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上海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上海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年7月，二十二岁的丰子恺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缘际会，就在这年秋天，他到了大上海，办学、教书，投身于艺术教育事业，开启了他的创业人生。“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也由此问世。

艺术兴学

1919年秋，丰子恺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在上海小西门黄家阙路的一条弄堂里租屋，开始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由此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艺术兴学，桃李天下。

一

丰子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毕业后，他母亲一心希望他回家乡工作，他表兄也介绍他在家乡担任小学循环指导员。丰子恺没有接受，因为他不想按部就班，只做一个小学教员，而放弃他喜爱的绘画艺术。

这个时候，机会来了。他在浙一师时的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准备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图画、音乐及手工教员的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正在招募同人。刘质平知道丰子恺暂无升学计划，又不甘心放弃绘画，就邀他一起来上海创办学校。对丰子恺来讲，只要能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绘画、音乐工作，有一个实践艺术教育的舞台，有一个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他来到上海，踌躇满志，开始追求他的创业梦想。

此时的上海，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丰子恺他们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也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丰子恺作为创办者之一，由此也迈出了他在上海实施艺术兴学的第一步，办学校、任教员，办杂志、发文章，画漫画、作插图，忙得不亦乐乎。青年丰子恺在上海这个艺术大舞台上，初试身手，声名渐起。

当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创办这样一所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吴梦非曾在《上海艺术师范五周年的回顾》一文中阐述了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初衷：

一是要改变当时学校普遍重理、化、英、算，轻艺术教育的现状。二是为了更好地实施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计划。此前，吴梦非已在江浙几处学校担任艺术科教师数年，但常为学校境况所束缚，不能大胆地开展艺术教育工作。正好，那时与他志同道合的刘质平刚从日本回国，也主张创办一所学校，又征得丰子恺同意加入，三个人便开始了新的尝试。三是他们认为，若要在全国真正实施艺术教育计划，首先要培养艺术科教员，非设专科师范不可。他们初办学时，校名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后来，又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大学”。

由此可见，他们办学的宗旨很明确，他们自觉担负起推广艺术教育的神圣使命，想要通过创办一所专门的学校，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好地实施艺术教育的计划。事实证明，后来该校确实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

虽然当时他们的办学条件很艰苦，但他们年轻，有理想。他们三个人在浙一师时都是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的学生，李叔同的艺术教育观自然影响到他们的办学理念。彼时，李叔同也在资金上大力支持他们办学，还帮忙创作了一些字画，交由他们变卖后充作办学的资金。

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私立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尤其是在注重艺术教育方面，更是开上海风气之先。

1922年2月16日，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吴梦非任校长，丰子恺任图画主任，刘质平为音乐主任。另外，聘任计始复为教务主任兼伦理、教育教师，傅益修为会务主任。1923年9月开始，改名后的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又添设西洋画科，丰子恺与周天初一起担任特别讲师，陈抱一为主任。1924年，丰子恺还为“上海艺术师范第四届暑期学校”教“木炭人体写生”“音乐常识”“音乐教学法讨论”等课。1925年2月开始，丰子恺兼任上海艺术师范大学教务长。

在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同时，丰子恺又在上海东亚体育学校、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等学校兼课。城东女学当时的校长杨白民是李叔同的好友。这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率先设立了文艺专修科。丰子恺婚后曾送妻子徐力民到上海，进城东女学专修科学习图画。后来，徐力民因儿女成群，便回归家庭，成为丰子恺艺术事业的贤内助。

二

五四运动以后，西风东渐，上海的美术事业日益发展，绘画机构也逐渐增多，留学归来的画家也多起来。丰子恺在上海的日本书店内购得几册美术杂志，从中窥知西洋画界的一些最新消息和日本美术界的情况。他觉得自己从前在《正则洋画讲义》中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内容实在太陈腐，范围实在太狭小了，自己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也都落后了。

有一天，丰子恺在为学生布置静物写生的标本时，看着一只半生不熟的青皮橘子而起了自伤之念，突然感觉自己也如这只青皮橘子一样，只能给人家当标本，而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他很想出国去见识一下西洋美术的全貌，于是在1921年早春赴日本游学。

走出去，海阔天空。在日本短短的十个月内，丰子恺在洋画研究会习画，在音乐研究会学提琴，他还勤奋攻读日语、英语等，利用各种机会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钻旧书店、看歌剧以及游玩名胜，甚至跑夜摊等，虽只是走马观花，但终究呼吸到了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觉悟到了各种学问的深广，从而打开了眼界。

从日本归来后的最初几个月，丰子恺仍回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任教，同时又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等学校兼课。

1922年初秋，丰子恺由夏丏尊介绍到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当时，一批实力派作家云集白马湖，形成了被称为“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群体。白马湖作家们个性独特而鲜明，彼此之间友情深厚，趣味相投。尤其是他们有着相近的文学风格，并且有着共同的理想，即以“立人”为基本诉求，张扬艺术个性，提倡美育，并付诸实践。

在春晖中学，丰子恺担任美术、音乐教师，兼授英文。这一时期，他在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也是在白马湖，他迈出了散文和漫画创作的第一步。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仍担任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外校教职，屡次受邀赴沪做艺术演讲。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举办暑期学校时，开设了一系列艺术课程，由丰子恺担任人体写生教师。

从1919年秋到1924年底，前后五年多时间，丰子恺在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上虞春晖中学等学校任教，大力倡导艺术教育，并初见成效。

1925年6月开始，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与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合并为上海艺术大学。学校设有绘画、音乐、艺术教育等系，初由吴稚晖任校长，后由周勤豪（擅长油画）任校长。丰子恺任西洋画教师。

上海艺术大学的目标依然是培养艺术师资，连同其前身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和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前后共培养艺术师资八百余人，直至1928年1月宣告停办。

三

除了创办学校、开展艺术教育，丰子恺与同人在上海实施艺术兴学的另一大成果，就是办《美育》杂志，倡导“美的思想”。

1919年冬，吴梦非、刘质平和丰子恺三人与刘海粟、姜丹书、张拱璧、吕澄、欧阳予倩、周湘等联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并在1920年4月20日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杂志《美育》月刊，吴梦非任总编辑，丰子恺为编辑之一，并担任广告部主任。其创刊号的刊名由丰子恺请弘一法师题写。

从《美育》第1期上的《本志宣言》可看出该刊的办刊宗旨是：要以美育界的同志为引领，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大力开展“艺术教育的运动”。

丰子恺他们认为，当下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美的思想”，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艺术的问题。美育界的同志，要趁着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的好时机，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教育，并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

他们公认，“美”是“人生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须尽力去做的一件事，所以创设一个中华美育会，会集全国的同志，创办《美育》杂志，来推进艺术教育的大发展，就是大势所趋。

