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七十
今年“国立清华大学”举办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有朋友辗转问我要不要写一点回忆性质的文字以为祝贺。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作为前文之补充。
现在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址很广,规模很大,教授的阵容坚强,学生的程度优异,这是有口皆碑的,不过我所能回忆的清华是在北平西直门外海甸北的清华园,新竹校园虽美,我却觉得有些异样。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我考取清华,我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间,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攒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蹭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 White)主演的《蒙头人》(Hooded 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我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我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在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我练过跳木马、攀杠子、翻筋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区区我。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宏伟,亦不尽在于其庋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麇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的《四库全书》,我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我的印象恶劣。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定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对联一副颇为精彩——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四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我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是一点或五点或九点,一点半是“叮当,当”,两点半是“叮当,叮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年轻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分。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板上翻跃,乃相率蹇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鸣鸣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菜,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个呼呼地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素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球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争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指使,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当时最普通而又最简便的游戏莫过于“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楦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术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沟,以嘎儿斜置沟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儿之一端,则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此戏为两人一组。一人击出,另一人试接,如接到则二人交换位置,如未接到则拾起嘎儿掷击平放在沟上之木棍,如未击中则对方以木杖试量其差距,以为计分,几番交换击接,计分较少之一方胜。清华并不完全洋化,像这样的市井小儿的游戏实在很土,其他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顾,而在清华有一阵几乎每一学生手里都挟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个老铜锁匠担着挑子来到运动场边,他的职业本来是配钥匙开锁,但是他的副业喧宾夺主,他管修网球拍、补皮球胎、缝破皮鞋、发售木杖儿木嘎儿,以及其他零碎委办之事,他是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者。
中等科的学生编为童子军,高等科的学生则练兵操,起初大家颇为认真,五四以后则渐废弛。
童子军分两大队,第一大队长是梅贻琦先生,第二大队长是席德柄先生。我被编入第二大队的一个小队。我们的制服整齐美观,厚呢的帽子,宽宽的帽沿,烫得平平的,以视现今的若干学校童子军,戴的是软布帽,帽沿低垂倒挂如败荷叶,不可同日而语。童子军的室内活动以结绳始,别瞧这伏羲氏的时候就开始玩的把戏,时到如今花样忒多,我的手指头全是大拇指,时常急得一头汗。我现在只记得一种叫“渔人结”,比较简单,其他如什么帆脚索结、八字形结、方结……则都已忘得一干二净。户外活动比较有趣,圆明园旧址就在我们隔壁,野径盘纡,荒阡交互,正是露营的好去处。用一根火柴发火炊饭,不是一件容易事。饭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觉得好吃。做了一年多的“生手”才考上了二等童军。上兵操另是一种趣味,大队长是姓刘还是劳,至今搞不清楚,只知道他是W.W.Law先生。那时候的兵操不能和现在的军训比,现在的军训真枪实弹、勤习苦练,那时的兵操只是在操场上立正开步走,手里拿的是木枪。不过服装漂亮,五四之后清华学生排队进城,队伍整齐,最能赢得都人喝彩。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是曾邀约同学组织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学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做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折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鞏庵)先生做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产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琇、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周期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面不超过一百,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那年功课并不松懈,唯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这篇文字无法结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怀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几位师友。
首先是王文显先生,他做教务长相当久,后为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他的英文姓名是J.Wang Quincey,我没见过他的中文签名。听人说他不谙中文,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成为一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是广东人,能说粤语,为人稳重而沉默,经常骑一辆脚踏车,单手扶着车把,岸然游行于校内。他喜穿一件运动上装,胸襟上绣着英国的校徽(是牛津还是剑桥我记不得了),在足球场上做裁判。他的英语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说话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语言粗鲁的一般美国人士显有上下床之别。我不幸没有能在他班上听讲,但是我毕业之后任教北大时,曾两度承他邀请参加清华留学生甄试,于私下晤对言谈之间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先生才学深邃,而不轻表露,世遂少知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