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过了大半生入不敷出的生活，最后发现没存下几个子儿，实在令人沮丧。我的人生真是不值一提！

只要能付清账单，我就对细算自己一直以来有多穷没什么兴趣。本打算写一本关于写作的书，却也如出一辙地一拖再拖。一切皆因我对此话题知之甚少，深感无颜以对。历经时间练习良久，我却依然如此愚笨无知。

我的学历是“厨房餐桌专业的艺术硕士”，这一学历是先后在安德莉亚·卡莱尔、汤姆·斯潘鲍尔、苏西·维泰罗和切尔西·凯恩家的厨房中闲坐时修习的。我从1988年就开始了这一学习计划，至今未曾中断。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毕业证书。

我参加的第一个写作研习班是安德莉亚组织的，成员都颇为友善。几年后，安德莉亚将我叫到一旁。那一周，我提交了一个写作片段，描绘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奋力与一个马上要瘪掉的充气娃娃完成性爱的场景。十五年后，这一场景被我用在了我的小说《虐杀》中。安德莉亚代表其他作家告诉我，我并不适合这个团体。我虚构的小说让身边所有人都感到不安。为了安慰我，她建议我跟从另一位作家汤姆·斯潘鲍尔学习。他最近从纽约搬到了波特兰。

说到汤姆，他的工作坊颇为与众不同。我们是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见的面，他买了这栋房子打算重新翻修。房门上钉着“不安全，请勿进入”的黄色告示，我们却明知故犯，感觉自己好似不法之徒。前房主隐居于此，在室内覆了一层透明塑料，室内的空气因而就一直保持温暖、湿润，如此一来便可栽一室兰花。房子从里到外都已经朽烂，只有几块地板可承受一人之重。作家莫妮卡·德雷克忆起她初次到此处上课的情景，说她发现门廊已经坍塌了，她在屋外徘徊犯难，房门高悬在杂草丛生的破院子上方，她不知怎样才能进得了门。于莫妮卡而言，一跃跨过支离破碎的玻璃和锈迹斑斑的铁钉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一跃就像是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必不可少的挑战。

说到院子，汤姆的说法是，等砍掉黑莓树枝、运走成堆的垃圾，我们就黏合为一个紧密的团队了。仅带手稿来参加讨论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利用周末的时间把缺口的破汤罐和死猫尸体挖出来，再把它们运到垃圾填埋场。我们懂什么呢？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厮混在一起，汤姆还给我们做湿答答的金枪鱼三明治当午餐。他真正意义上的研习课相对较为传统，但只是略微传统而已。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创作上陷入困境，他可能会掷硬币，抑或让我们去请教他最为青睐的西雅图通灵师。他也会请来其他作家，其中包括彼得·克里斯托弗和凯伦·卡尔博，他们能教我们一些汤姆无法教的东西。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一堂授课，不如说是一场对话。我对自己这本书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一场对话。我只是抛砖引玉之人，我们该交口称誉的，是我的那些老师，以及那些老师的老师，甚至可以追溯至穴居时代的先人。他们的经验可为继往开来之用。无论是经由我，还是经由他人，我们都应对这些经验加以悉心整理。

不过，我依然百般纠结。

关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写作研习班”的记忆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因素。授课老师是西海岸的一位编辑，他通过发邮件的方式大力招揽学员。那本用亮光纸印刷的小册子将他吹捧为所谓的“造星编辑”，还列举了一些已故的著名作家，据说这些人原本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但经由他培训，都成了良才。

每位胸怀大志的学员都掏了数千美元的培训费，并且提前几周就按要求支付了。这位造星编辑悠然自得地来到举办写作研习班的城市，度过了“三天”的周末。他住着豪华酒店，授课地点是酒店的会议室。不必说，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他的收费，学员中大多是丈夫有钱的阔太太，还有两三个混入其中的大学终身教授，外加一个我。我们的三次研习课，每一次学员们都汇聚一堂，诵读自己的作品，而后等待老师点评。大家都望向那位造星编辑，他则喟然长叹，请我们对诵读的作品发表评论。

