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的早期学术交往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大约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才为人普遍接受。相比于古史领域一轮接一轮新旧相攻、激烈论辩的热闹场面，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寥许多。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国学人，不过蒋廷黻（1895—1965）、罗家伦（1897—1969）、郭廷以（1904—1975）、陈恭禄（1900—1966）等寥寥数位。四十年代以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地位陡升，成绩斐然，而治学旨趣已然转移。蒋、罗二位被公认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引领风气之先，令人遗憾的是，后均转投政界，无暇著述。为人所称道的蒋著《中国近代史》（后改名《中国近代史大纲》）初版于1938年，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闲，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自定义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而此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参阅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陈恭禄的学术生命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但格于环境，创造力已不复当年。他后来出版的史料学著述内容大多沿袭早期讲义，写于1963年的“序言”还特别加入若干理论性话语，强调“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原序）。

比较特殊的是郭廷以。他在1928年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家伦、蒋廷黻合撰近代史读本以供一般阅读，从三十年代开始，更推出一系列以编年系事为特征的“史事日志”型著作。更为人知者，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迅速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一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参阅陈三井编《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纵观而论，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八十年代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多个版本。有意思的是，像郭廷以这样影响一代风气的研究大家，在他弟子披露“台湾学界内情”的著述中，却被归入“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行列，而与“非主流”相对的“主流”，其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二为马列主义史学派（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近代史学风》，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反观今日不同背景的史学史学者均热衷讨论的“史料”“史观”两大学派或学术系谱中，也确难找见郭廷以其人的清晰身影。由此带来的困惑，难免让人对这位史学家产生好奇。

初识罗家伦

1904年，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由初小而高小，在家乡读了十年书，1918年考入开封第二中学。他喜欢看书，尤其新书，几乎所有商务版新书都不放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那些“很具刺激性”的言论前所未见，让他大开眼界。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郭廷以形容当时的感觉，“思想界仿佛在动了”（《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由于领导学校风潮受到压力，他不得不转学南京高等师范附中，至1923年，又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

南京对于郭廷以来说，是一片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后学界分化，以东大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北大新文化派遥相对应，隐然有双峰并峙之势。郭廷以体会的东大精神，就是“不走极端——承受我国固有文化，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史学方面，柳诒徵（1880—1956）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他指导下，郭廷以阅读了不少旧籍，自认为附中四年是“攻读古典最用力并确立旧学根底的时期”。但毕竟是受五四风气熏陶的一代人，郭廷以在大学时期也听梁启超和胡适的讲演，前者“渊博”，后者“条理”，都予他深刻印象；对柳诒徵的观点，他坦承并“不太同意”，而那些“较新的观点”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柳诒徵当时讲授中国文化史，因材料问题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主要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

由东大最初两年，渐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在他大三时，罗被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8年，罗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邀郭北上协助行政，二人在清华又有一段共事经历。郭廷以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家伦合作讲授“中国近代史”，负责主讲“鸦片战争”“魏源的海防思想”“洋务运动”等题目，这是他从事近代史教学之始。1930年离开清华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应罗家伦之聘，回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49年。对两人间的关系，郭门弟子王聿均曾做这样的描述：“郭廷以先生和罗家伦先生的关系始于师生，后来又有同事之谊，再渐渐变成师友关系，到了晚年，尤其是到了台湾之后，两人完全是朋友关系了。”

郭廷以本人也承认，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他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郭原对外国人写的中国史著作评价并不高，感觉“很肤浅”，而罗推介当时最新出版的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他立即“花三十大洋从上海买来”，仔细阅读后，观感发生了变化：“许多材料是我过去所没看到的，见解也未可厚非，不可轻视，观念改变了，开始注意外国资料。”郭廷以对此书一直非常重视，他在南京和台湾不同时期的学生，都不约而同提及马士著作是课堂上为数不多的指定参考书目之一。罗家伦还特别强调英国，认为“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英国”。郭廷以在东大时期的学业报告即以《英国在远东的发展》为题，在这篇他自称费时三个月、成十余万言的长篇报告中，主要讨论了英国早期在印度的经营，及如何利用印度进而发展至中国的过程。多年后，他在回忆这篇“少作”时，仍颇有自许的意味：“当时这报告轰动一时，直到现在基本观念还没有改变，而我由于写这报告接触近代史资料与后来我的研究近代史很有关系。”

与蒋廷黻共事清华大学

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蒋由南开转赴清华任历史系主任，一般认为是罗家伦慧眼识人，这中间郭廷以也发挥了作用。据其自述：

罗先生请不到人，自己和我合开近代史，又请朱希祖来兼课。……我到清华后，发现一份《近代外交史辑要》，油印本，两百多页，没有印作者姓名，但觉得有头绪，有体系，我问刘崇鋐，他说：“可能是蒋廷黻。”打听果然是他，我拿去对罗先生说：“这个人很值得请。”罗先生立即写信请他，蒋大为高兴。

