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母亲

云上故乡 作者:李骏 著


我的母亲

2009年,我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题目叫《回到我们出发的从前》。

那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做了一个梦。梦中非常离奇,许多死了的人与活着的人竟然都聚在一起,在同一个熟悉的村庄生活。接着,我突然回到村庄,回到错综复杂的人们中间,不知为什么号啕大哭。哭的时候,我还埋头坐在屋外的一个土堆下,捂着眼睛,尽量不哭出声音让别人看到——因为我发现头顶处,母亲就坐在那里,我更不能让她听见我哭。

其实,那时母亲已走多年了。

母亲走时,我儿子刚出生,北京刚好遇上“非典”,我在单位参加“抗非”。为确保儿子安全,他一个多月大就被送到山西岳父家里。母亲至死也没有见上儿子一面,只看到了儿子的大头照片。而我做这个梦时,她的坟头已长满了青草,她的孙子已开始上小学。

醒来我有些发呆,沿着长长的记忆,走入江南的雨里雾里和风里雪里。我记起了有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常常是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出发的目的”。我在一边叹服的同时,还想加上半句,“甚至忘了出发的目的地”。

我的出发地是村庄。村庄,是我永远埋在心底的一个痛。

村庄的记忆太长,我随时能回想起每一个细节,关于人、人们,狗、牛羊,土、土地,稻谷和麦子,森林与墓地。但记忆最深的,还是我离开村庄的瞬间,出发时的那一瞬又一瞬,一次又一次。

其中,都有母亲。

母亲嫁到我们李家时,家道已经衰落。此前,母亲仅见过父亲一次。来后才知道,我们家已一贫如洗。家族里出去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而家族因为曾经开过票号,雇过长工(河南要饭来的,怕他饿死,爷爷便留他在家里赏一口饭吃),解放后为顶指标,爷爷先是被评为“地主”,后来改为“富农”,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我们家族,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母亲刚来的时候,甚至连村里人都劝她与父亲离婚,说这个家的日子苦不穿头。但母亲坚强,硬是在李家扎住了根。

我小的时候,因为害怕孤独,总是想跟在母亲身后。她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田头地里,山沟河畔,雨里雪里。母亲苦,又照顾不了我,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留在家中,比如拿绳子把我捆在树上,等她走了再让老人解开;或把我关在羊圈里,等她出去后再把我放出来。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跟在她身后,愿意和她一起出工干活,栉风沐雨。母亲实在没法儿,只有生气。直到有一次,她们去很远的山沟里挑塘泥,刚好遇上下雨,她用尼龙塑料把我裹着丢在草丛里,回去时忘了。过了很久才想起回来找我,我因此大病一场,才改了这个毛病。

虽然如此,我知道母亲爱我。从小,我便见母亲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哭。那时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直到开始上学读书,我才知道,母亲是在为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哭。那时,村里的苦活重活累活,都是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去干的,而受到的歧视,让我们整天抬不起头来。父亲一辈子忠厚老实,生产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回来对母亲服服帖帖,对我们这些孩子却动不动就发脾气。母亲常常把家里最好吃的留给父亲,说他是家里的劳动力——“他要是倒下了,全家人就都没饭吃了”。其实呢,父亲除了种庄稼内行,家里的其他活都是母亲干的。母亲在这个家里辛勤付出,偶尔也为命运长吁短叹。但更多的,却是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有一天能够从大山中走出去。

如果不读书,我理解不了母亲。回顾自己的读书之路,真是一条不堪回首而又处处充满母爱的路。

先是读小学。我们的小学不大,只是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学校换了好几个地方,好在每个都离村庄不太远。我们每天早中晚都必须回家吃饭,最远时也只有两里多路,沿途全是绿油油、金灿灿或雪飘飘、风萧萧的田野。每条田埂上都有人,大家一路大呼小叫,有时还难免打群架。那时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读书,一切都是大人的安排。况且各家各户目的还不一样。我母亲的话是,“伢啊,穷人不识字好伤心啊”。那时我还不懂母亲为什么伤心,除了家族还顶着阶级的帽子,除了没完没了令人特别讨厌的贫穷,除了常常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闷,我不晓得母亲要我读书做什么。但是,每到期中期末,当我以侥幸的聪明换来一张张挂在墙上的奖状时,母亲脸上就洋溢出春天般的喜悦。我那时不晓得也不理解母亲的喜乐哀愁,只要她高兴,我就拼命读。所以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也始终当班长,但老实说,整个小学都上得稀里糊涂。母亲经常对着在灯下写作业的我说:“伢啊,好好学啊,不学连个账都记不会。”那时,与母亲的“记账”相比,我更喜欢她炒的为数不多的“油盐饭”。而此时,与我一同考上初中的姐姐,正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与我一起上初中,要么辍学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按当时家里的条件,哪怕只是一个孩子上初中,学费也掏不起!最后,姐姐主动选择了放弃,把上初中的机会给了我。那时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乡间特别严重,父亲太强势,母亲无奈,最后只好如此。姐姐为此偷偷地哭了好几天,眼睁睁看着我背着书包,手里攥着母亲跑了好几家亲戚才借到的七块钱学费,去上学。