此般教学策略让其他学员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然而那只是一种拖延战术。意见纷飞，但实用的建议不多。通常一条实用的建议都没有。大家各持己见，对吵占了大半时间。当杂谈会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该造星编辑却在更新着自己的邮件列表，浏览着手机上的信息，还不时点点头，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

辩论到了最后时刻，这位编辑也会参与其中，那时他的措辞起了变化，诸如“这个有趣的片段极具敏感度，你应该把它扩展成一部小说”，或者“你的作品就像××（他会插入某位他声称是自己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已故伟大作家的大名，诸如海明威、福克纳、哈里特·比彻·斯托）的一样潜力无限。请一定要坚持下去”。

大家紧握彼此的手，奉承之词不绝于耳。到了星期天下午的时候，二十五个学员每个人都得到了他的赞扬，但全是废话。该明星编辑揣着四万美元扬长而去。

亲历此般敛财的勾当后，我便决定总有一天自己要写一本书。那将是一本宽严相济的写作指南，较之那些漫天要价的写作专家的胡诌，它能提供更多实用的信息。但是，我依然心乱如麻。

让我踟蹰不前的是那些已逝之人。当我追忆曾经向我伸出过援手的书商和同行作家时，我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已与世长辞。我喜欢广交朋友，但这也有弊端，即意味着我要参加很多葬礼。写下此书是为了偿还那些人的恩情，但每每触及，便悲从中来。

令我拖延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我最好的老师。本文撰写之时，汤姆·斯潘鲍尔早已放弃了教学。他向我吐露心声，说感觉自己像是在招摇撞骗。三十年来，他始终心怀此念，即普通人，诸如白天工作的人和来自蓝领家庭的人，皆可写出传遍世界的故事。他的许多学生已然成功，诸如莫妮卡·德雷克、史蒂夫·奥尔雷德、乔安娜·罗斯、詹妮弗·拉克以及我。但汤姆自己的事业却未能取得进展，于他而言，他那套小说教学的程序开始显得像个骗局。

不止如此。汤姆身体抱恙。但涉及隐私，故此处不作讨论。

汤姆传授给学生的技巧实用且立竿见影，使其习作突飞猛进。汤姆的许多写作技巧是从著名编辑兼作家戈登·利什那儿习得的。汤姆总是引导读者效仿最优秀的作家。他帮助他的学生与代理商及编辑建立联系。自1990年起，他每周都在自己那栋危房里牵线搭桥，每个学生每节课需付二十美元。然而，就学生的书能否售出一事，他倒也颇为坦诚地表达了他的担忧。

不妨对比一下那位收费上千的造星编辑的所为：那位造星编辑对学生的习作不管不问；才跟学生打了三天的交道，就说他们才华出众，说什么他们在出版界前途无量，然后拍屁股走掉，再也见不到人了。

如果我要写此书，我宁可失之悲观，也不愿过于乐观。

如果你决意要成为一名作家，我在此说什么也拦不住你。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念头，我说什么也无法说动你。

即便如此，若你来找我，请我倾囊相授，我会告知你，出版业现已岌岌可危。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告诉我，小说甚至已无力在当前文化中激起涟漪。你来得太晚了。盗版猖獗，利润甚微。读者都去看电影和玩电脑游戏了。我会跟你说：“孩子，打道回府吧！”

没有人天生就适合干这行。对，说的就是写小说。但一旦成为作家，你就会追随其他作家，正如同安妮·赖斯笔下的吸血鬼会追寻吸血鬼导师一样。我是幸运的。我的处女作得到了四位大作家的支持：罗伯特·斯通、凯瑟琳·邓恩、汤姆·琼斯和巴瑞·汉娜。打着道谢的幌子，他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斯通来波特兰参加有关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小组讨论。我追他到希斯曼酒店，他同我讲了这句话：“旷日经久之物无非两类，或花岗岩，或文字。”

某种程度上，此书就好像是我写作生涯的手账本。从与大卫·塞德瑞斯在巴塞罗那大教堂跳蚤市场一起逛街，到诺拉·艾芙隆去世的前几个月我与她在科尼亚克的小酌，再到多年来我与汤姆·琼斯以及艾拉·莱文断断续续的书信往来，皆记录在册。我追随自己的良师益友，努力向他们求教。

