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钻古塔
——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段因缘

1934年10月，在考中第二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门类后，夏鼐（1910—1985）给中学同学兼燕京大学时期的室友刘古谛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段话特意录在了日记里：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市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这种思想或信仰呢？

此刻能从异常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留美获中”，本应该不知怎样的欢喜才对，而上面这段夫子自道，却写尽了一个彷徨于前路的青年内心的纠结和迷惘。一般印象中，夏鼐是专业科班出身、毕生从事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却很少有人了解，在踏上考古之路以前，他的求学方向曾经几经转折，特别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下过一段不一般的缘分。

从燕京到清华

1930年秋，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的夏鼐，考入燕京大学。燕大本非第一志愿，他更想进的是交大或清华，但因患沙眼病的缘故，无法报考工科。夏鼐在日记里回顾过去的一年，掩藏不住失落：“我对于将来的生活，是希望做一个工程师，在辘辘作响的马达旁边辛勤着、挣扎着，每天劳作几小时，然后划上一根香烟，躺在沙发椅上，悠然看闲书，这种生活是何等安逸和可爱。去年一年的生活便消磨在预备投考工科的功课，然而大考后，突然发现患有沙眼症是要遭淘汰的，这对于我实是无限的失望。”夏鼐入读的是社会学系，但本系课程却难餍人意，直到入学半年多，仍然没有建立什么专业思想。他读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一书后，抱怨说：“我觉得上了这半年每周二小时的经济学课，得益实不如这几天读这书所得的多。我真有点痛恨误人子弟的教员，空废了人家有用的辰光，我更惋惜自己的错过，空废了许多有用的辰光去听无聊教员的教讲。”他对教会学校亦无好感，批评本系“主办的人是宗教中人，有点偏重社会服务，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许仕廉这一班货色，连宗教的颜色眼睛也还没有脱掉，更休说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当然是紧裹不放了”。夏鼐一度对生物学发生过兴趣，觉得它“很有意思”，“既没有像数学、物理那样的枯燥，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并且又不像文哲科那样虚浮不切实，只讲空话”，但改系事须征求家庭同意，“只好从长计议”。

在燕大，夏鼐也接触到史学课，不过，课堂经验似乎不算愉快。1931年2月16日日记用素描笔法，记录了张尔田《史学概论》课上的一幕：

疏疏的胡须，杂乱的头发，进课室来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坐下来。微微摇着头说话，苍白的唇间可以看出两列黄牙，中间已落下几粒。用两只手做着姿势来加重语气，使得坐在头一行的女性，掩口吃吃笑。他越发得意了，以为是学生们听得有兴味而笑了。越发高兴地说自己是想造就几个人而教书，却不知道这下面一大堆人都是为学分而读书。

这段略带文学趣味的日记，像极了鲁迅小说《高老夫子》的笔调，这中间明显有对燕大学风的不满，也未掩对老辈学者的失望。几天后，夏鼐还与同学由张尔田而起争论，日记写道：“我并没有他那样的拜服张先生……张尔田的思想，便在国学堆中，也不能适合。因为现在一班国学，正如他所说的充满着抄书匠的考据家，你来讲求义法，反要遭藐视。”

因为无法在课堂得到满足，夏鼐将大量时间用在了自修上。他对友人说：“我的念书成了瘾……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夏鼐读书很杂，对社会学、生物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有涉猎，还看了不少英文小说。午后阅报是“每日例行的故事”，近年的《东方杂志》，则差不多每本都从头到尾翻一遍，他承认说：“这种笨读的方法，也觉得很可笑。但是小规模的多看，我以为也有好处，尤其是不求成专家的我，多看本是消遣。”直到1931年9月，夏鼐有机会从燕大转入清华，对究竟选定哪一个专业仍没有确定的主意。他与同学曾经讨论这问题，日记中说：“我心中盘算着自己的转系到底怎样好呢？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系好，临时再行定夺。”

近代史研究之初步

转学清华前，在史学方面，夏鼐读的主要是古史及译介的外国通史通论，对本国近代史则少涉猎。日记中一处记载，是1931年3月借《敬乡楼丛书》，读同乡前辈宋恕的《六斋卑议》，并有评论：“当年所谓维新党一班人的口气，政治、社会、教育、法律、学术一切都谈，然而每条都至多不过十几行。这令人想到当年一班维新人物的呆气和鲁莽，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子大，不管懂不懂都要强说话。”入清华后不久，他的读书兴趣明显转向近代史。1931年9—10月间，花六天时间读毕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又花八天时间读毕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自11月开始，以每日数卷的速度通读《清太祖实录》。1932年元旦，设定“今年的计划”——预备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特别提到“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关于中国通史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稍有系统的研究”。

