抓，谁抓得多谁厉害。

有时，一片红的或黄的传单被风吹向柳树的冠蓬，搁在高处的枝叶上。我们胸前抱着一沓传单，站在柳树下，仰起头，等传单掉下来便抢，可它就是掉不下来。两只喜鹊为我们着急，飞到歇着传单的枝头，喳喳地跳蹿，传单终于飘落下来……

第二年春天，天空阴晴不定。

一个落雨的黄昏，柳树那边发出几声“哇——哇”的嚎叫，仿如怪兽来临；接着便是喜鹊喳喳地回应，声音异常尖利激烈，伴着翅膀的啪啪扑打，展开了阻击……至夜幕笼罩，树上的战斗戛然而止，世界万籁俱寂，一湾子人扶着自家门框，朝着柳树的方向。

随后多日，柳树在朦胧细雨中无声摇晃。

等到天空晴了，柳树那边再次传出“哇——哇”的嚎叫，竟是胜利者得意的腔调。有人高喊：乌鸦！是乌鸦！我跑到台坡上张望，看见两个黑暗的家伙站在柳树顶端，踩得枝条一颤一颤。

太阳当顶时，几个戴红袖章的青年男子来到兜斗湾“破四旧”……远处的乌鸦哇哇两声，我看见一本老书被扔进了火焰……

从此，柳树上的乌鸦开始扩散黑暗。

乌鸦只要“哇——哇”地出声，准会有坏消息：有人找王大猴抢了剪子不给钱，王大猴不依，马上被人捆起来；劁猪的郭胖子为戒掉养家糊口的手艺，自己把自己的三根平齐的手指弄残了一根；剃头佬苟麻子不帮恶人剃头，恶人砸倒他的剃头挑子……湾子里，各家各户到处找磨刀石，队长带头“割资本主义尾巴”卖猪杀鸡，剃头的问题暂时还不知道怎么搞。都怪那两只狗日的黑乌鸦！

有个瘦长的驼背老爹，端着半边蓝花瓷碗来到柳树下，碗里装满撕碎的馍；有人问他干什么，他神秘地眨眼摆手，然后靠着树干放下半边碗，仰起头大声招呼：乌鸦乌鸦，我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以后不要报告那些不吉利的消息。可是，第二天，三只麻雀死在半边蓝花瓷碗的外面，两只乌鸦在柳树上嘎嘎直笑。驼背老爹失手了。

照样的，乌鸦不定期地“哇——哇”嚎叫。

我家的坏消息接连不断：父亲成了最小的“走资派”，不再当医院院长，被下放到偏远的卫生所打杂，不久病倒在外地……祖父因为只跟牲口说话不跟人说话，受到兽医站领导群众的严肃批判。一家人每天都担心乌鸦出声。祖母有空就双手合十，闭目祷告。

冬天来了，大雪覆盖平原。柳树白了，树冠上的鹊巢变成白白的一团，只有站在白鹊巢上的两只乌鸦继续黑暗着。有时，它们得意地哇了一声，不是特别恐怖，日子勉强太平；然而，一旦它们真格儿“哇——哇”嚎叫，便狰狞无阻，声音所到之处，天空霎时黑了下来。

一个雪天的午后，乌鸦的嚎叫落在生产队别队长的头上。

别队长也是黑色的：黑的棉衣棉裤，黑的狗钻洞帽子。他在白雪中拖着黑的脚步，黑黑地来到我家。几天之前，他干了一票大的：亲自带人杀掉队里的一头白肉猪，分给各家各户过年。但是，眼下既然乌鸦发出黑色的哇哇声，可见事情已经败露。他拜托我母亲：如果他被叫去办学习班，麻烦我母亲隔天去他家看看。他的老婆有病，三个孩子还小。母亲说：要不，就说是我的主意，我替你。别队长摇头：纸包不住火的。母亲只好提醒他：天冷，多带一些衣服。

大队来了两个民兵，大人和小孩送别队长出湾子。

白白的世界，黑黑的行人。走到湾子南边的柳树下，一团雪嗖地坠落，打着队长的脖颈，队长抬头看树上的黑影，撇嘴嗤了一声。

那时，我曾想：坏消息或许怪不得乌鸦？但问题是，这两个黑家伙毕竟野蛮地赶走了我们的喜鹊。

春节前，在等待大年三十吃肉的日子，我们几个小伙伴各带一把弹弓，去柳树下射击乌鸦。开始，一人一弹点射，打不中。两只乌鸦调戏我们，在树顶窜来窜去，抖落雪末，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后来我们喊一二三，同时射击，嘭的一声，有石子打中乌鸦，树上发出啊的惨叫，两个黑影扑扑地飞离。