入了初中,我开始到更远的学校上学。起初还可以回来,但四五里路的行程,还是有些远,中午常常赶不上家里的饭。考虑到来回耽误时间,学校便让我们住学,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住。我开始没住校,觉得还能跑,赤脚穿过村庄与田野也不觉得累,但多半时间花在路上行走。我得穿过三个村庄,躲过三个村庄的狗叫,扛过三个村庄的寂寞,我开始恍然觉得,通往山外的那条路,其实很漫长。但好奇心在滋长,关于山那边还有什么,一直是心头的一个结。到了初二、初三,学校要维修,经常换地方,我也开始像其他同学那样住学。起初父亲不太支持,因为干不了家务活,便意味着他更劳累,意味着他好不容易挣出的那点钱,又要流向一个遥远的未知。但母亲支持,哪怕学费常常是在她悄悄地流了一次又一次眼泪后,偷偷地借到,塞在我的手里。那钱,便在我的掌心有了温度。

住学,一般是一个星期可以回家一次。一星期里,我们带的咸菜常常发霉,煮饭时用的大米,得在学校边的河里或学校前的池塘里淘干净,再放入一个大锅里蒸。没有煤,我们还得挑柴火交给学校。离家五六里的路,起初是父亲挑着柴火送去。后来,父亲忙,便让我自己挑去,无非是每次少挑一点。在当时,挑着柴火上学,也成了一道风景。路上遇到好心的大哥大姐,便担过去,帮忙带一段。但往往到了学校,把柴火过秤,人一进教室,身体就开始散架,累得不行。

日子便像教科书中一样慌张与匆忙。那时我特别盼望每个星期回家的时刻,母亲站在一边,望了又望,仿佛不是她的儿子。终于,母亲到厨房里,围上围裙,开始弄吃的,他们平日自己舍不得吃的,却要我一顿全吃下去。我去田地里帮他们干活,母亲开始不让,父亲坚决要我帮着干。干着干着,累了之后,直起腰来,望着高入云天的群山,望着没有尽头的山路,望着不动声色疯狂生长的庄稼,我便常常失落,不知道天在哪里,希望在哪里。许多时候,我躺在山上流泪。悄悄地,不让母亲看见。村庄里失学的人渐渐多起来,许多人选择了广阔的田野,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还在读,一是母亲的坚持,二是我不相信黄土地里能生长出什么值得我去耕耘的东西。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所看到的、经历的,除了贫穷还是贫穷,除了汗水还是汗水。我对土地的失望,开始超过村庄。我不知道,村庄里除了人们一天天变老,除了鸡飞狗跳、牛出羊归,还会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父亲从早到晚莳弄他的庄稼,对庄稼的关心绝对超过了关心我们。我看到母亲眼里堆起的哀伤,便盛满她的哀伤独自去学校寻找希望。

终于,摇摇晃晃的青春开始渐行渐远。初中苦闷、自卑而又压抑的生活,在我多次想自杀但迎着母亲的目光变得没有勇气时,一下子打了一个结。

毕业了。但毕业不是一件好事。起初,乡下谣传,成绩一直很好的我,考上了中专。上中专,在当时意味着拿国家饭碗,吃商品粮。那是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啊。记得那天,我和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一个水田里薅秧。我们光着脚站在泥泞的田里,秧苗拂在腿上使我过敏,全身痒。起初父亲骂我,后来听田埂上路过的人说我考上了中专,父亲的态度就变了。他脸上立刻有了笑容,对我说:“原来你不是吃这碗饭的。”他开始设计我的未来,将来会在城里过怎样的日子。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考上,胸膛慢慢被喜悦撑满。那天父亲很早就收工,回到家,我看到母亲眼里闪烁着伴有泪光的喜悦。一家人,坐在灯下,静默许久。我低着头,父亲与母亲还有姐姐,都用特别高兴而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真的就要离开他们,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了。

但第二天,一个消息敲碎了全家的希望。我不仅没有考上中专,而且连高中都上不了。因为我们那个乡镇没有高中,其他乡镇的高中在录取我们这个乡镇的名额时,分数定得特别高。我们学校除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女同学考上了别的高中外,其他人都被排在了别人围墙的外面……

于是,我看到,仿佛有一盆冷水,在冬天泼到了家里人的脖子上,又冰,又凉。一家人围坐在那里,沉默无言。最后,母亲的叹息声从深夜传来,缥缈、飘忽而又沉痛。那个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推开窗,窗外弯月如刀,仿佛在我心头,一点点地割肉。我悄无声息地哭了出来。怕母亲听见,我把头埋在枕头里,身子激烈地抖动。这时,母亲推门进来看我,问我怎么了。我强忍着泪,说没什么。母亲说:“伢啊,明年再好些来吧。”母亲说完就坐在床头,我突然觉得愧疚溢出了胸膛。

为了我上高中,母亲开始漫无边际地找关系。像借钱、借东西、找人情这些事,父亲几乎沾不上边。何况,一个山里人家,与外界几近隔绝,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有点儿沾亲带故的硬关系,但人家的日子过得那样滋润,乡下亲戚硬着头皮凑上去,也未必倾心帮忙。我那时开始明白,“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古人留下的千古名句,原来是用血泪铸成的啊。母亲背着家里的花生和花生油去了城里。那时的乡下除此之外,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送人,而这些不像样的东西,在乡下实在是金贵,即使是自己种出来打出来的,平时都不舍得吃。有一天晚上,母亲回来了。一看她的脸色,不用问,结果已很清楚。

实在没有关系上其他的高中,母亲说:“认命吧,伢。”母亲还说,“命中只有八个米,走到天下不埋身。”母亲强装笑颜劝我,“千千万万的人,种了千千万万年的田,不一样过日子?”