不管对行政任命发挥了多少影响，至少在学术层面，郭廷以流露出来对蒋廷黻的欣赏几无保留。蒋本人充分意识到清华对他个人的非凡意义：“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他回忆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无独有偶，郭廷以在晚年接受访问时，也愉快地忆及与蒋结伴去故宫大高殿查大清实录的情形，谈到蒋前后数年“抄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欣赏他“有天份，名气渐渐高起来，居然在《独立评论》发表政论，有写作的方法，有见解”。

蒋廷黻最重要的史学成就《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商务印书馆1930、1934年初版），都是在清华任教时期出版的。他不满足于此前“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证据来撰外交史”的状况，将在海外学习的历史研究法具体运用到中文史料的搜集、判别、选编过程中。这样一种由基础中文文献着手的研究工作，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辑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印的外交史资料，李敖（1935—2018）后来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相提并论，称蒋廷黻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对于正从事整理近代史长编的郭廷以来说，与蒋结识，确有如遇知音之感。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在方法、观念上受后者熏陶，更加坚定“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的研究路数。

从《近代中国史》到《近代中国史纲》

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而再提前三十年，即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共事时，已酝酿此书的最初胚胎。当时罗、蒋计划合撰近代史一书，郭也答应参加。（《近代中国史纲·小记》）前两人后皆由学入政，无暇及此，唯郭廷以坚守本业，始终不懈。从形式上看，最终成书的《近代中国史纲》近似一种“简略的通识读本”，但写作实经历了长期准备，可谓其“一生学力识力简化表达的一个成品”（《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郭廷以就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初版）。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分别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着力于“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成。1931年，罗家伦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这实际上为当时研究“限定范围”（刊于《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此文作为“引论”，收入郭撰《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据以申论：“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在史料取舍上，也严格按照罗家伦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郭廷以原计划按鸦片战争、自强运动、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件分若干主题，写一部完整近代史，并雄心勃勃地拟议了总计十九卷的庞大著述计划，但随着抗战军兴，辗转迁徙，客观上失去了专心研究的条件，《近代中国史》只出版了前两册，便无以为继了。

郭廷以的主要著述，尤其多部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事日志”易造成一种刻板印象，让人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在写作《近代中国史》时，除对相关史料“整辑排比”外，他就特别注意使分离、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为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各主题下均附以简要解说，并“酌采西籍，并使其自成体系”；不过强调仍属研究初步，目的只“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故行文时“决不轻加论断，妄敢评议”。郭廷以的同辈人顾颉刚（1893—1980）在评论《近代中国史》时，称作者观念“与蒋先生一样，其书搜辑完备，考证精详”（《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张朋园以今日眼光检视两大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他进而指出，这一“历史需要解释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

中西“交通”的观念激荡

蒋廷黻的研究是从外交史拓展到整个近代史领域的，郭廷以对近代中外关系也始终保持特别的兴趣。他在大学里专门开设过西域史、中西交通史课程，认为不同文化都有其特点，亦有其相通之处；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空间上也有其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这一重视中西“交通”的观念也渗入到他对近代史的观察中，《中国近代史》整体构思就依照一个非常明显的框架，即“西力冲击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心”。王聿均对郭廷以课堂讲授的中外关系史印象至深，了解到文化的“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是何等重要，自喻宛如“蓦然张开了心灵之眼”。

郭廷以本人对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这些较快对西方做出“适应”的近代人物推崇备至。《郭嵩焘先生年谱》是他生平著述中唯一一部年谱，而这部作品实际是在蒋廷黻的提议和督促下完成的。抗战初期，蒋在重庆就表示“我的两位同乡郭嵩焘和曾纪泽的传记，最值得撰写”，希望郭能身任其事（《郭嵩焘先生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人在纽约重逢，蒋廷黻又旧事重提，建议“不妨先抽空来写一部郭嵩焘年谱长编”。一直以来，郭廷以对谱主也“同样钦敬，同具兴趣”，他与多位弟子合撰《年谱》，几经周折，最终在1971年出版（陆宝千《我和量宇师的铎瑟因缘——前缘后分皆如水》，《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当时蒋廷黻已辞世多年，一部年谱，由几代学人接力完成，也见证了近代史研究进步的一个侧面。

郭廷以到台湾后，写作了一系列专题论文，集中讨论近代中外关系、中国与世变、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反响等问题。作于1950年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一文写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此文收入《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此阶段论述仍延续了他对中西“交通”的思考，并据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来揭示“近代化”的内涵，而所谓“近代化史观”也渐渐清晰和成型。如果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近史所全面推动的“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实际上正是郭廷以“近代化”研究思路的延伸。这一项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并未以理论作为标榜，但却是当时风靡中外的所谓“现代化研究”中少数以实证方法取得扎实成果的代表。