但黑影不会罢休，我们并未取得胜利。

队长还没有从“学习班”出来，乌鸦依然相信天空属于自己的领地，随时在湾子上空划一道弧，从容地回到柳树上。我们开始运用“敌驻我扰”的战术，不时拿起弹弓去树下袭击。持久战，比谁能够“再坚持一下”，最后一次，逃走的乌鸦不再出现。

不过，此后两年喜鹊也没有回来。

期间，湾子里的那个驼背老爹时常倚坐在柳树下。

我去看他，发现他身边放着半边的蓝花瓷碗，碗里装着谷子。我说乌鸦已经走了咧，他说晓得，碗是洗过的，他在等候喜鹊。我以为荒唐，却不知道如何劝慰他。回家，我说给祖母听，祖母告诉我：驼背老爹是舍不得蓝花瓷碗，那碗是他家祖传的，旧社会讨米要饭都揣在怀里，可惜，乌鸦赶走喜鹊后，那碗被破了“四旧”。

一天早晨，驼背老爹在半路碰见我，笑嘻嘻的，用手遮着缺少门牙的嘴，对我说：帮我做件坏事吧。我问：什么坏事？他说：在学校里搞点钉子铁丝。我问：为什么？他说：修碗。我便答应了。几天之后，我带着他要的东西去找他。他家在湾子北头。我到他家时，他正在禾场树荫下的小方桌上敲敲打打。已是六月天气，他光着上身，皮囊下坠，肩胛高跷，额头淌着汗水，嘴巴揪得歪歪的。他见到我很高兴，赶紧拿手遮挡着笑。我把两颗细钉、一套风钩和一截半尺长的钢丝放到桌上，他看了看细钉和钢丝，留下；然后把风钩还给我，说这个没用，不要浪费，装回去。我问修碗的进展，他起身去屋里，拿来用麻线缠绕的整只蓝花瓷碗，搁在方桌中央，再从桌上捡起一枚小爬虫似的钩钉，给我讲锔瓷工艺。我问瓷碗锔好后漏不漏水，他说不会，他弄到了桐油和石灰，会抹油灰的。我想看他锔瓷，他说这是细活，不要影响他。我拿着风钩离去。

不久，驼背老爹又回到柳树下。我过去，看见一只整全的蓝花瓷碗，歇在树脚，碗里照例装有谷子；他捂着嘴笑，一手拿起碗来给我欣赏，那碗的裂缝上的锔钉排列得弯弯长长，像一条行走的蜈蚣。我蹲下身，好奇地接过碗来观摩。他不放心我的动作，伸出手来悬空托着。我说：让我去沟边试试，看漏不漏水。他连忙捧住我的手，把碗拿回去。他那么慌张，让我觉得他的锔瓷并不成功……

可喜的是，次年开春，柳树上传出两声喳喳的鸣叫。

喜鹊回来了！我们去看喜鹊。欢悦中，一个最小的男孩问：这两只喜鹊是原来那两只喜鹊吗？众人抢着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便在共同的愿望里更加欢悦。

次日，邮递员到我家，送来父亲的信。父亲在信上说，他在三百里外当副营长，带领民工点炮开山，修建焦（作）枝（城）铁路，这是一项“三线建设”工程，说明组织上是信任他的；他每天在山里从事体力劳动，饭量大了，人也胖了，请他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放心。接下来，说到家中的每个人，一一嘱咐。信是哥哥在念。信还没有念完，祖母和母亲已欢喜得呜呜哭泣。哥哥拿着信，等她们哭完。她们哭了一阵，连忙喊：念——快念呀！

念完信，母亲和祖母去找东西，准备按信上的地址寄给父亲。我问哥哥：副营长是多大的官？哥哥说：副营长只被营长一人管，一个营有3个连，一个连有3个排，一个排有36人，共计320多人。我又问：父亲是医生，怎么当了副营长？哥哥说：父亲也是院长，有管人的经验。我依然疑惑：干吗让医院院长去当修铁路的副营长呢？哥哥不耐烦了：父亲是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唦。

