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自 1933 年发表《收脚印》以后，杨绛（“杨绛”为笔名，本名“杨季康”）开始从事文学写作，中间几经中断，不觉已经八十多年了。至今还以百岁之身坚持创作，偶或跃身文学潮头。她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创作历程最长的人了。她的文学活动涉及文学创作、作品翻译及文艺理论研究三个领域，成果多多。与此同时，她又以著名学者钱锺书妻子的身份被人关注。她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给她带来很多敬仰，也带来一些嫉妒，她的作品和行为被很多人尊敬，也被一些人厌恶，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至少说明她的文与行都能引起人们的反应。本文要做的就是要探索这位女性作家的整个文学历程，结合她的生活和时代，做“知人论世”的多向度思考，试着揭示杨绛的创作个性及其总体风格。本文以文学创作为中心，对同样重要的译著和文学理论观点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提及。

总体上看，八十多年里，杨绛创作各阶段使用的文体多有变化，思想内容也实现了跃进，未曾经意但自成一种个性的书写。她的文学历程大体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为 20 世纪 30 年代。从发表处女作散文《收脚印》开始，陆续发表了小说《璐璐，不用愁！》和散文《阴》。此时期还是雏凤初鸣，虽然稚嫩，但是也很有分析价值，因为未经世事，又是创作起点，更能反映其初心，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与她的天性更为接近的特征，有助于探明人生经历对她的创作有什么意义，以及她的风格与交往圈子之间的联系有哪些等等。第二时期为 20世纪 40 年代。杨绛在上海沦陷区艰难度日，因偶然的机缘在朋友的鼓动下投身戏剧界。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闹剧《游戏人间》的上演使她受到关注，并得到好评。不久悲剧《风絮》也得以出版。一系列戏剧创作成果使她蜚声上海剧坛。后世也充分肯定她在这段时间的戏剧创作，具有文学史地位。这段时间，杨绛适应时代和环境的要求，大胆挑战自我，竟然尝试戏剧体裁，并且能一炮走红，其创作天分和聪明才智实在令人钦佩。第三时期为 20 世纪 50到 70 年代末。由于政治风云多变，杨绛放弃写作，从事比较安全的翻译和文论写作。她的翻译活动开始于 1934 年前后，也是偶然接受了叶公超的翻译任务，小试牛刀，即奠定良好的基础。后于 1948 年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从事英国小说教学，所以从英译本翻译了西班牙的《小癞子》，1954 年译法国的《吉尔·布拉斯》，1957 年前后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委托重译西班牙的《堂吉诃德》。此一时期论文有《论菲尔丁》（即《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重读〈堂吉诃德〉》等，后来结集为《春泥集》（包括6 篇，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出版）。虽然，没有创作但是也保持着与文学的联系，从国外文学名著和本国经典（《红楼梦》和李渔戏剧）中获取资源。第四时期为新时期以后，属于自由创作时期，写作了一系列小说和散文，这一阶段是杨绛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干校六记》《将茶饮》等散文，引起关注。短篇小说集《倒影集》和长篇小说《洗澡》也成为焦点。第五时期为钱锺书和女儿钱瑗去世以后至今。境界进一步提升，虽然年老体衰，但是坚守生命，秉烛夜游，精神中增加了一种孤独的抗争意识，写作逐渐带有独语性质。2003 年杨绛完成《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2007 年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版），2010 年完成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杨绛的论文日见增多，近两年达到每年二百篇以上，话题涉及她的整体特色、局部特点，涵盖较广。本文不打算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从多个侧面来还原杨绛的完整面目。我的总问题是杨绛的整体创作世界的全貌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其精神的哲学层面出发，总结杨绛的哲学立场；从其心理层面出发，总结其心理感情方面的特征；从文本层面出发，审视其艺术的较普遍的特征；从时代层面出发，探讨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从群体和文化资源层面出发，思索杨绛与其他作者和流派之间的关系；从风格层面，总结其本人的生活和才智与整个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