此后两年间，夏鼐大范围阅读近代史料及著述，主攻方向则为外交史。载于日记的书目，包括《筹办夷务始末》、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罗惇曧《中法军事始末》、夏燮《中西纪事》，等等；同时也读英、法文书，如马士（H. B.Morse）和高第（Henri Cordier）的经典著作。他对理论书籍同样抱有兴趣，尤喜读列宁的书，认为《国家与革命》“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帝国主义》“精辟透彻”，还由此得到启发：“其着眼点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即19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的，便更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历史，似乎也有探究的必要。”

经过一段时期训练，夏鼐对近代史研究逐渐入门。他读《景善日记》，以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相对照，即“忽生疑义，疑此日记为赝品”。还发现在欧美流行的Mannix，Memories of Li Hung Chang（曼尼克斯《李鸿章传记》）一书问题多多，特撰《洋书辨伪》一文，证明此书实系“赝制品”，“是一位无赖的新闻记者所伪造出来的东西”。（《洋书辨伪》，《清华周刊》第40卷第9期，1933年）《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是夏鼐在清华期间写成的一篇重头文章，大胆与前辈商榷，不留情面，批评的内容包括（1）材料的分配布置，（2）史实因果的探求，（3）取材之未适当，（4）整理史料工夫之欠缺。而这些批评自有其坚实的根据，其解释之所以专评外交史部分，理由正在于——“余在近数年来所最注意研究的是外交史，而这书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刚巧也是外交史。”（《评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1934年）

与蒋廷黻的师生情谊

夏鼐对近代外交史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受到曾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的影响。他不仅选修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而且在课堂外多所请益。蒋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他花了很多功夫研读的一套书。1932年11月20日记：“作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11月25日，往访蒋廷黻，并记录谈话：“蒋师对于提出之补正各点完全接受，但对于商榷之点，则以著书之困难，及本书之作其目的完全在于作补充之参考书，故许多地方与独立成书者不同，非同时兼阅其他参考书（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之类）不为功。”此后，夏鼐果将马士与蒋廷黻二书“对勘而读”，并有不少发现。这篇书评刊在《图书评论》，是为夏鼐第一次在校外刊物发表的文章（《评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这鼓励了他的研究信心，“明知道这些算不得什么，但眼见得自己辛劳所获的成绩居然有人赏识，则其喜也可知矣”。

夏鼐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鸦片战争。他陆续发表《评武堉干著〈鸦片战争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对等权的失败》《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文章，都与这一场被视作本国近代史起点的战争相关。1932年10月18日，始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这四卷大部分都是关于禁烟的奏稿。因为当时编者的意思，以为中外开衅由于鸦片问题，即今日大部分人还抱这种见解；其实当时西洋适当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扩张力求新市场，而中国却还抱闭关政策，自然引起冲突，鸦片问题一导火线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至1933年2月，读毕前60卷，并作小结：“其中颇多新材料。今阅至60卷，即道光十六年许乃济提议开放烟禁起，至二十二年签订条约。阅此书时颇缓慢，以同时校对《清朝全史》及《清代通史》二书，加以订正或补充，颇费工夫也。”

鸦片战争也是蒋廷黻的研究专长，而夏鼐读史料的一个目的，也是试图与蒋对话。同年2月4日，读书有发现：“《始末》中文件有一条系属误论，连蒋某也看不出来，大喜！草成考证大纲，有暇当扩充之成一篇文章。”2月7日，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5000余言，“自读颇为得意”。2月21日，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中又见另一强证，“不禁大喜”。所谓的“订误”，具体是指《始末》中一件认作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廿二日琦善奏折的附件，实为同年八月初九日奏折的附件。夏鼐承认说“为了订正这样一点小错误，竟费了五六千言，似乎是呆气太重了”，但之所以做这篇文，是有两种目的：其一，颠覆国人关于鸦片战争中两个形象的认知，即“林则徐先生的偶像”与“秦桧第二琦善的铁像”。关于后者，正是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已经详驳的，他进而补充说：

我想做一篇《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说明在惊涛骇浪的鸦片战争中，为什么有一刹那的风平浪静的境界，以及琦善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地位。着手搜集史料，当前的碍物便是这一件附在七月二日奏折中的照会。……如果这是八月初九进呈的，换言之，是七月廿五日接到谕旨训示后所作的，那么琦善不过是“钦遵谕旨”而已，算不得是擅自许和。这十几日之差，关系很是重大，颇有可考证的价值。