七月的一个傍晚，喜鹊不停地喳喳。母亲说，照父亲上次信里的意思，他们应该完工下山了。吃过晚饭，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去公路上碰运气。我们走过那棵柳树，两只喜鹊特意跳到低处来，冲我们喳喳鸣叫。我们按捺激动的心情，去公路边站着，朝父亲回来的西边方向眺望。天色暗了，我们不肯回去。

月亮升起时，远处出现人影。我和哥哥丢下母亲，向人影奔跑过去：果然是父亲！我们接过父亲身上的行李，父亲一手扶着哥哥的肩，一手搭在我头上，三人并排往回走，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在月光下静静地微笑。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经过柳树，喜鹊的喳喳鸣叫犹如鞭炮。

日子里，风开始把庄稼的芬芳从田野吹来。

也有别的好消息：西哈努克亲王再次访华，公社要放电影《智取威虎山》，生产队的母牛下了仔，嗡鼻子叔叔准备国庆节结婚，别队长说今年的水稻丰收在望，苟麻子重新巡回剃头（不收钱，改为记工分），父亲在外地又开始做医生了……插队知青到来时，喜鹊惊异地喳喳，表示欢迎；喜鹊有时也会随意喳一声，跟熟人打一个招呼；有时飞到低处跳跃，逗小孩子们玩耍，跟年轻男女说笑，冷不丁朝埋头走路的人俯冲过去，差一点擦着眉毛。

直到日子重复久了，竟让人忽略柳树上的动静。

又一年春天，喜鹊喳喳地叫着，一个年轻的跛子，迎着阳光，一歪一颠地从公路上走来，走过柳树，走进湾子里。他是生产大队的秀才，肩上扛着一袋石灰，手里拎着一只红塑料桶，桶里插了一支扫帚一样的大毛笔。一会儿，别队长在我家屋山头摆一张方桌，帮助跛子爬到方桌上，跛子站起身，开始用“扫帚”蘸桶里的石灰水，往墙上写字；字很大，写完两个，从方桌上下来，队长挪动方桌，他再爬上去写两个字。方桌挪了三次，墙上出现一句话：抓革命，促生产！字白得耀眼。接着，他去下一家写标语，从湾子南头一直写到北头，阳光下的兜斗湾顿时又白又亮。

两只喜鹊不识字，翩翩地飞到各处看新鲜……

转眼，田野的稻子和棉花收获归仓，一队青壮年男劳力从湾子里浩荡而出，后面跟一辆牛拉的胶轮大板车，板车上码着被褥行李以及箢箕、扁担、铁锹等工具。经过柳树时，两只喜鹊喳喳地欢送。他们是要去80里外的湖区，参加开河筑堤的水利工程。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可青年人走后，湾子里少了喧闹，两只喜鹊时常寂寞，站在柳树顶上张望，像静候征夫的人，弄不出细微响动。

快过年了，生产队经请示大队同意，可以杀一头猪。一日，阳光普照，队屋前大张旗鼓地烧水、清场、磨刀；可猪还没有响动，一队人马出现在公路远处，柳树上的喜鹊爆发似的喳喳鸣叫，是湾子里那伙青壮年劳力回来了……杀猪的就笑：狗日的们，已闻到气味咧。

但过完年，别队长打起柳树的主意。

上年里，常有手扶拖拉机在湾子旁边哒哒地驶过，别队长想为生产队买一台，由于钱不够，搁着，年后突然发现可以把柳树锯了做木料卖钱，已联系买家来看过，价钱合适。于是，他在柳树下召集几名队干部开会，大谈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宣布锯树计划。结果，他遭到了全体反对。年长的说：这棵柳树已经成了精，动不得。年轻的反问：柳树锯了，喜鹊去哪儿？别队长也犟：一次说不拢，二次；二次说不拢，三次。双方争论最激烈时，妇女组长仰头看树上，摆着手小声说：莫让喜鹊听见了。众人不由一怔。

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两只喜鹊悄然飞离柳树，去向不明。别队长望着天空抽完一支烟，不再提锯掉柳树的事。

多日后，喜鹊回到柳树上，每天清晨轻柔地喳喳，向一湾子人表达谢意。别队长摇头叹息：老子差点落下骂名咧。

大约过了半年，别队长另生一计：把湾子前面的三亩水杉林锯掉。水杉林的水杉不到十米高，还没有长成栋梁之材，卖给外地人做檩条或椽子，勉强可以凑齐买手扶拖拉机的钱。这回，别队长不用跟其他干部商量，趁我母亲去仙桃照看病中的父亲时，直接吆喝社员干了，收到的钱已交付出去，就等着开回手扶拖拉机。

