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费孝通教授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并对之做了深刻的阐述与分析。这一理念的提出及其社会实践意义，是有它的必然性的。首先，从国内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已越来越显示出文化事业的重要，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也直接和间接地关系到物质文明建设。其次，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在这一背景下，各国间不仅在经济方面的联系空前密切，随之而来的是在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繁荣的局面，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要求人们做出回答。再次，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广大学人，历来十分关注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接触及其命运；百余年来，人们有许多思考和见解，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文化自觉”这一新的理念的提出，既有其时代的特色，也有其历史的渊源；同时，它也是中国学者对当今世界上某些文化观念的回应，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将是十分广泛的。

这里，本文就文化自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讲几个问题。关于这几个问题的讨论，不限于认识层面，还涉及实践层面。

一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事业的战略地位与全局观念

在唯物史观看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同一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名著中做出这样精辟的论述，他写道：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55

我们可以认为，上述论断，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之第一次科学的说明。上述论点的精髓，是指出了文化同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即“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认识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仍然是认识和处理它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重大决策必须遵循的基本观点。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社会实践发展情况，对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提法。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6 这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毛泽东在指出“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任务，认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是当时应当努力做好的“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认为“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的结束，中华民族“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的战略估量。

历史表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50年代前期共和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这些结论的正确性；50年代后期以后的一些年代，由于“左”的思潮的泛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都受到了挫折，这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些正确的结论也只有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之下才能成为现实。这也进一步说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杰出的政治家最能洞察历史、理解历史。1983年，当中国的改革事业发动之初，邓小平就指出：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57

这里说的“建设物质文明”和“建设精神文明”，是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所做的新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强调“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的时候，“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从认识上看，这跟“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要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从决策上看，其实践意义就更为重要了，它提醒人们不应轻视，更不应忽视建设精神文明的工作，以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做了新的、全面的概括，即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历史与时代特征、整体格局等问题做了精辟的阐述。江泽民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进而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58 这是对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的最本质的说明，是现阶段通观国内国际历史发展大势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纵观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对文化和文化建设的论述，其中既包含着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又反映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代特点，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指导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的确认，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是21世纪中国历史前途的客观要求。

当然，要真正落实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就必须确立文化建设的全局观念，使之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江泽民在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时，对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文化领域各部分的作用与地位、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等问题，都有十分明确的论断，从而阐明了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和全局观念，在认识上和实践上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关于文化领域各部分的作用和地位，是文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所谓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和全局观念主要即指此而言。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59 这里说的“根本”“基础工程”“重要内容”“重要条件”等几个方面，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不同，但它们是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削弱，都会影响到文化建设的全局。因此，我们所说的文化建设中的全局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全局观念，一方面是文化领域中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只有坚持了这样的全局观念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真正确保文化建设的全局观念，必须防止全局失衡的可能性，既要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文化领域各部门间的关系。具体说来，经济工作者、政治工作者应当具有高度自觉的文化建设意识，即一方面主动地以经济、政治为动力去促进文化建设的发展，一方面也善于以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来为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服务。反之亦然，文化工作者必须立足于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去规划文化建设的蓝图，并自觉地以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去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此其一。其二，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不仅要明确自身这一方面的任务，还要明确自身以外其他方面的任务，尤其是明确各个方面相互间的关系，要做到立足本位，胸有全局，使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真正成为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关系。具体说，何谓“根本”，怎样确保这个根本；何谓“基础工程”，怎样实施这个基础工程；何谓“重要内容”，怎样贯彻这个重要内容；何谓“重要条件”，怎样创造这个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怎样创造出它们之间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整体意义上的深思熟虑，才能使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建设起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收事半功倍之效。

以上这些道理，都不难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符合这些道理的事例、现象以至倾向，却总是不断地滋生出来，有的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顽症。比如重视经济、轻视文化，或者先抓经济、后抓文化等，就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更严重的是，以损失文化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经济效益”。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在一些部门、一些地区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又比如，在广义的文化领域，重理轻文的倾向，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这种现象在许多高等学校也都严重地存在着。再比如，在哲学社会科学范围内，重视应用专业、轻视基础专业的倾向，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历史学科，被人们轻视和误解，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如此等等，都阻碍着文化战略的真正实施。江泽民在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5月31日、7月16日多次发表讲话，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和崇高使命，这对于提高人们认识，改变上述倾向，一定会产生重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树立文化建设中的全局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贯彻这个全局观念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因此，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还是文化领域内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首先都必须在认识上、理论上树立全局观念，避免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其次是要努力做到各项文化建设在决策上的科学性，以避免决策上的误区和种种不协调的现象。这是各级决策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

