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

前尘旧梦 作者:郑逸梅


中华书局成立于民国元年元旦,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诞生,有那么一段小故事:

中华的创办人陆费伯鸿,他是编纂《四库全书》桐乡陆费墀的后人,名逵,以父名芷沧,因字少沧,任职文明书局。这时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常出席于书业商会,和文明书局的陆费伯鸿时常晤见。高梦旦发觉他不仅能掌握印刷发行业务,而且对于编辑工作也有相当经验,认为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于是和张元济商量,用优厚的薪金聘请他为出版部主任。高梦旦以后又把侄女嫁给他。岂知伯鸿别有雄心壮志,不受羁縻,颇思另创基业,图谋发展。

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潮流,奔腾澎湃,不可遏止。这时商务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他们觉得,如果仍旧印那些“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这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吗!但又觉得,要是编印革命教科书,却又不能公开,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要触犯清廷,如何得了。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商务当局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伯鸿,于是便找他来商量办法,他却很肯定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商务当局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实际上,陆费伯鸿所说的话,不是由衷之言,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自以为“蛟龙非池中物”,这正是别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他目光锐利,看到清政府朝政日非,民情激昂,革命党人抱着牺牲精神,仆一起百,再接再厉,革命成功,即在眼前。所以他一方面若无其事地敷衍商务,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但编成了不能公开付印,因为一方面不给商务当局知道,一方面又须避清吏的耳目,普通印刷所也不敢承印这种所谓“大逆不道”的革命书册。不得已,托鸭绿江路日本人所经营的作新印刷所,付诸铅印,大都为二号字,图为木刻。伯鸿的三弟权辰亲往校对,进行迅速,到武昌起义时,书已十成八九。这时,伯鸿立辞商务职,商务愿月酬四百元挽留他,伯鸿以别有组织,和克敦、知方等毅然不顾,而自创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发行所设于福州路,为二层楼房,于民国元年元旦开幕,命名为中华书局,伯鸿为总经理,戴克敦为编辑长(直至一九二六年克敦逝世,编辑长由伯鸿兼任)。一套合于新时代的新课本称为《中华教科书》,赶印齐全,春季开学,各校都采用《中华教科书》,销数很好。商务所印的许多内容陈旧的春季课本,顿时成为废纸,欲另编新本,已措手不及了。这使高梦旦非常难堪。蒋维乔调笑高梦旦说;这一下,你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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