其中涉及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杨绛初期试作竟然入选《大公报丛刊小说选》，得林徽因青眼原因何在？沦陷时期迫于生计从事戏剧创作竟然大获成功原因何在？新时期以来散文和小说每有所作即引起关注，以至于有研究者在分析杨绛作品研究状况时批评说：赞扬之词太多。这种情况不符合学术客观性的要求，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杨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当然，这种认同还带有自发批评的色彩，尚不属于职业批评。无论如何，在大众层面上讲，杨绛得到普遍赞誉。其魅力来自哪里？是因为她善于适应环境，哗众取宠，还是个人魅力受人追捧？是因为因缘际会，还是才华超众？

再有，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道出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很多人都当作理据用来分析她的作品。这样做也有其合理性，毕竟那是杨绛本人解释自己行为处事原则的话，反映了她的有意识选择。但是，也要注意到这种原则不能涵盖和解释她的一切行为。了解杨绛生活细节的人都知道她也会奋起抗争，在日本占领者面前勃然作色，为了钱锺书手稿问题与人对簿公堂，等等。这些行为又如何用“隐身衣哲学”来涵盖？鲁迅曾说过，陶渊明并不是只有“静穆”和“伟大”，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的意思就是要评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要照顾到整体。人是丰富具体的，身上会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不能充分理解这些矛盾，往往会错误地理解对象，失去全人。就杨绛来说，身上的矛盾如何协调？她究竟是真清高，还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杨绛做全面的研究。

尽管如此，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突破。为此，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对已有的研究基础做一次简单的鸟瞰。下面对几个方面的研究分述如下：

一、精神内涵

关于杨绛的总体精神倾向问题，从杨绛的哲学层面直接进入其艺术手法的，大概要数所谓“智性”的研究了。有人在各种文体中总结出她的智性特征，以使她与其他女性作家区别开来^注；胡河清指出杨绛具有“青光含藏”“大智若愚”的格调。^注人们联系杨绛本人的夫子自道，抓住“隐身衣”的隐喻，把它看作“智性”的一个表现，比如林筱芳认为杨绛与钱锺书一样，创作具有边缘立场，^注并以此观照杨绛的人生和文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余杰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批评杨绛的“智”，认为如果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采取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将使民族更加多灾多难^注，为杨绛辩护的人则认为杨绛始终如一地据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写作立场。^注

杨绛的写作智性的特点是明显的，除了表现为冷静旁观的姿态，还表现为边缘的人生态度，其实争论的双方并不矛盾，所谓“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绝不是“中心”的立场，这点与传统士大夫的理想立场是不同的，更接近他们被权力抛出正轨时的立场———独善其身。批评杨绛的人其实是身在边缘，心向天下，与士大夫的心理类似。本文关心的不是杨绛有智性特点和边缘立场，而是这种立场反映了她个人的什么价值观念。

有人把杨绛创作的特点概括为“喜剧性”。这个概念当然来自对其早年喜剧创作的研究，后来在书写“文革”严峻时代的小说和散文中所流露出的调侃轻松，也可以看作印证和发展。如果放到精神层面就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被认为是喜剧精神^注的表现。还有人认为杨绛的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注认为其效果是在精神境界上超越现实的“残缺”^注。关于喜剧感的来源，人们大多把杨绛的喜剧精神直接归因于她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和取向，或者把这种幽默联系于智慧，强调主体的智慧对幽默产生的重要作用。然而，“喜剧世界”与智慧之间的联系还有待揭示，“喜剧”是否可以涵盖杨绛整个精神特征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艺术特征

