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昌淦先生小传

郑昌淦先生（1918.4.17—1998.6.11），男，汉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郑先生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他身处逆境，仍靠自己的聪颖和勤奋努力，于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由此与严耕望先生结为同窗好友，并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诚挚友谊。在抗战时期，曾任河南叶县《华中日报》主任编辑、总编辑。1946年6月至1949年5月，在台北市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名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史地系任讲师兼院长秘书。郑先生于1949年5月离开台湾，取道香港，6月14日到达北平。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理论。1950年3月，转到由尚钺教授任组长的华北大学教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组任研究员。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郑昌淦任中国历史课程的主讲教师。后晋职为副教授、教授。“十年动乱”之中，郑昌淦遭到了一些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之后，他作为历史系的主要学科带头人，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上努力工作。还曾经担任校工会和校职工代表大会副主席的职务。1988年9月离休。自1992年开始，郑先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由于积劳成疾，郑先生不幸罹患肺癌，1998年6月11日逝世于北京。他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以及推动学科建设的一片赤诚，直到现在依然是人大历史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郑昌淦先生标准照

郑昌淦先生工作照

郑先生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数十年，积极参加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地主庄园经济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重大历史问题的学术讨论，发表了一批有独特见解的论著，成为海内外有影响的史学家。

郑昌淦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日甲午战争》《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怎样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学说史》等。他还发表了《井田制的破坏与农民的分化》《唐宋庄园经济》《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等史学论文30余篇。他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郑先生认为必须在完整地、忠实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准确地分析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尚钺教授提出“魏晋封建论”之时，郑先生是这一学术观点的主要阐述人之一；当尚钺教授和他的学术观点受到粗暴的批判时，郑先生没有因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到了80年代，郑先生依据多年来苦心钻研的结果，部分修订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将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提前到东汉时期，由此而成为“东汉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86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古代史分期讨论会”，是在郑昌淦先生的筹划之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北戴河休养所召开的。参与筹备工作的有北京大学的俞伟超、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等人。郑昌淦先生所作的以倡导学术自由、反对“一言堂”为重点的大会主题报告，引起了到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

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郑昌淦先生也颇有建树。郑先生提出，至迟在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机体内部已经出现了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末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后来，由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的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了残暴的摧残，因而没有按照自然的发展趋势壮大起来，而一度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状态。

郑昌淦先生论文手稿照片

郑先生作为尚钺先生最倚重的学术骨干，在编写教材、教书育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编写《中国历史纲要》（尚钺主编）一书时，郑先生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为编订这部曾经在50年代引起全国史学界关注的通史教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郑先生还在1979年主持了这部著作的修订再版工作。

作者与郑昌淦等先生在古北口长城下合影

郑先生的课堂讲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时有嬉笑怒骂之语，发人深思、令人回味，尽显名师风范，因而得到历届学生的欢迎。

郑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忘我奉献，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说明：郑昌淦先生在我读大学时，就给我们上过课；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他是我的导师。对郑先生的感激和尊重，永存五内。中国人民大学多年前曾经出版过一套书，收录了一批本校知名教授的个人传记。郑昌淦先生的小传，由我负责撰写。这就是本文的写作缘起。当时学校给出的篇幅限制是1500字。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再加之有篇幅限制，我对这篇小传，并不满意。郑先生的学术影响，我在《“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一文中有所叙述，读者朋友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