就在我几乎认命的时候,收到了一所职高的通知书。那个地方离家六十多里地,父亲为此请木匠给我打了一个箱子——那是我出生以来,拥有的唯一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背着这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了一所职业高中。职高当时也叫农高。去了之后我非常失望,那里基本上是一块没有希望耕耘的土地,所有学生的脸色都像挂了一层灰布,个个苦大仇深。偌大的学校里,上千名学生,几乎没有人觉得在那里会飞出一只金凤凰。

这时,由于离家较远,为节省车钱,我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每个月初回去,背上一袋大米,还得带上能管上这一个月的咸菜。那时乡下没有电话,六十多里的路,几乎完全隔断了我与家的联系。偶尔放假回家,姐姐说,母亲的眼都望大了,特别是到了月底,她总是选择在靠近村庄出口的地方劳动,直到看见我的影子,出现在村庄的那头,母亲的脸上才浮现了笑意。为了这个笑意,每次短暂相聚之后,我还得再次背起米袋和咸菜,在母亲期待的目光中,为了那遥不可及的前途继续去外地上学。

一年后,终于还是像许多人那样,我也忍不住离开了那所职高。母亲背着花生油,又找了人。那次,是我与母亲一起去的。我们坐在人家的门口等,一边等我还一边哭,因为我觉得自己带贱了母亲。母亲也想哭,但她的泪水硬硬地缩了回去。母亲说:“伢啊,人在屋檐下,就得要低头啊。”于是,我低头了。等人家回来,母亲说了一堆好话。出了门,我看到,母亲的泪溢出来了。我转过身去,装作没看到。我硬起心说:“大,我和你回去种田吧。”母亲生气了,她一路训斥我,说全家人节衣缩食,指望着我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好来改变家族的生活,现在我却先包了。母亲骂得我心惊胆战,特别是她掉泪了之后,我顿时觉得心里翻江倒海,便答应她继续好好读书。几日后,所找的那个人的爱人,在街头见到我时,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别急,找好了,伢。”

泪水从我脸上滑落下来。好心的女人啊!我当时虽然不好意思向她鞠躬,但在我心底肯定是鞠躬过了。

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我去离家更远的地方上高中。去的那天,母亲委托在城里上班的堂兄送我。我总算是进了一所正规的学校上学,又回到了母亲希望的目光中,并在这充满希望的目光中,踏着无限的忧伤与苦闷上路。

这时,我基本上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学校离家有八十多里路,中间要经过县城。通常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把米和菜带到县城堂兄那里,我一个月去取一次。之所以一个月不回家,除了学习任务日渐加重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省钱。有时,连坐车回家的钱也没有。即使回去,车钱也是没有读书的姐姐上山挖药草卖钱后给的。我姐姐说,母亲在家常想我。我知道母亲想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可以说,高中几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种阴暗的心情中度过的。特别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学校的人基本都回家了,偌大的教室,经常只剩下我们几个外地生。我常常一个人走在镇子周围的马路上,对着天空,涌起无数无端的眼泪。再或,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集体宿舍,捂住被子哭。星期六和星期天学校不开饭,这意味着我得自己找饭吃,然而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去吃饭呢?镇上有餐馆,但谁能吃得起啊,买一根油条,还得犹豫再三,觉得那是一家人身上流着的汗与血,舍不得。于是,有时我就那样饿上一天,饿到头昏眼花,便躺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对前途充满了恐惧。而那时,我自尊、敏感、脆弱、自卑,多情而又多愁善感,几乎看不到一点优秀青年的影子与特质。今天翻看那时的照片,整个眼里都盛满忧愁,好像足以杀死世界上最凶猛的动物。

直到一年过去,我交了当地几个特别好的同学做朋友,他们主动帮了我许多忙,比如把我带的咸菜拿回去加工一下,或者给我带点新鲜的菜,抑或带点吃的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那时我已有严重的胃病了。一到阴天,胃部受了刺激,我痛得几乎站坐不住,严重地影响了学习。有一天,从同学的收音机里听到东北有一种治疗胃病的药,便壮胆给那个企业家写信,希望能够得到救助。但人家回信,说他们不是慈善机构,必须有钱才能买。拿着信,站在异乡的天空下,我觉得天都是阴的。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相信命运,觉得一个人的命,一定是天生就注定的。

终于,熬了两个月,我可以回家了。到了家,母亲看着我一脸菜色,开始慢慢地哭。她一哭,我的心便像沉到水底一样。我最怕的,就是她哭。所以在家待两天,干上几天的农活,我就又要走了。每次走的早上,母亲总是要把我送到村口。有时,她还一边送,一边开始抹眼泪。我说:“大,你停下来吧,别送了。”母亲不自觉地又跟着走。我又说。她终于停下来了。我告诫自己,千万别回头。等走了老长一段,回头望去,看到母亲单薄的身影还在雾中伫立,我的泪水才哗哗地流下来。村庄,也从此成了我心头永远难忘的一种痛。姐姐说,我不在家的日子,母亲常常在田岸上,在池塘边,在灶头旁,在菜园里,在山头顶,在河沟里,望着村头的路口失神。

