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概念的茶铺历史其实并不长

不能远离的尘嚣

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性，有很多是上千年慢慢形成的。喝茶作为中国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广为流传的陆羽的《茶经》，开篇即称：“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在中国的文化中，对生活的享受并不一定和丰厚的物质条件有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超然脱世的心态。

在古代中国，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杆，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

这种情调给了我们后人无限的想象力，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典雅的环境下品茶作画，该是多么地心旷神怡，文思敏捷，灵感如泉！

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把优雅的生活，似乎与物质的条件，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其实，对生活的享受，经常是取决于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

同郑板桥一样，一些喜欢茶的人不喜欢喧闹，因此茶铺不应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甚至提议远离茶铺。抗战时期《新民报晚刊》上一篇题为《吃茶ABC》的文章称，饮茶应该有一个宜人的环境，干净、整齐、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这个标准，“茶馆绝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洁瓷”。

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在大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因此，茶铺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的确，茶铺对那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去处。

但也恰恰正是那个热闹的气氛，作为一个自由交往的空间，茶铺才吸引了众多的茶客。

也就是说生活方式的追求各有不同，清静和热闹也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方面，关键在于个体的不同追求和生活态度。

茶室、茶坊到茶馆

在成都，虽然茶铺具备了郑板桥心仪的茶竹两者，因为茶铺皆使用竹椅并经常坐落在竹林之中，但通常是顾客盈门，熙熙攘攘。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胃口和情调。

古代中国的各种记载提供了有关茶叶、茶叶生产、饮茶、茶文化的丰富资料，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茶馆历史悠久，但其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出现的，则不得而知。

历史资料提到诸多饮茶之处，诸如茶室、茶摊、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园、茶亭、茶厅、茶楼、茶铺等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称。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我们并不清楚它们与今天所看到的“茶馆”有多大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不过，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为同行同业聚会以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

最早的记录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是在从山东、河北到首都长安途中，有许多卖茶的铺子。另外，在《旧唐书》和《太平广记》中，也有“茶肆”的记录。

关于宋代茶馆的记载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古杭梦游录》等。唐代出现了茶师，宋代出现了茶馆。茶馆一出现便生意兴隆，很快便如雨后春笋，挑战酒馆的地位。

在宋朝，茶馆散布于全国城市和乡村，人们早晚都待在茶馆里，在那里做生意，把那里视为社会中心。到了明朝，茶馆更是普遍，周晖的《二续金陵琐事》和张岱的《陶庵梦忆》关于明南京，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关于明杭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关于明南京和杭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关于明扬州等，都有对茶馆的不少描述。

竹枝词里的茶铺

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元代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妓演唱“茶词”。

不过，20世纪之前关于成都茶铺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者无非是几首竹枝词。乾隆时期的成都著名文人李调元吟道：

秋阳如甑暂停车，

驷马桥头唤泡茶。

怪道行人尽携藕，

桥南无数白莲花。

当然，从这首诗所透露的信息，我们也并不清楚客人从一家茶馆、还是一个茶摊买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时已有卖茶水的生意。

据说李调元还写有一幅关于茶馆的对联，不少茶馆都喜欢悬挂：

茶，泡茶，泡好茶；

坐，请坐，请上坐。

嘉庆时的一首竹枝词提到成都的茶坊：

同庆阁旁薛涛水，

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

翠竹清风送昔阳。

这首竹枝词透露了茶铺都到薛涛井来取水泡茶，那里有楼阁、翠竹、凉风，外加美人才女的故事，让人流连忘返。

19世纪初一位自称为“定晋岩樵叟”的文人，在他写的《成都竹枝词》中，则提供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记录：

文庙后街新茶馆，

四时花卉果清幽。

最怜良夜能招客，

羊角灯辉闹不休。

“文庙后街新茶馆”，指的是在文庙后街的“瓯香馆”，在当时因为环境优雅、里面有各种植物、座位舒适而出名。

羊角灯是指过去用的照明灯，将羊角放在水里煮，煮到变软后取出，将其撑大，反复若干次，最后撑出薄而亮的灯罩，薄得像玻璃纸，没有接缝，里边点蜡烛。

入夜，茶铺里的羊角灯点得亮亮的，评书、曲艺、客人的吵闹声在周围回荡。该词不仅描述了茶铺的地点和氛围，从目前所知的资料中，还第一次看到了“茶馆”这个词在成都的使用。