远于“主流”的“通识”意识

一般印象中，郭廷以是一位专业的近代史研究学者，其实除长期主讲中国近代史外，他在河南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还开设过元明史、明清史、民国史等多门课程，学生评价他“元代以下的历史根基都很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廷以曾计划撰写一部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在这部草成而未出版的“通史”著作中，他自言“读史记忆固属重要，思想启发亦须注意，本书即系两者并重”，尤其强调“通变”的意义（《〈中国通史〉引论》）。前述十九卷《近代中国史》著述计划，虽中途腰斩，却包含有完整的通篇思考；至于后期出版的三种专书，《台湾史事概说》《俄帝侵略中国通史》和《近代中国史纲》均为通史性质，足称“融会贯通的成熟之作”。王尔敏总结其师史学特色，“既是长于年代学，宗旨乃是建立史学通识”。他还提出很有意思的命题：“初期之中国近代史研究，普遍不循主流学风之考证、考异、辨伪、订误、质疑、翻案等手法……蒋廷黻、郭廷以则以治重大问题为宗，远离30年代主流风气。”（《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

这里所谓“主流风气”，集中体现在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到傅斯年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一线，即作为史学科学化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也是今日研究者在梳理上世纪史学发展史时再三致意的对象。以方法为重的“科学史学”，特别强调专业化和专科化，那种问题取向的、窄而深的研究，与传统学者一再强调的中国贵通人不贵专家的观念格格不入。虽然南北学风存有异同，上述新派史学不乏为数众多的批评者，但就其掌握的学术资源及影响力所及而言，确实不可不谓为“主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这种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他着手学科建设，名为考据与综合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清华出身的何炳棣（1917—2012）回忆说，在19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二十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郭廷以与蒋廷黻共事清华，对历史的宏观理解多有所共鸣。蒋在抗战期间写出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郭对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始终备极推崇，认为“具有分析度，文笔流畅，读起来非常有启发性”；历时多年、坚持不懈地编纂多部史事日志，无疑是为通史写作奠立基础；最后完成《近代中国史纲》，其实也在追步先贤，寻求一种对近代史的贯通理解。

另外，不像蒋廷黻具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可为史学方法论提供来自“西方”的奥援，郭廷以在国内完成教育，他所毕业及后来长期服务的院校，更是在学风上与北京大学及中研院史语所等新史学重镇遥相对立。“南高学派”独特的治学取向，体现在以柳诒徵为领袖的一批文史学者对“科学史学”所持批判立场中，他们不满于唯考据是尚而不能兼顾义理的学风，坚持不应为追逐史料而迷失整体。据郭廷以自述，在课外阅读及研究近代史的兴趣方面，受柳诒徵影响很大，其不满者仅在柳轻视考证，而对重视贯通理解、追寻历史规律性的努力，并无太多异议。郭廷以认为他的史学方法，主要得益于历史系主任徐养秋（1886—1972），“严格讲起来柳先生教我看书，徐先生教我方法”，而后者的治学特色恰在于强调综合、比较，富有宏观视野。他回忆说，徐师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学问也有根基，善于用中国的历史作例证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教起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郭廷以口述自传》）。

《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成书时，郭廷以对自己的师承直言不讳：

编者研习史学，柳翼谋（诒徵）、徐养秋（则陵）两先生首启发之，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本书之编辑，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

回顾郭廷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活动，虽然难说“与当代流行学风无所瓜葛，方法宗旨各不相干”，但距离“科学史学”的主流确实稍显迂远，更与后来渐成气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毫无渊源，以致被后世史学史著者有意无意忽视，其中委曲也就不难理解。至于他在台湾草创近史所，进而培育成南港学派，真正称得上“自具源流，自辟进境”，而领导人较显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治学取向，也成为近史所与史语所之间产生持续紧张的远因。联系到郭廷以后来遭人攻讦，以致远走美国，中间也不无潜在脉络可寻。这些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论旨，姑留待高明处置。

余英时曾以《易》卦之“既济”“未济”取譬，谈到专门研究领域发展，前者以“大师（或其学说）”为中心，较带封闭性，后者则以“学”为中心，更具开放性。他认为郭廷以创办近史所便是后者的代表，“近史所的多元化发展和成绩斐然，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创始者的胸襟器识”。郭门大弟子唐德刚（1920—2009）治学旨趣与乃师迥异，而在晚年时动情回忆道：“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纪念业师郭廷以教授二十周年》）。郭廷以在大陆的学生刘敬坤（1923—2009）在2003年接受访问时，也谈到其师著述最大特点就是“忠于历史，不带政治色彩，事实就是事实，绝不能扭曲”，他遗憾地承认未能充分传继师承，但仍以受教为“毕生荣幸”：“毕竟郭先生是真正的近代史的开辟者，他对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最大，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著名美国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37—2006）一度陷于无边无涯的汉学传统无力自拔，无法为自己的事业准确定位，他将重建自信的关键，归功于“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亦即把近代史视作一个独立自存的研究领域，他得以勇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汉学家，而不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研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遨游史海：向导师郭廷以致敬》）。

在学生们眼里，身材瘦高的郭廷以体格并不很强壮，经常穿着长袍，不苟言笑，声音低沉，口才并不算佳，——“永远是一副扑克牌的面孔”。这位曾经令人生畏生敬、毕生倾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郭夫子”，已经离世近三十载了，而他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仍然历久弥新。

（原刊于《传记文学（台北）》2011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