《美育》杂志由此诞生了，其宣言是：“本志是我国美育界同志公开的言论机关。亦就是鼓吹艺术教育，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使各人都能够得到美的享受之一种利器。”

中华美育会从1919年由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和爱国女学的教职员发起以后，有南京、北京、山东、浙江、江西、江苏、上海、福建等地学校教职员纷纷加入，会员一下子达到数百人。

《美育》杂志编辑部设于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内。杂志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至1922年4月停刊，共出了七期。

《美育》虽然只出了七期，其影响却很深远。丰子恺、吴梦非等都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美育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发动和组织美育界共同研究美育，探索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中实施美育的方法，既注重美育的一般理论原理和规律的研究宣传，更注重美育的实践和艺术教育的经验总结与交流，以及艺术知识的介绍。

1919年，丰子恺在《美育》第1期上发表《画家之生命》。之后，又在《美育》上发表了《忠实之写生》《文艺复兴期之三大画杰》《艺术教育的原理》等一系列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美育》所开辟的《美育界纪闻》《调查·研究·通讯》等专栏，及时报道国内美育界的活动情况。每期还附有铜版纸印刷的画页，如第1期刊有李叔同的油画《女》，第3期刊有画家吴法鼎的木炭素描《少年》，第7期刊有丰子恺的人体素描《习作》。此外，《美育》还刊载新创作的歌曲，也注意介绍外国的美育实施情况和新艺术动向。

从1920年暑假开始，中华美育会主办夏季图画音乐讲习会，目的是“利用夏假鼓吹美育，期于短时间内传布图画音乐之智识技能”。丰子恺曾承担讲习会工作，担任授课教师。

四

丰子恺等人无论是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还是创办《美育》杂志，在当时的上海，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在初到上海的五年多里，丰子恺在积极参与学校艺术教育、创办《美育》杂志、承担夏季图画音乐讲习会等工作的同时，还撰写并发表了大量关于艺术教育方面的论文，也翻译了国外的许多艺术论著。这些文章，除了发表于《美育》杂志上之外，还在春晖中学、上海东亚体育学校等学校的校刊以及《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代表了他早年艺术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1919年12月，丰子恺在上海《东亚体育学校校刊》第1期发表《图画教授谈》，为迄今发现的丰子恺最早发表的艺术理论文章。1920年11月，他在《东亚体育学校校刊》第2期发表译文《素描》，为迄今发现的丰子恺最早发表的译作。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他的艺术论文大多发表于该校校刊《春晖》上。从1922年到1924年，丰子恺在《春晖》上发表了《艺术的慰安》《美的世界与女性》《本校的艺术教育》《唱歌底音域测验》《裴德文与其月光曲》《艺术底创作与鉴赏》等一系列艺术论文，为春晖中学的艺术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

1922年9月，丰子恺参加“妇女评论社”，成为该社社友。他在《妇女杂志》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此外，他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使艺术伟大的真的性质》《从西洋音乐上考察中国的音律》《画家米勒的人格及其艺术》等译文和《艺术教育的哲学》《西洋美术底根源》《音乐知识》《印象派以后》等艺术理论文章。

丰子恺还经常为学生们做讲演，有时还在现场为他们演奏洋琴、小提琴。春秋佳日，他带领学生们外出野游，丰富学生们的经历，扩大学生们的视野，寓教于乐，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某年中秋夜，丰子恺在春晖中学讲演《裴德文与其月光曲》，并现场用洋琴演奏《月光曲》。学生戚屿璋在作文《中秋日》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钟当当的鸣了，我的可喜的世界便快涌现了！急急跑上仰山楼，同学们有许多已坐在椅上。有的拍掌，有的注视着在讲坛旁的钢琴，大家都是兴高采烈。先生们来了，我们的视线都钉在他们的面上，室内充满着愉快的沉默！忽而夏先生上坛，报告说：“本校自下半年起，星期假已废止，土曜讲演会也随之而打消。今改为五夜讲话。今天是九月二十五，恰好是中秋节，特请恺先生讲演，所讲的题目，是《裴德文与其月光曲》。讲好以后，他还要奏月光曲给我们听。”我们听了真是喜出望外。

……

恺先生在掌声雷动中上了讲坛。裴德文苦闷的生涯，听了使我感奋，月光曲的故事，尤使我引起怀古的幽情。半时间悠扬的琴声，使我初听钢琴和音乐没有感情的一个人也很动情！静寂中只有琴声和一个斗火虫的飞声，以外便没有了。听琴声的心，可惜有时被斗火虫侵占了些去了！

……

一阵掌声，盛会结束了。先生们在步梯上分月饼，每人得两个，拿了便走下楼去……

上海，为青年丰子恺提供了尝试艺术教育的舞台，并初获成功，这为他日后的艺术教育和实践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立达元勋

丰子恺在1930年写的散文《立达五周纪念感想》中，讲到校工郭志邦，称其为“立达的元勋”。其实，丰子恺与匡互生等一起创办立达学园，他们都是立达的创始人，都称得上是“立达的元勋”。

一

1924年冬，丰子恺离开春晖中学，迁往上海，与匡互生等人一起创办立达中学。

为筹措立达中学的办学经费，丰子恺卖掉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约得七百余元，会同同事筹款，共得一千余元。在当时教育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1925年2月1日，丰子恺、匡互生等人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俭德里10号（今罗浮路东侧）租得两幢民房，挂起校牌，办起了立达中学。

“立达”二字，取自《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句，立意高远。丰子恺为学校设计了一个漂亮的校徽图案。

后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陶载良、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师生等都来加入立达中学。立达中学规模壮大，校舍不够用了，且因房租太贵，学校又迁至小西门黄家阙路原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校舍。

立达中学迁址后，办学的条件很艰苦。丰子恺在《立达五周纪念感想》一文中回忆：“在那里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旧得多。楼下吃饭的时候，常有灰尘或水渍从楼板上落在菜碗里。亭子间下面的灶间，是匡先生的办公处兼卧室。教室与走道没有间隔，陶先生去买了几条白布来挂上，当作板壁。”

尽管如此，立达同人的办学热情却并不因此而降低，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即“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艰苦创业，同心协力。立达中学终于在1925年2月25日开学，3月2日正式开课。

在当时的上海，立达中学是一所新型的艺术学校，教育体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式等均灵活创新。学校不设校长，也不设主任，只设校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校务委员有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夏丏尊、刘薰宇、方光焘、陶元庆、夏衍、陈望道、许杰、夏承焘、裘梦痕、陶载良、黄涵秋、丁衍镛等人。课程上设有美术科、音乐科、文学科，实行“教导合一制”。

学校师资力量强，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执教，如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陈望道、胡愈之、夏丏尊、刘大白、朱自清、夏衍等。