是啊,我知道村头,那是她的全部牵挂与寄托。她总是希望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家族的命运,能让她抬起头来。一想到这个,我在课堂上便走神,压力更大。特别是每次开学时,面对越来越高的学费,我几乎都被绝望笼罩。

有一年春节刚过,学校要求去报名。因为失望与绝望,因为贫穷与贫困,学校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每到开学,不得不出此举。如果不报名,就意味着不再来上学。我在过年的鞭炮声中,跑到八十里外的地方报名。结果去的那天,下起了大雪。那是我们红安城罕见的大雪,五十年不遇。出发时,雪还很小,我对母亲许诺说当天一定回来。可转了几次车到了学校,已是下午时分,报完名准备回去时,由于雪大天暗,路上已无班车。我站在无边的雪里发呆。学校老师说:“别走了,明天再回去吧。”我看着漫天的雪,想着回去那么远,也有些犹豫。但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如果我不回去,她会不会跑出来找我?那时乡村没有电话,我又不能通知母亲。再说母亲身体不好,这么大的雪,要是真的出来找我,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啊?

于是,我做出平生一个重大的决定:绝不能让母亲牵挂与担心,走着回去!

那时,无边的雪还在下着。我走着走着,雪便开始没过膝盖。最初,还有几个勇敢的外乡同学一起走,都是山里长大的伢,走起来也没感觉什么。但快到县城时,同学们都分开了,过了县城就只有我一个人走。而八十多里的路,才走了五十里。一冻一饿,腿都麻木了。我又渴又饿,这时天慢慢黑下来,雪也下得更大。出县城时,已过膝盖的雪,让我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相信母亲一定会在家等我,于是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走。每走一步,我都相信,离母亲的心更近了一步。

渐渐地,天完全黑了。四野里没见一个人影。我在路过的一个村庄的柴堆前,找了一根棍子,那时我们那里还不时有狼群出没。我想,如果真的死在路上,也就应了母亲的命了;如果命不该绝,怎么也能见得到母亲。好在一路上除了风,除了雪,除了在风雪里胡思乱想的我,什么也没有遇到。过去,我是害怕走夜路的,村庄里太多关于鬼的传说,让我们从小就害怕鬼会出没。但那时,想到了母亲,我就什么也不怕。

这样一路走啊走啊,终于离村庄越来越近了。巨大的疲惫与喜悦,让我加快了步伐。一边走一边散出的热,把头上和身上的雪都融化了,感觉全身湿漉漉、汗涔涔的。

那时我还买不起表,八十里的路,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但到达村口时,已是夜半时分。

这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伢啊,是你吗?”

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高兴地大声回答:“大,是我啊……”

我看到,母亲站在雪夜里,手上提着一个马灯,无声的大雪早已覆盖了她一头一身。如果不是那个马灯,我还以为,那里站着的是一棵树,而不是一个人。

我顿时泪如泉涌,接着就倒下不省人事了。直到睡了整整两天后醒来,第一眼看到的还是母亲。

她说:“可把我吓着了,你发烧了,我生怕你出事呢。”

我握紧母亲的手,身子不停地颤抖。

从此我相信,永远守候在村头那棵树下,等我和盼我的那个人,是一个人到中年但头发渐白的女人。许多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已远离人世,我更明白,会守候我一生的,也许只有母亲。

村头那里消失的,永远是她的牵挂;那里出现的,将会是她的希望。

我在这沉甸甸的希望中,延喘,挣扎。多少次泪与泪的交碰,多少次灰心与丧气的折磨,多少次左手握右手温暖自己的虚幻,多少次冬去与春来的重复,一切走到了希望与绝望重逢的日子。

是的,对于乡下的大多数学生来说,什么希望也没有。在经历了漫长而苦闷的三年后,我亦以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虽然那个分数放在其他的省份或地区,上个一般的大学不成问题,但我们生在分数奇高无比的黄冈,命中注定这些怀着希望的人,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巨大的气球突然破裂时的滋味,彻底冲淡了一家人的梦想。于是,全家人坐在那里,沉默,沉默,再沉默。并且好长时间变为一种习惯。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父亲,并没有指责我,而是坐在一边开始以同情的目光,不时扫在我的身上;而母亲,想装出若无其事,也已做不到了。村庄里多少句讽刺的语言,在挑战着她的神经和心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祖坟上想冒秀才烟,妄想吧!”她终于忍不住,有一天跑到外婆的坟头上,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母亲不知道,其实那个下午,我一直跟在她身后。我怕她想不开——乡下多少想不开的女人,在希望破灭的时候,都一了百了,跳河或上吊死了。那个下午母亲没发现我,我躲在离她很远的草丛中,听她哭得撕心裂肺的声音,像一根根针一样扎着我的耳鼓。风声呼啸而过,我感觉自己的内心空空荡荡,一时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没能上大学,母亲也就没了希望。

