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往年每到十二月初，总要收一通祝贺父亲寿诞的信件和卡片，最准时的是父亲的老友，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卜德先生。我一见那几个中国字，便知是这位老人了。到十二月十日左右，便开始收到祝贺新年的美丽的卡片了。家里每个人都收到一些，有时还要比一比，“今年我得的最早”，“谁说的！我昨天就得了”。我会把收到的贺卡大声喊给父亲听，连从花园中穿过的行人都听得见。

父亲去世已两年了。十二月的热闹冷落下来。两年来，信件少多了，本应该完全没有父亲的信了，但还是陆续不断，从全世界。昨天去哲学系办点小事，又带回一叠信件。

信件中有张向父亲祝贺新年的音乐卡，是河北水产学校一个名叫娄震宁的学生寄来的，卡上写道：我带着仰慕和敬爱的心情，在天涯为您祈祷，祝愿您新年愉快，健康长寿。

这是今年的第一张节日卡。

记得父亲去世以后，我第一次在信箱里拿到给他的信，心里有一种凄然而异样的感觉。那是英国一家学术出版公司寄来的，关于哲学和医药的书目。这种书目以前我是根本不拆的，这次却反复看了好久，还想到书房去，大声喊着告诉什么什么事，几乎举起脚步，忽然猛省，即使喊破了喉咙，谁来听呢。

渐渐地，我习惯了。习惯于收阅寄给另一世界的信件。多半置之不理，有时也代复。譬如询问何处可买到《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就要回复。虽然明知回复了也还是买不到的。

这次拿回的信件中，有几个新鲜机构和编辑部约请帮助，还有两本与父亲无关的校友通讯，不知何故寄来。积两年之经验，得一印象，真的有许多人是不看报纸的。我不知道这是好习惯抑坏习惯，可能什么习惯也不是，只是太忙了。

来信人中也有明察秋毫的。一封打听《新编》售书处的信是写给我的。信封上写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冯友兰先生家冯宗璞女士。另一封给我的信因不知我的地址，写的是“北京大学冯友兰先生纪念馆转交”。许多人昧于已发生的事，混淆了阴阳界。这位朋友本着善良的愿望，想当然以为必有一个纪念馆，把未发生的事当真了。孰知虽有关心的各方人士倡议，此事还不大有要成为现实的样子。

庭院中三松依旧，不时有人来凭吊并摄影。那贺卡中平凡的乐音似乎在三棵松间萦绕。读三松堂书的人，都会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纪念馆。

一块大石头

这样一块大石，不是碑，不是柱，只是石头。立在众多的拥挤的墓碑中，进得万安公墓，向左转过一处假山，即可看见。石头略带红色，若有绿松掩映最好。但是没有，有的是许久不填平的新穴和坑坑洼洼的小路。

静极了，冬日的墓地。远处传来清脆的敲石头的声音，越显得寂静把墓地罩得很紧。

大石在寂静和寒冷中默默地站着。石上刻有“冯友兰先生夫人之墓”几个大字。我的父母亲就长眠在这里。我原想要一块自然的大石，不着一点人工痕迹，现在这一块前面还是凿平了，习惯是很难改的。

父亲冯友兰母亲任载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四姊妹：姊钟琏、兄钟辽、弟钟越，左立为宗璞。（1932年）

十二月四日，是父亲的诞辰，冥寿九十七岁。我一家人在六日来扫墓。先将墓石擦拭干净，然后献上几朵深红色的玫瑰花，花朵在一片灰蒙蒙中很打眼。这是墓中惟一的红色。

我们站在墓前，也被寂静笼罩住了。

去年安葬时，正是冬至。从早便飘着雪。雪花纷纷扬扬，墓地一片白。来参加葬礼的亲友都似披了一层花白毯子。我请大家不必免冠，大家还是脱下帽子一任雪花飘洒。白雪掩盖了墓志，一个年轻人不戴手套，用手抹去雪花。他是那热衷创立“从零到零”体系的学生，我记得。

张岱年先生在墓前讲话，说冯先生的一生是好学深思，永远追求真理的一生，永远跟随时代前进的一生，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也向我的母亲——为父亲承担了一切俗务的母亲，表示敬意。如果没有母亲几十年独任井臼之劳，父亲这样专心于学问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弟弟、飞机强度专家冯钟越随父母安葬于此，这对于逝者和生者，都是很大的安慰。

墓穴封住了，大家献上鲜花。花朵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本来是经不起寒冷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吧。