1925年7月27日，立达中学开办的艺术专门部招生，丰子恺为教授。

1925年夏秋时，经过多方努力，学校筹资三万余元，在上海北郊江湾淞沪铁路旁（今新市南路579弄）自建校舍，立达中学更名为“立达学园”，丰子恺任校务委员、西洋画科负责人。1926年5月22日，立达学园召开第三次导师会，讨论添设文学专门部一事，丰子恺被列为筹备委员。

立达学园迁入新校舍后，丰子恺的居所也从西门乐盛里迁入江湾永义里27号学校职工校舍。

二

立达学园除了注重艺术教育之外，还开展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举办画展等。1925年3月2日，学术团体立达学会成立，匡互生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1927年8月5日，立达学园在江湾召开同人会议，会议决定设立立达学会董事会，丰子恺被选为董事。

立达学会以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为宗旨。学会成立以后，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如茅盾、胡愈之、刘大白、郑振铎、周予同、叶圣陶、朱自清等也纷纷加入。

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朱光潜执笔撰写了一份“立达宣言”，公开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立达之所以称“学园”，是表示“学园”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它既能令人联想到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风气，又包含把青年当成幼苗来培育的更为切实的积极意义。当时如黄源、魏风江等许多来自春晖中学的学生，也加入了立达学园。

立达学会还出版《一般》《立达》等刊物，发表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丰子恺负责刊物的美术装帧设计。

其中，季刊《立达》创办于1925年6月。丰子恺在《立达》上发表了《各国音乐的特征》《图画月话》等艺术论文，以及《春莺》《花生米不满足》《黄昏》《晚凉》《月上柳梢头》《浣纱》等漫画。

《一般》诞生号

月刊《一般》创办于1926年9月，夏丏尊任主编，丰子恺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并负责美术装帧设计工作。从1927年至1929年，丰子恺在《一般》上发表了一系列艺术论文，主要有《女性与音乐》《美术的照相——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现代西洋绘画的主潮——印象派》《秋的星座及其传说》《西洋画的看法》等。

1927年6月，丰子恺主持的立达学园首届西洋画展览会在上海举行。1927年12月，丰子恺与黄涵秋、陶元庆等共同组织了立达学园第二届西洋画展览会。

三

1928年夏，立达学园西洋画科因经费难筹，决定停办，由丰子恺备函介绍教师陶元庆、黄涵秋及学生数十人去杭州，加入西湖艺术专科学校。该校校长林风眠接纳了全部师生，并邀丰子恺也去共事。丰子恺婉谢未去，仍居上海江湾永义里，专心著译。

这一时期，丰子恺著述颇丰。他除了撰写众多艺术理论文章，发表于《一般》等刊物之外，还编写、翻译并出版了许多艺术读物。如美术方面的有《西洋美术史》《现代艺术十二讲》等，音乐方面的有《音乐的常识》《孩子们的音乐》《音乐入门》《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音乐与生活》等。

在立达学园执教时期，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创作已声名鹊起，他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1925年冬，丰子恺在立达学园举办了漫画展览，叶圣陶等前往参观。1925年12月，丰子恺的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社出版。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始于1922年，当时他还在春晖中学任职。到了立达学园时期，他的散文创作趋于成熟，风格特征也开始显现。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出版于1931年。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子恺小品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子恺随笔集》《缘缘堂再笔》等。

1925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丰子恺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音乐的常识》，在当时的上海具有音乐启蒙的意义。从那以后，丰子恺又先后出版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音乐初步》《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西洋音乐楔子》等音乐理论著作和普及读物。他用浅显而又生动的语言对乐理加以阐述，这些著作曾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对音乐知识在大众中普及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时局动荡和经济窘迫等原因，曾经让立达同人满怀信心的立达学园日趋衰落，匡互生有了离开立达之意。1927年3月13日，丰子恺与立达同人胡愈之、夏丏尊、王伯祥、郑振铎、周予同、周为群、叶圣陶等在豫丰泰聚餐，劝留匡互生。

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1月 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由此开始。在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也遭到了日军炮火的毁坏。战后，丰子恺与匡互生等欲恢复立达学园，但因匡互生于1933年4月22日病逝，复校工作暂停。

匡互生逝世后，立达学园同人于1933年5月推选原教务主任陶载良为校务委员会主任，继续维持学园的运作。匡互生的去世，让丰子恺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内心很是惆怅。而自1933年春起，丰子恺回到故乡石门湾缘缘堂后，实际上已不大过问学园的事务了。尽管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与立达学园仍保持着一些联系。

抗战期间，位于江湾的立达学园总部和位于南翔的部分校舍被毁坏殆尽，为谋求立达学园继续生存，陶载良等煞费苦心，在市区派克路另选校舍，得以继续办学。1940年，陶载良经香港到重庆，向当局申请筹建立达学园四川分校。1941年12月，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上海立达学园被迫解散。同年，上海立达学园四川分校在四川隆昌开办，四川立达学园一直办到1945年日军投降。

1945年6月，立达学园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四川隆昌举行，丰子恺作为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专程前去参加活动。他还带去了一些画，在隆昌举办了一次画展，为立达学园募捐。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四川隆昌立达学园的教职员纷纷要求回上海复校。其时，江湾的立达校舍已成一片废墟。陶载良几经周折，最后在松江城区西包家桥北的朱家廊18号觅得一地，经筹备于1947年9月复校招生。

丰子恺在杭州西湖租屋居住后，也曾在上海举行个人画展，为立达学园的复校筹资。1947年3月，由上海立达学园复校募捐会主办的丰子恺漫画展在上海大新画厅举行，所得款项用于立达学园复校。这位“立达的元勋”为立达学园的事，可谓尽心尽力了。

复校后的立达学园开始时仅高中一个班，农制科一个班，初中两个班，学生不足两百人。至1949年初松江解放前夕，立达学园共有八个班。1952年2月，立达学园由松江县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松江县第三中学。

1926年6月，上海立达学园文艺院图案系西洋画系全体人员合影于画室（左二为丰子恺）

“子恺漫画”问世

“子恺漫画”的问世，绝非偶然。丰子恺从小喜欢画画，在浙一师时又得名师指导。后游学日本，他看到了竹久梦二的画，由此他就顿悟了，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子恺漫画”开出了小花；而“子恺漫画”真正问世，家喻户晓，却是在大上海。

一

在“子恺漫画”命名之前，丰子恺就画过一些速写简笔画。1918年5月，在浙一师上学的丰子恺作过一幅速写画《清泰门外》，此为迄今发现的丰氏最早的画作。

后来，丰子恺东渡日本留学，虽然才十个月，却有巨大的收获。当时，他到日本去主要是为了学习美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旧书摊上发现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春之卷》。他从尾至首倒着翻看过去，惊喜地看到里面都是寥寥数笔的毛笔画。在翻到题为Classmate的一页上时，他自然地停住了，只见上面画着一辆人力车的一部分和一个人力车夫的背部，车中坐着一个女子，她的头上梳着发髻，身上穿着贵妇的服装，肩上架着一把当时日本流行的贵重的障日伞，手里拿着一大包精美的物品。虽然各部位都只有寥寥数笔，但每一笔都能鲜明地表现出她是一个贵族少妇。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竹久梦二的这些毛笔画，令丰子恺钦佩不已，爱不释手。他太喜欢这样的画风了。在他看来：“竹久梦二的画，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综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日本竹久梦二的抒情小品使人胸襟为之一畅，仿佛苦热中的一杯冷咖啡。”