文化建设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学术界、理论界的同仁在推进这个系统工程中可以大有作为：一方面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所长，在文化建设的某一方面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研究成果，为文化建设的大厦增添一砖一瓦；另一方面是自觉地关注文化建设的全局形势，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以有助于文化建设在整体上的顺利发展。为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学风，抵制浮夸、浮躁、轻率、偏激等不良学风，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做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

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树立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正确认识并恰当处置文化建设中的全局观念及相应举措，乃是文化自觉之最重要的标志。

二 关于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文化发展的决策与实践

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为新世纪的历史特点和主要话题之一。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面貌，都要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当然，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全人类的“福音”，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实际生活中和理论探讨中，都不乏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行为和论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国。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必须采取积极的姿态和相应的对策，趋利避害，以便赢得自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既是历史经验的启示，也是现实生活的要求。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来看待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才可能采取清醒的、冷静的、积极的方针和步骤。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如何确定文化发展的决策与实践，乃是文化自觉之积极反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从历史上看，就总体而言，各国、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持续时间的长短、进展程度的强弱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所变化罢了。中国古代的汉唐文化，尤其是唐代文化，吸收了多种域外文化；而唐代文化又深深地影响了亚洲各国以至欧洲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对欧洲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更是不可轻估的。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文化的“输入”，往往是同强权外交相联系的，与此前的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这样说，殖民地文化的最大特点和本质所在，是国家主权的被损害和民族精神的被压抑。我以为，对于中国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性质及影响，应当做具体的分析，这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增加了新的因素。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必然加快各国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是一个历史潮流。从国内环境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将继续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对外国文化的“引进”，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这也是一个历史潮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在认识上和实践上似应确立这样几条原则：

第一，经济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经济与文化又有本质的区别。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促进各国文化的进一步联系，但这不等于是文化全球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了几百年，但各国仍然有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从现实来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别、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别，这两点足以使文化的“全球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出现。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谈论“全球化”问题，也不应盲目地从“经济全球化”中推论出“文化全球化”观念。这不仅在学理上不能成立，而且在实践中十分有害。

第二，从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发展，应当看到在21世纪，各国间的文化联系会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密切。这种联系伴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而日益加强。面对汹涌澎湃而来的外来文化，我们所应持的恰当态度是：不拒绝，不照搬，择善而从。所谓“择善”，当然是按照我们的国情和我们所持的世界观、价值观原则。联系，既是客观趋势；选择，亦非没有余地。这里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也检验着文化工作者的鉴别能力和向导作用。从“五四”以来，历史留给我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极为丰富，极富于现实的启迪意义，证明这种鉴别能力和向导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发扬中华文化的民族特点，推进人类文化事业的更大进步。任何一种文化，一方面，都同一定的经济、政治、历史传统分不开。因此，世界文化是多样的，是五彩斑斓的。这种情况，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人类沟通的渠道更多了，各种文化之间的衔接点也会不断增多，但人类分属于各个地区和国家，又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其文化面貌仍将是多样的、五彩斑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在积极面对世界的同时，仍将坚持发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这是推进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继续做出贡献的正确途径。在这里，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人们说得很久的一个话题了，只是今天我们可以更加理性、更加自信地来看待它。中国文化，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历来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重视。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必将在各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识。

总之，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一方面使传统文化得到弘扬，一方面使现代文化保持民族特点，是当今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责任。

三 关于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之现实价值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文化自觉不仅应当反映在人们对当前及未来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认识上，反映在国家的文化战略和具体措施上，而且应当反映在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可以这样说，只有这几方面的配合，才能使文化自觉这一精神成果，转化为物质力量，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看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是要看这个民族的理性精神、自信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整体面貌及其达到的境界。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竞争机制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张扬理性、鼓励贡献和创造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理性、自信、创造，是时代对每一个民族提出的要求。

中华民族有古老的文明和优秀的遗产，如何使历史的财富同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并以此丰富和推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进程，是海内外每一个炎黄子孙面临的庄严历史使命。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气象恢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难以历数。本文这里所讲的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优秀遗产。

上文讲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又反转过来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及人们的种种社会实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延续中，同样会反作用于今天的经济、政治及人们的种种实践。优秀传统文化中是否还存着今天仍有生命力的积极方面？如果有的话，这些方面是什么？