散文被公认为杨绛个人写作中成就最高的文体。研究者把握了杨绛的散文写作手法总体上表现为“虚写淡化”^注。刘思谦认为杨绛九十年代的散文“选择了反讽修辞”，借助于“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来达到反讽效果。^注还有人认为，杨绛的独到之处主要在于有“三美”：“忠于生活的真实美，特征鲜明的个性美，节制笔墨的含蓄美。”^注有研究者认为杨绛散文具有在情在理，平易自然，韵味深永的特点。^注有人认为杨绛散文继承了“五四”时期林语堂、周作人等一代人所开创的幽默文风，同时又摒弃了幽默中的谈玄论道，而是立足于日常生活、平凡小事，历史反思的时候能够冷眼旁观。^注这类对于散文特征的概括和散文史的定位，大体准确。除此以外，杨绛散文研究者较多使用比较方法，将杨绛散文与宗璞、黄宗江、楼适夷、钱锺书等人的散文加以比较^注，显示他们的同中之异。

戏剧方面，主要关注杨绛喜剧的贡献。柯灵回忆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运动时，曾把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称誉为“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存中有数的好作品”^注。剧目刚刚面世的时候，李健吾就曾评价说：“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注研究者除了将喜剧与喜剧精神联系起来以外，还在戏剧史和流派背景下衡量杨绛的地位和共性，如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张健《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胡德才《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认为杨绛上承“五四”以来世态喜剧创作的传统，借鉴西方又具有民族特色，成为继丁西林、王文显等人之后世态喜剧创作的传人，把世态喜剧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审美层次，并使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走向成熟。^注总的来说，对杨绛喜剧创作研究得较为充分，而对于悲剧《风絮》几乎无人提及。很可能是因为大家太注意她的喜剧特色，所以造成对于悲剧的忽略。如何把悲剧或者说喜剧背后的悲剧精神也放入杨绛的阐释体系也是整体理解杨绛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小说方面，对于《洗澡》研究的比较透，除了对她描写“文革”的方式有些批评言论之外，^注基本上是肯定的。相对来说，对于她七十年代末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则研究得不够充分。对小说风格加以描述的研究者则从语言、形象、情节结构和手法等方面加以归纳，并探讨了小说喜剧风格的成因。^注

综合研究的除了归纳精神内涵的以外，总结三种文体共同特征的还有，以喜剧性笔法作为杨绛作品特点的，此外还有强调杨绛作品的客观再现真实特点的。^注

总体来看，这部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局限于某种文体，对于整体的把握还不够充分。

三、风格

因为杨绛创作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所以研究者对她做了不少风格论的把握。有评论者以“玉”来比喻杨绛的风格，以为杨绛的文字“外表朴素，不炫示，叫人望去油然生宁静心情；她还能准确，节制，不蔓不枝，叫人体会一种清洁之美；玉当然又绝不冷硬，她显出温和，淡淡却持久地散发；还有润泽，透露着内在丰富的生命律动”^注。有人认为杨绛的风格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反讽。^注

从文体出发，总结风格的也有一些。戏剧方面，张健认为杨绛世态人情喜剧具有自然冲淡、言近旨远的含蓄风格^注；胡德才以为喜剧风格具有清新、自然、优雅、风趣等特点。^注散文方面，胡乔木认为《干校六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注；散文整体则被认为风格“清雅隽永，豁达冲淡”^注。小说方面，有人为《洗澡》“呈现出温柔恬淡的风格。”^注