其二，用此具体个案，示范史料鉴定的必要性及方法。他说：

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无疑是第一等的史料，尚且仍有关系重大的错误。我们引用价值较次的史料时，越发要步步当心，谨防受骗。至于我不嫌烦长，详细的说出如何发生疑问，如何提出假设，如何搜集材料，以及推翻或立定假说，以及最终如何得结论，目的是想写出我作这考证时的思维过程。这是一种严格的考证法，骤观之似乎太“吃力不讨好”。但是我们如果想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则非先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可。如果不先经过这种科学的考据方法，便率尔操觚，那是在沙滩上建筑九层宝塔，永远不会成功的。

由此来看，此时的夏鼐对近代史研究已有相当成熟的理解，假以时日，可期在这一领域大有一番作为，他自己也有如此抱负——“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附识》）。

夏鼐的鸦片战争研究颇得蒋廷黻的奖励和指点。1933年3月6日记：“上午赴蒋廷黻先生处取回《夷务始末订误》一篇。蒋师云此篇颇佳，但篇首废话可以删去，又言鸦片战争史中天津谈判一段殊难研究……”而《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可说是在蒋廷黻全程指导下完成的。4月17日记：

《史料旬刊》有鸦片战争中英相致华相公文，与《夷务始末》中所收者不同。上午至蒋廷黻处询问，据云《史料旬刊》所收者较可靠，以曾于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见原本，用西洋纸书写，有英相签字。惟《始末》所收者其来源如何，殊难考究。

5月8日记：

将前作《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交蒋廷黻师阅，请求指正。

5月15日记：

上午赴蒋廷黻处取回《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蒋师云：现可利用之材料甚少，故在今日可成为暂时的结论，大致尚不错。

夏鼐的毕业论文，也选择了蒋廷黻作导师。1933年9月27日记：“今日赴蒋廷黻先生处，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作最后的商酌，但郭女士在那儿，我便有些踌躇，乃借口择定专题研究题目，匆匆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便告退了。”毕业论题的择定似乎有些仓促，没有选一直用功的外交史，而另择经济史的题目，有些令人不解。12月22日，论文大纲面呈蒋廷黻，蒋表示：“大纲尚妥，无问题。惟参考书尚希望再阅几本。”夏鼐继续广搜材料，在这方面，蒋给予了直接帮助。12月29日录有蒋廷黻致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一信，文曰：

孟和兄，清华同学夏鼐，现正研究咸同时代长江之田赋问题，尊处所抄录之档案，可供其参考否？其中或有少数，夏君须抄录，如蒙允许，夏君拟于寒假内至尊处工作一二星期，如何之处，请示知。专此即颂公安。弟廷黻。

自1934年3月25日开笔，至5月27日完稿，夏鼐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毕业论文，他说：“今天写完毕业论文，放下笔来，嘘了一口气。这半年被这件事情累死了。全篇共4万余字，是有生以来所写的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了，但是不满意处仍很多……”蒋廷黻的指导意见也被记录下来：

据云，毕业论文已阅，做得颇不错，但希望修改后再发表。又说我的文章的弊病，一在贪多，因之屑琐散漫，不能擒住主要点去发探，所以这一篇4万多字本子，最好能删成3万字左右；二在文气不尊重，常夹杂报章杂志通俗文章的油腔，学术论著应严肃一点。又指出篇内有一处以江苏情形推论全国，中国各地情形不同，此种推论太危险。

论文在答辩时颇获好评，校外评委傅斯年评价为“取材丰富，组织严谨”（徐贤修《悼念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传记文学》第49卷第4期）。后经修改，以《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为题，由蒋廷黻推荐发表在了《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当时的夏鼐肯定未料想到，三十年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还为了这篇旧作被迫检讨，自称是“在反动分子蒋廷黻的指导下所写作的毕业论文，在政治观点上完全是站在反动的一方面的”（1966年6月28日）。当然，这已是后话。

“生活史上划时期的一年”

1934年是夏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他在这年元旦日记中写道：

今年也许是我的生活史上划时期的一年，至少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是决定于今年。对于这样重要的一年，我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定的计划，偶然想起下半年的问题，常令我有一种渺茫难捉摸之感。

完成论文后，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毕业后的去向。这方面，夏鼐初无确定的主意，甚至有些茫然。6月19日与刘古谛等老同学聚餐，得知各人均有留学计划，“反顾自己的前途，顿生渺茫之感”。6月22日毕业礼，听过演讲嘉宾胡适的讲话，心绪仍旧黯然：“根据自己这几天的经验，毕业即同失业，什么也谈不到。胡适所说的，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夏鼐意在继续求学，清华研究院是一好的去处，蒋廷黻适时予以点拨，告诉他“今年机会很好，将来希望较大，如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将来可赴伦敦经济学院去研究……”又指导他预备初试，甚而开列了将来可选的论文题目：（1）清代贵胄（一、二品）之出身（贵、富）；（2）清代督抚之分析（出身、职权等）；（3）清代御史制度（或限于对外交问题之见解及其效果）；（4）清代驾驭藩属之政策；（5）清代满汉势力之消长；（6）清代军机处之始末（组织，职权，人员，变迁）。对研究院考试，夏鼐看得很重。他预想中，进研究院是毕业后一个保底的出路，承认“平生所经考试为数不少，从未有如此考试之不宁者，最大之原因，由于落第后即无处安身”。