我决定去当兵。作为出了两百多个将军的黄安县,我们那里盛行当兵的传统与热潮。当兵让无数人改变了命运。我开头瞒着家里,但是当体检、政审等一切都已通过,我在一个夜里得到通知第二天将去领服装的时候,才告诉了母亲。她先是惊愕,接着是高兴,最后是忧伤。但次日,当我兴冲冲去乡里准备领服装时,突然又被告知去不了——因为我们大队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两名通过,而参军的名额只有一个。对方的亲戚在县里当领导,加之视力只是刚刚合格的原因,我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

这个打击,让母亲在家再度大哭起来。她终于明白,这个世界的无情与无奈。

在她的哭声里,我决定出走。而且这个决定是那样斩钉截铁。

终于,在那年九月一个细雨霏霏的夜里,我真的悄然出走,而且几乎是永远地走了。走时除了一个同学知道,其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会去哪里。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壮,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回来——为了圆母亲的一个梦,我得离开已没有任何希望的故乡,去他乡寻找我自己的人生传奇。

第二天一早,当故乡的人们起来,没有发现我的身影时,我便从那个小村庄里销声匿迹。至今,我想起母亲,都在为那个夜晚愧疚不已。因为我的自私,因为我想到远方去寻找证明,那个夜晚变得如此自私而羞愧。特别是后来母亲不在世的时候,每当想起那个复杂的夜晚,愧疚就会塞满我的胸膛。可是,不这样,我又能怎样呢?难道就待在家里,看着一家人大眼瞪小眼,无限制地悲伤,无节制地自虐?

那个有雨的夜晚,因此显得那样漫长。走时我环视整个村庄,村庄在夜雨中沉沉地睡去。母亲绵长的爱,随着我的目光,掠过高山小河,掠过菜地田野,掠过乱石残垣,掠过无尽的岁月,最后掠过我的心头,只是一阵冰凉的风。

我决计走了,到他乡去寻找自己的梦。我知道,如果告诉母亲,她肯定放心不下,不会让我走。于是,我在半夜爬起来,在大家熟睡之后,背起自己过去写的诗和文稿,背着好友写给我的信,悄然出走了。在村头,在母亲曾经站立等我的地方,我甚至没有下跪,我知道一跪我便失却了前行的勇气。我也没有回头,我知道回头便有无限的内疚与牵挂,会拉扯住我前行的脚步。

我不知道我走后母亲是怎样过的。反正就在那个无休无止的雨夜里,我就那样轻易挥别了故乡与村庄,轻易地留给了母亲一个巨大的漩涡与莫测。

我对自己说:我要到远方去,去寻找证明。

而我行囊里的东西,仅是我平日里写的一本又一本文字。我以为,我一定是个怀才不遇的能者,在流浪的生活中,我一定会写出惊世之作。

武汉、郑州、石家庄、北京……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明白生活远远不是诗歌。诗歌中曾有着一千遍号召人们“流浪”的谎言。

那时我也写诗,那是带血的诗。远在天涯的日子,饥饿、困顿,无依、无靠时时刻刻,给了我人生太多太多的启示。那是一些书上从来没有告诉过的启示。

有好些次,死神就在身边徘徊。每到那时候,我便想起了故乡可怜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竟然不知我流落何方。

于是,每到一个城市,我便流泪给他们写信。每封信只有简单的一行字:我还活着,一切平安,勿念。

我不知道父母收到我的信后是何种心情。我那时年轻,根本不理解“家书抵万金”的涵义。

后来,抱着对文学的狂热,我又去了陕西、青海、甘肃、新疆、西藏,一路狂奔,一路愤世嫉俗,一路长歌当哭……无论走到哪里,我给家里的,还是一封简短的信,还是那一句简单的话:我还活着,一切平安,勿念。

这样的日子,一直坚守到四年之后,我穿着一身军装,扛着军校的红牌子,在一个黑夜里再次从外地归来。

那四年中,我最初流浪了八个省,经历了万千磨难,最后到了新疆。在那个陌生而广阔的地方,我差点因疟疾死去。结果,命运就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发生奇迹,在东不拉舅舅和舅妈——那是后来我永远的亲人——等好人的帮助下,我不但当了兵,而且在守了三年之久的风雪边防后,以高分考上了天津一所军校!边防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工作之余,我常常一个人在茫茫的雪野里奔跑,让无边无际的风,吹醒我的头脑,让我记得自己是谁,在干什么……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写在了《一个人的戈壁与荒原》中。

这些消息,当时我都没有告诉母亲。当兵,因为是异地入伍和东不拉舅舅怕自家亲戚攀比等种种原因,他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而刚上军校时,由于指挥专业是淘汰制,我害怕自己不合格被淘汰,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一直也不敢告诉家里。直到军校的第一个寒假,也就是我离家近五年之久后,带着母亲当年坚守的那个希望与心愿,我终于回家了。

是啊,回家了。回家是一种多么好的感觉啊。那天也是夜里,天很冷,与五年前我离开家乡下着小雨不同,故乡的冬天下着小雪。我到家时,已是夜半。当我在空荡荡的夜里敲自己家的门时,我几乎没有勇气。我想象,我会怎样在母亲的跟前跪着!诉说这么多年来,我是如何对不起她,又是对得住她们……

当敲动的门在夜半打开,我看到,母亲站在那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想象不到,她的儿子,那个离家五年,寄托了整个家族和全部希望的儿子,居然这样活着回来了!