在竹久梦二的作品中，丰子恺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漫画艺术的趣味，那“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他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他的心。同样令丰子恺倾心的还有竹久梦二漫画的简洁表现法、坚劲流利的笔致、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以及立意新奇、笔画雅秀的题字。

从这个时候开始，丰子恺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宝藏，找到了通向未来梦想的密钥。他认为像自己这样有一点西洋画的基础，又无心无力作油画、水彩画，而且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最适合从事漫画的创作。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搜寻竹久梦二的其他画册。

1921年冬，丰子恺从日本回国后，对竹久梦二的毛笔画一直难以忘怀。他又托画友黄涵秋购齐了《梦二画集·夏之卷》《梦二画集·秋之卷》《梦二画集·冬之卷》《京人形》《梦二画手本》等画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沉浸于竹久梦二的艺术世界里。

二

出于对这种毛笔画的钟爱，丰子恺便跃跃欲试，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即用毛笔作简笔画。

当时，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有一天，他在校务会议上，发现“那垂头拱手而伏在议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很是入画，回家后就用毛笔把校务会议上各位同事的姿态和表情都画了出来，并贴在门背后独自欣赏。

后来，夏丏尊看到了，鼓励他：“好！再画！再画！”得到老师的肯定，激起了丰子恺的极大兴味。他经常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译”作小画，又把对日常生活中有感的事物一一描绘出来。每次画完之后，他都会像“得到和产母产子后所感到的同样的欢喜”。他勤奋作画，随手拿到的包皮纸、旧讲义纸等的反面，都成了他的画纸。

后来，同事们将这些可爱的画拿去发表在校刊上。1922年12月16日《春晖》第4期上刊登了丰子恺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两幅漫画，这是目前发现的丰子恺最早发表的漫画。此后，他又在《春晖》上发表了许多用毛笔作的简笔画，包括《春晖》的专栏题图也多为他所作。这些简笔画的画风，明显受竹久梦二的影响。

丰子恺漫画《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

三

1924年7月，丰子恺创作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发表于朱自清、俞平伯主编的《我们的七月》杂志上，这是他的漫画成名作。他的另一幅漫画《夏》则被用于该期杂志的封面，他还为封面题了字。1925年6月，《我们的六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丰子恺又发表了《黄昏》《三等车窗内》等漫画。漫画《绿荫》被用于该期杂志的封面，封面题字也是丰子恺的手笔。

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便托胡愈之向丰子恺约稿，请他为《文学周报》画插图，并在目录中冠以“漫画”的栏目名称。1925年5月，丰子恺被聘为《文学周报》特约执笔者。5月10日，他在《文学周报》第172期上发表漫画《燕归人未归》，署名TK（取“子恺”之威妥玛式拼音写法TSE KA的首字母）。自该期起，郑振铎给丰子恺的漫画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子恺漫画”由此问世。

此后，丰子恺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漫画，如《指冷玉笙寒》《翠拂行人首》《买粽子》《表决》《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摘花高处赌身轻》《马首山无数》《几人相忆在江楼》等，“子恺漫画”渐为人知。

其时，丰子恺还在《申报》发表了漫画《卧看牛郎织女星》。当时有记者写注文说：

日本盛行漫画，中国向所未有。漫画之意，与讽刺画不同。讽刺画意在讥评，漫画则艺术家取一刹那之感想，用极简单之方法，作极充分之表现，又与“速写”不同……上为丰子恺君作品。丰君留学日本，研究艺术甚精，所做漫画甚多，将络续刊登。

此后，丰子恺又在《申报》上陆续发表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酒徒》等一系列漫画。“子恺漫画”逐渐家喻户晓，这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这一时期，丰子恺创作了《春莺》《黄昏》《晚凉》《吴稚晖》《手弄生绡白纨扇，扇手一时如玉》《绣帘一点月窥人》《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等大量漫画。

后来，郑振铎提议丰子恺出版一个画集。于是，1925年12月，《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社出版，封面装帧画是丰子恺自己创作的，这是他最早出版的漫画集。该画集共收漫画七十幅。作序跋的有郑振铎、夏丏尊、丁衍庸、朱自清、方光焘、刘薰宇、俞平伯等，并有《题卷首》一篇。该画集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次年1月又由开明书店印行，后多次再版。丰子恺也因之一举成名，享誉上海文坛。

丰子恺的漫画除了受到竹久梦二的影响，也受到日本漫画家蕗谷虹儿的影响，他还一度模仿蕗谷虹儿的画风。他在1927年出版的第二本漫画集《子恺画集》里就收入了多幅此类画稿。

四

“子恺漫画”的出现，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单单看《子恺漫画》一书中的诸多名家序跋对其作品的评价之高，即可见一斑。

丰子恺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书影

丰子恺第二部漫画集《子恺画集》书影

当时，郑振铎在《〈子恺漫画〉序》中说：

中国现代的画家与他们的作品，能引动我的注意的很少，所以我不常去看什么展览会，在我的好友中，画家也只寥寥的几个。近一年来，子恺和他的漫画，却使我感到深挚的兴趣。……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上卷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谢无逸作，咏夏景）为尤深。

夏丏尊在《〈子恺漫画〉序》中说：

记得：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在这三年中，子恺实画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过数十分之一。其中含有两种性质，一是写古诗词名句的，一是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古诗词名句，原是古人观照的结果，子恺不过再来用画表出一次，至于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部分，全是子恺自己观照的表现。前者是翻译，后者是创作了。画的好歹且不谈，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

朱自清在《〈子恺漫画〉代序》中说：

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俞平伯在《〈子恺漫画〉跋》中说：

您是学西洋画的，然而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姿。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看它只是疏朗朗的几笔似乎很粗率，然物类的神态悉落彀中。这绝不是我一人的私见，您尽可以相信得过。

……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说“看”画是杀风景的，当说“读”画才对，况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五

丰子恺的漫画，也时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书籍的封面上。

1923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丰子恺多次为该杂志画封面和插图。

在《春晖》半月刊中，有许多丰子恺用漫画笔意作的插图。在1923年12月2日出版的《春晖》“本校成立纪念号”上，有夏丏尊所写的《一年来的本刊》一文，文中有这样的说明：“一年以来，担任编辑者为丏尊，担任发行者为赵友三，图案意匠多出丰子恺君之手，撰著以刘薰宇君为最多。”