这类概括多为直感的表达，无论对于整体风格的把握还是具体篇章和文体的风格总结都有一定真理性，但同时也存在未做深入剖析的问题。原因在于风格论本身的体悟性特点，倾向于总体感觉，而难以证明，所以风格论研究方法常常把风格看作不可分析的。另外因为偏于部分的风格总结，因此仍没有兼顾全体，故仍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以上鸟瞰仅仅涉及本文关心的方面，并没有全面总结杨绛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这些粗陋的梳理来看，虽然成果较多，但是还有开拓的空间。无论是“喜剧精神”还是风格概括一般都限于某种文体，或者某个时期，或者某篇文章。对于杨绛与流派的关系没有很多探讨，因此杨绛显得像“独行侠”。其实，她虽然显得很独立，与流派和知识分子群体保持一种距离，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周围的影响，呈现独特的从属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在知识分子与杨绛的关系方面，不少研究者在研究其精神层面时触及，做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思索^注。在流派方面，则仅有许道明的研究成果，他把杨绛戏剧放到京派的背景下来研究，综合分析杨绛自南而北的文化阅历和人格特点，认为杨绛的喜剧创作是“用京派的态度写海派的世界”^注，并把杨绛与李健吾、丁西林等中国现代喜剧大师并称为“京派喜剧家”。可惜，许道明的研究并未受到高度重视，一直以来关于京派的研究都把杨绛排除在外，京派的传承也只到汪曾祺而斩。此外，对于杨绛女性身份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对其女性意识独特性的研究则较少，对杨绛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深入分析，^注对杨绛的心理结构分析更是没有涉及。

本文打算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除了研究杨绛创作本身的特点以外，还重点从她文学背后的人生观、哲学出发，联系其心理层面，逐渐过渡到她与历史的关系，最后结合她的个人生活讨论其风格的形成。总之，是多层面、多向度地考察杨绛这个作家的主体及其与历史的互动，借以开拓广阔的研究空间，从而使杨绛研究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注：范宇娟：《隐身衣：一种南方的智慧———杨绛小说的智性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 1 期；徐岱：《大智慧与小文本：论杨绛的小说艺术》，《文艺理论研究》2002 年第 1期；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期。

注：胡河清：《杨绛论》，《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 1994 年版。

注：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 年第 5 期。

注：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当代文坛》1995 年第 5 期。

注：李江峰：《余杰的疏误》，《书屋》2000 年第 9 期。

注：黄科安：《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文艺争鸣》1999 年第 2 期。

注：吉素芬：《残缺意识与喜剧性超越》，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年。

注：余萌：《论杨绛创作的喜剧精神》，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注：周文萍：《学者机智 女性心情———谈洗澡对情节高潮的淡化》，《名作欣赏》1996 年第 1 期。

注：刘思谦：《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 2 期。

注：李险峰：《论杨绛散文的写人艺术》，《理论导刊》2005 年第 10 期。

注：王澄霞：《清幽独放的艺术奇葩———杨绛散文创作论》，《扬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期。

注：杨华轲：《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南都学坛》2002 年第 7 期。

注：李咏吟：《存在的勇气：杨绛与宗璞的散文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 6 期；周政保：《“怀人忆旧”的意义：读杨绛、黄宗江、楼适夷的散文》，《文艺评论》1993 年第 3期；范培松、张颖：《钱锺书、杨绛散文比较论》，《文学评论》2010 年第 5 期。

注：柯灵：《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上海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注：转自孟度：《关于杨绛的话》，《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蕙兰等编，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1 页。

注：胡德才：《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3 页。

注：施蛰存：《读杨绛〈洗澡〉》，《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6 页。

注：杜胜韩：《论杨绛小说的喜剧风格》，《大理师专学报》2000 年第 3 期。

注：叶含氤：《杨绛文学创作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2006 年。

注：杨建民：《宁静、平和、智慧、清洁———杨绛之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 年 1 月10 日，第 8 版。

注：刘思谦：《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郑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注：张健：《论杨绛的喜剧———兼谈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世态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

注：胡德才：《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8 页。

注：转引自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328 页。

注：王澄霞：《清幽独放的艺术奇葩———杨绛散文创作论》，《扬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期。

注：周文萍：《学者机智女性心情———谈〈洗澡〉对情节高潮的淡化》，《名作欣赏》1996 年第 1 期。

注：唐韧：《耕耘知识分子的方寸地———杨绛〈洗澡〉的人文精神蕴涵》，《广西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注：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5 页。

注：只有以下论文涉及这个角度。张健：《论杨绛的喜剧———兼谈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世态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马俊山：《重返市民社会建设市民戏剧———论 40 年代的话剧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 年第 2期；胡德才：《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