在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我以为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社会作用。第一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概括其要点，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天下一家”“千古同文”的凝聚意识以及爱国主义传统。第二是历史智慧。中国有个古训：“君子以多识前言住行，以畜其德。”60 这里说的“德”，不只是德行，也包括智慧。历史智慧，首先是历史鉴戒的意识，对此，清人王夫之有段名言是：“故论（史之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其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61 可见，鉴戒思想有很深刻的辩证道理，而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的这方面智慧是极为丰富的。历史智慧还包括对历史机遇和历史选择的认识；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它也包含着人们对于自然领域和思维领域认识的积极成果。第三是人生哲学。重修身，讲诚信，以富国安民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等，这些积极向上，不断完善自身，关心他人，具有社会责任意识，重视事功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是今天的炎黄子孙应当继承、发扬的。

民族精神的张扬，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意义。对此，不用进行长篇大论的阐说，只需要举出一两个现实的事例就可以使人们洞若观火。那就是奥运会赛场和世界杯足球比赛。奥运精神，是超越国家、种族、民族的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对于奥运奖牌的争取，又切切实实地反映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人们对足球世界杯的争夺，也大致如此。这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体育比赛尚且如此，何况更深层次的思想传统。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当今的张扬民族精神，绝不是提倡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所说的张扬民族的精神，是历史意识同现代意识的结合，是民族意识同世界意识的结合，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世界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具体说来，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要看到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贡献，就是要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强、寻求救国之路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革命志向，就是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为改变落后面貌、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抱负和坚实信念。至于优秀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和人生哲学，因其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而保持新鲜的活力，至今仍对人们有教育、启迪的作用，这是得到许多人的共识的。

当然，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途径、内容、形式是多样的和丰富多彩的。其中，学习历史，进行历史教育应当是主要的途径、内容形式之一。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历史（不论是客观的历史还是记载的历史）悠久而未曾中断，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力和坚强的凝聚力，中华文明的这个特点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第二，中国历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不论是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还是层出不穷的历史文化遗存，都反映出浩淼博大的中华文明的恢宏气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62 这一方面表明历史科学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历史科学包罗万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了历史教育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它是全民族素质教育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历史教育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上至帝王、朝廷大臣，下至一般士人、平民百姓，直至蒙童少年，形成一个历史教育系统。《尚书》里的许多篇章，尤其是“周初八诰”63 ，是西周最高统治集团自觉进行历史教育的名篇。刘邦命大臣陆贾撰《新语》，总结历史经验，亦属类似情况。64 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深刻地再现了唐太宗君臣曾广泛而持久地进行了这样的自觉历史教育。65 西周、汉、唐出现“盛世”，与此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以下，士大夫们多关注朝代的兴亡成败、社会的治乱盛衰，纷纷作“兴亡”之论66 ，反映了他们所强调的历史教育的重心所在。这种情况，直到明末清初而达到极致。唐宋变文、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讲本，是他们对市井百姓进行历史教育的又一种形式，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自唐以后，《蒙求》《三字经》《十七史蒙求》《幼学琼林》等，是蒙童少年的必读书，其内容则主要是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育。而司马光撰写的《稽古录》，被朱熹称作对蒙童进行历史教育的绝好材料。67 至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被朱熹、王夫之称为关于国计民生、立身行事之书，是上至皇帝、下至士人不可不读之书。68 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多样化的、认认真真进行的历史教育系统，很值得我们借鉴。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到江泽民同志致白寿彝教授的信。在这封信中，江泽民讲到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教育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他首先从总体上指出中国历史的重要价值和研究中国历史的重大意义。他说：

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做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又进一步向全党全社会提出要求，他说：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69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历史教育的多层次性。第一，“全党全民族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这就是说，这里不存在任何的例外。第二，“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的历史教育是重要的事情。第三，“党和国家的各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的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这里又区分一般干部和高级干部两个层次，如果说一般干部的历史教育是更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高级干部的历史教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关系到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工作，是国家大计、民族大计之所在。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这些话，是有突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要有英雄的气概和充分的信心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广大青少年要有宏伟的抱负、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同时，我们还要有一大批具有国士之风的科学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企业家，要有一大批高瞻远瞩、胸怀博大、清正廉洁、以治国安邦与富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家。这样，我们的宏伟目标，就可以计日程功。

综上，历史教育对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其意义十分重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文化自觉之最根本的标志。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文化自觉之影响于人们对当今世界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观念的变化与文化发展的决策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理性精神的张扬和社会实践的主动，关系到理想和实践的更加接近。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5月27日，有删节，今恢复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