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她瘦弱的身子站在门口直打哆嗦。我轻轻地弱弱地像过去那样喊了她一声“大”——结果话音刚落,我看到,那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扑了上来,紧紧地搂着我,不停地捶打着我的背,吼出了一串更撕心裂肺的长哭……

那么多年,我在外受了那么多的苦,从来未曾哭过。而那时,我已不由自主,让自己的哭声也突然高高地扬了起来,让整个沉睡的村庄,在我和母亲的哭声里,从此不这样昏沉沉地睡去;让整个村庄的人,都从夜梦中惊醒,互相传说着我归来的惊人消息——有多少人相信,那些年我已死在了外头;有多少人曾在她耳边说,我跟着外面的坏人学坏,可能加入了黑社会!

而只有眼前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相信:她的儿子,载满了她希望的儿子,会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归来,只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她流尽与熬干了所有的泪水之后,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样漫长,这样快速……

从她的苍苍白发中,我才听到了人们的种种谣言与传说。

人们说:知道吗?那谁家的孩子,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在那个城市,肯定是加入了黑社会,不然他怎么活下去?

他们于是教育他们的孩子:不要学他呀,学他就学坏了!

我可怜而又自尊心特别强的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后,心里的种种希望一下子全垮了。她整日整夜地跑到山里,偷偷地哭个不停。她的身体从此垮了下去。而我父亲,从此变得愈加沉默寡言。

我没有想到我的出走,会给一个家庭带来这样大的打击。那时我还在努力,还在对生活进行咬牙切齿地奋斗。

我更没有想到,五年后回来,我在故乡变成了传奇人物。人们又开始了这样的谣言:你知道吗?那谁家的孩子,几年前跑了的那个,竟然活着回来了,还考上了大学!

他们开始又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你看看人家,那才是你们的榜样呢!

我母亲听到人们这样说,精神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再后来,我毕业留校,留在了天津,接着又奋斗到了北京,日子开始慢慢好转。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书籍,立过大大小小的功,获过大大小小的奖。母亲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至少在金钱上,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发愁了。每当我发了工资,总是要给母亲寄一些,家里的日子也逐渐有了亮色。她所不知道的是,我在外受过的委屈;而我所不知道的是,她日益加重的病情一直瞒着我。

母亲说:“你也不小了,该结婚了。”我起初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催婚,等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时,已经晚了。

2002年,我按照母亲的愿望,终于结了婚。在北京办喜事时,我邀请母亲来京参加,但母亲说不来了,走不开。后来我从姐姐那里知道,母亲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来了也不会讲话,怕影响我们。

我听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揪心之痛。

这一年的秋天,母亲老是说肚子疼。我与爱人商量,决定让她来京治疗。我当时在全国最好的医院工作,觉得母亲得的是个小病,没有治不好的。但母亲怕花钱,坚决不来。我做了几次思想工作也说不通,后来爱人亲自给她打电话,她才决定来。姐姐说,母亲其实是怕影响我的生活。

母亲是和弟弟一起来的。那时我虽然结了婚,在北京还没有房子,爱人住在她们的集体宿舍。我对同宿舍的同事讲了我母亲要来,他就搬到别的屋去住了。母亲和弟弟,还有我,就住在有两张高低床的单身宿舍里,我们像往日在乡间那样说着话,拉着家常。母亲很高兴,她最盼望的场景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在北京终于实现了。

起先是在医院做些检查,我们都以为没事。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要住院手术,是宫颈癌。母亲在妇产科住了几天,身体有一项指标一直很低,怎么也上不去,所以不能手术。我劝她别急,听医生的,慢慢来。母亲高兴了,她觉得好像没事,对治病有强烈的信心。这从她开始戒烟可以看得出来。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便看到母亲抽烟。那时乡间抽烟的女人很多,对此我也没有感到什么奇怪。等上了小学,看到母亲抽烟招致同学们的笑话,我感到面子上受了伤害,回家便劝母亲不要抽了。母亲只是不语,烟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老实说,这时看到母亲每天烟雾萦绕,心里有些讨厌的感觉。可故乡的传统,是小孩甭管大人的事,母亲是大人,我自然也就不敢多说。

后来上了中学,知道了烟草对人身体健康的种种危害,看到母亲还在吞云吐雾,就再次劝母亲戒烟。母亲抽的烟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都是我们当地最便宜的那种,什么红花牌、山羊牌等,六七分钱一包,家家农户抽的牌子大致差不多。贵一点的都舍不得买,可一年累积起来,对于我们山区的农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听到母亲抽烟不停地咳嗽,有时身体急剧地抖动,我们坚决反对她再抽烟了。

母亲也心疼钱,却始终戒不了。有一天,她给我们讲她为什么学会了抽烟的故事。原来,母亲十五岁多的时候,正是国家号召大修水库之时,家家户户年满十六岁的都要到工地上干活。那时男女干活别无二致,母亲虽然年纪轻轻,可不得不在工地上像一个成年男人一样,挖土、挑土、推车、打炮眼,一天下来,累得走不动,腰也直不起来。而只要工头发现有人站着休息一会儿,都按偷懒处理,一天也不算工分。但工地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抽烟的人,都可以直起腰来,站着把一根烟抽完。