那个时候茶馆也叫茶房，不过后来人们也称茶馆里面的堂倌为茶房。咸丰同治年间，成都文人吴好山写有《自娱集》《野人集》等十余种书，其中有一本叫《笨拙俚言》，里面收入了他写的《成都竹枝词》95首，其中有一首就写到茶馆：

亲朋蓦地遇街前，

邀入茶房礼貌虔。

道我去来真个去，

翻教做客两开钱。

就是说街上碰到亲戚或者朋友，打了个招呼，就马上热情邀请去茶馆里边慢慢聊天。

茶社与茶铺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很长历史的所谓传统，其实进入我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有许多所谓的“传统”是现代才创造的。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蜀海丛谈》中说：“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

也就是说到了晚清，在成都，茶馆仍然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并不是很舒服，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各茶铺逐渐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铺群起仿效。

“茶馆”是对中国这类服务设施最常用的词。但是在四川，过去人们虽然也称茶馆，但是口语中更习惯叫“茶铺”。另外，还有其他的叫法，如“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

在过去成都，熟人在街头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便是：“到茶铺喝茶”，或者“口子上茶铺吃茶”。这里“茶铺”可以指任何一类茶馆。因此在这本书中，除了资料本身称“茶馆”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都使用“茶铺”这个词。

如果说“茶铺”是称人们所使用的公共空间，那么“茶社”或“茶社业”则经常指茶馆这个行业。在20世纪初，一些更优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在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

茶馆的地域性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其实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所组成，一旦这种地方特色的文化消失了，所谓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因此，如果以国家文化来打击地方文化，其实最终也会反过来伤害到国家文化本身。

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铺和茶铺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即是说成都茶铺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

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铺，都有不少共同点：人们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厅、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国茶馆”。

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

在北方，如北京，戏院在17—18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瓜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是其主要的生意。

在华北的茶馆是用高木桌、长凳子、茶壶，坐起来不是很舒服，茶壶泡茶也不利于品茶，而且顾客加开水还得另付钱。因此，人们称这些茶馆为“无茶无座”。

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头或地方士绅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喝茶聊天。

在南方，茶馆发达得多。在《梦粱录》《儒林外史》等有关中国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几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黄炎培、张恨水、何满子、黄裳等人关于茶馆的回忆也几乎都是南方城市。

有人观察，在广州，老人们称茶馆为“茶室”，这些茶馆主要是卖点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们称是“有座无茶”。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铺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比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不是士绅，就是富商。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铺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

扬州虽然在长江北，还是习惯上被视为南方的一部分。在那里，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而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光顾，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所谓堂水炉子，即老虎灶，只卖热水和开水，都为下层人民服务。

在上海，性别间的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成都早得多。在187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鸦片烟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当然也会有一些妓女混迹其中。1880年代，中下层妇女也经常与男人同处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

事实上，茶馆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馆那么重要，例如原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所指出的，咖啡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充满政治和文化意义”，在1930年代的上海，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地，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象征”。如果说上海人去咖啡馆追求“现代生活”，那么成都居民则在茶铺里捍卫“传统”生活方式。

虽然茶是中国的“国饮”，在全国大江南北的城镇甚至乡场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人那样，其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学家也同意，在华北饮茶不像南方那么普遍，茶馆和茶馆生活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

巴波在其回忆中，讲到他坐茶馆的经历，他发现茶馆的数量，“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数四川多，四川境内要数成都多”。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饮茶习俗。例如，北方人说“喝茶”，南方人说“饮茶”，四川人说“吃茶”。

成都茶铺是中国茶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茶馆文化的精华。也可以这么认为，成都的茶铺是中国茶馆的代表，因为它具有中国茶馆和茶馆文化最丰富的历史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它是根植于地域、生态、生活方式而发展起来的，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间关系的话，那么成都茶铺无疑是最典型的观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