可是他得罪了我母亲。因为那块水杉地是母亲带人开垦的，那片水杉林是母亲组织栽种的，那些水杉苗是父亲帮母亲从很远的外地弄来的，虽是公家的财产，但那是一处清新、一个愿景，父亲每次回来休假，都要和母亲去看那片水杉林……母亲回到湾子里，发现水杉林不见了，去找别队长，别队长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嘻嘻笑，母亲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矮子，目光短浅，永远当不了大官的！

乡村的贫穷令人茫然，我开始莫名地疏远湾子里的人事。

十二岁，我背上行李，离家去毛嘴中学住读。出湾子时，两只喜鹊喳喳地为我送行。此后，我亲耳听到的喜鹊叫声只跟我有关：在我回来或离去时喳喳地响起。因为它们的鸣叫，我还在公路上，祖母已站在台坡口，用手搭着额头，朝柳树方向观望。我看见祖母，向她奔跑，一口气跑到台坡下，大声叫唤她，跨上了台坡，站到她面前；她落下遮在额头的手，双手捧着我的脸，干枯的眼睛不停眨巴，一边喃喃地说：我儿瘦了。我便笑，牵她进屋。

祖母活着的时候，无论我在哪里，都听得见那两只喜鹊在兜斗湾南边的柳树上喳喳鸣叫……那里是我人生的理由。

1982年，我还在念书，据说喜鹊有过一次觉悟很高的表现。

当时，试行“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开了，柳树上不时发出嘹亮的喳喳声。一天早晨，别队长外出开会，两只喜鹊喳喳地飞离柳树，为他送行；可等到下午，队长脸色沉暗地回来，它俩双双歪了头，一声不响。次日，生产队在柳树下开会，别队长传达“包产到户”政策后，表示目前只是“试行”。有人问：到底包还是不包呢？别队长不表态。有人直言：队长，你是不是怕丢了权力？别队长恶道：包了老子也是队长咧。众人喊起来：那就包呀！队长仍不肯明确表态。这时，两只喜鹊急了，跳到地上一阵喳喳大叫。队长掉头看喜鹊，有人说：你看，喜鹊也赞成包。

“包产”的事暂时搁起来。

就在这当口，天空突然一暗，湾子南头传来消失已久的“哇——哇”嚎叫。接着，柳树上掀起激战：两只乌鸦哇哇地扑向两只喜鹊，两只喜鹊喳喳地迂回还击，摇晃的枝叶一串赶着一串奔跑……但这次喜鹊异常骁勇，怎么也不离开柳树。母亲说，她举着长竹竿去给喜鹊帮忙，有一只乌鸦猖狂地扑啄竿头，她刺中了那只乌鸦，两个黑坏家伙最后溜之大吉。

柳树上的战争平息了，喜鹊每天喳喳地催促“包产”。母亲在柳树下等来队长，跟他说：实事求是，别拖了，分吧。队长叹息：您也觉得应该分？母亲说：你想做喜鹊还是乌鸦？队长眼皮一抖，讪讪地笑。

往后，兜斗湾家家户户每年有余粮……

现在，往事永逝。我在武汉，站在现实的柳树下。

这是一棵注定的柳树，或者就是老家的那棵柳树。

——但这不是怀想与乡愁。且不论现在的交通快捷信息灵通，事实上，我后来每年清明都回老家给埋在那里的先辈扫墓，几乎可以及时看到兜斗湾的变化，至少那里的概况一直在我的视域之内。而今，那个21户人家的湾子还在，整个儿移了方位，家家起楼房，房前屋后栽了好看的花、种了好吃的果，湾子南边那棵柳树业已消亡，偶尔听见的喳喳声不知来自哪片树林；至于兜斗湾这个名字，没人接续使用，因了乡村管理需要，已改为别湾村第×组……在我的观念里，这一切都是必然而可喜的进步，没理由愁绪蔓生。