母亲本来是不抽烟的,还特别怕呛。有一次,她实在是累得坚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于是就直起腰来站了那么一会儿。工头发现后,不但没计她一天的工分,还加大了她的劳动任务。母亲哭了,再也不敢伸腰。而工地的劳作实在是让她受不了,有时一收工她就倒下了。与她同龄的女子还累死了一个。这时有好心的成年妇女看不下去,便劝母亲她们:“孩子,不要和命过不去,学会抽烟吧,抽根烟也许能救你们的命。”

母亲那一拨年轻的姑娘为了活命,就这样学会了抽烟。我不知道十五岁的母亲她们当时抽烟是什么感觉,要知道那时的乡村还很封建。但在那样的环境,没有一个人觉得女孩子们抽烟是奇怪的。于是母亲她们靠着香烟,熬过了她们人生中最艰难的青春季节。

母亲讲完后我沉默了。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再反对母亲抽烟了。我那时还想,等以后有钱,就让母亲抽些好烟。

那之后又许多年过去,我们已经长大,母亲抽烟把手指都染黄了。我看着白发一天天地在她头上缠绕,看着母亲一天天地消瘦,听到母亲在深夜中的咳嗽,又不想母亲再抽了。母亲此时也不想再抽,可就是戒不了。往往是戒了几天,又旧瘾复发。一个人的习惯其实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此我毕业后开始把工资的一部分寄回家时,总是在汇款单的留言中这样写:不要再抽那些劣质的烟了,一定要买好点的抽。

母亲当然舍不得。她还是买当地那些最便宜的烟抽,一天最少也得一包两包的。我们回去探家,在给母亲买礼物时往往也选择香烟,尽量拣好的买。可母亲却把它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着待客。这时母亲由于家里家外操劳过度,已明显地瘦了下去。我说:“戒了吧。”母亲只是笑。她说:“哪有那么容易啊!都快五十年了吧。”

这次,母亲来医院治病,是她第一次进城。来到首都北京她害怕了,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生怕人多丢了。当我把中华、玉溪等名烟摆在母亲面前说:“这次你终于可以抽上好烟了。”母亲点了一根中华说:“就是不一样,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

但住院后,得知自己的病是肝硬化时,母亲的脸就愁云密布了。医生是熟人,他说:“你要想活得长一点,必须把烟戒了。”母亲听后,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她不但得了肝硬化,还有了腹水。医生说:“这种病特别难治,保肝吧,到啥程度是啥程度。”我听后感到特别难受,心里总像有什么东西堵着,那些天也打不起精神。母亲过去生活苦,等到现在可以享福了,她却又老了。母亲看到我们脸上写满愁容,她安慰我们说:“这是命。”

没想到,在母亲住院的那一个月里,她居然创造了一个人生奇迹,竟然把烟给戒了!我弟弟后来对我说,母亲看到他在抽烟,也特别想抽,有时甚至从他的嘴里把烟抢了过去,但母亲抽了一口,又把烟还给了他。母亲说:“不抽了,我还想活长一点,替你们抱孙子呢!”

我和弟弟听到这话,感到心酸。我握住母亲那发黄的、长满了老茧和布满了皱纹的手,转过身去,一股泪水已涔涔而下。作为儿子,我多么希望母亲的生活,幸福万年长啊。

可天公不作美。母亲又住了好几天院还打了许多血红蛋白后,血小板还是升不上来。这样来来回回大约折腾了一个月,最后医生诊断说,是肝癌伴肝腹水。医生对我说:“手术做不了了,晚期了。宫颈癌是转移发现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与弟弟都蒙了。于是,我们将母亲转到了肝胆外科,还想奇迹发生。那时每天都要输一瓶白蛋白。当母亲听护士说一瓶白蛋白要几百块钱时,马上就急了。她趁我们不在时,悄悄问医生一共花了多少钱。医生说已经花了一万五千多块——而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六百多块!母亲吓了一跳,当即要求出院。医生也希望她出院,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并且医生还规定,母亲不能吃盐。

母亲说:“一个人吃饭吃菜,没有盐一点味道也没有,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们听了很难受,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母亲坚决要求出院。办完手续后,我和爱人带她到北京几个地方玩。母亲见到了天安门,见到了故宫,见到了毛主席的水晶棺,她说自己这一生满足了。

母亲和弟弟离开,是临时动议的。他们没有与我商量,而且当天没有买到软卧,最后是坐硬座走的。直到上了车,我弟弟才打电话告诉我。我听后一边责怪我弟弟,一边流眼泪。从此,只要我坐火车,坐在卧铺上,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

母亲回去后,先是遵照医生的要求,不吃盐,身体好像好了一些。但最后,母亲还是忍不住,吃了一点盐,腹水又有了。姐姐说,母亲慢慢地瘦下去了。

那一年,北京刚好遇上“非典”。我在单位是“抗非”人员之一,天天加班写材料。从姐姐和弟弟嘴里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时,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许多的往事,跑回来敲我的门,好像要把逝去的日子找回来。但是,找回来的只有眼泪,只有无穷无尽的伤痛与悲哀。

