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的这本小书，用“稽古与随时”作书名，是借用古人的两个概念。唐代史家刘知幾从历史编纂的要求出发，认为“稽古”与“从时”不应被割裂，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唐人李翰为杜佑《通典》作序，从史学经世致用的品质出发，认为“稽古”是考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启示，而“随时”则是把已得到的历史经验、历史启示用于现实的需要。前人的这一见解，从一个重要方面，道出了史学的本质，故借以用作书名，以为自勉。

这本小书汇集了近年来作者发表于报纸、杂志上的一些评论、文章和一些著作的序跋，大致分为五辑：民族与文化，历史评论，史学评论，治学漫谈，序与跋。

我对于民族、文化没有专门研究，但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民族与文化问题，是一定会接触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学习，在学习中尝试着做一些研究；在学习和研究中希望有所提高。

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是史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部分。历史评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范围，而史学评论，范围虽然也不算小，但它毕竟限于史家、史书、史学观念、史学现象、史学思潮、史学发展趋势等知识领域，或者说历史学学科范围之内。把二者区别开来，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使之在研究上不断地深入、提高。当然，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人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论史学，同时，人们又会通过史学所揭示的内容去评论历史。我们在区别二者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之后，又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自亦增添了许多关注和兴趣。

“治学漫谈”之所以称为“漫谈”，这是因为，一来所谈未必精到、深刻，不成“家法”，只是道出一些想法罢了；二来所谈的内容比较宽泛，不成系统。有了这两个原因，便称作“漫谈”。当然，所谓“漫谈”者，倒也不是随便说说，至少还是可以拿出来和读者讨论、沟通的。

这些年来，承蒙朋友们的谬爱，要我为他们的学术著作作序，这对于我来说，往往是受教益、长知识的机会。譬如，为前辈学者著作写重印前言，实质上是温故知新的过程，不知不觉地仿佛回到过去的那些岁月，感到受教的那种亲切。又譬如，为熟识的朋友新书作序，往往为作者执着的治史精神所叹服。我为汪受宽教授《陇史新探》一书作序时，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位把知识、智慧奉献给祖国大西北建设的学者形象：他出生于江苏，却在甘肃为发展高等教育、开发大西北奋斗至今。他说，他的论著是“为文化大省建设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多么豪迈的气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在这里，章学诚说的是“古人”，其实对于评论“今人”也是如此。有的序文是为年轻学人的著作而作，其中也包括我曾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著作。为他们的著作作序，一方面感到人才成长的欣慰，一方面也感到后生可畏的“压力”，学术道路上始终不可故步自封才是。至于收录了一两篇为自己的书所写的序与后记，是希望读者通过它们多少了解一点著者的心声。

上述五辑，只是大致划分，难免有所交叉，尚希读者鉴谅。书中或存在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11月20日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