因此，如果某天你去而复返，请我教你，我会告诉你，成为一名作家仅靠天赋和技巧是不够的。我认识一些出色的作家，可他们却连一部完整的作品都没有。还有一些作家，有着奇思妙想，却从未全力实施。我还见过一些只卖出一本书的作家，因卖书的过程而幻想破灭，从此弃笔。此处改述作家乔伊·威廉姆斯的一段话，她说作者必须才智过人才能独具匠心，但也必须足够笨拙乏味才能为这一匠心搜集材料，将其键入电脑，反复编辑，出售手稿，修订——修订——再修订，复审编辑，校对排版稿，不停地接受各种采访，写文推广，最终将亲笔签名的书呈现于十多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眼前……

Robert Stone

然后，我会跟你讲：“现在你可以走人了。”

但如果你第三次来找我，我会说：“孩子……”我会说：“别说我没告诫过你。”

来自巡回售书旅途的明信片

我的废话都是让鲍勃·莫尔吓出来的。其身高只及大多数人的胸口，顶着乱蓬蓬的花白头发，留着两撇海象那样的八字胡。他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二十三大道书店的老板，还创立了太平洋西北书商协会。一旦身陷关乎糊口要事的出版事宜，你就会发现这些区域书商协会还真是可以同舟共济的好盟友。1996年8月，时值《搏击俱乐部》精装本出版之际，我在他的书店举办签售活动。他将我叫至一旁，说：“孩子……”

当时我已经三十四岁，却还在福莱纳卡车公司干着全职工作。早在1986年我就开始在卡车装配线上小夜班了，那些供应商代表——有的来自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有的来自康明斯柴油机公司，还有雅各布斯发动机制动器公司的——会为我们送来甜甜圈。为了讨好我们和表达心意，他们会摆出手提箱那么大的粉色箱子，里面装满了巴伐利亚奶油甜甜圈和果冻甜甜圈，都是各味小糖条和椰丝馅料的，表面也撒满了这些东西。工友们至爱的一个恶作剧便是把油枪的喷嘴插进某些甜甜圈里，往里面注润滑油，然后躲在有金属网的配件箱后观望，等着有人过去咬一口被加了“料”的甜甜圈。我们玩得乐此不疲。

我于1986年大学毕业，获得了新闻学学位，装配线上的很多工友也拿到了该学位。我们常戏言道，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应该教焊接技术。掌握焊接技术的生产线工人每小时可多挣三美元的焊接差价呢。

第一次巡回售书后，我就彻底死了逃离那家工厂的心。我在西雅图市中心的巴诺书店举办售书活动，参与者只有两位。我从旧金山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去利弗莫尔[1]的一家巴诺书店举办读书活动，根本无人问津。为此，我白白浪费了只有七天的年假，随后就回到了波特兰，回到了福莱纳卡车公司。

在二十三大道书店，鲍勃对我说：“如果你想以此为业，你需要每年出版一本新书。绝不能超过十六个月都不出新书，因为十六个月后，人们就不会再登门，也不会再追问我你有没有出新书了。”

每年一本，我已了然。木已成舟，无路可退。

鲍勃了解这一行，当作家绝非易事，要有资质证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市政府曾联系我，要求我提供一份现有存货的清单。我解释说，我是个作家，我的存货就是我的创意。对方问我桌上是否有钢笔或铅笔之类，我说有，他们说我需要清点我身边所有钢笔和铅笔的数量，然后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将它们计为现有存货。他们并非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鲍勃所言也句句属实。

“还有一件事，”鲍勃提醒我，“不要用太多逗号，人们讨厌满是逗号的句子。句子要简短明了，因为读者喜欢短句。”

鲍勃退休后搬去了科德角，成了红袜队的狂热球迷，最终长逝。

二十三大道书店也随即歇业。

保佑你，鲍勃·莫尔，你的谆谆告诫会永存我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