当眼泪终于掉下来的时刻,我一直觉得愧对母亲,特别是她后来病得卧床不起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受了一辈子苦的她,总是那样无声而又孤单地面对命运。命运没有给她一个公平的回复,因此她的一生就那样拥抱了所有的伤痛。

我最为内疚的,还是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了独自离家出走。更过分的,是我一直没有告诉她我究竟到了哪里,在干什么。整整近五年的时光啊,他乡的风风雨雨,辛酸委屈,母亲都不知道。在大山里,她无尽的思念变成了一个人深夜时的眼泪。而那时我为了功名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开始了长期的孤军奋战。为了证明自己,我在年轻时那样轻易地选择了别离。尽管那时没有一丝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却总是相信,美好的事物一定存在于他乡。对于母亲,我觉得对她的爱就是证明自己,用成功来抚慰她的伤痕。如果不是弟弟后来出事,我想母亲也许会少了些对我的思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把一生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的身上。而当她终于病倒,天天需要吃药打针,生命渐渐衰微下去,我却无能为力。此时,我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不得不加班加点写各种文章,用挣来的稿费供她吃药。

当“非典”终于控制住,我从北京回去看她时,母亲已经躺在床上。那时她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对我谈起往事与家常,她呆呆地坐在床头,身子瘦得只剩下骨头。有时她拉着我的手,却什么也不说,有时她只是呆呆地看我一眼,迅速地把眼帘低下去。从母亲的眼里,我知道她不想死,我们也不愿她死,但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她的头上,仿佛要她把家里的一切苦难一个人全部承受下来。也许生活无所谓公与不公,我不明白,善良而又富有智慧的她,在有条不紊地安顿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同时,为什么上苍就不给她一个平安的机会。一夜之间,从她的身上,从我的身上,从我姐姐和弟弟以及父亲等家人的身上,我仿佛读懂了命运。我晓得了命运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完全没有道理,完全没有章法,完全没有原则,随随便便地安排了生活的一切。记忆之门訇然顿开,于是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天夜里醒来,母亲还在纳鞋底,还在哼着赶走瞌睡的小曲,更多的是三更半夜中,被她凄苦的哭声惊醒。那时候,虽然我还小,却明白了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不可测的东西在左右着我们,在安排着一切。有些人一辈子一帆风顺,衣食无忧;而有的人,从出生起便注定了受苦受难,注定了悲悲戚戚。于母亲一生而言,沉重的劳作压在了她的身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悲哀,都是她一个人默默地忍受。如果没有她,我相信我们的家庭早就沉入水底,我相信我们的命运也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永远生活在困苦之中而无声无息。虽然家里穷,母亲却说:“伢呀,穷人不识字好伤心,一定要读书!”于是即使没有钱,即使母亲很爱面子,她也硬着头皮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对着老师说一声“对不起”,说能不能让娃先把书读着,学费有了马上送还。母亲领着我上学的情形,至今仍是我梦醒后落泪的原因之一。

在老家的那些日子,当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痛苦地翻身时,我脑子里过电影一般地闪现母亲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因此这些东西后来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长大后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吃亏,学会了脚踏实地。我最对不住母亲的是,在她还健康的时候,我没有如愿考上大学,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年落榜对她的打击。在我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听说下着那么大的雨,她跑到外面的山沟里捡树上散落的木籽卖。为了获得区区的几块钱,她常常被雨打得全身湿透。而我弟弟出事的时候,我考上了军校,却由于怕淘汰没有告诉她,那时我们都音讯全无,她只有天天跑到山沟里哭。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因此所有的委屈与无奈,都在那哭声中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身心。那时,她在村子里低着头走路,倔强地支撑着,在困难与困境面前,却又显得那样坚强。后来,随着我们的奋斗,随着我在城里安家,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从来没有主动向我伸手,从来不说家中的困难,从来不说那些怕我们在外担心的事。每次我给家里钱时,母亲总是显出愧疚的样子,好像为拖了我的后腿而感到不安。每每讲起过去时,母亲总认为没有帮过我什么,为我在外“做过贱人”而一脸的愧疚之色。其实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肯定读不了书,读不了书肯定也不会改变命运。而在那失学严重的乡下,即使母亲不让我读书,我也不能责怪她什么。因为整个故乡都是那样,一代又一代读不起书的比比皆是,至今如此,把我撒在故乡的人们中间,可以说毫不起眼。乡下人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命运,除了自我奋斗,除了个人的努力,我们很难摆脱现实的束缚,很难不走入苦难的樊篱。现在,每当无数的兄弟姐妹在过了春节跑到外面打工时,我在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同情的时候,就对母亲当初没有钱也送我去读书而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激。无论我在学校的考试曾多么令她失望,她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她相信命运,苦难的生活在没有希望时她变得越来越相信命运。因此,当我在一次又一次让她失望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不要怕失败,实在不行了就回来种田。“多少人在种田啊!你要是不行了就回来!”母亲每次越是这样说,我便越是惭愧,因此也更加努力。在我没有考上的时候,哪怕她打我一个耳光我也会好受些,但她总是反过来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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