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爱农》的虚构成分

散文可不可以虚构？一般认为不可以，虚构就是小说了。但从散文创作的实例来看，局部的虚构似未能免，其中人物的语言尤其是如此。只是分量不能过多，不能穿帮露馅，应有严格的控制和恰当的处理。

空论无益，试举一例以明之。

鲁迅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集中，既有因时隔甚远而造成的记忆误差（一般回忆录中也难免有这种情形），还有若干自由的抒写，亦即为了文章之美而故意的虚构——这是我们在研读此集，特别是《范爱农》一篇时应当心中有数的。这一点鲁迅本人曾经声明过，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写道：“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最后一句是很好的解释和烟幕，我们可以理解为其中多有为艺术的需要而作出的虚构。

《范爱农》一文写作者与范爱农的四段交往：1907年在东京的同乡会上，1910年（“革命前一年”）春末在绍兴重新相会及其稍后，绍兴光复，分手之后。其中的虚构主要见之于第一、第四两部分。

第四部分写道：“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于是孙德清（卿）拍了一张显示刀伤的照片，“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照这里的说法，似乎王金发的部下捣毁《越铎日报》以及孙德清（卿）的四处喊冤是在1912年3月，但此事实际上要晚些，其时鲁迅已在北京。《鲁迅日记》1912年8月7日：“见北京报载初五日电云，绍兴分府卫兵毁越铎报馆。”鲁迅也曾看到孙德清（卿）近乎裸体的照片，颇为吃惊。^[1]

第四部分又记了范爱农常说的一句话：“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这事大约会有，但范爱农绝不可能用“鲁迅”这个名字——这个笔名是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才开始使用的，鲁迅该被称为“豫才”才对。现存范爱农致鲁迅的几封信^[2]中，称谓皆作“豫才先生”。改作“鲁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又前文“哦哦，你是鲁迅！”和“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这两处的情形也是一样。

不过最大的虚构还是在第一部分。鲁迅写道：在1907年的同乡会上，自己与范爱农发生冲突：徐锡麟等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惨杀，鲁迅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而范爱农反对发电报，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后来在推举电报拟稿人时，又有些不愉快。这一段虚构得很厉害，据周作人回忆说，当时在会上主张发电报的是倾向于君主立宪派的蒋观云一派，他们要求清政府文明处理此案，不要随便处刑，实际上是“借了主张公论的幌子，去和当时的清政府发生关系”^[3]；另一派反对发电报，认为既然革命是双方开火，不必跟清政府去说什么话，鲁迅和范爱农都属于这一派；当时鲁迅还写诗讽刺蒋观云，范爱农引人注目之处只是他那特别的态度和语气。

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和同志，二人关系十分密切；徐锡麟被捕后，清政府追索“通逆谋乱”的余党，两江总督端方致电驻日公使杨枢，指名要他密切注意范爱农和沈钧业这两个徐锡麟的同党，“不论何时回国，先期电知，以便设法密拿”^[4]。范爱农发言时那样激愤，那样“冷”，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鲁迅自当有理解的同情，而不至于认为“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这样写显然是虚构，是运用误会法构成冲突，为下文蓄势，使文章波澜起伏，也用来表现范爱农那特别的性格。如果照实去写蒋观云如何，自己如何，文章便容易枝蔓了。

但回忆散文中作这样大的虚构其实是不妥当的；鲁迅后来意识到这一点，自称“《范爱农》写法较差”^[5]，差就差在虚构过头。所以，《范爱农》一文不能完全视为信史。之前曾经看到一些关于鲁迅的年谱、传记，根据《范爱农》来记载鲁迅同范爱农在那次同乡会上的冲突，这是很值得加以推敲的——尽管是鲁迅的原文，我们却不能死于句下。除了周作人提供的回忆录之外，《范爱农》文中也有关于虚构的内证，文章在叙述过那场冲突以后写道：“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候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因为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放开革命的对象而迁怒于一个同学同乡，情绪化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哪里是1907年鲁迅的境界？这自然是顺流而下继续为下文蓄势的虚构，决不能作为信史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