丰子恺还为许多书籍作插图或设计封面。1923年，夏丏尊的译作《爱的教育》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丰子恺为之作插图，并设计封面。1926年，《爱的教育》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也是丰子恺画封面。此书后来风行数十年，再版无数次，至今仍受人欢迎。

1924年12月，丰子恺的装帧画被用于朱自清诗歌与散文合集《踪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封面。朱自清曾言：“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是丰先生给我设计的封面。我很满意。我写了书，请他画，不是书店请他画的。当时丰先生那么年轻，真难得。”

此外，丰子恺的装帧画还被用于孙俍工著的《海的渴慕者》，英国心理学家玛丽·司托泼著、C. Y.译的《结婚的爱》，以及叶圣陶、俞平伯散文合集《剑鞘》等书的封面。

总之，“子恺漫画”问世后，在上海出版的各种报刊、书籍中，处处可以看到它们别致可爱的身影。那别具一格的画风，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可谓开一代新风，影响深远而持久。

缘缘堂与“缘缘堂随笔”

一

丰子恺在浙一师读书时，幸运地遇到了像夏丏尊、单不厂这样优秀的文学导师，师傅领进门，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后来，丰子恺到日本游学，学习美术、音乐、外语的同时，在文学方面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在日本时，他的外语水平大有提高，可以轻松地阅读许多外国文学原著。他开始大量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尤其喜爱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潇洒自如的写作风格、超脱尘世的思想境界等方面，对丰子恺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在这年冬，丰子恺在回国的轮船上，开始翻译英日对照本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散文创作。1922年创作的《青年与自然》、1923年创作的《山水间的生活》等，便是他早期在白马湖畔“小杨柳屋”创作的散文佳作。

1923年，丰子恺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著名的《小说月报》就是该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丰子恺后来在该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

在立达时期，丰子恺十分忙碌。一方面，他忙于办学校和教学。而另一方面，他的漫画创作和散文创作也渐入佳境。在“子恺漫画”问世的同时，他的散文创作也崭露头角，“子恺随笔”渐为人知。

1926年到1930年，是丰子恺散文创作的起步阶段，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一时期，随着丰家的儿女们相继出生，孩子们的天真烂漫，给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带来了灵感和素材。他在《一般》《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描写儿童生活的散文作品，如写于1926年12月25日的《给我的孩子们》，发表于1927年的《忆儿时》《华瞻的日记》《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晨梦》，发表于1928年的《儿女》等。

丰子恺翻译的《初恋》书影

其中《儿女》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同时刊登的还有朱自清撰写的同题散文《儿女》。这是《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特意做的安排。当年，丰子恺和朱自清都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是趣味相投的同龄作家，而且各有五个孩子，还曾同在白马湖共事过。两人所写的同题散文，都真切地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儿女们的感受，成为书写儿童生活的名篇佳作。丰子恺在文章的最后发出感叹，这群可爱的儿女，在他心中占据着与神明、星辰和艺术同等重要的位置。用丰子恺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儿童崇拜者”。

同时，这一时期的丰子恺散文作品中，还有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闲适生活的题材，如《闲居》《自然颂》《颜面》等；有写他喜欢的天文学方面的文章，如《天的文学》《秋的星座及其传说》；有反映现实生活、直透人性的题材，如《东京某晚的事》《楼板》《剪网》等；也有一些记人的散文，如1926年10月5日，丰子恺在《一般》“纪念白采栏”发表的《白采》一文，便是记录了他与立达同事白采的友谊。

这一时期，丰子恺创作了一系列以“子恺随笔”命名的散文，发表于杂志上，后收入《随笔二十篇》，由天马书店于1934年8月出版。

二

1926年秋冬时节，弘一法师在上海停留时，曾住在丰子恺位于江湾的家里。就是这一次，丰子恺请弘一法师帮自己的居所取个名字。弘一法师采用抓阄法为之取名。他让丰子恺在许多小纸片上分别写上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然后把它们都揉成小纸团，撒在楼下大风琴旁释迦牟尼画像下的供桌上，并请丰子恺抓阄。结果，丰子恺连续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弘一法师就为他的居所取名为“缘缘堂”。他还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块匾额，装裱后挂在居所内。

此后，“缘缘堂”这个名字就一直跟随着丰子恺。他住在上海江湾时，居所称为“江湾缘缘堂”。后来，他迁居嘉兴杨柳湾时，居所又称为“杨柳湾缘缘堂”。再后来，他在故乡石门湾建造了缘缘堂，就称为“石门湾缘缘堂”。从此，他从事艺术创作、发表作品的时候，落款也常署名“缘缘堂主人”或注明“作于石门湾缘缘堂”等。“子恺随笔”结集出版的时候，也常用“缘缘堂”来冠名。而江湾缘缘堂，正是他创作第一部《缘缘堂随笔》的地方。

三

1927年秋天，弘一法师又在丰子恺的江湾缘缘堂小住了一个月。丰子恺与弘一法师晨夕一堂，交流甚多，弘一法师的言行、思想与品格以至信仰便又一次影响了他。于是，丰子恺发愿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皈依的地点就在江湾缘缘堂的钢琴边上，时间是1927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二十九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弘一法师为丰子恺取法名“婴行”。

这一时期，丰子恺创作的散文如《渐》《大账簿》《缘》等，明显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对生命无常时有感叹，文章署名也常用法名“婴行”。

1929年秋，丰子恺的随笔《秋》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上。这篇文章创作于1927年，对他来说是回顾自己过往人生的一篇重要作品。他将自己的生命行程分了界线，认为自己到三十岁，人生也进入立秋的阶段。这种思想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他当时的散文写作。那时，他的好友杨伯豪过早地去世，他的儿子奇伟又夭逝，于是，他内心更是惆怅，感叹生命无常，于1929年7月24日创作了散文《伯豪之死》，发表在当年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11号上，表达对往事的追忆和对好友的怀念之情。

自1928年夏立达学园西洋画科停办，丰子恺不再担任教职开始，他闲居江湾缘缘堂，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专心从事散文、漫画的创作。此外，他于1929年6月开始重校1922年初译毕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这是他的第一部译作。他于1921年冬在由日本回国的轮船上开始翻译此书，1922年初将译稿交商务印书馆，不料被认为是“诲淫”之作而退回。1929年，他重新校对译稿后，交开明书店出版。

四

1931年1月，丰子恺的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该集收散文《剪网》《渐》《立达五周纪念感想》《自然》《颜面》《儿女》等二十篇。

丰子恺的随笔小品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都将他引为知己，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