夏鼐更希望的，是出国留学。1934年清华留美有2个历史专业名额，一为美国史，二为考古学，都不符合他的研究方向，但他最终还是报了名，并选了考古学门。结果出来，两场考试都考取了！研究院录取15人，清华历史系唯一考中一人即夏鼐。留美考试的揭晓更带点戏剧性，先是有小道消息说，考古学门成绩最佳者，英文作文首句为“My special line of study in history”（我学习的专业是历史），此即夏鼐作文的首句，预示中的希望极大。当天日记：

辗转不能成寐。我不仅喜中公费生，并且另有一种伤感。如果这个属实，则此后我的生命史将翻过一页，眼前展开的是一条完全未曾践过的新路。

10月2日，结果正式发表，考古学门录取者为夏鼐、朱延丰、谷霁光，夏鼐成绩最高。他在兴奋的同时，又生出一份踌躇：

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按规定，留美前需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夏鼐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安阳参加殷墟发掘。他当时似乎还转不过弯来，日记里留下不少自怨自艾的独白。3月17日记：“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4月10日记：“我自己觉得对于书本的嗜好，仍是太过分，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

1935年的留美公费生设有经济史一门，夏鼐得到这个消息后，“殊后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甚而希望梅贻琦校长能出为斡旋，帮他将留学专业由考古学转为经济史。4月11日，接好友吴晗的来信，“告诉与校长接洽的结果，此事恐无望……经济史一事，既已无望，死心塌地去干考古学。瞻望前途，心中实懔然自惧也”。5月4日，吴晗续来一信：

寿民（刘崇鋐）先生与梅校长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梅校长并谓，拟别致函劝兄早日决定，如决考经济史则将去年这考古学取消，今年另增一名经济史云云。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如何？

这对夏鼐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结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但在安阳发掘现场，他已感到意兴阑珊，“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与前来视察的前辈考古学家李济的一番对谈，更触动了夏鼐内心的苦涩：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至5月14日，事情终有了一个结果。当天日记：“我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作考古学家，但是命运却偏与作对，今日接到梅校长的来信，谓依校中规定：如欲投考经济史非放弃考古学不可，叫我早日决定。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着命运的摆布了。”经过一番心理挣扎与自我说服，夏鼐决定接受“命运”。后来他读到Petrie，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由彼况己，有感而发，下面一段话或是总结过去，同样也是勉励将来：

作者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与他一比较，我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完备得多，但是我所读的多是偏于文史一方面的东西，与考古学不生关系，自己对于古物虽有嗜好，在初中时便喜欢拣古钱，但对于用人办事的才干太差劲了。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逼入考古学的领域，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

余声

夏鼐转入清华，选择了读历史系，用他自己话说，“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1931年12月25日，作《史记·六国年表》校注，由此而起一番自我审视：“一方面自己得意，居然能‘细心校读，一字不苟’地念古书；一方面又替自己恐慌，恐怕因此跌入故纸堆中翻不转身，成了一个落伍者。不过念历史的人又不能绝古书而不读，此种矛盾不知该怎样解决才好。”夏鼐主攻近代史，除去追求学问的兴趣，也是为了“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大学毕业后，因偶然的机缘，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考古学之路，距那十字街头似乎更远了。夏鼐的好友吴晗对他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天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

夏鼐对考古学初无兴趣，甚至看它不起，觉得不过“第二三流事业”，又认定自身性情、能力皆不适合考古，到头来学术上只能做到“第二三流人物”。但他确是极聪明，又极用功的人，求学道路上徘徊旁顾，几经转折，一旦择定了道路，就能走得很远。

顺带值得一说的是，到英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还常见猎心喜，未能忘情于近代史研究。1935年11月25日，访Public Record Office（国家档案馆），慨叹“关于中英外交之档案，达1000余册，可谓多矣！可惜现在自己已改行，否则治中英外交史真是方便”。11月27日，至不列颠博物馆，即发现此处“颇多近代史之材料”，而“萧一山前次在此抄去不少，加之自己现在已改行，不值得去抄，但仍恋恋不忍舍，只好说是旧情未断了”。当年留美公费生名单发表，经济史一门获中的是一位南开生，夏鼐在日记还不忘小小地赌气一把——“假使我的要求获准，真不知鹿死谁手呢！”

（原刊于《读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