——也无所谓现代性批判。我在城里的批判与任何柳树无关。况且，从前我在兜斗湾的柳树下亲身体验过贫穷的窘况，而眼下东湖西岸柳树下的生活无疑是好的。我一向以为，同时捏造“农耕温馨”而批判“城市荒漠”的人若不是出现逻辑故障，便是情感的企鹅。城市文明历来比乡村发展走得更快。一个老男人无论怎么怀念抢剪子磨菜刀的岁月，也绝不会希望自己的儿孙回到从前的那里去生活。怀念是自私的，不一定是理想。倒是有一种可能，现在或者未来，城市温馨与乡村惬意可以相异共美——而文明，也包含个体可以自由地对生活做出选择。若说批判，城市和乡村永远需要在检讨中前行。

未来的人不会只在一棵柳树下乘凉。

我所在意的是，东湖西岸的这棵柳树与我建构了一个神奇的精神格局：它的矗立，让我心中的那棵柳树日益蓬勃。

我不相信人造神，但敬畏自然。一棵显形柳树与一棵隐形柳树的会合有着不可言说的神性。在深秋或初冬的月夜，我来到这棵伸张着光秃秃的枝杈的黑色的柳树下，得以异常清晰地看见从前那棵立在兜斗湾南边的苍翠的柳树——它们相距两百里，相隔四十年，但它们因为我，于同一时空存在。它们原本就在同一时空吗？我想到了超越四维空间的“无维时空”的景观——想到了时空的同在性。那么，这两棵柳树便是相处在同一时空：其中一棵以光秃秃的枝叶呈现空无时，另一棵以繁茂的翠绿替它展示生机和生意；反之亦然。那看不见却看见了的两只喜鹊，它们同时属于这两棵柳树，包括喳喳的鸣叫，包括喳喳鸣叫的音律变化……而且，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对生活的悠悠关切与情义，指向相同而莫名的人类远景。

于是又有乡愁，超越那个兜斗湾的乡愁。

于是也有批判，撇开都市与乡村的批判。

这些年，母亲在她的五个子女家巡回居住。两年前的春季，她住在我家，每天走出院子，去柳树附近的荒地干活。她已年逾八旬，高而胖，膝腿没劲；她带上一把矮小的塑料椅，坐在椅子上做事。荒地凹凸不平，散布碎砖细石，长满野藤杂草。她用小铲一下一下地铲断藤草的根茎，赤手一块一块地捡拢砖石，像愚公面对一座山。我去看她，希望她歇着，她不应，专注地铲出一块石头；我上前去帮她捡石头，她拨开我的手，自己拿起来丢到砖石堆上。没几天，荒地亮堂了席大的一片，我笑她：这是公家的地咧，您想侵占呀？她说：公家的地也不能荒着。为了成全她，我托人从外地买来28棵橘树，在荒地栽下。她则笑我：就会花钱。然后去橘林里干她的活。

又过几天，她把橘林的地面清理成了熟地，开始下种栽苗；我又去看她，正要跨进地里，她极不信任地摆手：站着，不要乱踩。有一次，她在矮椅上站不起来，我冲过去搀扶她，她站住了，忽然看见一棵青椒苗被我踩倒，连忙摆手让我走开，又蹲下身去。不久，橘林里就长出了一些纤细可喜的绿色。有时，我站在窗前观望橘林，看着母亲坐在矮小的椅子上除草或者施肥。我想，对于母亲而言，蔬菜已不是决定喜忧的缘由，而劳作才是她丢不掉的习惯，这习惯的践行便是愉悦或舒服；而且，她信任她的习惯，信任她种出的青椒、茄子、冬瓜、南瓜、丝瓜、西红柿、豆角、蛾眉豆……她的笃定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在她的岁月里落实。

母亲离开我家去下一家之前，把橘林的蔬菜一棵一棵交代给家里的家政阿姨，出了门又转回身来说：记下我的手机号，不清楚就打电话。去年秋天，橘林挂果，橘林的蔬菜长势旺盛；母亲来了，每天去蔬菜地披阅她的作品。家政阿姨问：要不要在橘林外扎一圈篱笆？母亲摆手：不用，公家的地，谁要摘谁就来摘。

今年春天，母亲在橘林里巡视，我陪在她的身边。看完菜地，她忽然抬头仰望橘林外的那棵柳树。柳树举着巨大的冠篷，两只画眉叽喳地飞进绿丛。母亲诧异而怅然地问：是喜鹊吗？

我不由一惊，赶紧笑道：有您，就能听到喜鹊的喳喳！

原来，那声音既不需要听见，也不需要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