曾经在开明书店担任书籍装帧设计工作的莫芷痕（志恒）在《读子恺先生的小品》一文中写道，有一天，他偶然翻开一本《小说月报》，读到了丰子恺的文章《姓》，不料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竟给予他无限的快感，“起初是悠然的情趣”。于是，他继续读了丰子恺的《闲居》《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天的文学》《东京某晚的事》《楼板》等，这些文章给他的感受，“是一般人所体味不到的细腻的人生的意味”。他又看了丰子恺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漫画作品。从此，“子恺”两字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从文章里认识了丰子恺，觉得丰子恺既是一个爱孩子的人，又是一个爱护生灵的人。

作家、学者陈子展在《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一文中写道：“这部随笔虽只有二十篇，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用他清隽之笔，写他童年的愉快，中年的怅触；写他和乐的家庭，以及他的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尤其是显示了他在生活上所具的思想情趣之重要部分——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宗教观。”

第一部《缘缘堂随笔》出版后，丰子恺的随笔创作更加一发而不可收。在1931年至1933年间，他创作了《寄宿舍生活的回忆》《旧话》《甘美的回味》《画家的少年时代》《我的学画》《小白之死》《陋巷》等一系列散文作品，又出版了《中学生小品》等随笔集。

1933年春，石门湾缘缘堂落成后，丰子恺的散文创作，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后来，他又结集出版了《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等随笔集。

抗战期间，石门湾缘缘堂毁于日寇炮火。但缘缘堂之名，却永远毁灭不了。“缘缘堂随笔”成了丰子恺随笔的代名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而独特的“丰景”。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书影

《护生画集》情缘深

自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后，丰子恺与老师见面的机会相对就少了，但他追随老师的脚步没有因此而中断，相反，两人在心灵上更加契合。丰子恺到上海工作后，弘一法师行脚处处，途经上海，总会去看丰子恺，偶尔也住在丰家，两人多有交流。弘一法师驻锡杭州时，丰子恺还专程从上海赶去拜访老师。从1926年到1929年间，丰子恺与弘一法师有过许多次的相聚与交流。弘一法师不仅是他艺术上的启蒙者，更是他思想、人格、精神上的引领者，对他一生影响很深。

杭州访师

1926年暮春，弘一法师从杭州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上海的丰子恺，说他从温州来杭州，暂住招贤寺。丰子恺非常高兴，想起他赴日本之前曾去杭州向老师告别，一晃五年了，他很是挂念老师，于是，决定去杭州拜访。

这一次，丰子恺是跟夏丏尊同行，两人坐火车从上海去杭州，在招贤寺见到了弘一法师。谈话间，弘一法师嘱咐丰子恺帮忙写信给两位朋友，说明关于转送给立达续藏经的事。老师认真叮咛的郑重态度，让丰子恺回忆起十年前在浙一师读书时的光景来，他已经很久没有领略这样的教诲了，此刻又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与弘一法师的这次相聚，让丰子恺心中生起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从老师的明镜里，他似乎照见了自己十年来的影子，有一种做梦的感觉。第二天他回上海的时候，车子载着他颠簸于前行的浮生路上，眼前似有种微微的茫然。

师情法味

1926年的暑假，有一天早晨，丰子恺坐在藤椅上与一位朋友看弘一法师在俗时的照片。忽然有一个学生来报：“门外有两个和尚在寻问丰先生，其中一个的样子好像是照片上见过的李叔同先生。”丰子恺下楼一看，果然是弘一和弘伞两位法师站在门口。丰子恺连忙请他们上楼。原来，两位法师要去庐山，途经上海暂歇，要等江西来信后，再决定去庐山的日期。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要在他家吃午餐。丰子恺马上让一个孩子去买汽水，又叮嘱妻子即刻准备素斋。他把刚才的照片拿给弘一法师看。弘一法师微笑着给大家一一说明照片的来历，很是平和，像在说别人的事。饭后，大家坐在一起谈笑。在这个寂静的盛夏的午后，江湾缘缘堂的房间里充满着从窗外草地上反射进来的金黄的光，围坐谈笑的那四个人沐浴在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情味。

谈话中，丰子恺听弘一法师说起了他的母亲和家庭情况，话题转到了城南草堂和超尘精舍。弘一法师二十岁时陪母亲从天津迁往上海，住在大南门的城南草堂，在那里，他读书奉母，与母亲度过了五六年最幸福的时光。弘一法师也讲起他母亲的死，以及丧母后的无助，他感觉自己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后来他便去了日本。而在城南草堂生活的最幸福的几年，则成了他的“永远的思慕”。

丰子恺之前很少听老师谈起他的过去。然而就在这一回，弘一法师不仅谈起往事，还带丰子恺他们一同去看了城南草堂旧址，那里已经变作了超尘精舍。

哪里是滨，哪里是桥，哪里是树……弘一法师一一指给他们看。走进超尘精舍，弘一法师又指着其中的几间房间说，这里曾经是他的书房、他的私人会客室，楼上曾经是他母亲的住室，并且把曾经挂着“城南草堂”匾额的地方也指给他们看。

往事悠悠，令人感慨。看了城南草堂旧址，丰子恺更感到人生的无常和缘法的不可思议。后来他写下了一篇长文《法味》，记录其事，发表在《一般》杂志上。

护生画缘

1927年秋，丰子恺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从1928年开始，他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字画各五十幅，弘一法师写字，丰子恺作画。1929年2月，《护生画集》第一集由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赠阅。弘一法师五十岁整寿时，丰子恺以此画册贺寿。

弘一法师在上海江湾丰子恺的寓所前

抗战时期，丰子恺率全家避难，居于广西宜山，时值弘一法师六十整寿，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二集。当时，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两人在书信往来中多次交流，最终完成了字画各六十幅，还是弘一法师写字，丰子恺作画，并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等出版发行。弘一法师在给丰子恺的信中说：到他七十岁时，请丰子恺作《护生画集》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这样，护生画的功德便可圆满。

丰子恺收到此信时，有些惶恐。毕竟，当时他流亡他乡，前途未卜。即使在太平盛世，到弘一法师百岁时，他也应有八十二岁了。生命无常，岂敢盼望如此长寿。但师命焉能不从，丰子恺便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一句承诺，一世情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丰子恺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提前完成了后面的三集。其中最后一集的一百幅护生画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画集在他逝世四年后，于1979年10月在中国香港出版。丰子恺终于不负弘一法师重托。

这样，共六集的《护生画集》，自1928年开始创作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六集，前后历时五十多年。这是丰子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与弘一法师师生情缘的见证。

《护生画初集》封面

《护生画集》内页

开明之缘

开明书店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开设的一个著名出版机构，许多著名文化人都与之结缘，丰子恺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漫画、随笔、音乐论著、翻译作品等，大多由开明书店出版。丰子恺一直自称是“开明人”，他与开明书店的缘分很深，从书店创办之初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与开明书店的来往前后长达二十多年。

一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是章锡琛。1926年8月1日，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正式成立开明书店。1928年，由夏丏尊、刘叔琴、杜梅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人发起，将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丰子恺也是股东之一。

从1929年起，丰子恺任开明书店编辑，同时任编辑的还有叶圣陶、胡墨林等，编辑部负责人为夏丏尊。

开明书店拥有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除了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还包括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王伯祥、徐调孚、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学者、作家，阵容强大。

开明的出版物注重质量，其内容、编校、纸张、装帧设计和印刷都十分讲究，为读书界所赞誉。依靠朴实、严谨的开明人，书店创出了严肃认真出好书的开明风。开明编印的教材切合实际，很受学生欢迎。

开明初创时只有四五人。随着业务发展，工作人员增加，到1934年，总公司下分三个处所，一个室，十八个部，三十多个课和四个委员会。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设在梧州路的开明总店和专为开明书店排印书刊的美成印刷厂全部毁于战火，开明书店损失巨大。章锡琛等拟将开明书店迁至汉口，但因书籍、纸型被日军劫走，只得停业。留守在上海的章锡琛曾被日军关押十多天。1938年3月，丰子恺率长女、次女赴汉口，住在开明书店仓库近两个月。1941年，协理范洗人等在广西桂林设立开明书店总办事处，重组董事会，范洗人任总经理。

后因日军进犯桂林，开明书店总办事处又迁至重庆，由叶圣陶主持。1945年6月1日，丰子恺还参加了开明书店设计会。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总办事处迁回上海。1947年，开明书店增资为法币三十亿元，成为上海出版业五大书局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书店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台北等地设立的分店有十七处。1950年，开明书店实行公私合营，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开明书店共出版书刊约一千五百多种。出版物主要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读者对象，内容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历史地理等，类型有刊物、教科书、青少年读物、古籍和工具书等。早期出版的刊物除《新女性》月刊、《文学周刊》以外，还有立达学会的同人刊物《一般》，后均停刊。《中学生》是开明书店影响最大、发行期最长的刊物。后来，开明书店还创办了《新少年》杂志。丰子恺曾是这些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丰子恺（右）与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左）在草山饮酒

丰子恺（左）与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右）在杭州静江路寓所

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开明国语课本》，课本上市后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1934年，又完成了高等小学用的《开明国语课本》。这两种国语课本，均由叶圣陶亲自编写课文，由丰子恺书写并绘制插图。图画与文字有机配合，这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是很新颖的做法。这套国语课本初版后印行了四十余版次，深受大家喜爱。直到今天，这套书还在重版，在图书销售网站上，依然是长盛不衰的热销品种。

二

开明书店的宗旨在于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无论是出版书籍、创办刊物，还是在倡导新思想、新潮流等方面，它都是中国现代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影响深远。丰子恺身处其时，参与其中，因缘际会，与开明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0年1月，开明书店创办了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中学生》杂志，最初由夏丏尊任主编，后由叶圣陶任主编。丰子恺任艺术编辑，参与杂志的编辑并发表大量作品。

丰子恺在《中学生》上面发表了《从梅花说到美》《从梅花说到艺术》《告初学美术的青年》《怎样学习图画》《“画得像”和“画得好”》等大量的艺术评论、译文，以及《我的苦学经验》《文学中的写生》《旧话》《甘美的回味》等散文佳作，还有《舍监的头》《熄灯后》《同级生》《小学时代的同学》《缺席》《上午九时》《课间妆》《录取新生》等大量漫画作品。几乎每一期《中学生》杂志上都有他的作品。

除此以外，丰子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音乐、美术、文学等各方面的著作也非常多，很多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音乐方面，1926年10月，丰子恺的《音乐入门》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本音乐启蒙书，许多学校将此作为教材。该书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重印数十次，对我国音乐启蒙教育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丰子恺著的《音乐知识十八讲》《孩子们的音乐》《西洋音乐知识》《近世十大音乐家》《西洋音乐楔子》等，以及译著《音乐概论》和编选的《洋琴名曲选》等。

美术方面，丰子恺的第二册漫画集《子恺画集》（1927年版），以及他编译的《西洋美术史》（1928年版）、《西洋画派十二讲》（1930年版）、《西洋名画巡礼》（1931年版），均由开明书店出版。

文学方面，1931年1月，丰子恺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同年，他翻译的《初恋》由开明书店出版。

开明书店出版的《音乐入门》

三

其时，在开明书店，丰子恺还与叶圣陶等人密切合作，出了一些书。如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中收录了丰子恺的散文《〈古代英雄的石像〉读后感》，他还为该书作了封面画、扉页画，以及二十幅插图。又如前文提到的《开明国语课本》。还有《开明文学辞典》，丰子恺也是编辑者之一。

1932年1月，叶圣陶、夏丏尊和章锡琛等发起创办开明书店函授学校，成立开明中学讲义社，夏丏尊任社长，丰子恺被列为讲师。

继《中学生》之后，开明书店又于1936年1月创刊了一份以初中学生和高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重要刊物《新少年》（半月刊），夏丏尊任社长，主编为顾均正，丰子恺、叶圣陶等为编辑。

在这个时期，丰子恺有大量的装饰漫画面世。他的装饰漫画主要分两类，一是书籍封面、扉页上的画，二是书籍的插图及补白。此类画在丰子恺的漫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1934年，丰子恺编的《开明图画讲义》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一部分材料取自日本早稻田函授中学的《图画讲义》，主要内容为编著者的讲述和意见。此外，丰子恺编著的《开明音乐讲义》，亦由开明书店出版。

可以这么说，开明书店及其旗下的杂志社等，是丰子恺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的重要媒介，为他的艺术才华提供了一个尽情发挥的大舞台。丰子恺乐做“开明人”，他的文字生涯与开明书店紧紧连在一起，他的漫画和随笔，通过开明的平台，赢得了读者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三十而立

丰子恺自二十二岁到上海创业，转眼三十岁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对三十岁的丰子恺来说，事业家庭两不误，一切都算顺利。这个时候，“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使他在上海的文艺界已经有了名气。他还是一个有着一群儿女的父亲，教书、育人，忙碌奔波。同时，在弘一法师的影响下，他皈依了佛教，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一阶段他的艺术作品中，也明显有了佛家思想的意味。

一

年届三十，对丰子恺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丰子恺在《缘》一文中写到，在他三十虚岁，即1927年的秋天，弘一法师来上海，在他家小住。其时，丰子恺将楼上自己的书房让给弘一法师住。每天，天色将暮的时候，他就到楼上同弘一法师聊天。他们也不开灯，在苍茫的暮色中，弘一法师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丰子恺则坐在里面的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灰色的天空衬出弘一法师全黑的胸像时，丰子恺方才告辞，弘一法师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

丰子恺在这一年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此后，他发心绘《护生画集》。与此同时，丰子恺与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刊物《海潮音》有了密切联系，他曾多次为《海潮音》绘图、写稿、设计封面等。1931年夏，由弘一法师介绍，丰子恺结识了厦门南普陀寺的广洽法师，并为广洽法师绘释迦牟尼像。此后，他与广洽法师成为终生挚友。

二

年届三十，丰子恺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尤其在随笔创作上，有许多的变化。崇尚艺术与宗教，赞美自然与儿童，丰子恺漫画与随笔的独特风格逐渐形成。由此，他成为上海文坛很有辨识度的一位艺术家。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带有佛家思想色彩和感叹生命无常的作品，如《忆儿时》《阿难》《渐》《大账簿》《剪网》等。

1927年，丰子恺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散文《忆儿时》，后来收入《缘缘堂随笔》。在该文中，他深情回忆儿时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丰子恺五六岁时，暮春，祖母在家里养蚕，蚕落地铺，他走跳板玩。蒋五伯去采叶，他和诸姐跟着去采桑葚吃，然后是采茧、做丝时节，吃枇杷和软糕，是一年一度的无上的乐事。三十岁时，他回忆起这段往事，很神往，感觉很美好；而同时，他又觉得：养蚕做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对数万生灵的杀虐！他想起《西青散记》里面仙人的诗句：“自织藕丝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希望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赦天下春蚕的性命。第二件是吃蟹。丰子恺父亲在世时，每年中秋赏月，全家最开心的事是吃蟹。想到吃蟹，又是对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他神往，一面又使他忏悔。第三件是钓鱼。丰子恺儿时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最要好，王囡囡很能干，教他许多游戏，钓鱼就是其中之一。学会钓鱼后，每逢夏季，他便热心于钓鱼，还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回忆起童年的“游钓之地”故乡石门湾，他也是很神往，但想到钓鱼，不幸又是对生灵的杀虐！他写道：“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

《忆儿时》可以说是丰子恺皈依佛教后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明显的戒杀护生的思想。

1927年9月17日，丰子恺创作的散文《阿难》，写的是妻子小产，一个男孩未长成就死了。丰子恺给他取名阿难，写此文悼念他：“人生原只是一跳。我在你的一跳中，瞥见一切的人生了。”

1928年6月，丰子恺创作的散文《渐》，发表在《一般》第5卷第2号上。他在文章中写道：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

……

试听Blake的歌：一粒沙里看见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劫。

佛家思想的影响，在丰子恺的这类文章里时有体现。

1929年5月，丰子恺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5号上发表了散文《大账簿》，写他幼年时跟大人们坐船到乡间扫墓，手中的不倒翁失足翻落河中，一刹那间形影俱杳，全部交付与不可知的渺茫的世界了。他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窗下层出不穷的波浪，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他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究竟如何，又悲哀这永远不可知的命运。后来，他年纪增长，到了三十岁，这种疑惑与悲哀，非但不能解除，反而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多增深了。他仿佛看见一册极大的大账簿，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如将他三十年中所见、所闻、所为的一切事物，都做详细的记载与考证，最多也只有这大册书页的一角，全书的无穷大分之一。最后，他写道：“我确信宇宙间一定有这册大账簿。于是我的疑惑与悲哀全都解除了。”

1929年10月，丰子恺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上发表了散文《秋》。文中说，他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后，仿佛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好像“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在丰子恺看来，年过三十，仿佛与秋天特别调和了。他尤其对自己喜爱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三十岁时说过的话深抱同感：“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

年届三十，丰子恺的作品中有太多的疑惑与思考，他对于生命无常的感叹，对宇宙、对世界和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究，体现于字里行间。

1928年1月，他在《一般》新年号（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散文《剪网》，此文后被列为开明书店1931年1月出版的《缘缘堂随笔》的首篇，足见它的分量。他说：“我仿佛看见这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所以我想找一把快剪刀，把这个网尽行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世界的真相。艺术，宗教，就是我想找求来剪破这‘世网’的剪刀吧！”

三

赞美自然与儿童，也是丰子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代表作有《华瞻的日记》《儿女》《颜面》《自然颂》等。

《华瞻的日记》作于1927年初夏，发表在当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上。丰子恺站在儿子华瞻的角度，写出了一系列在大人们看来有理，而在儿童们看来十分无理甚至怪异的行事，如“家”的分配法，如爸爸的“痴”和“剃头”等，与其说是在赞美儿童，不如说是在警示大人。类似的散文还有《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等。

丰子恺三十岁时创作的散文《儿女》，更以绝妙的文字，真切地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感受。

他在文章中不断地赞美儿童，羡慕其可贵的童心。当他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寓所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石门湾乡间，自己仍回到上海的寓所中独居时，心里非常想念孩子们那“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比较起他们来，自己的枯坐或默想，敷衍或应酬，分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一个炎夏的下午，他回到石门湾的家中，傍晚，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阿韦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引发了瞻瞻的共鸣，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而软软与阿宝则用散文的、数学的兴味，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丰子恺看着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吃西瓜一事中，不禁感叹：“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而自己比起孩子们来，“真的心眼已经因了世智尘劳而蒙蔽，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1928年10月12日，丰子恺作散文《自然颂》，发表于1929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在收入《缘缘堂随笔》时改名为《自然》。1928年12月15日，他作散文《颜面》，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还有《闲居》等文章，也是他崇尚自然的代表作。

在丰子恺看来，“美”都是“神”的手所造的，假手于“神”而造“美”的，是艺术家。艺术家要在自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发现自己，故必推广其同情心，普及于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

丰子恺在《闲居》一文中写道，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常把几件家具搬来搬去，一月中总要搬数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动一寸，脸盆架子不能旋转一度的时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现了。那时候，他坐在主角的位子上，环视上下四周，有君临一切之感，“一切都朝宗于我，一切都为我尽其职司，如百官之朝天，众星之拱北辰”。就是墙上一只很小的钉，望去也似乎居于适当的位置，成为全体中有机的一员，尽自己专任之职。而作为主人的他，则统御这个“天下”，想象南面王的气概，得到几天的快适。

有一次，他闲居在自己的房间里，曾经对自鸣钟寻了一回开心。他把钟从墙壁上拿下来，用油画颜料把它的脸皮涂成天蓝色，在上面画几根绿的杨柳枝，又用硬的黑纸剪成两只飞燕，用糨糊粘在两只针的尖头上。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油画了。凡在三点二十几分、八点三十几分等时刻，画的构图就非常妥帖，因为两只飞燕恰好在全幅中稍偏的位置，而且追随在一块，画面就保持均衡了。经他这么一改造，这个自然、和谐、美观而实用的自鸣钟，俨然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自鸣钟，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丰子恺故居石门湾缘缘堂里，供人观瞻。

丰子恺在《儿女》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在而立之年对于艺术与儿童的认知，影响了他后来一直所奉行的艺术观，也使他始终能保持可贵的赤子之心和积极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

丰子恺漫画《到上海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